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究视域的界定

历史上，“西南”是一个变动不居的历史动态概念，依据不同的划分标准，“西南”的地理范围各不相同。在有关论著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学者心目中大小不一的“西南”，孰是孰非，似难简单断言。但在本书正式展开讨论之前，有必要对概念进行界定。

（一）西南区域的界定

“西南”一词首先代表的是某种相对的方向和方位，但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也逐渐演变成为一个特定的地理名词。不管在理论研究上还是在历史实际中，“西南”都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当中原汉文化定都长安时，“西南”指的是秦岭以南、巫山以西的大片区域。三国时期，蜀汉政权定都成都，“西南”缩小为诸葛亮七擒孟获的一小块地区。而到南宋定都临安（杭州）以后，连唐朝时期的中国首都长安也变为“西安”，此时的“西南”地域又变得异常的广阔了。

在历史上，西南还是与中原文化相对应的一种他称，暗示着一种对其知之甚少的异类文化。从汉至清，西南一概被视为“蛮夷”之区，或者正史不载，或者极其简略，语焉不详。司马迁著《史记》，首次标列“西南”之名，辟为专传，即《西南夷列传》，记载西南各民族情况，当时的“西南”，大致包括今天的云南、贵州和四川的西部。自此以后，虽然“西南”一词的地域含义变化不定，但历代关于“西南”的记载大致不出如今的四川、云南、贵州、重庆、广西、西藏、湖北、湖南地区。近代以来，西南的地域划分存在“大西南”和“小西南”两种方法，且有“西南七省”（川、康、滇、黔、桂、湘、粤）、“西南六省”（川、康、滇、黔、桂、湘）、“西南五省”（川、康、滇、黔、桂）、“西南四省”（川、康、滇、黔）等诸种说法。

民国建立以后，特别是在军阀割据和混战时期，当时与北洋军阀相抗衡的西南军阀，其势力范围包括今天的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四川、重庆。人们对“西南”地域的认识仍然未有定论，“地质学家谢家荣先生以经济为观点，分全国煤矿为六大区，其中一区为西南区，包括云南、贵州、四川、广西四省之煤田；黄汲清先生则以地理为观点，分西南为‘大西南’与‘小西南’两种，小西南包括川滇黔康四省和西藏的东部，而以湖北、广东、广西以及陕西之汉中区为小西南之前卫，合并称为‘大西南’；经济学者史维焕、蒋滋福两先生则谓西南应包括川康滇黔桂湘六省”^[1]。据中国旅行社1939年10月初版画册《西南揽胜》序言所记，“以言开发西南之区域，实以四川、贵州、云南、湖南、广西五省为其范畴”^[2]。这大致反映了抗战初期一般国人对西南地域的认识。而著名学者蒋君章在抗战时期所著《西南经济地理》一书中，“参酌各家所说，及国防经济上彼此相依的特点，定川黔桂滇康五省为西南”^[3]。蒋君章对西南区域的界定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在以上种种对“西南”的界定中，没有沦陷或成为战区，而具有支持和支援持久抗战功能的战略后方基地，大致包括在蒋君章所言西南五省范围之中。由于重庆在1939年确定为行政院直辖市，1940年又成为国民政府陪都，因此，本书所指的“西南”，即指处在抗战大后方，相对较为稳定的重庆市、四川省、云南省、贵州省、广西省、西康省五省一市区域。

西南是一个地域辽阔、地势高峻、山峦起伏、地形复杂多样的地区。据胡焕庸先生估计，战前西南地区的土地面积为160万平方公里，占全国总面积的13.9%，人口为8600余万人，占全国人口总数的18%，就各省而言，四川面积占全国第9位，人口占全国第1位；云南面积占全国第7位，人口占全国第14位；广西面积占全国第17位，人口占全国第13位；贵州面积占全国第20位，人口占第17位；西康面积占全国第16位，人口占全国第23位^[4]。其中四川人口最多，约占全区的60%。西南也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除汉族外，有藏、彝、苗、壮、布依、白、哈尼、傣、侗、回等30多个少数民族，战前人口已达1000多万。

