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　　文

1.上官仪

高宗承贞观之后，天下无事，上官侍郎仪独持国政。尝凌晨入朝，巡洛水堤，步月徐辔，咏诗云：“脉脉广川流，驱马历长洲。鹊飞山月晓，蝉噪野风秋。”音韵清亮，群公望之，犹神仙焉。（《隋唐嘉话》卷中）

《全唐诗》卷四○收录此诗，题作《入朝洛堤步月》，当据本事所拟。本事谓此诗作时，上官仪独持国政，《大唐新语》卷八径谓“上官仪独为宰相”。据史载，上官仪为相在龙朔二年（662）十月，《旧唐书·高宗纪》载：“二年……冬十月……庚戌，西台侍郎上官仪同东西台三品。”至麟德元年（664）被杀，《旧唐书·高宗纪》载：“麟德元年……十二月丙戌，杀西台侍郎上官。”上官仪为相时间约两年，此间高宗在长安。《旧唐书·高宗纪》载：“龙朔……二年……三月甲申，（高宗）自东都还京。……夏四月庚申朔，至自东都。”至麟德二年方幸东都，《旧唐书·高宗纪》载：“麟德……二年春正月壬午，幸东都。”可见上官仪为相时，与高宗及百官俱在西京。据本事及诗意，诗乃上官仪在东都上朝途中循洛堤步月时所作，则其诗作于龙朔二年三月以前，其时上官仪尚未为相。

此一本事当非实录。文中“群公望之，犹神仙焉”，乃人物品评熟套。《世说新语·容止》载：“王右军见杜弘治，叹曰：‘面如凝脂，眼如点漆，此神仙中人。’”又《企羡》云：“孟昶未达时，家在京口。尝见王恭乘高舆，被鹤氅裘。于时微雪，昶于篱间窥之，叹曰：‘此真神仙中人！’”《颜氏家训·勉学》云：“梁朝全盛之时，贵游子弟……无不熏衣剃面，傅粉施朱，驾长檐车，跟高齿屐，坐棋子方褥，凭斑丝隐囊，列器玩于左右，从容出入，望若神仙。”魏晋盛行人物品评，重人物的意度风神，南朝袭其余风，流风浸润，及于初唐。上官仪诗清丽娴雅，颇能见其从容不迫的仪态和潇洒风流的神情。此诗写上朝途中见闻，但未必咏于上朝途中，本事中的一些情节当据诗意及前代故事附会。

2.崔湜

唐崔湜，弱冠进士登科，不十年，掌贡举，迁兵部。父揖，亦尝为礼部，至是父子累日同省为侍郎。后三登宰辅，年始三十六。崔之初执政也，方二十七，容止端雅，文词清丽。尝暮出端门，下天津桥，马上自吟：“春游上林苑，花满洛阳城。”张说时为工部侍郎，望之杳然而叹曰：“此句可效，此位可得，其年不可及也。”（《太平广记》卷四九四引《翰林盛事》）

吴曾《能改斋漫录》卷一一“崔湜年不可及”条载：“《新唐书·崔湜传》：湜执政时，年三十八。尝暮出端门，缓辔赋诗，张说见之，叹曰：文与位固可致，其年不可及也。予按，《翰林盛事》云：……今湜传不载此诗，是矣。第以执政时三十八，则失之，盖湜之赋诗时，是始为执政，年方二十七耳，故张说叹慕之。今湜传乃以其后执政时，年三十六，为说所叹慕，其失甚明。以三十六而后为执政，何足羡慕哉？”

吴氏所引《翰林盛事》与《太平广记》所载略同。考《旧唐书·崔湜传》及《旧唐书·玄宗纪》，先天二年（713）崔湜赐死，时年四十三。据此，崔湜生于咸亨二年（671）。《旧唐书·中宗纪》载，景龙三年（709）二月崔湜以中书侍郎、检校礼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是为崔湜之初执政。同年五月贬襄州刺史，则崔湜初执政时年三十九，《新唐书》本传谓“三十八”，近似。《翰林盛事》及《能改斋漫录》以为“二十七”，实误。

本事所引崔湜诗及本事所叙之事均以东都洛阳为背景。《旧唐书·中宗纪》载，神龙二年（706）“冬十月己卯，车驾还京师。戊戌，至自东都”，可见，神龙二年中宗即已还长安，崔湜之初执政在此后三年。自此后至崔湜赐死，皇帝及百官未至东都，崔湜亦无东都之任。可见，崔湜在东都时并无执政之事。其诗既咏洛阳风物，自当作于神龙二年十月以前，时未执政。又崔湜诗两句出自《酬杜麟台春思》，此诗见于敦煌遗书斯二七一七《珠英学士集》残卷，《珠英学士集》成于大足元年（701），则诗作于大足元年或此前。又崔湜诗右署“左补阙清河崔湜”，可为佐证。此外，据严耕望《唐仆尚丞郎表》卷四，张说初为工部侍郎在景龙元年（707），即崔湜作此诗后数年，为相以前，本事末尾记载失实。《全唐诗》卷五四崔湜《酬杜麟台春思》云：“春还上林苑，花满洛阳城。鸳衾夜凝思，龙镜晓含情。忆梦残灯落，离魂暗马惊。可怜朝与暮，楼上独盈盈。”又《全唐诗》卷九五载沈佺期《和杜麟台元志春情》诗云：“嘉树满中园，氛氲罗秀色。不见仙山云，倚琴空太息。沉思若在梦，缄怨似无忆。青春坐南移，白日忽西匿。蛾眉返清镜，闺中不相识。”二诗当作于同时，为酬和之作。崔、沈二人之诗俱写春情，非泛泳春色，本事所叙情景与此诗旨相去甚远。此本事当出附会，与上官仪《入朝洛堤步月》诗本事如出一辙，乃同一模式。

3.徐安贞

徐侍郎安贞，久居中书省。常参李右丞议，恐其罪累，乃逃隐衡山岳寺，为东林掇蔬行者，而喑哑不言者数年。后值修建佛殿，僧中选善书者题其梁，已二三人矣，而徐行者跨过。掌事怒，以杖连击其背。行者乃画地曰：“某口虽不言，昔年曾学大书也，乞试之。”及试，乃题数行，群僧皆悦服，因遣尽书之。时李北海邕，游岳过寺，观其题处曰：“不知徐公在此。”乃召至，握手而言曰：“朝列于公，已息论矣。”遂解其布褐，饰以簪裳。僧尝杖击者，潜匿无地。徐谓邕曰：“吾恐逢非罪，遁迹深山。凡庸僧辈，安能识我？汝无疑也。”江夏公因戏之云：“徐郎曾吟：‘岘山思驻马，汉水忆回舟。’又‘暮雨夜犹湿，春风帆正开。’”徐曰：“喑哑之日，时亦默而诵之。”因同载北归，止潭州，察使水亭相迓。徐侍郎指李北海呼曰：“行者潇湘逢故人，得随归客，止乎汀洲之娱，若幽谷之睹太阳者矣。不然委顿岩谷，卒于寺隶也。”（《云溪友议》卷中“衡阳遁”）

《旧唐书·徐安贞传》记载：“徐安贞者，信安龙丘人。尤善五言诗。尝应制举，一岁三擢甲科，人士称之。开元中为中书舍人、集贤院学士。上每属文及作手诏，多命安贞视草，甚承恩顾。累迁中书侍郎。天宝初卒。”《新唐书·徐安贞传》载：“徐楚璧，初应制举，三登甲科，开元时为中书舍人、集贤院学士，帝属文多令视草。终中书侍郎，东海县子。在中书省久，是时李林甫用事，或言计议多所参助。后更名安贞。”新传所谓“在中书省久”云云，当据此本事。徐安贞生平尚有可考者。《全唐文》卷三○五有徐安贞所做《除裴耀卿黄门侍郎张九龄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制》，据《新唐书·宰相表中》，裴耀卿为黄门侍郎及张九龄为相在开元二十一年，则本年徐安贞已为中书舍人。《全唐文》卷三○八有孙逖《授徐安贞中书侍郎制》，又《全唐文》卷三八玄宗《册建平公主文》云：“维开元二十五年岁次丁丑九月十一日……今遣使……李林甫、副使中书侍郎徐安贞持节册尔。”据《旧唐书·孙逖传》，孙逖为中书舍人在开元二十四年，则开元二十五年或二十四年徐安贞已为中书侍郎。又《全唐文》卷三八玄宗《册永王侯莫陈妃文》、《册兴信公主文》及《册信王卢妃文》，开元二十六、二十九年及天宝二载，徐安贞均在朝。据《唐会要》卷三六及《郎官石柱题名考》卷二○，开元十九年徐安贞为礼部员外郎，其后当即为中书舍人，故其“居中书省”当即为中书舍人以后事。李邕约天宝元年至三载为卫州刺史，约四载移青州刺史，六载为李林甫所害^[1]。则天宝以后李邕无南游之可能。既然徐安贞自开元二十一年至天宝二载在中书省，并未离朝，而天宝中李邕无南游之事，则本事所叙之事不实。

本事引徐安贞语云：“行者潇湘逢故人，得随归客，止乎汀洲之娱。”云云，乃用梁代柳恽《江南曲》诗意。《江南曲》云：“，日暖江南春。洞庭有归客，潇湘逢故人。故人何不返，春花复应晚。不道新知乐，只言行路远。”此诗为唐人传颂，为诗中常用典故。本事所叙故事当自此诗意敷演而来，徐安贞遁迹衡阳事亦当由此衍生。

柳恽为梁代著名诗人，《南史·柳恽传》载：“恽立性贞素，以贵公子早有令名，少工篇什。为诗云：‘亭皋木叶下，陇首秋云飞。’琅玡王融见而叹赏，因书斋壁及所执白团扇。”可见其以名篇佳句见称于世。徐安贞才华发越，据本事记载，其“岘山”、“暮雨”数句当时为人传颂，本事或以柳恽比于徐安贞。李贺《追和柳恽》谓“汀州白草，柳恽乘马归。”^[2]以柳恽之诗事附会为柳恽之事。此本事亦当因此生出徐安贞隐遁衡岳、遭逢故人及同载北归的一段故事。

4.萧颖士　邹象先

（邹）象先尉临涣，萧颖士自京邑无成东归，以象先同年生也，作诗赠之。来年，萧补正字，象先寄诗重述前事云：“六月度关云，三峰玩山翠。尔时黄绶屈，别后青云致。”萧答云：“桂枝常共擢，茅茨冀同荐。一命何阻修，载驰各州县。壮图悲岁月，明代耻贫贱。回首无津梁，祇令二毛变。”（《唐诗纪事》卷二二“邹象先”）

本事叙述欠明晰，对照两人诗作，颇有牴牾之处。本事谓“象先寄诗重述前事”，所谓“前事”，指“象先尉临涣，萧颖士自京邑无成东归”，则似谓象先授临涣尉时，颖士求宦无成，被迫东归。然象先诗明谓“尔时黄绶屈”，已有所授。颖士释褐金坛尉，则彼时屈为县尉。颖士亦谓“一命何阻修，载驰各州县”，谓二人一授临涣尉，一授金坛尉，各赴任所。可见本事所叙有误。本事又谓“来年，萧补正字”，似谓象先尉临涣之明年，颖士补正字，这一记叙也不确。

关于萧颖士的官历，李华《扬州功曹萧颖士文集序》有明确记载，《序》云：“历金坛尉、桂州参军^[3]、秘书正字、河南参军。辞官避地江左，……淮南节度使表君为扬州功曹参军。……君为金坛尉也，会官不成；为扬州参军也，丁家艰去官；为正字也，亲故请君著书，未终篇，御史中丞以君为慢官离局，奏谪罢职；为河南参军也，僚属多嫉君才名，上司以吏事责君，君拂衣渡江。”^[4]萧颖士释褐金坛尉的时间，陈铁民《萧颖士系年考证》^[5]及《唐五代文学史编年》均定于开元二十三年登进士第后不久。然唐代惯例，进士登第以后，如果不通过制举或吏部主持的科目试，则需守选三年，然后入仕。《册府元龟》卷六三五《铨选部·考课一》载玄宗开元三年六月的诏文：“其明经、进士擢第者，每年委州长官访察，行业修谨、书判可观者，三选听集。”所谓“三选听集”，就是守选三年，然后参加冬集，授予官职。据《唐摭言》卷三、《旧唐书·韦述传》及《旧唐书·文苑传》，萧颖士于开元二十三年进士登第，则授官时间当在开元二十六年。萧颖士《滞舟赋》云：“摄提岁，拂衣海岳，应调函洛。……于时丙丁守位，恢台肇节，朱云四腾，瑶草半歇，景虫虫而炽旱，风翳翳以歊热。”^[6]文中“摄提岁”指戊寅年，即开元二十六年。“应调函洛”当指守选期满，参调入长安、洛阳求仕。“于时丙丁守位”下六句写夏景，则应调时间在这年夏天。大约入京以后，不久得官，这年六月即东行赴任，故邹象先诗云：“六月度关云，三峰玩山翠。”李华《序》谓颖士“为金坛尉也，会官不成”，其中原因，《萧颖士系年考证》已有所考。文引李华《三贤论》：“茂挺（颖士）父为莒丞得罪，清河张惟一时佐廉使，按成之。茂挺初登科，自洛至莒，道邀使车，发词哀乞，惟一泣下，即日舍之，且曰：萧赞府生一贤才，资天下风教，吾由是得罪亦无撼。”^[7]并谓萧旻（颖士之父）“为莒丞得罪”，在颖士初登科时，可见颖士是因至莒救父，未能如期到任，所以做不成金坛尉^[8]。但前已考述，颖士释褐在登第三年后，颖士至莒救父一事应发生在登科以后的守选期间。颖士《赠韦司业书》谓：“以正月二十五日至自东京，……顷在洛中，闻足下初出南宫，仆惕然不乐，寻知足下载司东观，又翻然以喜。”^[9]前句自谓开元二十九年自洛阳赴长安谋职（参下文），后数句谓开元二十七年韦述自吏部郎中转国子司业（说见下），开元二十七年至二十九年为颖士丁父艰时期，可见颖士在洛阳有居业，李华《三贤论》谓颖士“自洛至莒”，也证明其时颖士守选在家。

