二、研究的前提和缘起

抗日战争时期是中华民族由衰败走向振兴的重大转折时期，一百多年来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艰苦奋斗终于在此次反侵略战争中取得了重大成果，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中华民族精神在抗日战争中得以凝聚、形成和发展，并成为中华民族振兴的精神源泉。而抗战时期的西南大后方，作为支持和支援抗日战争的战略基地，此间进行的全民的动员、中外的交流、国共的合作以及后方的开发，对战争的胜利皆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加强抗战大后方史研究，不仅可以更系统地揭示大后方人民在中国抗日战争中的卓越贡献和惨重牺牲，更全面地评价国际反法西斯战争东方战场的历史地位，更深刻地认识大后方人民救亡图存、共赴国难的民族精神，进一步弘扬伟大的抗战精神，而且对加强青少年的爱国主义和世界和平教育，对推动国共两党合作和海峡两岸统一，对促进中外合作与交流，对加快西部地区的开放与开发，对加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由于抗战时期西南后方地区所具有的重要地位，故海内外诸多学者在近百年间对其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其成果与本书有关联者，大概情况如下。

抗日战争时期，清华大学国情普查研究所在西南联大社会学系主任陈达教授的主持下，选定云南省呈贡县为人口普查试验区，先后进行了呈贡县人口普查，四个环湖县市（昆明市、昆阳县、昆明县、晋宁县）“云南环湖户籍示范区普查”，以及呈贡县的农业普查，除出版有《云南呈贡县人口普查初步报告》（1940年8月油印本）、《云南省户籍示范工作报告》（1944年铅印本）、《云南省呈贡县农业普查报告》（1944年12月油印本）外，陈达和周荣德还在普查资料的基础上分别写成了《现代中国人口》^[18]和《中国社会的阶层与流动》^[19]。燕京大学与云南大学社会学系合作建立了实地调查工作站，在吴文藻和费孝通的主持下，对云南农村经济生活、基层社区、少数民族历史现状与风俗、城乡关系的变迁、小农经济社会传统和现代工厂之间的问题等进行过专题调查研究，主要研究成果有费孝通《禄村农田》（1943年11月商务印书馆出版），史国衡《昆厂劳工》（1946年2月商务印书馆）、《个旧矿工研究》，张之毅《易村手工业》、《玉村农业和商业的研究》、《洱村小农经济的研究》，田汝康《芒市边民的摆》（194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内地女工》，胡庆钧《呈贡基层权力结构的研究》等，这些社会学家主持的研究课题，既是最早对抗战时期西南社会状况进行的研究，又为我们今天开展对西南地区社会变迁的研究提供了难得的资料。

当代学者对抗战时期西南社会变迁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社会经济和人口变迁两个方面。在人口变迁研究方面，有何一民《抗战时期人口“西进运动”与西南城市的发展》^[20]，冯祖贻《抗战期间内迁人口对西南社会经济的影响》^[21]等论文；在社会经济研究方面，有周天豹、凌承学主编《抗日战争时期西南经济发展概述》^[22]，谢本书、温贤美主编《抗战时期的西南大后方》^[23]，黄立人著《抗战时期大后方经济史研究》^[24]，陈达《我国抗日战争时期市镇工人生活》^[25]，杨光彦、秦志仁主编《跨世纪的大西南——近现代西南经济开发与社会发展历史考察》^[26]，潘洵、杨光彦《抗战时期西南地区农村的社会变迁》^[27]，忻平《试论抗战时期内迁及其对后方社会的影响》^[28]，傅宏《略论抗战时期大后方的农业合作运动》^[29]，诸葛达《抗日战争时期工厂内迁及其对大后方工业的影响》^[30]等论著。此外，还有严海建《抗战后期的通货膨胀与大后方知识分子的转变——以大后方的教授学者群体为论述中心》^[31]，常云平、陈英《抗战大后方难民移垦对生态环境的影响》^[32]，吕洁《抗战时期大后方的物价及国民政府的政策应对》^[33]，常云平、陈英《抗战时期大后方老人之社会救济初探——以重庆为例》^[34]，杉本达夫《关于抗战时期在大后方的作家生活保障运动》^[35]等等。这些研究，虽然在内容上都与抗战时期西南地区的社会经济问题相关，但从方法论的角度看，大多不是社会史的研究，而属于人口史或经济史研究的范畴。