由于西南地区气候多样，地形地质复杂，非常适宜各种农作物的生长，单就四川而言，玉米、甘薯、油菜、烟草产量居全国第一，稻谷居全国第二，大麦、生丝居全国第四，小麦居全国第七^[5]，并出产桐油、茶叶、药材、白蜡等大量农副产品。西南地区还拥有十分丰富的矿产资源和水力资源。煤、铁、盐等常用矿产储量在全国所占比例虽然不大，但单项储量较多，如四川煤的储量，仅次于山西、陕西而位居全国第三位。而各种稀有金属的储量在全国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如云南东川、西康会理、四川彭县的铜矿，云南个旧、广西贺县等地的锡矿，西康会理的金矿、镍矿等产量均居全国前列，此外，西南地区是世界上水力资源最富集的地区之一。

（二）战前西南区域的社会变迁

从社会学理论上讲，社会变迁的含义极其广泛，它泛指社会运行过程中一切社会现象的变化。这种变化，既包括社会变化的过程，也包括社会变化的结果。从类型上说，社会变迁有整体变迁，也有局部变迁；有进步的变迁，也有倒退的变迁；有急剧的变迁，也有缓慢的变迁。因此，社会变迁实际上是指社会历史的发展变化。

从秦朝开始，历代中央政府都对西南进行了开发和治理，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西南地区的社会变迁。秦汉时期，中原政府利用军事、政治、经济等手段，逐步统一了西南民族地区，并开始设置郡县、兴修水利（如秦灭蜀后修建都江堰）、修筑道路，对西南地区进行经营和开发，推动了西南特别是巴蜀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三国魏晋时期，中原地区国家政权更迭频繁、社会动荡不安，而西南地区相对较为安定，特别是在蜀汉、成汉政权时期，由于诸葛亮“西和诸戎，南抚夷越”主张的成功实践，西南地区民族关系较为融洽，加之实行了积极的开发政策，开垦荒地、兴修水利、实施屯田，推动了这里的社会生产力的变革。隋唐时期，四川地区得到较快的发展，益州（蜀）成为西部地区最繁荣的地区（史称“扬一益二”），而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继续推行诸葛亮所创立的“羁縻制度”，西南各族人民得到较充分的自立发展，不少民族相继实现了文化跃进，诞生了一批古代民族^[6]。明清时期，土司制度的完善和“改土归流”政策的推行，大规模的屯田和移民开发，水陆交通的拓展，以及积极的农业和手工业举措，使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迅速，西南地区的经营和开发取得了重大进展。

历代中央和地方政府对西南地区的治理和开发，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西南地区（主要是巴蜀地区）的社会发展，但由于西南地区地处偏远、交通闭塞，民族众多且关系复杂，文化另类，加之中央政府长期视其为“蛮夷”之地，直到近代西南一些重要城市开埠之前，大部分地区仍是生产力低下，经济文化落后。除个别地区个别行业出现微弱的资本主义萌芽外，西南地区总体上还是以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为主，在云南、贵州的一些地区还存在着严重的封建领主经济、奴隶制经济和氏族部落原始经济，甚至显现出一种刀耕火种、结绳刻木的原始状态。(www.daowen.com)

19世纪70年代以后，西南地区成为英法等西方列强入侵中国的后门，蒙自、重庆、思茅、昆明等先后被迫或自主开为商埠，中国政府也被迫同意在云南修筑铁路。清末民初，随着西方列强侵略的加深、清末“新政”的实施和中华民国成立后对振兴实业的提倡，西南地区的近代工业、农业、金融、交通等逐步兴起，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逐步遭到破坏，城乡商品经济有所发展。西南社会逐步步入了近代化的进程。

辛亥革命后，西南地区出现了长达二十余年的军阀统治。频繁的军阀混战，繁重的苛捐杂税，骇人听闻的田赋预征，以及鸦片种植和吸食的泛滥，不仅严重阻碍了西南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且导致了西南区域社会的长期动荡和民众生活水平的极端恶化。