既然颖士因救父延误赴任的说法不能成立，则“会官不成”当另有缘故。颖士《为扬州李长史贺立皇太子表》云：“臣某言，伏奉制书，皇太子以今月嘉辰，肃膺典册，……臣忝贰藩条，局守官次，不获预陪大礼，称庆阙庭。”^[10]《旧唐书·玄宗纪》载：“（开元）二十六年……六月庚子，立忠王玙为皇太子。秋七月己巳，册皇太子，大赦天下。”则表中所言指“秋七月己巳，册皇太子”一事。《表》作于开元二十六年七月，可见开元二十六年七月颖士在扬州。前已述及，颖士授金坛尉后之官职为扬州参军，据此，开元二十六年七月颖士在扬州参军任，所谓“会官不成”当是赴任途中改授扬州参军，这一推测与颖士六月出关赴任的载述相吻合。

颖士官秘书正字的时间亦有可考。颖士《登临河城赋》序曰：“既而射策桂林，校书芸阁，……天宝元年秋八月，奉使求遗书于人间”^[11]。“校书芸阁”即为秘书正字，可见天宝元年在秘书正字任。颖士《赠韦司业》云：“尝愿得秘书省一官，登蓬莱，阅典籍，冀三四年内，绝笔之秋，使孟浪之谈，一朝见信。”则上书时尚未为秘书正字。颖士上书韦述的时间，《萧颖士系年考证》定于开元二十九年，根据有三：“（一）《书》称述为‘韦司业’，据《旧唐书·韦述传》载，本年述正官国子司业：‘（开元）二十七年，转国子司业。……天宝初，历左右庶子。’（二）《书》云：‘近日见苗侍郎，乃云……。’苗侍郎即苗晋卿，《旧唐书·苗晋卿传》：‘（开元）二十七年，以本官（中书舍人）权知吏部选事。……二十九年，拜吏部侍郎。……天宝二年春……贬为安康郡太守。’（三）《书》云：‘仆……射策甲科，见称朝右，……何言日损一日，年贬一年，蹉跎半纪，乃殊方一下吏耳！’古以十二年为一纪，颖士开元二十三年登第，至二十九年恰为半纪。”据此，颖士为秘书正字不能早于开元二十九年。既然萧颖士授金坛尉在开元二十六年，为秘书正字不能早于二十九年，则本事所谓“来年，萧补正字”之说是不准确的。

萧颖士赠诗为五律，所录邹象先诗只四句，骤起骤落，当是原作中间两联，首尾两联已缺失。

5.孟浩然

孟浩然曾谒华山李相不遇，因留一绝而去曰：“老夫三日门前立，朱箔银屏昼不开。诗卷却抛书袋内，譬如闲看华山来。”（《诗话总龟·前集》卷三一）

《唐摭言》卷一○“海叙不遇”条记载：“平曾谒华州李相（固言）不遇，因吟一绝而去曰：‘老夫三日门前立，珠箔银屏昼不开。诗卷却抛书袋里，譬如闲看华山来。’”以此诗为平曾作。《旧唐书·文宗纪》：大和八年三月“丙子，以右丞李固言为华州刺史，代崔戎”。新、旧《唐书》李固言本传所载略同。又《云溪友议》卷中“白马吟”载：“曾后游蜀川，谒少师李固言相公。”孟浩然与李固言年代不相及，无由交谒，此诗当为平曾所作。

6.李栖筠

李相公吉甫，其先初修进之日，献卷于维扬护军宋甄大夫。甄寡于博识，不哀王孙，连上数启，都不动念。李于馆舍栖旅之甚，去住无依。遂吟一绝句贽之。宋以微茫礼遗而已。李后上第，生吉甫，吉甫继历台省，自信州刺史节判青州，待士稍薄。举子吴武陵诣府投掷，相国似无见重之意。吴不存忌讳，遂书相国先君旧谒宋大夫陈情一章，密献相国，相国大惭，追悔。俟暝，召吴，执手惆怅，厚赂于吴，请为寝默。诗曰：“十处投人九处违，家乡万里又空归。严霜昨夜侵人骨，谁念尊堂未授衣。”（《鉴诫录》卷七“贽旧诗”）

《云溪友议》卷下“因嫌进”条记载此事的别一说法：“安邑李相公吉甫，初自省郎为信州刺史。时吴武陵郎中，贵溪人也，将欲赴举，以哀情告于州牧，而遗五布三帛矣。吴以轻鲜，以书让焉。其词唐突，不存桑梓之分，乃非其礼。正郎微诮焉。赞皇母氏谏曰：‘小儿方求成人，何得与举子相忤。’遂与米二百斛。”亦谓吴武陵投谒时，吉甫在外任。《旧唐书·李吉甫传》载：“及陆贽为相，出为明州员外长史，久之遇赦，起为忠州刺史。……六年不徙官，以疾罢免。寻授郴州刺史，迁饶州。……宪宗嗣位，征拜考功郎中、知制诰，既至阙下，旋召入翰林为学士，转中书舍人，赐紫。”据此，李吉甫未为信州、青州刺史。《旧唐书·地理志三》“信州”云：“乾元元年，割衢州之常山、饶州之弋阳、建州之三乡、抚州之一乡，置信州，……贵溪，永泰元年十一月，分弋阳西界置。”贵溪乃信州建置以后自弋阳西界划出，而弋阳在信州建置前属饶州，可见贵溪原属饶州。疑吴武陵谒吉甫时吉甫方为饶州刺史，本事最初流传时，当以贵溪原属饶州，遂以吴武陵谒见为州人求告。后在流传中又独取州人求告一节，而贵溪时属信州，遂再误以吉甫曾为信州刺史。

两则本事当同出一事，而传闻异词，其中必有附会。岑仲勉《金石论丛·贞石证史》谓“此殆牛、李党争故为诽语者”。又谓“吴湘为武陵兄子，德裕即以湘狱贬死崖州。《旧唐书》传言武陵坐脏时，德裕为相，故挟怨附李宗闵，同作谤言。”可备一说。

7.阎济美

阎济美，前朝公司卿许与定分，一志不为，某三举及第。初举，刘单侍郎下杂文落第。二举，坐王侍郎杂文落第。某当是时，年已蹭蹬，常于江激往径山钦大师处问法。是春，某既下第，又将出关。因献座主六韵律诗曰：“謇谔王臣直，文明雅量全。望炉金自跃，应物镜何偏？南国幽沈尽，东堂礼乐宣。转今游异士，更昔至公年。芳树欢新景，青云泣暮天。唯愁凤池拜，孤贱更谁怜。”座主览焉。问某，今年何者退落？具以实告。先榜落第，座主赧然变色，深有遗才之叹。乃曰：“所投六韵，必展后效。足下南去，幸无疑将来之事。”某遂出关。秋月，江东求荐，名到省后，两都置举，座主已在洛下。比某到洛，更无相知，便投迹清化里店。……十一月下旬。遂试杂文。十二月三日。天津桥放杂文榜。……是月四日，天津桥作铺帖经。……某具前白主司曰：“某早留心章句，不工帖书，必恐不及格。”主司曰：“可不知礼闱故事，亦许诗赎。”某致词后，纷纷去留。某又遽前白主司曰：“侍郎开奖劝之路，许作诗赎帖，未见题出。”主司曰：“《赋天津桥望洛城残雪》诗。”某只作得二十字。某诗曰：“新霁洛城端，千家积雪寒，未收清禁色，偏向上阳残。”已闻主司催约诗甚急，日势又晚。某告主司，天寒水冻，书不成字。便闻主司处分，得句见在将来。主司一览所纳，称赏再三，遂唱过。……座主还阙之日，独揖前曰：“春间遗才，所投六韵，不敢惭忘，聊副素约耳。”（《太平广记》卷一七九引温庭筠《乾子》）

徐松《登科记考》卷一○系阎济美大历九年登第，引《乾子》为证，并按：“《唐诗纪事》亦载此事，言济美于大历九年春下第，将出关，献座主张谓诗，是年张谓知上都举，《乾子》作王侍郎，非也。第东都十年知举为蒋涣，《纪事》以为张谓，亦非。《乾子》又言刘单侍郎，考大历中上都知举无刘单。”《唐诗纪事》言济美于大历九年下第，来年东都试登第，且座主均为张谓。徐氏认为大历十年东都知举者为蒋涣，而非张谓，故系济美于大历九年登第。《唐五代文学编年史》亦以济美于是年登第，否定大历十年之说，其反证是大历十年张谓未知举，且《乾子》及《唐诗纪事》均谓济美及第年试题为《蜡日祁天宗赋》，而该年非此试题。《登科记考》及《编年史》否定《唐诗纪事》大历十年之说的理由是确凿无误的，但系济美于大历九年登第却缺乏足够证据。大历九年东都知举者为蒋涣，《登科记考》亦已标明。徐氏以张谓未知大历十年东都举，故不系济美于该年及第，然已知张谓亦未知大历九年东都举，又系济美该年登第，所持前后不一，何其陋也！《编年史》指出大历十年张谓未知举，然忽略了大历九年张谓也未知东都举这一细节。

《乾子》此节叙事用第一人称，乃阎济美自叙平生，所叙赴试登第情形必不误，因而文中情事是确定其登第时间的最重要的材料。

文谓“初举刘单侍郎下杂文落第”，严耕望《唐仆尚丞郎表》卷一六以刘单知大历六年春贡举，发榜，其说可信。第一、《元和姓纂》卷五记载：“礼部侍郎刘单，岐山人。”是刘单官终礼部侍郎。第二、《旧唐书·杨炎传》载：“元载自作相，常选擢朝士有文学才望者一人厚遇之，将以代己。初引礼部郎中刘单^[12]；单卒，引吏部侍郎薛邕，邕贬，又引炎。”薛邕以大历八年五月由吏侍贬出，则单为礼侍卒，必在稍前。又邕自大历元年为礼侍至五年迁吏侍，单为礼侍应在邕后，即单为礼侍应在大历五年至八年之间。第三、《唐语林》卷八“累为主司”条谓：“张谓三，大历六年、七年、八年。”而《唐诗纪事》卷二五谓张谓“典七年、八年、九年贡举”。薛邕大历五年由礼侍迁吏侍，是年春仍知贡举，若张谓知举始于大历六年，则将无以置单，故张谓知举时间以《唐诗纪事》为准。严氏的解释是：唐制本年春贡举例以前一年冬派遣知举人，故史籍往往以知二年举为第一年，谓盖以六年冬始迁礼侍知七年春贡举。

可见，阎济美初举在大历六年。据《唐摭言》卷一“两都贡举”条载：“自大历十一年停东都贡举，是后不置。”《册府元龟》所载略同。又大历九年、十年知东都贡举者为蒋涣，《登科记考》卷一○以大历八年蒋涣知东都贡举，不确。《旧唐书·代宗纪》载：“（大历七年五月）癸亥，以检校礼部尚书蒋涣充东都留守，……（八年九月）甲午，东都留守蒋琼兼知东都贡举。”^[13]则涣大历八年九月始任贡职，其发榜时间是大历九年。《唐语林》卷八载：“蒋涣再，大历九年，十年。”不误。则济美后两次应试必在大历七年、八年，八年东都试及第。涣已于大历七年为东都留守，八年又未知贡举，则该年知贡举者非东都留守，《乾子》记“座主还阙”云云，可见该年东都知举者乃西京官。前已述及，张谓知大历七年、八年、九年贡举，则八年东都知举者应为张谓。《唐摭言》卷一“两都贡举”条载：“永泰元年，始置两都贡举。礼部侍郎官号皆以‘知两都’为名，每岁两地别放及第。”则其时礼部侍郎固可知两都贡举，张谓该年亦知东都举当无疑义。

8.王建

王建校书为渭南尉，作宫词。……渭南先与内宫王枢密，尽宗人之分，然彼我不均，后怀轻谤之色。忽因过饮，语及桓、灵信任中官，多遭党锢之罪，而起兴废之事，枢密深憾其讥，诘曰：“吾弟所有宫词，天下皆诵于口。禁掖深邃，何以知之？”建不能对，元公亲承圣旨，令隐其文，朝廷以为孔光不言温树者，何其慎静乎！二君将遭奏劾，为诗以让之，乃脱其祸也。建诗曰：“先朝行坐镇相随，今上春宫见长时。脱下御衣偏得着，进来龙马每交骑。常承密旨还家少，独奏边情出殿迟。不是当家频向说，九重争遣外人知。”（《云溪友议》卷下“琅琊忤”）

本事所引王建诗，《全唐诗》卷三○○题作《赠王枢密》。《旧唐书·王守澄传》记载，元和末守澄为宦者，宪宗暴崩，守澄与中官定册立穆宗。长庆中，知枢密事。文宗即位，守澄为骠骑大将军，充右军中尉。大和九年，为文宗鸩杀。王守澄宦历宪宗、穆宗、敬宗、文宗四朝，诗称“先朝”云云，必在宪宗以后，而文宗即位前未为太子，未在“春宫”，则必不作于宪宗、文宗朝。又敬宗长庆二年十二月立为太子，四年正月即位，在“春宫”仅一年，亦不得谓“春宫见长时”。穆宗于元和七年立为太子，十五年即位，“今上”应指穆宗。据此，王建此诗当作于穆宗时。