总体而言，目前对于抗战大后方社会的研究，与抗日战争时期抗日根据地、沦陷区等区域社会的研究相比尚有较大的差距，学术界没有举行过这方面的专门学术会议，没有设立专门的研究机构和组织，就连“抗战大后方”的内涵与外延也众说纷纭，没有形成共识（如学术界有“广东后方”、“湖北后方”、“西南后方”等说法，对“后方”一词的内涵外延认识是不一致的）；在已有研究中，也存在着研究视野不宽广、研究资料不翔实、研究方法单一、研究的学术性不强等问题。总之，抗战大后方社会研究，是海内外学术界研究相对薄弱的一个领域，加强此一领域的研究，是当代学者，尤其是西南地区相关研究者责无旁贷的任务。

由于社会变迁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本书的研究不求面面俱到，而是力图就抗战时期西南后方区域人口变动、社会经济、社会分层、社会生活、社会组织、社会问题等一些重点领域进行专题研究。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抗战时期广西在桂系地方势力的控制下相对独立，而收集抗战时期广西的资料又有诸多困难。因此，本书所研究的“西南”，主要以抗战时期的四川、云南、贵州、重庆、西康为主，在一些地方亦兼及广西。

本书力求从多角度、多层面来探讨抗战时期西南大后方社会变迁，但因涉及面广，论述问题多，加之作者能力有限，无论是在理论探讨上，还是在具体分析过程中，不足之处在所难免。而许多援引的例证或研究的主题，无法深入展开讨论，如劳工问题及其治理、西南后方的难童教养等等，都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然而在本书中却不可能详加论述，否则将陷入另一研究范畴，故在一些问题上难逃浅尝辄止之讥，这也是本书无法摆脱的一个不足。

【注释】

[1]蒋君章：《西南经济地理》，商务印书馆1945年版，第2页。

[2]施康强：《浪迹滇黔桂》编者前言，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2页。

[3]蒋君章：《西南经济地理》，商务印书馆1945年版，第2页。

[4]蒋君章：《西南经济地理》，商务印书馆1945年版，第3页。

[5]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编印：《中国战时经济建设问题》（内部刊行），1940年3月，第32页。

[6]杨庭硕、罗康隆：《西南和中原》，云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202页。

[7]参见中国工业经济研究所编印《工业统计资料提要》，1945年7月。

[8]吕登平：《四川农村经济》，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136页。

[9]《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18页。

[10]西安市档案局、西安市档案馆：《筹建西京陪都档案史料选辑》，西北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6页。

[11]《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卷30，国史馆印行2008年11月，第32、34页。

[12]《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卷32，国史馆印行2008年11月，第215页。

[13]《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卷33，国史馆印行2008年11月，第506、508、510页。(www.daowen.com)

[14]《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13，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印，第480页。

[15]李守孔：《八年对日抗战真相》，台北正中书局1979年版，第121页。

[16]重庆地方志总编室：《重庆大事记》，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157页。

[17]周开庆：《四川与对日抗战》，中国台湾商务印书馆1971年版，第39页。

[18]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10月出版有中文本。

[19]上海学林出版社2000年12月出版有中文本。

[20]《社会科学研究》1996年第3期。

[21]《庆祝抗战胜利五十周年两岸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下册）》，中国台湾联经出版公司1996年版。

[22]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23]北京出版社1997年版。

[24]中国档案出版社1998年版。

[25]中国劳动出版社1993年版。

[26]重庆出版社1999年版。

[27]《二十世纪中国社会史研究》，当代世界出版社1998年版。

[28]《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

[29]《贵州社会科学》2000年第4期。

[30]《复旦学报》2001年第4期。

[31]《重庆社会科学》2006年第8期。

[32]《西南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

[33]《改革与开开放》2009年第8期。

[34]《重庆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

[35]《重庆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