抗战前夕，西南农村经济仍然处于自给自足、粗放经营的落后状态，劳动生产率极其低下，生产发展程度远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广大农民终日劳作，尚不得温饱，稍遇风雨不顺，即会减产歉收，造成饥荒。西南地区的工业发展水平也极其低下，据1937年9月实业部统计，全国符合工厂登记条件的工厂3935家，资本3.7亿多元，工人45万余人，而西南地区仅有工厂163家、资本740多万元、工人不足2万人，分别占总数的4%、2%和4%^[7]，西南工业的落后状况，由此可见一斑。经济的落后，大大阻碍了文教事业的进步。据1936年统计，全国有专科以上的高等学校108所，而在西南地区仅有四川4所，云南、广西各1所，仅占全国总数的5.5%。农业萎缩、工业衰退，加之兵匪横行、横征暴敛、社会失控、民不聊生。以四川为例，农村中有1/3的人口只能靠借贷维持生活，而城市失业人口则高达500余万，“老弱转死沟壑，壮者逃之四方”，导致人口急剧下降，据统计，从1928年到1931年，四川人口减少2400多万^[8]。

（三）西南后方战略地位的确立

所谓“后方”，是与“前线”、“前方”相对应的一个概念，专指远离战线的地区，包括后方地域及其区域内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组织机构和对战争的支援力量。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又从战略的角度深刻指出，战略根据地（战略后方）是赖以执行自己的战略任务，达到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和驱逐敌人之目的的战略基地，没有这种战略基地，一切战略任务的执行和战略目的的实现就失掉了依托^[9]。“后方”既是一个空间（地理）范畴，一个战略（军事）范畴，同时也是一个动态的历史范畴，在同一时期不同的时段，“后方”的内涵特别是地理范围也会发生变化。

抗日战争爆发后，由于中日双方实力上的差距，中国的持久抗战必然要求一个相对稳定的战略后方基地。

1931年9月18日，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揭开了日本侵华战争的序幕，短短几个月，日本就占领了中国的东北。日本军部不满足于既得利益，于1932年1月28日又发动“一·二八”事变，进攻上海。1932年1月29日，在上海十九路军奋起抗战之际，南京紧急召开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讨论当时的军事形势，焦点聚集在“一·二八”事变以及迁都问题上，经多方探讨后，南京政府决定临时迁都洛阳。

1932年3月1日至6日，在洛阳西宫东花园召开的中华民国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通过了《国民党中央确定行都与陪都决议案》，具体内容为：其一，以长安为陪都，定名为西京。其二，以洛阳为行都。其三，关于陪都之筹备事宜，应组织筹备委员会，交政治会议决定^[10]。同时，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还通过了《开发西北案》，决定“以陕、甘、绥、宁、青、新各行省全境及外蒙西部、唐努乌梁海、科布多、阿尔泰等处”为“开发范围……特由中央政府划出建设事业之一部，用中央之政治及经济力量以经营之”，并“于国民政府行政院直辖之下，设西北拓殖委员会……负一切事务进行之责”。之后，国民政府即加强了对西安和西北的建设，并取得了一定成绩。由此可见，“一·二八”事变后南京国民政府是以长安为陪都、以西北为战略后方准备对日作战的。但是，国民政府选择洛阳作行都、长安作陪都，只是根据当时具体的历史情况和政治环境决定的，是国民政府尚未将西南诸省真正纳入它的统治范围之内时所作的迫不得已的决策。早在民国初年，蒋介石就开始关注四川，只是因长时期地与各个军阀及中国共产党进行战争，无暇也无力顾及四川。事实上，由于西北地区经济落后，特产欠丰富，文教相对落后，人力资源不足；在地理上靠近华北，一旦华北沦陷，西安和西北地区容易受到威胁。再加之西北地区接近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对于坚持反苏、反共的国民政府来说，其感受到的威胁并不小于日本。另外，统治新疆的盛世才，也一直未被国民政府控制，对于国民政府来讲，也是一块不小的心病。因此，将西安作为未来的战时首都，将西北作为未来抗战的后方基地并不是一个理想的选择。

1934年底，由于中央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失败而转移到贵州、四川等西南地区，以四川为中心的西南地区开始引起国人的关注，不少有识之士鉴于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的不可避免和中国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状况，逐渐认识到四川在未来战争中的重要地位以及与国家治乱、民族复兴的关系。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势力也乘机进入并逐步控制了以四川为中心的西南地区。随着国民党势力的逐步深入，四川的防区制趋于解体，川政归于统一，川军整编也渐次推进，特别是1935年3月以后，蒋介石两度入川，遍历西南诸省。1936年4月，蒋介石又到四川住了半月，此间，蒋介石多次谈到以四川为后方基地的问题，其抗战国防中心由西北转向西南地区的思想逐步形成。