王建《宫词》100首，内容丰富。有朝廷政务，宫中执掌；有天子游猎，宫廷行乐；还有宫中节令，宫女生活。本事意谓王守澄泄漏宫中之事，王建因以写入《宫词》，守澄以王建传播宫闱密事而欲行告发，王建遂借此诗归罪守澄，予以反制。然前引王建诗不能证实这一说法。此诗首联点明王守澄与宪宗、穆宗的亲密关系，颔联和颈联叙述王守澄在宫中的职责行事，意在说明其独荷荣宠，深得信任。尾联承前两联之意，流露企羡颂美之情。所谓“频向说”，是指守澄自炫其在宫中的职事及荣宠，非指守澄泛言宫中琐事。可见，诗意与本事不合，疑此事据王建诗尾联附会而来。

9.李约

兵部李员外约，汧公之子也。识度清旷，迥分尘表。与主客张员外谂同弃官，并韦征君况墙东遁世，不婚娶，不治生业。李尤厚于张，每与张匡床静言，达旦不寝，人莫得知。赠张诗曰：“我有心中事，不向韦二说。秋夜洛阳城，明月照张八。”（《尚书故实》）

《南部新书》丁载此诗本事云：“李约为兵部员外，勉子也。与主客员外郎张谂同官，二人每单床静言，达旦不寐。故约《赠韦征君况诗》曰：……”以李约诗为赠韦况而作。考李约诗，称“韦二”、“张八”，乃第三人称口吻，不类赠人之作，疑非赠韦况、张谂之诗。诗谓诗人有满腹心事，却不便向韦况言说。于时秋夜，皓月当空，诗人想起洛阳城里的好友张谂，似欲有所诉说，但人在两地，无由接谈。据诗意，此诗为月下怀人之作。本事所谓李、张二人静言终夜一事，叙说怪异，疑据诗意附会而成。

10.韦皋

西川韦相公皋，昔游江夏，止于姜使君之馆。姜氏孺子曰荆宝，已习二经，虽兄呼于韦，恭事之礼，如父叔也。荆宝有小青衣曰玉箫，年才十岁，常令祗候，侍于韦兄，玉箫亦勤于应奉。后二载，姜使君入关求官，而家累不行。韦乃易居，止头陁寺，荆宝亦时遣玉箫往彼应奉。玉箫年稍长大，因而有情。时廉使陈常侍得韦君季父书云：“侄皋久客贵州，切望发遣归觐。”廉察启缄，遗以舟楫服用。仍恐淹留，请不相见。泊舟江渚，俾篙工促行。昏暝拭泪，乃书以别荆宝。宝顷刻与玉箫俱来，既悲且喜。宝命青衣从往，韦以违觐日久，不敢俱行，乃固辞之。遂为言约，少则五载，多则七年，取玉箫。因留玉指环一枚，并诗一首。五年既不至，玉箫乃静祷于鹦鹉洲。又逾二年，暨八年春，玉箫叹曰：“韦家郎君，一别七年，是不来耳。”遂绝食而殒。姜氏愍其节操，以玉环着于中指，而同殡焉。后韦公镇蜀，到府三日，询鞫狱情，涤其冤滥轻重之系，近三百余人。其中一辈，五器所拘，偷视厅事，私语云：“仆射是当时韦兄也。”乃厉声曰：“仆射仆射，忆得姜家荆宝否？”韦公曰：“深忆之。”“即某是也。”公曰：“犯何罪而重羁缧？”答曰：“某辞违之后，寻以明经及第，再选清城县令。家人误爇廨舍库牌印等。”韦曰：“家人之犯，固非己尤。”便与雪冤，仍归墨绶，乃奏眉州牧。敕下，未令赴任，遣人监守，朱绂其荣，留连宾幕。属大军之后，草创事繁，经蓂荚数凋，方谓：“玉箫何在？”姜牧曰：“仆射维舟之夕，与伊留约，七载是期。逾时不至，乃绝食而殒。”因吟留赠玉环诗云：“黄雀衔来已数春，别时难解赠佳人。长吟不见鱼书至，为遣相思梦入秦。”韦公闻之，益增凄叹，广修经像，以报夙心。且想念之怀，无由再会。时有祖山人者，有少翁之术，能令逝者相亲。但令府公斋戒七日，清夜，玉箫乃至，谢曰：“承仆射写经，供佛之力，旬日便当托生。却后十二年，再为侍妾，以谢鸿恩。”临诀微笑曰：“丈夫薄情，令人死生隔矣。”后韦公陇右之功，终德宗之代，理蜀不替。是故年深，累迁中书令同平章事。天下向附，泸棘归心。因作生日，节镇所贺，皆贡珍奇。独东川卢八座，送一歌姬，未当破瓜之年，亦以“玉箫”为号。观之，乃真姜氏之玉箫也，而中指有肉环隐出，不异留别之玉环也。京兆公曰：“吾乃知存殁之分，一往一来；玉箫之言，斯可验矣。”（《云溪友议》卷中“玉箫化”）

《全唐诗》卷三一四录韦皋《忆玉箫》^[14]诗云：“黄雀衔来已数春，别时留解赠佳人。长江不见鱼书至，为遣相思梦入秦。”序云：“玉箫者，江夏姜使君家青衣也。皋微时，客于姜，与之有情，以玉指环及一诗遗之，订后约。久之，玉箫郁念成疾死，姜以环着中指葬焉。后皋镇蜀，生日，东川献歌姬，亦名玉箫，而貌正同，中指肉隐起如所着玉环，时以为感皋意再生云。”此诗据《云溪友议》辑录，序亦据以缩写。序中“以玉指环及一诗遗之”指韦皋离别玉箫时留环赠诗一事。《云溪友议》云：“宝命青衣从往，韦以违觐日久，不敢俱行，乃固辞之。遂为言约，少则五载，多则七年，取玉箫。因留玉指环一枚，并诗一首。”可见辑录者以此诗为韦皋别玉箫时所赠之诗。但是，在《云溪友议》中，此诗并未置于韦皋与玉箫离别这一情节之中，诗与事并无直接关联。此诗出自下面的情节：韦皋后镇蜀，巧遇荆宝，因问玉箫所在。“姜牧曰：‘仆射维舟之夕，与伊留约，七载是期。逾时不至，乃绝食而殒。’因吟留赠玉环诗云：……韦公闻之，益增凄叹。”显然，辑录者以此所吟留赠玉环诗为韦赠玉箫之诗。这一解读具有明显的失误。首先，韦皋的留别诗完全可能是一首泛言离情的诗，未必即吟玉环。其二，诗的内容与离别情景不符。诗首两句言离别赠环之事，“已数春”说明其事早在数年以前。后两句言别后相思，乃纪实之词，自然只能作于离别之后。可见此诗不可能作于离别之时。其三，荆宝因韦皋询问，方叙玉箫之事，何故遽然插入韦皋之诗，意有未通。其实，此诗乃玉箫所作，写作时间在两人离别以后数年。首两句以黄雀衔环故事喻当时韦皋留赠玉环一事，后两句谓别后杳无音信，因而希望结思成梦，赴秦地与韦皋相会。荆宝吟其诗，乃告以玉箫相思之苦，故“韦公闻之，益增凄叹”。可见，此诗乃玉箫咏韦皋所赠玉环，为睹物伤情之作。《云溪友议》文字过于简略，叙述含糊不清，因而造成误解。

11.武元衡

唐武元衡伯苍也。河南人。建中四年进士。元和二年，以门下侍郎、平章事，出为剑南节度。八年，复秉政。明年，早朝遇盗，为所害。元衡工五言诗，好事者传之，被于管弦。尝夏夜作诗曰：“夜久喧暂息，池台惟月明。无因驻清景，日出事还生。”翌日遇害。（《郡斋读书志》卷一七）

《全唐诗》卷三一七录此诗，题作《夏夜作》。《旧唐书·武元衡传》载：“元衡宅在静安里，十年六月三日，将朝，出里东门，有暗中叱使灭烛者，导骑诃之，贼射之，中肩。又有匿树阴突出者，以棓击元衡左股。其徒驭已为贼所格奔逸，贼乃持元衡马，东南行十余步害之，批其颅骨怀去。”又《旧唐书·宪宗纪》载：“（元和十年）六月辛丑朔。癸卯，镇州节度使王承宗遣盗夜伏于靖安坊，刺宰相武元衡，死之。”由“辛丑朔”推算，“癸卯”为六月三日。可见，两处记载元衡遇害时间完全相同。六月二日，月亮初出，“夜久”则无月。《夏夜作》所写月夜景象与此时间不符，必不作于此时。本事乃据诗中“日出事还生”一句附会而来。

12.韩愈

韩愈好奇，与客登华山绝顶，度不可返，乃作遗书，发狂恸哭。华阴令百计取之，乃下。（《国史补》卷中）

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一○“韩退之”引《历代确论》载沈颜《登华旨》云：“尝读李肇《国史补》云：‘韩文公登华岳之巅，顾视其险绝，恐慄，度不可下，乃发狂恸哭而欲缒遗书为诀。且讥好奇之过也如是。’沈子曰：吁！是不谕文公之旨邪！夫仲尼之悲麟，悲不在麟也。墨翟之泣丝，泣不在丝也。且阮籍纵车于途，途穷辄恸，岂始虑不至邪？盖假事讽时，致意如此耳。前贤后贤，道岂相远？文公愤趣荣贪位者，若陟悬崖，险不能止，俾至身危踣蹶，然后叹不知税驾之所，焉可及矣。悲夫！文公之旨，微沈子，几晦乎？”魏泰《东轩笔录》卷一五以沈氏为妄辨，云：“唐小说载韩退之尝登华山，攀缘极峻，而不能下，发狂大哭，投书与家人别，华阴令百计取，始得下。沈颜作《聱书》辨之，以为无此事，岂有贤者而轻命如此。予见退之《答张彻》诗，叙及游华山事，句有‘磴藓拳跼，梯飚飐伶俜。悔狂已咋指，垂诫仍镌铭。’则知小说为信，而沈颜为妄辨也。”魏泰引韩愈诗为证，以其事为实有，所辨沈氏之妄者，以为沈氏以其事为无也。其实，这是误解了沈氏的意思。沈氏反驳李肇，原因在于李肇认为诗中所叙韩愈登华山一事乃无谓之举，好奇之过。他认为李肇误解了诗事的意义，认为韩愈如古之先贤，诗中寓有微言大义。观沈氏引仲尼悲麟、墨翟泣丝及阮籍穷途恸哭三事以拟诗事，则知其信“发狂恸哭”为实有，非辨李肇所记为无。

此后，宋代学者有力辨其无者，反复辩难，各执一端。诸人所论涉及两个问题，一是诗事的有无，二是诗事的意义。

李肇《国史补》中的记载，实出韩愈《答张彻》中的有关叙述，诗云：“洛邑得休告，华山穷绝陉。倚岩睨海浪，引袖拂天星。日驾此回辖，金神所司刑。泉绅拖修白，石剑攒高青。磴藓拳跼，梯飚飐伶俜。悔狂已咋指，垂诫仍镌铭。”^[15]本事记载的韩愈作遗书、县令援救的情节，于诗无据，而“发狂恸哭”一节乃据“悔狂已咋指”一句。但是该句有重要异文。《韩昌黎诗系年集释》注云：“祝本、魏本、廖本注曰：‘狂’一作‘往’。”^[16]按，作“往”是，两句为对句，“悔往”对“垂诫”，作“狂”则非对句。两句是说，因山路险峻，跋涉艰难，故后悔当初轻率前往。诗本作“往”，“狂”乃形近而误。本事作者未能详察，因此异文附会“发狂恸哭”的怪异举动，又进而敷演韩愈作遗书、县令援救等情节。可见，《国史补》中记载的故事情节是对韩愈诗的误读和增饰，不足为据。

《答张彻》作于元和元年。贞元十九年，韩愈在朝为监察御史，因触怒权要，贬为阳山令，至永贞元年，徙江陵府法曹参军。元和元年，授国子博士，此诗反映了当时的落寞心境。诗之后半追叙被贬以后的人生经历，着力表现贬谪生活的险恶与屈辱，以及内心的忧伤与惶恐，为全篇主旨所在。“洛邑”下12句处在诗之后半之前，其实是借用登山一事隐喻后面诗歌的内容，并起到开启下文的作用。这12句极力铺写山路的险峻难行，其实是在暗示仕途的艰险难测，登临绝顶时的悔悟与垂诫是诗人历经贬谪以后对官场深怀戒惧心理的曲折反映。这一心态在韩愈作于永贞元年的《赴江陵途中赠王二十补阙李十一拾遗李二十六员外翰林三学士》一诗中可以得到印证。该诗写到经历贬谪以后的失意与绝望，诗云：“自从齿牙缺，始慕舌为柔。因疾鼻又塞，渐能等熏莸。深思罢官去，毕命依松楸。”^[17]对官场的畏惧逃避心态可以成为“洛邑”下数句的有力注解。唐人诗多以“行路难”喻仕途的艰险和人世的苦难，“洛邑”下数句其实也未脱离这一思维的模式和文学表现的模式。

13.刘禹锡

（刘）禹锡积岁在湘、澧间，郁悒不怡，因读《张九龄文集》，乃叙其意曰：“世称曲江为相，建言放臣不宜于善地，多徙五溪不毛之乡。今读其文章，自内职牧始安，有瘴疠之叹，自退相守荆州，有拘囚之思。托讽禽鸟，寄辞草树，郁然与骚人同风。嗟夫，身出于遐陬，一失意而不能堪，矧华人士族，而必致丑地，然后快意哉！议者以曲江为良臣，识胡雏有反相，羞与凡器同列，密启廷诤，虽古哲人不及，而燕翼无似，终为馁魂。岂忮心失恕，阴谪最大，虽二美莫赎耶？不然，何袁公一言明楚狱而钟祉四叶。以是相较，神可诬乎？”（《旧唐书·刘禹锡传》）

本事所录原文乃刘禹锡诗《读张曲江集作》小引，其诗云：“圣言贵忠恕，至道重观身。法在何所恨，色伤斯为仁。良时难久恃，阴谪岂无因。寂寞韶阳庙，魂归不见人。”^[18]

永贞元年，顺宗即位，王叔文等发起了旨在变革朝政的“永贞革新”，刘禹锡、柳宗元为王叔文集团的骨干成员。不久，革新运动失败，刘禹锡贬为连州刺史，途中再贬为朗州司马。直到元和十年召还长安，但不久又出为连州刺史。本事明谓《读张曲江集作》作于湘、澧间，即贬于朗州时期。《新唐书·刘禹锡传》记载：“禹锡久落魄，郁郁不自聊，其吐辞多讽托幽远，作《问大钧》^[19]、《谪九年》等赋数篇。又叙：‘张九龄为宰相，建言放臣不宜与善地，悉徙五溪不毛处。然九龄自内职出始安，有瘴疠之叹；罢政事守荆州，有拘囚之思。身出遐陬，一失意不能堪，矧华人士族必致丑地，然后快意哉！议者以为开元良臣，而卒无嗣，岂忮心失恕，阴责最大，虽它美莫赎邪！’欲感讽权近，而憾不释。久之，召还。”也以此诗作于朗州。

但是，这首诗的思想倾向与被贬朗州一事不甚吻合。此诗虽因读《张九龄文集》有感而作，但意有所指，决非泛泛议论。此诗借张九龄建言放臣不与善地一事谴责宰臣忮心失恕，谴责对象是执政的宰臣。永贞元年，刘禹锡等人初贬主要出于宪宗的意旨。顺宗即位以后，王叔文擢用刘禹锡、柳宗元等人，形成了一个以变革朝政为主导的政治集团。时宪宗为太子，对王叔文集团持抵制态度，王叔文等也因此曾拟另立嗣君。因为政治上的对立，宪宗对王叔文集团成员深怀嫉恨，即位以后，立即给予王叔文等以严厉打击。王叔文赐死，刘禹锡等人一贬再贬。宪宗还下诏，废锢诸人，纵逢恩令，不在量移之列。可见，刘禹锡等人初贬是宪宗主导的。

此诗的写作应在元和十年再贬连州以后，谴责的对象当是宰相武元衡。永贞革新时，武元衡在御史台为御史中丞，因抵制改革运动，被王叔文集团贬为右庶子。宪宗即位以后，得到信任，此后两度为相，成为宪宗集团的代表人物。元和十年刘禹锡等人召还长安时，武元衡正执掌朝政。刘禹锡把此后再度遭贬的原因归结为武元衡的排斥打击，作于元和十年的政治寓言诗《飞鸢操》对此有所透露^[20]。诗中飞鸢争食疑忌鸳雏的描写源出《庄子·秋水》，是借庄子讽刺惠施的故事隐喻武元衡对王叔文集团成员的猜忌。该诗以艺术的形式反映了元和十年武元衡对刘禹锡等人的排斥打击，体现了刘禹锡对这一政治事件的反思^[21]。元和八年，刘禹锡在朗州时曾上书再度为相的武元衡，希望武元衡能援之以手，其文云：“伏遇相公秉钧，辄已自贺。傥重言一发，清议攸同。使圣朝无锢人，大冶无废物。自新之路既广，好生之德远彰。群蛰应南山之雷，穷鳞得西江之水。指顾之内，生成可期。伏惟发肤寸之阴，成弥天之泽；回一瞬之念，致再造之恩。诚无补于多事之时，庶有助于阴施之德。”^[22]但是，武元衡非但不援之以手，相反，打击排斥不遗余力。在刘禹锡看来，这是有违忠恕之道、阴施之德的。《读张曲江集作》谴责宰臣忮心失恕，正是这一思想的反映。元和十年，武元衡遭藩镇刺客刺杀，死于非命，所谓“阴谪”似指此。不仅如此，作者谴责张九龄“建言放臣不宜与善地”，使“华人士族”至于“丑地”，这一批判态度与作者被贬连州时“官虽进而地益远”的处境最为吻合^[23]。

可见，此诗并不作于朗州，作于元和十年武元衡遇刺以后，时在连州。

刘梦得送人下第诗云：“今此卜行日，高堂应梦归。莫将和氏泪，滴向老莱衣。”又有诗云：“新诗一联出，白发数茎生。”（《诗话总龟·前集》卷四三引卢瓌《抒情》）

刘禹锡字梦得，此诗刘禹锡诗集不载。《全唐诗》卷五四四录刘得仁《送友人下第归觐》一诗，诗云：“君此卜行日，高堂应梦归。莫将和氏泪，滴著老莱衣。岳雨连河细，田禽出麦飞。到家调膳后，吟苦落蝉晖。”《全唐诗》卷一一四重收，作殷遥诗。据此，《抒情》所录乃诗之前半，而作者乃由刘得仁而误。《抒情集》作于晚唐五代，可见晚唐五代以此为刘得仁所作。又《文苑英华》卷二八四作刘得仁，此诗当属刘得仁。作殷遥诗乃误。

14.陈通方

陈通方，闽县人。贞元十年顾少连下进士及第。时属公道大开，采掇孤俊。通方年二十五，第四人及第。以其年少名高，轻薄自负。与王播同年。王时年五十六，通方薄其成事。后时，因期集戏附其背曰：“王老王老，奉赠一第。”言其日暮途远，及第同赠官也。王曰：“拟应三篇。”通方又曰：“王老一之谓甚，其可再乎？”王心每贮之。通方寻值家艰还归。王果累捷高科，官渐达矣。通方后履人事入关，王已丞郎判监铁。通方穷悴寡坐，不知王素衔其言，投之求救。同年李虚中时为副使，通方亦有诗扣之，求为汲引云：“应念路傍憔悴翼，昔年乔木幸同迁。”王不得已，署之江西院官。赴职未及其所，又改为浙东院。仅至半程，又改与南陵院。如是往复数四，困踬日甚。退省其咎，谓甥侄曰：“吾偶戏谑，不知王生遽为深憾。人之于言，岂合容易哉。”寻值王真拜，礼分悬绝，追谢无地，怅望病终。（《太平广记》卷二六五引《闽川名士传》）

《旧唐书·王播传》记载：“（大和）四年正月，（王播）患喉肿暴卒，时年七十一。”《旧唐书·文宗纪》亦载：“（大和四年正月）甲午，守左仆射、同平章事、诸道盐铁转运使王播卒。”以此推之，贞元十年，王播年三十六^[24]，非“五十六”，正当盛年。所谓陈通方戏称“王老”、王播怀恨一事或出误传。

本事称王播为丞郎判盐铁时，陈通方投之求救，时李虚中为副使，通方投以诗，王不得已，署以官职。似谓王播为盐铁使时，虚中为其副使，并因通方投献虚中，王乃署以官。《旧唐书·王播传》：“（元和）六年三月，转刑部侍郎，充诸道盐铁转运使。”是为王播始为盐铁转运使。李虚中事迹详载韩愈《殿中侍御史李君墓志铭》，其文云：“（虚中）进士及第，试书判入等，补秘书正字，母丧去官。卒丧，选补太子校书。河南尹奏疏授伊阙尉，佐水陆运事，故宰相郑公余庆继尹河南，以公为运佐如初。宰相武公元衡之出剑南，奏夺为观察推官，授监察御史。”^[25]据此载，虚中为水陆转运副使，非盐铁转运副使。五百家注韩集注谓“贞元十六年九月，以张式为河南尹，水陆转运使”，《旧唐书·德宗纪》所载略同。又《旧唐书·宪宗纪》记载，郑余庆继尹河南在元和元年十一月。张式奏虚中为伊阙尉、水陆转运副使当在此间。《旧唐书·宪宗纪》又载：“（元和二年十月）丁卯，以门下侍郎、平章事武元衡检校吏部尚书、兼门下侍郎、平章事、成都尹，充剑南西川节度使。”则元和二年十月虚中离水陆转运副使之任，其时王播尚未为丞郎、盐铁转运使。通方投诗虚中，乃别为一事，与乞求王播事无涉。

15.卢储

李翱江淮典郡。有进士卢储投卷，翱礼待之，置文卷几案间，因出视事。长女及笄，闲步铃阁前，见文卷，寻绎数四。谓小青衣曰：“此人必为状头。”迨公退，李闻之，深异其语。乃令宾佐至邮舍，具白于卢，选以为婿，卢谦让久之，终不却其意。越月随计，来年果状头及第。才过关试，径赴嘉礼。催妆诗曰：“昔年将去玉京游，第一仙人许状头。今日幸为秦晋会，早教鸾凤下妆楼。”后卢止官舍，迎内子，有庭花开，乃题曰：“芍药斩新栽，当庭数朵开。东风与拘束，留待细君来。”人生前定，固非偶然耳。（《太平广记》卷一八一引《抒情诗》）

本事载卢储投卷、登第事在李翱江淮典郡时。《登科记考》卷一八载卢储元和十五年状元及第，此载实本于《唐才子传》卷六施肩吾为“元和十五年卢储榜进士”的记载。辛文房著《唐才子传》时，唐《登科记》尚有存者，辛氏此载必有所本。李翱江淮典郡事有可考者。长庆元年十一月，李翱自朗州刺史改授舒州刺史（详见下），长庆三年十月入为礼部郎中^[26]，宝历元年二月出为庐州刺史^[27]，大和元年征为谏议大夫^[28]。“江淮典郡”指为舒州、庐州刺史事，时间分别是长庆元年（821）至三年（823）及宝历元年（825）至大和元年（827）。卢储登第在元和十五年（820），李翱江淮典郡在长庆元年以后，可见《抒情诗》关于卢储投卷登第的记载有误。李翱在任舒州刺史以前曾为朗州刺史，但出任时间在元和十五年七月，也在本年正月进士放榜之后。此前李翱未有外任，也不可能有本事所载卢储投卷之事。《催妆》诗有“昔年将去玉京游”句，谓赴京应举，若此诗为李翱之婿所作，则必作于李翱外任期间，即元和十五年以后。如前所述，卢储已于元和十五年登第，则非但本事所载卢储之事不能成立，并所引之诗亦非其所作。

以上乃就卢储元和十五年登第立论。取消这一前提，情况如何呢？李翱《朗州别女足娘墓文》云：“维长庆元年十二月，……吾以前月二十八日蒙恩改授舒州刺史。”^[29]此文为李翱自朗州赴舒州时所作，则始江淮典郡在长庆元年十二月。钱易《南部新书》丙记载：“每岁十一月，天下贡举人于含元殿前，见四方馆舍人当直者。”据此，举人早在十一月已至京城。则卢储投卷事不能在长庆元年，当然也就不能有第二年春登第之事。前已述及，李翱江淮典郡时间在长庆元年（821）至大和元年（827）之间，据《登科记考》，长庆三年（823）状元为郑冠，四年（824）为李群，宝历元年（825）为柳璟，二年（826）为裴俅，大和元年（827）为李郃，二年（828）为韦筹。可见，李翱江淮典郡期间，并不存在卢储投卷及状元及第之可能。

《唐摭言》卷八载李翱之婿卢求登第事，与《抒情诗》所载颇有关合之处：

杨嗣复第二榜，卢求者李翱之婿。先是翱典合淝郡，有一道人诣翱，自言能使鬼神。……后翱任楚州（或曰桂州），其人复至。其年杨嗣复知举，求落第。嗣复，翱之亲表，由是颇以求为慊。因访于道人，道人……即整衣冠北望而拜，遽对案手疏二缄，迟明授翱曰：“今秋有主司且开小卷，明年见榜开大卷。”翱如所教。寻递中报至，嗣复依前主文，即开小卷，辞云：“裴头黄尾，三求六李。”翱奇之，遂寄嗣复。嗣复已有所贮，颇疑漏泄。及放榜开大卷，乃一榜焕然，不差一字。其年裴俅为状元，黄价居榜末，次则卢求耳，余皆契合。

道人先知事荒诞无稽，不足为凭，然李翱女预知状头事亦颇与类似。据《登科记考》卷二○，杨嗣复于宝历元年和二年连知贡举，卢求登第当在宝历二年。《唐诗纪事》卷五三及《登科记考》即据此记载卢求宝历二年进士登第。《旧唐书·卢携传》谓卢求宝历中登第，亦相吻合。

可见，李翱江淮典郡时，其婿登第者为卢求。《催妆》或为卢求所作，疑《抒情诗》所载本事因诗意虚构投卷、招婿之事，又附会坐实诗中“第一仙人许状头”句，以为诗作者状元及第，进而将作者误为卢储。