随着1935年华北事变的发生，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国民政府的对日政策有了实质性的转变，决定采取抵抗侵略的政策，并确定可以依靠的后方抗战基地。以对红军进行围剿为契机，蒋介石最初进入四川，指挥“剿匪”并开始发现西南地区独特而重要的地位。1935年3月2日，蒋介石由汉口飞抵重庆，4日，在四川省党务特派员办事处扩大纪念周会上作《四川应作复兴民族之根据地》的讲话。讲话中，蒋介石说道：“就四川地位言，不仅是我们革命的一个重要地方，尤其是我们中华民国立国的根据地。无论从哪方面讲，条件都很完备。人口之众多，土地之广大，物产之丰富，文化之普及，可以说为各省之冠，所以自古即称天府之国，处处得天独厚。”“四川同胞对于革命的成败与国家民族兴亡存灭的责任，非常重大。”^[11]其讲话的主题是四川应作复兴民族的根据地，强调的是应该。1935年8月11日，蒋介石在峨眉山军官训练团又讲《川滇黔三省的革命历史与本团团员的责任》，不仅讲了“川滇黔三省在革命史上有最光荣的历史，居最重要的地位，实为我们国家和民族托命之所复兴之基”，而且特别强调“四川既为革命的发祥地，就应该做革命永远的根据地”^[12]。10月6日，蒋介石在成都出席国民党四川省党部扩大纪念周会讲演《建设新四川之要道》时又说：“四川在天时地利人文各方面，实在不愧为我们中国的首省，天然是民族复兴最好的根据地”，“四川之治乱，即中国兴亡之关键，四川绝不能乱，一乱国家就要亡”，要“努力将四川建设起来，以造成国家健全的首脑，奠定复兴民族的基础”^[13]。蒋介石还特别强调了四川在解决今后“外患”问题中的重要地位。同一天，蒋介石在成都行辕对四川各高级将领发表题为《四川治乱为国家兴亡之关键》的讲话时说：“今后的外患，一定日益严重，在大战爆发以前，华北一定多事，甚至要树立伪政府都不一定。但是我们可以自信，只要四川能够安定，长江果能统一，腹地能够建设起来，国家一定不会灭亡，而且定可以复兴！日本人无论在东四省或者将来再在华北弄什么伪组织，都不相干，都不足以致我们的死命。我们今后不必因为在华北或长江下游出什么乱子了，就以为不得了，其实没有什么！只要我们四川能够稳定，国家必可复兴！”^[14]应当讲，此时的蒋介石，已不再是孤立地谈论四川在复兴民族中的重要地位，而是对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已有较充分的认识，将外患的日益严重与四川的安定结合起来，以四川为对日抗战根据地的思想已完全形成。这为后来蒋介石提出国府迁渝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虽也进行了英勇的抵抗，组织了大规模的会战，但终因敌强我弱，中方失利。1937年10月29日，蒋介石在南京召开的国防最高会议上，作了题为《国府迁渝与抗战前途》的讲话，对全局退却进行了部署。蒋介石讲话中就其“全局退却”的意义分析道：军事上最重要之点，不但要有预定计划，即挫败亦要有预见的打算。不但胜利要立于主动地位，就是退却也要有主动地位^[15]。蒋介石还在讲话中指出，在“全局退却”后的时期，“四川为抗日战争的大后方”，“重庆为国民政府驻地”^[16]。11月20日，国民政府决定自即日起移驻四川重庆，并于当天发布了《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国民政府兹为适应战况，统筹全局，长期抗战起见，本日移驻重庆，此后，将以最广大之规模，从事更持久之战斗。以中华人民之众、土地之广，人人本必死之决心，以其热血与土地凝结为一，任何暴力不能使之分离，外得国际之同情，内有民众之团结，继续抵抗，必能达到维护国家民族生存独立之目的。”^[17]国民政府西迁重庆，以四川为核心的西南作为抗战大后方基地得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