16.张籍

乐天分司东洛，朝贤悉会兴化亭送别。酒酣，各请一字至七字诗，以题为韵。王起《赋花》诗云：“花，点缀，分葩。露初裛，月未斜。一枝曲水，千树山家。戏蝶未成梦，娇莺语更夸。既见东园成径，何殊西子同车。渐觉风飘轻似雪，能令醉者乱如麻。”李绅《赋月》诗云：“月，光辉，皎洁。耀乾坤，静空阔。圆满中秋，玩争诗哲。玉兔镝难穿，桂枝人共折。万象照乃无私，琼台岂遮君谒。抱琴对弹别鹤声，不得知音声不切。”令狐楚赋《山》诗云：“山，耸峻，回环。沧海上，白云间。商老深寻，谢公远攀。古岩泉滴滴，幽谷鸟关关。树岛西连陇塞，猿声南彻荆蛮。世人只向簪裾老，芳草空余麋鹿闲。”元稹赋《茶》诗云：“茶，香叶，嫩芽。慕诗客，爱僧家。碾雕白玉，罗织红纱。铫煎黄蕊色，碗转麴尘花。夜后邀陪明月，晨前命对朝霞。洗尽古今人不倦，将知醉乱岂堪夸。”魏扶赋《愁》诗云：“愁。迥野，深秋。生枕上，起眉头。闺阁危坐，风尘远游。巴猿啼不住，谷水咽还流。送客泊舡入浦，思乡望月登楼。烟波早晚长羁旅，弦管终年乐五侯。”韦式郎中赋《竹》诗云：“竹，临池，似玉。裛露静，和烟绿。抱节宁改，贞心自束。渭曲偏种多，王家看不足。仙杖正惊龙化，美实当随凤熟。唯愁吹作别离声，回首驾骖舞阵速。”张籍司业赋《花》诗云：“花，落早，开赊。对酒客，兴诗家。能回游骑，每驻行车。宛宛清风起，茸茸丽日斜。且愿相留欢洽，惟愁虚弃光华。明年攀折知不远，对此谁能更叹嗟。”范尧佐道士赋《书字》诗云：“书，凭雁，寄鱼。出王屋，入匡庐。文生益智，道著清虚。葛洪一万卷，惠子五车余。银钩屈曲索靖，题桥司马相如。别后莫睽千里信，数封缄送到闲居。”居易赋《诗》字诗云：“诗，绮美，瓌奇。明月夜，落花时。能助欢笑，亦伤别离。调清金石怨，吟苦鬼神悲。天下只应我爱，世间唯有君知。自从都尉别苏句，便到司空送白辞。”（《唐诗纪事》卷三九“韦式”）

大和三年三月，白居易罢刑部侍郎，改太子宾客分司东都^[30]。《刘禹锡集》外集卷二载《宴兴化池亭送白二十二舍人东归联句》，即裴度、刘禹锡、张籍等送白居易东归洛阳时所作。《刘禹锡集》外集卷一又载《叹水别白二十二》，诗云：“水，至清，尽美。从一勺，至千里。利人利物，时行时止。道性净皆然，交情淡如此。君游金谷堤上，我在石渠署里。两心相忆似流波，潺湲日夜无穷已。”大和三年，刘禹锡为礼部郎中，集贤学士。诗中“君游”两句，一指白居易，一自指。此诗为刘禹锡送白居易赴东都时所作。可见，白居易赴东都时诸人有一韵至七韵送别诗，张籍赋花诗当为同时所作。白居易诗有“自从都尉别苏句，便到司空送白辞”两句，“司空”指裴度。诸人在裴度兴化亭赋诗送别，故裴度亦有诗，可见白居易此诗亦同时所作。《纪事》并载韦式赋竹诗。《新唐书·宰相世系四上》载韦式为韦应物曾孙。白居易与韦应物时代相去不远，《唐会要》卷七六载应物之子庆复于元和元年与白居易、元稹等同制举登科，当年辈相若。若此，韦式与白居易等年辈不相及，当不至有此交游。《刘禹锡集》外集卷二载《西池落泉联句》、《首夏犹清和联句》及《蔷薇花联句》，为大和二年裴度、白居易、刘禹锡及行式、张籍诸人作。又《刘禹锡集》外集卷二载《西池送白二十二东归兼寄令狐相公联句》，为大和三年裴度、刘禹锡、张籍、行式送别白居易时所作。可见，当时与刘、白等交游者中尚有名“行式”者。《旧唐书·韦皋传》载韦皋之侄有韦行式，并谓韦行式娶卢文若之妹。元和初，刘辟曾与卢文若据西川叛，则韦行式与刘、白等年辈相及，与刘、白交游者当即其人。据此，《纪事》所载韦式之诗当为韦行式之诗，人名因脱字而误。《纪事》并载李绅、令狐楚、元稹同体裁诗，但大和三年李绅方为滁州刺史^[31]，令狐楚本年三月已先于白居易赴东都任^[32]，元稹时在浙东观察使任^[33]。三人俱不在京，无由送别，诸诗非其时所作。《刘禹锡集》卷三四载《同留守王仆射各赋春中一物从一韵至七》一首，“王仆射”即王起，《旧唐书·王起传》载：“武宗即位。八月，充山陵卤簿使，寻检校左仆射，东都留守，判东都尚书省事。会昌元年，征拜吏部尚书，判太常卿事。”则王起赋花诗作于会昌元年，非送别白居易之诗。范尧佐赋书诗有“书。凭雁，寄鱼。出王屋，入匡庐”数句，谓书信寄自王屋山，达于庐山，所咏之事与白居易东都赴任事不相及，非送别居易之诗。魏扶赋愁诗写游子思妇相思离别之情，且谓“深秋”，亦与诸人送别事不合，疑非其时作。

元和中长安有沙门，善病人文章，尤能捉语意相合处。张水部颇恚之，冥搜愈切，因得句曰：“长因送人处，忆得别家时。”径往夸扬，乃曰：“此应不合前辈意也！”僧微笑曰：“此有人道了也。”籍曰：“向有何人？”僧乃吟曰：“见他桃李树，思忆后园春。”籍因抚掌大笑。（《唐摭言》卷一三）

本事所谓“张水部”指张籍，所引张籍诗句出自《蓟北旅思》。诗云：“日日望乡国，空歌白苎词。长因送人处，忆得别家时。失意还独语，多愁只自知。客亭门外柳，折尽向南枝。”^[34]张籍集中尚有《蓟北春怀》^[35]、《渔阳将》^[36]，可见张籍曾游历蓟北，时间当在贞元十五登第以前。此诗作于早年，非元和中张籍在朝为官时。本事乃据诗句附会而成。

17.元稹

元相公稹为御史，鞠狱梓潼。时白尚书在京，与名辈游慈恩，小酌花下，为诗寄元曰：“花时同醉破春愁，醉折花枝当酒筹。忽忆故人天际去，计程今日到梁州。”时元果及褒城，亦寄梦游诗曰：“梦君兄弟曲江头，也向慈恩院里游。驿吏唤人排马去，忽惊身在古梁州。”千里神交，合若符契，友朋之道，不期至欤？（《本事诗·征异第五》）

陶宗仪《说郛》卷四载白行简《三梦记》，第二梦即叙其事：“元和四年，河南元微之为监察御史，奉使剑外。去踰旬，予与仲兄乐天、陇西李杓直同游曲江。诣慈恩佛舍，遍历僧院，淹留移时。日已晚，同诣杓直修行里第，命酒对酬，甚欢畅。兄停杯久之，曰：‘微之当达梁矣。’命题一篇于屋壁。其词曰：‘春来无计破春愁，醉折花枝当酒筹。忽忆故人天际去，计程今日到梁州。’实二十一日也。十许日，会梁州使适至，获微之书一函，后寄《纪梦诗》一篇，其词云：‘梦君兄弟曲江头，也入慈恩院里游。属吏唤人排马去，觉来身在古梁州。’日月与游寺题诗日月率同。盖所谓此有所为而彼梦之者矣。”

本事及《三梦记》所引元稹诗，《元稹集》卷一七题作《梁州梦》，是元和四年元稹出使东川时所作组诗《使东川》中的一首。诗云：“梦君同绕曲江头，也向慈恩院院游。亭吏呼人排去马，忽惊身在古梁州。”本事及《三梦记》所引文字与本集文字有异，本集谓“梦君同绕”，本事及《三梦记》作“梦君兄弟”。本集该诗后有自注云：“是夜宿汉川驿，梦与杓直、乐天同游曲江，兼入慈恩寺诸院。倏然而寤，则递乘及阶，邮使已传呼报晓矣。”本集文字与注合。据此，诗首两句乃诗人自谓梦中与白居易、李杓直游曲江及慈恩寺院。按本事及《三梦记》所引文字，诗首两句所叙游曲江及慈恩寺者乃白氏兄弟二人，与元稹无关。但是，诗末“忽惊身在古梁州”句显然意指梦时身在彼而醒后身在此，若梦游曲江及慈恩寺院者中没有元稹，不仅与诗注不合，即于诗意表达也有欠圆融。据此，诗首句应是“梦君同绕曲江头”，“兄弟”两字为讹误之异文。

《三梦记》中的故事用讹误文字，所列出游者也没有元稹，（当然，文集诗中的情形在现实中是不可能实现的，在现实中，一个人不可能既在做梦，又在出游。）此梦结语云：“盖所谓此有所为，而彼梦之者矣。”以白居易等为“此”，以元稹为“彼”，也是将出游仅视为白居易等人的活动，而将元稹排除在外。

但是，此诗的不同文本意义大有不同，文集文本强调诗人与诸人的梦中同游，抽去诗人在梦中的活动，此诗意兴全无。凡见过这一文本的读者是不会无视这一情节及其意义的。《使东川》序云：“元和四年三月七日，予以监察御史使东川，往来鞍马间，赋诗凡三十二章。秘书省校书郎白行简，为予手写为东川卷。”可见，白行简对这一组诗是非常熟悉的，不至将与己无关的事错误地拉到自己身上，当然也不会在其作品中出现如此歧异的讹误文字。《三梦记》中，诸人出游的描写及文末的结语都是受这一异文的支持的。既然白行简不至有此讹误，那么，此则故事当不是出自白行简之手。

这一结论还可从另一侧面得到证实。《三梦记》记诸人游寺在“二十一日”，元稹感梦在同时，这是不准确的。《使东川》中有《汉江上笛》一诗，自注：“二月十五日夜^[37]，于西县白马驿南楼闻笛怅然。”^[38]元稹出使东川走南栈道，即自骆谷、傥谷走洋州，至兴元（梁州），又过褒城、西县，至利州、剑州，抵梓潼。自京使蜀，必先经过梁州，然后到达西县，则抵梁州在三月十五日以前，不得谓“二十一日”。若故事为白行简作，其在特意标明这一时间时，不至出现如此疏忽。

《唐诗纪事》卷三七《元稹》下亦载其事，文字略同，且云：“自有《感梦记》，备叙其事。”可见，此一故事宋时传为元稹所作。如前所考，故事不可能为白行简所作，所述理由也完全适合元稹，《感梦记》亦当非元稹作。

故事中的异文及基本情节当出自《本事诗》。其实，本事中元、白诗原作所叙说的事件情节原本平淡无奇。白诗题为《同李十一醉忆元九》^[39]，题中“李十一”即李建杓直。元、白原作不过说白、李二人饮酒破愁之时，想起出使在外的元稹，元稹出使途中曾梦与二人同游。诗作所叙，如此而已。具有戏剧性的情节，一是元诗中梦里同游之人乃怀己之人，即白诗中怀人者乃元诗中梦中同游者。二是白、李忆元稹之时推测元已过梁州，而元稹梦游又偏偏发生在抵达梁州时。至于本事中白居易等游慈恩寺以及白、李忆元之时元果达梁州二事，则不能在两首诗中得到证实，是本事独有的。此二事尚有可疑之处。《白居易集》卷一四有《酬和元九东川路诗十二首》，为元稹《使东川》的酬和组诗。其中《江楼月》乃和元稹同题之作。元诗追忆从前与白居易等夜中曲江步月的情形，白诗谓“谁料江边怀我夜，正当池畔望君时”，所叙情事与本事所记“千里神交”事相类，如果本事所叙属实，那么白居易对元诗中更有戏剧性的《梁州梦》就应有和作，但白诗和作中并无如此诗作。此外，本事谓元、白互寄诗作，颇为可疑。白居易《江楼月》云：“嘉陵江曲曲江池，明月虽同人别离。一宵光景潜相忆，两地阴晴远不知。谁料江边怀我夜，正当池畔望君时。今朝共语方同悔，不解多情先寄诗。”从“不解多情先寄诗”一节可推测此前应未有寄诗。

本事不仅留下以上疑问，还有细节失实。如本事以元稹《梦游》诗作于褒城，其实作于梁州^[40]，这些疑点和错误令人怀疑本事的真实性。唐诗本事在流传中多有戏剧化倾向，不能排除此一本事作者因元、白诗原有的巧合而进一步将事件戏剧化，从而附会穿凿，旁生枝节。对此本事的真实性当取谨慎存疑的态度。

元、白交道臻至，酬和盈编。微之为御史，奉使往蜀，路旁见山花，吟寄乐天曰：“深红山木艳彤云，路远无由摘寄君。恰似牡丹如许大，浅深看取石榴裙。”又曰：“向前已说深红木，更有轻红说向君。深叶浅花何所似，薄妆愁坐碧罗裙。”（《诗话总龟·前集》卷二七引《唐贤抒情》）

《白居易集》卷一四《酬和元九东川路诗十二首》有《山枇杷花》二首，其一云：“万重青嶂蜀门口，一树红花山顶头。春尽忆家归未得，低红如解替君愁。”其二云：“叶如裙色碧绡浅，花似芙蓉红粉轻。若使此花兼解语，推囚御史定违程。”查元稹《使东川》组诗，并无相应原作。《元稹集》卷二六有《山枇杷》诗，有云：“山枇杷，花似牡丹殷泼血。往年乘传过青山，正值山花好时节。压枝凝艳已全开，映叶香苞才半裂。紧搏红袖欲支颐，慢解绛囊初破结。金线丛飘繁蕊乱，珊瑚朵重纤茎折。因风旋落裙片飞，带日斜看目精热。亚水依岩半倾侧，笼云隐雾多愁绝。”所谓“往年乘传过青山”，指元稹于元和四年为监察御史出使东川一事，即本事所谓“微之为御史，奉使往蜀”。《唐贤抒情》所引元稹两首诗与此描写相近，又与白居易和诗内容相应，为元稹原作。《山枇杷》诗又云：“说向闲人人不听，曾向乐天时一说。”可为佐证。元稹《使东川》序云：“元和四年三月七日，予以监察御史使东川，往来鞍马间，赋诗凡三十二章。秘书省校书郎白行简，为予手写为东川卷，今所录者，但七言绝句长句耳。起《骆口驿》，尽《望驿台》二十二首云。”可见《使东川》所录并非元稹奉使往蜀时的全部诗作，《唐贤抒情》所引元稹诗为收录时刊落，然竟以其他途径流传下来！白居易和《使东川》诗多用元稹诗原题，元诗诗题亦当作《山枇杷花二首》。元稹诗虽采用对话口吻，但为纪行之诗，非寄赠之作，本事以为寄乐天，不确。

18.白居易

荆州街子葛清，勇不肤挠，自颈以下，遍刺白居易舍人诗。成式尝与荆客陈至呼观之，令其自解，背上亦能暗记。反手指其札处，至“不是此花偏爱菊”，则有一人持杯临菊丛。又“黄夹缬林寒有叶”，则指一树，树上挂缬，缬窠锁胜绝细。凡刻三十余首，体无完肤，陈至呼为“白舍人行诗图”也。（《酉阳杂俎·前集》卷八）

《元稹集》卷一六《菊花》诗云：“秋丛绕舍似陶家，遍绕篱边日渐斜。不是花中偏爱菊，此花开尽更无花。”则“不是此花偏爱菊”原作“不是花中偏爱菊”，乃元稹诗句。“黄夹”句为白居易《泛太湖书事寄微之》中诗句。诗云：“烟渚云帆处处通，飘然舟似入虚空。玉杯浅酌巡初匝，金管徐吹曲未终。黄夹缬林寒有叶，碧琉璃水净无风。避旗飞鹭翩翻白，惊鼓跳鱼拨剌红。涧雪压多松偃蹇，岩泉滴久石玲珑。书为故事留湖上，吟作新诗寄浙东。军府威容从道盛，江山气色定知同。报君一事君应羡，五宿澄波皓月中。”^[41]

白尚书姬人樊素，善歌，妓人小蛮，善舞，尝为诗曰：“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年既高迈，而小蛮方丰艳，因为杨柳之词以托意，曰：“一树春风万万枝，嫩于金色软于丝。永丰坊里东南角，尽日无人属阿谁？”及宣宗朝，国乐唱是词，上问谁词，永丰在何处。左右具以对之。遂因东使，命取永丰柳两枝，植于禁中。白感上知其名，且好尚风雅，又为诗一章，其末句云：“定知此后天文里，柳宿光中添两枝。”（《本事诗·事感第二》）

《全唐诗》卷四六○白居易《杨柳枝词》云：“一树春风千万枝，嫩于金色软于丝。永丰西角荒园里，尽日无人属阿谁。”此谓柳树在永丰之西角，而非本事所引的“东南角”。《唐两京城坊考》卷六东京外城郭永丰坊下载：“西南隅柳树。”并引卢贞《和白尚书赋永丰柳》诗序云：“永丰坊西南有垂柳一株，柔条极茂。”则柳在永丰西南，本事引文有误。

《全唐诗》卷四六○白居易《诏取永丰柳植禁苑感赋》云：“一树衰残委泥土，双枝荣耀植天庭。定知玄象今春后，柳宿光中添两星。”此诗与《杨柳枝词》置于《斋居春久感事遣怀》之前。《斋居春久感事遣怀》云：“风光抛得也，七十四年春。”作于会昌五年，那么前两首亦作于本年^[42]。

又《全唐诗》卷四六三卢贞《和白尚书赋永丰柳》序云：“永丰坊西南角有垂柳一株，柔条极茂。白尚书曾赋诗，传入乐府，遍流京都。近有诏旨取两枝植于禁苑，乃知一顾增十倍之价，非虚言也。因此偶成绝句，非敢继和前篇。”诗云：“一树依依在永丰，两枝飞去杳无踪。玉皇曾采人间曲，应逐歌声入九重。”据《唐刺史考全编》卷五○，会昌四年至五年，卢贞为河南尹。《全唐诗》卷四六○有《胡吉郑刘卢张等六贤，皆多年寿，予亦次焉。偶于弊居，合成尚齿之会。七老相顾，既醉甚欢。静而思之，此会稀有。因成七言六韵以纪之，传好事者》诗，自注云：“河南尹卢贞以年未七十，虽与会而不及列。”“七老会”在会昌五年三月^[43]，可证会昌五年，卢贞在洛阳。又据《唐刺史考全编》卷二五七，会昌五年，卢贞又为岭南节度使。卢诗序谓“永丰坊西南角”云云，乃身在洛阳口吻，则卢诗必作于会昌五年。据此，本事所叙之事在会昌五年，乃武宗之事，非在宣宗朝。

白居易《杨柳枝词》乃咏洛阳永丰柳，纯为咏物之诗，诗云“永丰西角荒园里，尽日无人属阿谁”，谓柳树无人观赏，空有婀娜之姿，并非写人。本事谓小蛮方艳，白居易因以此诗寄意，乃附会比兴，并不符合诗之原意。

19.繁知一

秭归县繁知一，闻白乐天将过巫山，先于神女祠粉壁，大署之曰：“苏州刺史今才子，行到巫山必有诗。为报高唐神女道，速排云雨候清词。”白公睹题处怅然，邀知一至，曰：“历阳刘郎中禹锡，三年理白帝，欲作一诗于此，怯而不为。罢郡经过，悉去千余首诗，但留四章而已。此四章者，乃古今之绝唱也。而人造次不合为之。”沈佺期诗曰：“巫山高不极，合沓奇状新。暗谷疑风雨，幽崖若鬼神。月明三峡曙，潮满九江春。为问阳台客，应知入梦人。”王无竞诗曰：“神女向高唐，巫山下夕阳。徘徊作行雨，婉娈逐荆王。电影江前落，雷声峡外长。霁云无处所，台馆晓苍苍。”李端诗曰：“巫山十二重，皆在碧虚中。回合云藏日，霏微雨带风。猿声寒渡水，树色暮连空。愁向高唐去，千秋见楚宫。”皇甫冉诗曰：“巫峡见巴东，迢迢出半空。云藏神女馆，雨到楚王宫。朝暮泉声落，寒暄树色同。清猿不可听，偏在九秋中。”白公但吟四篇，与繁生同济，竟而不为。（《云溪友议》卷上“巫咏难”）

此节叙白居易行止，而未言及确切时间。据本事所引繁知一诗“苏州刺史今才子”句，似为白居易为苏州刺史赴任途中之事。《唐诗纪事》卷五一“繁知一”下云：“乐天除苏州刺史，自峡沿流赴郡。时秭归县繁知一闻居易将过巫山”云云，乃为此意。考白居易生平，宝历元年，由太子左庶子分司东都，这年三月，除苏州刺史。自洛阳至苏州，一般取道汴州、徐州、楚州、扬州，白居易亦循此途赴任。朱金城《白居易年谱》于宝历元年下云：“三月四日，除苏州刺史，二十九日，发东都，过汴州，与令狐楚相会，渡淮水，经常州，五月五日，到苏州任。”《白居易集》卷二四中《奉和汴州令狐楚公二十二韵》、《渡淮》等诗可证。宝历二年苏州离任以后，又取道扬州，在扬州与已离和州刺史任的刘禹锡相遇，此后两人一起经楚州、汴州，回到洛阳。因而，白居易为苏州刺史前后并无“过巫山”之事。元和十三年冬，白居易自江州司马转忠州刺史，十五年召还长安，其间经过巫山，诗中“苏州”或为“忠州”之误。《唐诗纪事》卷五一、《诗话总龟·前集》卷一六引《古今诗话》俱作“忠州刺史今才子”，信然。据此，繁知一诗实有，为白居易赴任忠州时所作。

虽然繁知一题诗一节大致可信，但白居易接对一节有违史实。文引白居易语：“历阳刘郎中禹锡三年理白帝，欲作一诗于此，怯而不为。罢郡经过，悉去千余首诗。”云云。考刘禹锡生平，长庆元年冬方授夔州刺史，二年正月到任^[44]，四年转和州刺史^[45]，俱在白居易离开忠州以后，白居易为忠州刺史前后，再无“过巫山”之可能，因此此节所叙不实，乃牵合刘、白事迹而成。

20.徐凝

致仕尚书白舍人，初到钱塘，令访牡丹花。独开元寺僧惠澄，近于京师得此花栽，始植于庭，栏圈甚密，他处未之有也。时春景方深，惠澄设油幕以覆其上。牡丹自此东越分而种之也。会徐凝自富春来，未识白公，先题诗曰：“此花南地知难种，惭愧僧闲用意栽。海燕解怜频睥睨，胡蜂未识更徘徊。虚生芍药徒劳妒，羞杀玫瑰不敢开。唯有数苞红幞在，含芳只待舍人来。”白寻到寺看花，乃命徐生同醉而归。时张祜榜舟而至，甚若疏诞。然张、徐二生，未之习隐，各希首荐焉。中舍曰：“二君论文，若廉、白之斗鼠穴，胜负在于一战也。”遂试《长剑倚天外赋》、《余霞散成绮诗》。试讫解送，以凝为元，祜其次耳。……祜《观猎》四句及《宫词》，白公曰：“张三作猎诗，以较王右丞，予则未敢优劣也。”王维诗曰：“风劲角弓鸣，将军猎渭城。草枯鹰眼疾，雪尽马蹄轻。忽过新丰戍，还归细柳营。回看失雁处，千里暮云平。”张祜诗曰：“晓出禁城东，分围浅草中。红旗开向日，白马骤临风。背手抽金镞，翻身控角弓。万人齐指处，一雁落寒空。”白公又以《宫词》四句之中，皆数对，何足奇乎？然无徐生云：“今古长如白练飞，一条界破青山色。”……后杜舍人之守秋浦，与张生为诗酒之交，酷吟祜《宫词》，亦知钱塘之岁，自有是非之论，怀不平之色，为诗二首以高之。则曰：“谁人得似张公子，千首诗轻万户侯。”又云：“如何故国三千里，虚唱歌词满六宫。”张君诗曰：“故国三千里，深宫二十年。一声《河满子》，双泪落君前。”此歌宫娥讽念思乡，而起长门之思也。祜复游甘露寺，观前卢肇先辈题处曰：“不谓三吴，经此诗人也。”祜曰：“日月光先到，山川势尽来。”卢曰：“地从京口断，山到海门回。”因而仰伏，愿交于此士矣。（《云溪友议》卷中“钱塘论”）

此谓徐凝来杭州时“未识白公”，不确。《全唐诗》卷四七四徐凝《寄白司马》云：“三条九陌花时节，万户千车看牡丹。争遣江州白司马，五年风景忆长安。”^[46]则此前已与白居易往还。又谓“时春景方深”云云，则白居易访牡丹、徐凝题诗在春天，然唐时州府举送在每年十月^[47]，州府试当在此前不久。此谓徐凝、张祜“各希首荐”，“试讫解送”云云，不能为一时之事。

本事所引张祜《观猎》诗，《全唐诗》卷五一○题作《观徐州李司空猎》。按：元和六年至十三年李愿为徐州武宁军节度使，仅检校尚书左仆射^[48]，十三年至十五年李愬继任，李愬离任时亦仅检校尚书左仆射^[49]，均与诗题不合。韦庄《又玄集》卷中收录此诗，题作《观魏博何相公猎》。何相公乃何进滔，《旧唐书·何进滔传》载：“太和三年，……朝廷因授进滔左散骑常侍、魏博等州节度观察处置等使。为魏帅十余年，大得民情，累官至司徒、平章事卒。”据此，张祜诗作于大和三年以后。白居易为杭州刺史在长庆二年至四年，时张祜无此诗，此后来本事作者随意窜入，实误。

本事所引“谁人”两句出自杜牧《登池州九峰楼寄张祜》，全诗云：“百感衷来不自由，角声孤起夕阳楼。碧山终日思无尽，芳草何年恨即休。睫在眼前长不见，道非身外更何求。谁人得似张公子，千首诗轻万户侯。”^[50]全诗表现诗人羁于仕宦的失意苦闷。首联紧承诗题，谓登楼遐思，百感交集。颔联表现对摆脱仕宦、归于自然的热切向往，“碧山”、“芳草”代表与仕宦相对的永恒的自然，是自由、高尚的象征。颈联表现诗人对仕宦生涯的悔悟，所谓“道”，指人生的真谛。诗人认为道在眼前，道非身外，因而不必远求，也不必外求。禅宗认为，道不外求，当求之本心，此即其意。“睫在”句表现的正是对执于功名而投身宦海的苦闷人生的反思和懊悔。尾联是说张祜摆脱功名富贵，寄情诗文，对其洒脱傲世的人生态度流露向往之情。两句意在论人，而非论诗。本事脱离两句语境，妄生穿凿，不可信据。杜牧本事所引“如何”两句出自杜牧《酬张祜处士见寄长句四韵》，全诗云：“七子论诗谁似公，曹刘须在指挥中。荐衡昔日推文举，乞火无人作蒯通。北极楼台长挂梦，西江波浪远吞空。可怜故国三千里，虚唱歌辞满六宫。”^[51]此诗首联表彰张祜杰出的诗歌成就，颔联谓昔日曾蒙知赏者举荐，但如今已无再荐之人了。颈联谓张祜身在江湖而心存魏阙，对功名充满向往之情。尾联谓张祜虽有杰出诗才，诗名播于宫廷，但依然落魄潦倒，不遇于时。本事所引“如何”两句即此诗尾联，这两句讲述张祜怀才不遇，代鸣不平，实就张祜平生遭际而言，并不针对一时一事。此一故事以为两句针对白居易对张祜《宫词》的贬斥，欲行翻案，实为牵强。

21.李德裕

隐士张楚居洛阳平康之南，与李卫公别第为邻，山水奇秀。楚风韵高洁，卫公当轴，荐为左拾遗，不起。后出镇，过平康往访之，楚避于山谷。卫公叹恨久之，题其门曰：“昔日趣黄诏，余惭在凤池。今来招隐士，恨不见琼枝。”（《诗话总龟·前集》卷四六引《诗史》）

《剧谈录》卷下“李相国宅”载：“平泉庄去洛城三十里，……庄东南隅即征士韦楚老拾遗别墅，楚老风韵高致，雅好山水。相国居廊庙日，以白衣累擢谏署。后归平泉，造门访之，楚老避于山谷。相国题诗曰：‘昔日征黄诏，余惭在凤池。今来招隐士，恨不见琼枝。’”两处记载为同一事，《诗话总龟》中“平康”应为“平泉”，平泉庄为李德裕在洛阳的别墅。开成元年（836）七月，李德裕自滁州刺史迁太子宾客分司东都，十一月，复为浙西观察使^[52]，其间居平泉别墅，李德裕有《初归平泉过龙门南岭遥望山居即事》即作于此时。《诗话总龟》及《剧谈录》所谓“后出镇，过平康往访之”、“后归平泉”云云，即在此时。记中事主，一曰张楚，一曰韦楚老。楚老事迹，刘崇远《金华子杂编》卷下记载：“韦楚老少有诗名，相国李公宗闵之门生也。自左拾遗辞官东归，寄居金陵。”杜牧有《洛中监察病假满送韦楚老拾遗归朝》诗^[53]，又《唐故平卢军节度巡官陇西李府君墓志铭》云：“大和九年，为监察御史，分司东都，今谏议大夫李中敏、左拾遗韦楚老、前监察御史卢简求，咸言于某。”^[54]《李府君墓志铭》及《洛中监察病假满送韦楚老拾遗归朝》均作于开成二年春^[55]，可证开成二年韦楚老为左拾遗。又《旧唐书·李德裕传》记载：“开成二年五月，授扬州大都督府长史、淮南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使事，代牛僧孺。……补阙王绩、魏谟、崔党、韦有翼，拾遗令狐绹、韦楚老、樊宗仁等，连章论德裕妄奏钱帛以倾僧孺，上竟不问。”也可为佐证。此韦楚老不似李德裕所寻之平泉“隐士”。《全唐文》卷六六九白居易《伊阙山平泉处士韦楚》云：“右件人隐居乐道，独行善身，敛迹市朝，息机名利。况家传簪组，兄在班行；而楚独栖山卧云，练气绝粒，滋味不接于口，尘埃不染于心；二十余年，不改其乐，……太和六年六月二十六日，河南尹臣白居易状奏。”则居平泉者有处士韦楚。又《册府元龟》卷七七九记载：“韦楚，京兆尹韦长之兄，文宗太和八年，以楚为左拾遗内供奉，竟以自乐闲澹不起。”白居易《题赠平泉韦征君拾遗》谓“位留丹陛上，身入白云中”^[56]，朱金城《白居易年谱》系于大和八年，此韦征君拾遗当即韦楚^[57]，据《旧唐书·李德裕传》载，大和七年二月，德裕拜相，至八年十月罢相，出为浙西节度使，则朝廷征韦楚时，德裕正在相位，与“昔日趣黄诏，余惭在凤池”两句吻合。据以上所考，本事中“张楚”为“韦楚”之讹。

22.李涉

李博士涉，谏议渤海之兄^[58]。尝适九江看牧弟。临袂，凡有囊装，悉分匡庐隐士，唯书籍薪米存焉。至浣口之西，忽逢大风，鼓其征帆，数十人皆驰兵仗，而问是何人。从者曰：“李博士船也。”其间豪首曰：“若是李涉博士，吾辈不须剽他金帛。自闻诗名日久，但希一篇，金帛非贵也。”李乃赠一绝句。豪首饯赂且厚，李亦不敢却。而睹斯人神情复异，而气义备焉。因与淮阳佛寺之期，而怀陆机之荐也。李君及至扬州，遍历诸寺，遇一女子拜泣，自谓宋态也。宋态者，故吴兴刘员外爱姬也刘全白也。刘、李有昔年之分，因有诗赠曰：“长忆云仙至小时，芙蓉头上绾青丝。当时惊觉高唐梦，唯有如今宋玉知。”又曰：“陵阳夜宴使君筵，解语花枝在眼前。自从明月西沉海，不见姮娥二十年。”李君叹曰：“不见豪首，而逢宋态。成终身之喜，恨无言于知旧欤。”李博士奇义且多，注不尽录尔。后番禺举子李汇征，客游于闽越，驰车至循州，冒雨水求宿，田翁指韦氏之庄居。韦氏乃杖屦迎宾，年已八十有余，自称曰：“野人韦思明，幸获祗奉。”与李生谈论，或文或史，淹留累夕。汇征善谈而不能屈也。对酒征古今及诗语……次第及李涉绝句，主人似酷称善矣。……李生重咏赠豪客诗，韦叟愀然变色曰：“老身弱龄不肖，游浪江湖，交结奸徒，为不平之事。后遇李涉博士，蒙简此诗，因而跮迹。李公待愚，拟陆士衡之荐戴若思，共主晋室，中心藏焉。远隐罗浮山，经于一纪。李既云亡，不复再游秦楚。”追惋今昔，因乃潸然。或持觞而酹，反袂而歌云：“春雨萧萧江上村，五陵豪客夜知闻。他时不用相回避，世上如今半是君。”云溪子以刘向所谓“传闻不如亲闻，亲闻不如亲见”也。乾符己丑岁，客于霅川，值李生细述其事。汇征于韦叟之居，观李博士手翰，冀余导于文林。且思明感知从善，岂谢古人乎？（《云溪友议》卷下“江客仁”）

这则故事一直作为李涉的传奇经历，因为富有戏剧性，历来为人所乐道。但令人扫兴的是，故事其实并不真实。首先，诗与本事多牴牾不合。本事中李涉赠豪客诗，王安石《唐百家诗选》卷一四及洪迈《万首唐人绝句》卷一四均有收录，诗题均作《井栏砂宿遇夜客》。此诗首两句谓“春雨萧萧江上村，五陵豪客夜知闻”，参照诗题，知此诗不过写诗人旅中夜宿遇绿林豪客之事，时间在夜晚，地点在一个叫井栏砂的江村。但本事写行船遇客事，将时间改为白天，地点移至江上，这样，诗与本事基本情节明显不合。由此一些细节更是自相矛盾。如：诗首句描写当时景象，谓“春雨潇潇”，而本事交代当时天气，称“大风鼓其征帆”。诗中“五陵豪客夜知闻”句是说诗人旅中遇客，知其人为绿林中人，而本事谓豪客闻诗人之名，并因而求诗。如果将此诗看作文章题目，那么，作为正文，本事实在文不对题。

有趣的是，此诗本事虽与诗意相去甚远，但主要情节与《世说新语》中的一则故事有惊人相似。《世说新语·自新》记载：“戴渊少时，游侠不治行检，尝在江淮间攻掠商旅。陆机赴假还洛，辎重甚盛，渊使少年掠劫。渊在岸上，据胡床指麾左右，皆得其宜。渊既神姿峰颖，虽处鄙事，神气犹异。机于船屋上遥谓之曰：‘卿才如此，亦复作劫邪？’渊便泣涕，投剑归机，辞厉非常。机弥重之，定交，作笔荐焉。过江，仕至征西将军。”小说写陆机感化戴渊事，诗本事写李涉感化豪首事，情节相同。一些细节，如江上行船、遇客掠劫、拟荐豪首、豪首自新等，颇为相近。此外，本事与小说对豪首神情的描写如出一辙。小说谓戴渊“神姿峰颖，虽处鄙事，神气犹异”，本事称豪首“神情复异，而义气备焉”，不惟刻画相似，而且语言雷同。从上面的对照比较可以看出，诗本事是从小说故事脱胎而来，其模拟类比的痕迹至为明显。本事谓李涉“怀陆机之荐”，豪首称“李公待愚，拟陆士衡之荐戴若思”，侧面说明了这种模拟倾向。既然本事有意模仿小说，其情节必然因接近小说而远离诗歌，那么，诗与本事情节不符、时地错位也就不难理解了。

由此可见，本事中李涉遇客掠劫、感化豪首之事其实并不存在，是模拟的一段故事。作者虚构这个故事，当然是因为诗中遇客一事本来具有传奇色彩，不过，李涉本人的诡激性格和富有戏剧性的人生经历当是更为深层的原因。史载，元和六年，宦官吐突承璀坐事出为淮南监军，李涉时为试太子通事舍人，知宪宗待承璀之意未衰，遂投匦上疏，论承璀有功，不宜遽弃。谏议大夫孔戣拒其疏章，极论其与宦官交结。李涉因此贬为陕州司仓参军^[59]。宝历时期，李涉在朝为太学博士，于京师贵游间以气侠自许，后卷入权臣之间的权力斗争，坐事流康州^[60]。这两件事当时大约闻于朝野，李涉或因此而得侠义之名。本事原注谓“李博士奇义且多，注不尽录尔”，将此事作为李涉仗义行侠的逸闻趣事，从中不难窥见历史事件与诗歌本事之间的因果联系。

为了展开故事情节，本事作者对诗歌文字作了若干改动，企图自圆其说，给人真实可信的印象。在《唐百家诗选》和《万首唐人绝句》中，诗第三句均作“他时不用逃名姓”，据此，全诗大意应该是：诗人雨中投宿江村，夜有绿林豪客造访，其人公开其绿林身份而未暴露其姓名。这时，诗人想道，现如今绿林好汉遍及天下，将来必成气候，到那时，他们就不必这样隐姓埋名了。此句承接第二句，语意连贯，脉络清晰，当是此诗原文。但在本事中，“逃名姓”三字易为“相回避”，显然，异文与本事中李涉与豪首定淮阳佛寺之期而豪首爽约之事构成照应关系。但是，异文在诗中并无着落，且李涉作诗之时岂能预知豪首后来爽约，于情理亦有不合。作者改动文字，原本是为故事情节设定依据，以增加可信度，却不料因此露出马脚，最终暴露其虚构作伪的真面目。

不仅如此，本事还对诗歌作了某些曲解。如“五陵豪客夜知闻”句误解为豪客闻知诗人之名，并由此附会出求诗赠诗一节。此外，李涉赠诗一事在诗中难以证实。前文已述，此诗在《唐百家诗选》及《万首唐人绝句》中题作《井栏砂宿遇夜客》，诗题所叙事件及其时间、地点与诗意吻合，为此诗原题。但诗题只是自叙所历，并非赠答诗诗题。此诗后两句采用了对话的口吻，孤立地看，也可理解为诗人与豪客的对话。显然，本事作者正是这样坐实，并由此附会赠诗一事，但这样一来，三四句就变成第二人称的叙述，偏离了一二句第一人称独白的叙述方式，造成文气不连贯，语意不完整。其实，这两句不过是诗人的揣想之词，第二人称的叙述方式完全是虚拟的。

本事又有李涉至扬州遇宋态一节。《全唐诗》卷四七七载李涉《遇湖州妓宋态宜二首》，其一云：“曾识云仙至小时，芙蓉头上绾青丝。当时惊觉高唐梦，唯有如今宋玉知。”其二云：“陵阳夜会使君筵，解语花枝出眼前。一从明月西沉海，不见嫦娥二十年。”则“宋态”应作“宋态宜”。本事谓“宋态者，故吴兴刘员外爱姬也”，注谓刘员外“刘全白也”，诗云“陵阳夜会使君筵”云云，似李涉与宋态宜初逢在刘全白为湖州刺史时。《嘉泰吴兴志》载：“刘全白，贞元十年自池州刺史授；迁秘书监致仕。”则刘全白贞元十年（794）为湖州刺史。李涉为谏议大夫李渤之兄，据本事，李涉在扬州遇宋态宜事在其“尝适九江，看牧弟”后不久。《旧唐书·李渤传》载：“穆宗即位，召为考功员外郎。十一月，定京官考，不避权幸，皆行升黜。……乃出为虔州刺史。……未满岁，迁江州刺史。……长庆二年，入为职方郎中。”则李渤为江州刺史在长庆元年（821）至二年（822），李涉看访李渤即在此时。又据《吴兴志》，贞元十一年（795）王浦为湖州刺史，则刘全白为湖州刺史至晚在贞元十一年。长庆元年上距贞元十一年凡二十七年，几三十年矣，但李涉诗谓“一从明月西沉海，不见嫦娥二十年”，诗与事不能吻合。李涉诗“陵阳夜会使君筵，解语花枝出眼前”两句，乃叙初见宋态宜时情景，“陵阳”当即陵阳山，原属宣州泾县，永泰元年以后划归池州。《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八池州石埭县：“陵阳山，在县北三十里。窦子明于此得仙。”则李涉与宋态宜初逢在池州，诗题所谓“遇湖州妓宋态宜”指二人再遇乃在湖州，而非本事所云扬州。本事以宋态宜为刘全白爱姬，然无佐证。本事作者或因诗题中“遇湖州妓宋态宜”等语，误以李涉与宋态宜初逢在湖州，又因刘全白曾为湖州刺史，遂以宋态宜为其爱姬。如此，则本事情节多出误读附会。

23.陆畅

陆郎中畅，早耀才名，辇毂不改于乡音。……初为西江王大夫仲舒从事，终日长吟，不亲公牍。府公微言，拂衣而去，辞曰：“不可偶为大夫参佐，而妨志业耶。”王乃固留不已，请举自代，然后登舟，曰：“洿子侄得耳，渠曾数辟不就，畅召必来。”而乃采药西山，饮泉滫水。朝客闻之，以为仕隐也，美誉益彰。及登兰省，遇云阳公主下降刘都尉，百僚举为傧相。诗题之者，顷刻而成，其诗亦丽也。……诏作《催妆》五言诗一首曰：“云安公主贵，出嫁五侯家。天母看调粉，日兄怜赐花。催铺柏子帐，待障七香车。借问妆成未？东方欲晓霞。”（《云溪有议》卷中“吴门秀”）

本事中“刘都尉”指刘士泾，“云阳公主”，陆畅《催妆》诗及新、旧《唐书》俱作“云安公主”，唯《唐会要》卷六有“云阳公主”。云安公主为顺宗女，顺宗女尚有“汉阳”、“东阳”、“襄阳”、“浔阳”等，《唐会要》所谓“云阳”当涉上下文而误。《新唐书》卷八三及《唐会要》卷六俱载云安公主下嫁刘士泾。《旧唐书·刘士泾传》载士泾于德宗朝尚主，宪宗朝迁太府卿^[61]，《新唐书》本传因之。然陆畅《催妆》诗谓“日兄怜赐花”，云安公主既为顺宗之女，“日兄”即指宪宗，则云安下嫁在宪宗朝。据《旧唐书·穆宗纪》，士泾为太仆卿在长庆元年正月。《旧唐书·韦弘景传》亦记于穆宗朝。则《旧唐书·刘士泾传》出现朝代错位，误以穆宗朝为宪宗朝，又误以宪宗朝为德宗朝。

本事谓陆畅“初为西江王大夫仲舒从事”云云，《旧唐书·穆宗纪》载：元和十五年六月戊寅，“以中书舍人王仲舒为洪州刺史、御史中丞，充江西观察使。”又《旧唐书·王仲舒传》载：“穆宗即位，复召为中书舍人。其年出为洪州刺史、御史中丞、江南西道观察使。……长庆三年冬，卒于镇。”《新唐书》本传略同。则“西江”应为“江西”，陆畅为江西观察使从事在元和十五年六月后，是在穆宗即位以后。本事以陆畅为江西从事在云安公主下嫁以前，不确。

24.吴武陵

吴武陵虽有才华，而强悍激讦，为人所畏。尝为容州部内刺史，赃罪狼藉，敕令广州幕吏鞠之。吏少年科第，殊不假贷，持之甚急。武陵不胜其愤，题诗路左佛堂曰：“雀儿来逐飓风高，下视鹰鹯意气豪。自谓能生千里翼，黄昏依旧入蓬蒿。”（《本事诗·怨愤第四》）

此以吴武陵获罪在容州部内史任内，所记有误。《旧唐书·吴汝纳传》载：“吴汝纳者，澧州人，故韶州刺史武陵兄之子。武陵进士登第，有史学，……自尚书员外郎出为忠州刺史，改韶州。坐赃贬潘州司户卒。”《新唐书·吴武陵传》载：“后出为韶州刺史，以脏贬潘州司户参军，卒。”均记在韶州获罪，非容州。又韶州属岭南节度使部内，故其事由广州幕吏推问。

本事所引吴武陵诗，《全唐诗》卷七二五又作于邺诗，题作《下第不胜其忿题路左佛庙》。此诗内容与吴武陵事并不吻合，而与《全唐诗》中于邺诗诗题颇相吻合。前面三句自谓来京应试，自视甚高，有俯视群才、志在必得的气概。末一句谓应试落第，回归旧处，表现应举落第时巨大的失落感，以及由此产生的失意和愤懑，“不胜其忿”即此。可见此诗并非吴武陵因推问而作，亦非其诗作。本事所谓“武陵不胜其愤，题诗路左佛堂”云云，不过是牵合附会《全唐诗》中所录于邺诗诗题。《唐才子传校笺》第五册“于武陵”下，陈尚君谓“今存《于邺诗集》一卷，有明朱警《唐百家诗》、清席启寓《唐诗百名家全集》本，但其中所收诗，大多与影宋书棚本《于武陵诗集》重出，疑《于邺诗集》一卷，为南宋以后人据《于武陵诗集》所改题。今存诗，大多或全部皆应为于武陵作”。则此诗或为于武陵诗，误作吴武陵，又附会其事。

25.杨汝士

宝历年中，杨嗣复相公具庆下继放两榜。时先仆射自东洛入觐，嗣复率生徒迎于潼关。既而大宴于新昌里第，仆射与所执坐于正寝，公领诸生翼坐于两序。时元、白俱在，皆赋诗于席上。惟刑部杨汝士侍郎诗后成。元、白览之失色。诗曰：“隔坐应须赐御屏，尽将仙翰入高冥。文章旧价留鸾掖，桃李新阴在鲤庭。再岁生徒陈贺宴，一时良史尽传馨。当年疏傅虽云盛，讵有兹筵醉醁醽。”汝士其日大醉，归谓子弟曰：“我今日压倒元、白。”（《唐摭言》卷三）

文中“先仆射”指杨於陵。本事谓杨於陵致仕时，元、白俱在长安，且于席上赋诗。《旧唐书·文宗纪》载：“大和元年……四月……癸巳，以太子少傅杨於陵守右仆射致仕。”^[62]但是，元稹自长庆二年罢相，出为同州刺史^[63]，次年，授浙东观察使，在越八年，至大和三年入为尚书右丞。可见，大和元年元稹不在长安，未与此宴。《白氏长庆集》卷三三有《和杨郎中贺杨仆射致仕后杨侍郎门生合宴席上作》一诗，白诗既为和诗，则汝士诗作在前，非“汝士诗后成”。许浑有《和人贺杨仆射致政》诗，序云：“祠部杨员外以仆射杨公拜官致仕，旧府宾僚及门生合宴申贺，饮后书事，因和呈。”^[64]当与汝士诗作于同时。诸杨在长安，於陵居新昌里，汝士居静恭坊，新昌在南，静恭在北。许浑诗有“锦帐丽词推北巷”句，其中“北巷”用晋代诸阮居巷南北之典，暗指汝士，则许浑诗为和汝士而作。《旧唐书·杨汝士传》载：“长庆元年为右补阙。坐弟殷士贡举覆落，贬开江令。入为户部员外，再迁职方郎中。太和三年七月，以本官知制诰。”《郎官石柱题名考》卷六及卷一二载汝士为司封员外郎和户部员外郎，则白诗所谓“杨郎中”指汝士为职方郎中，许诗所谓“杨员外”指汝士为司封员外，“祠部”当为“司封”之误。《白氏长庆集》卷三三有《新昌闲居招杨郎中兄弟》一首，作于大和元年，“杨郎中”即杨汝士，诗有“暑月贫家何所有”句，则这年夏天汝士已官职方郎中。在白诗集中，和杨汝士诗前后分别有《秘省后厅》、《松斋偶兴》、《松下琴赠客》、《秋斋》四首，句有“槐花雨润新秋池”^[65]、“眼醒见秋山”^[66]、“秋泉应寒指”^[67]、“晨起秋斋冷”^[68]数句，诸诗作于大和元年，按时间先后编排，则和诗作于这年秋天，为追和之作。据许浑诗，杨於陵大和元年四月致仕时杨汝士尚为司封员外郎，而白诗作时汝士已为职方郎中，时间在这年秋天。则不但元稹未与宴会，白居易亦未曾与宴，压倒元、白之论实为虚谈。

26.裴潾

长安三月十五日，两街看牡丹，奔走车马。慈恩寺元果院牡丹，先于诸牡丹半月开。太真院牡丹，后诸牡丹半月开。故裴兵部潾白牡丹诗，自题于佛殿东颊唇壁之上。大和中，车驾自夹城出芙蓉园，路幸此寺，见所题诗，吟玩久之，因令宫嫔讽念。及暮归大内，即此诗满六宫矣。其诗曰：“长安豪贵惜春残，争赏先开紫牡丹。别有玉杯承露冷，无人起就月中看。”兵部时任给事。（《南部新书》丁）

此节叙述本于《酉阳杂俎》而颇有违误。《酉阳杂俎·前集》卷一九载：“开元末，裴士淹为郎官，奉使幽冀回，至汾州众香寺，得白牡丹一窠，植于长安私第，天宝中，为都下奇赏。当时名公，有《裴给事宅看牡丹》诗，时寻访未获。一本有诗云：‘长安年少惜春残，争认慈恩紫牡丹。别有玉盘乘露冷，无人起就月中看。’太常博士张乘尝见裴通祭酒说。”《南部新书》对《酉阳杂俎》的沿用可以从以下两点得到证明：其一、《南部新书》谓“慈恩寺元果院牡丹，先于诸牡丹半月开；……大和中，车驾自夹城出芙蓉园，路幸此寺，见所题诗，吟玩久之。”以裴氏所咏为慈恩寺牡丹，这是源于《酉阳杂俎》所引诗中“争认慈恩紫牡丹”一句。其二、《南部新书》所谓“兵部时任给事”源出《酉阳杂俎》中“裴给事宅看牡丹”一语，其中“裴给事”在《酉阳杂俎》中原指裴士淹，但《南部新书》因裴潾宝历初拜给事中^[69]，而将裴士淹误为裴潾。因此，《南部新书》所谓“裴兵部潾白牡丹诗”乃误读《酉阳杂俎》而来。

《酉阳杂俎》此一段落专记牡丹。前文所引部分之后又谓“至德中，马仆射镇太原，又得红紫二色者”云云，“又得红紫二色”针对前文所述白牡丹而言，知“长安年少惜春残”一诗同《裴给事宅看牡丹》诗一样，咏白牡丹，“别有”两句也是针对“慈恩紫牡丹”而言，“玉盘”云云，即指白牡丹。慈恩寺牡丹既为紫牡丹，则“长安年少惜春残”诗所咏非慈恩寺牡丹，因此亦非题慈恩寺之诗。《南部新书》谓文宗“路幸此寺，见所题诗，吟玩久之”，乃附会之谈。

《酉阳杂俎》称“当时名公，有裴给事宅看牡丹诗，时寻访未获”，则段成式未见其诗，已明言矣。“一本有诗云”指别一首诗，非“当时名公”裴给事宅看牡丹诗。因此诗亦咏白牡丹，以类相从，故编于此诗之后。据《酉阳杂俎》，此诗乃“太常博士张乘尝见裴通祭酒说”，为别一事。《文苑英华》卷三二一录《裴给事宅看牡丹》诗，题作卢纶作，《万首唐人绝句》卷六九又作开元名公作，将两事两诗混为一谈，殊不足据。

《南部新书》引此诗云：“长安豪贵惜春残，争赏先开紫牡丹。”既曰“惜春残”，则春事将尽；既曰“先开”，则春事方来。两句前后矛盾，文意难通。此改“争认慈恩”为“争赏先开”，不足为训。

27.张祜

张祜，元和、长庆中深为令狐文公所知。公镇天平日，自草荐表，令以新旧格诗三百篇随表进献。辞略曰：“凡制五言，包含六义，近多放诞，靡有宗师。前件人久在江湖，早工篇什，研机甚苦，搜象颇深，辈流所推，风格罕及云云，谨令录新旧格诗三百首，自光顺门进献，望请宣付中书门下。”祜至京师，方属元江夏偃仰内庭，上因召问祜之辞藻上下，稹对曰：“张祜雕虫小巧，壮夫耻而不为者，或奖激之，恐变陛下风教。”上颔之，由是寂寞而归。祜以诗自悼，略曰：“贺知章口徒劳说，孟浩然身更不疑。”（《唐摭言》卷一一）

此节记载有违史实之处。卞孝萱《元稹年谱》于大和五年《辨证》中引此节所记令狐楚镇天平日表荐张祜事，参合文末所引张祜《寓怀寄苏州刘郎中》诗句及《全唐诗》诗下小注“时以天平公荐罢归”，认为“从令狐楚为天平军节度使，刘禹锡为苏州刺史的时间来考察，令狐楚荐张祜应是大和五年末。此时元稹已卒，怎能进谗”？令狐楚是否在为天平军节度使时表荐张祜，《寓怀寄苏州刘郎中》是否为令狐楚表荐时所作，这些虽难以遽定，然以子之矛攻子之盾，颇能道出此节记载的乖谬。吴在庆《唐五代文史丛考》主元稹进谗之说，对卞谱的《辨证》又有所辩驳，认为《全唐诗》诗下小注并非自注，宋本《张承吉文集》并无此注，此注乃后人妄加，难以信据。吴文提出令狐楚表荐张祜的时间在元和十五年（820）秋。文谓张祜《庚子岁寓游扬州赠崔荆四十韵》及《寄献萧相公》诗表明张祜于元和十五年秋由扬州西入长安，又谓张祜《京城寓怀》中“三十年持一钓竿，偶随书荐入长安”两句与令狐楚表荐事吻合，张祜时年约30，又生于贞元八年（792），30岁时恰是长庆元年（821），可见张祜元和十五年秋西入长安与令狐楚表荐有关^[70]。

吴文疑《全唐诗》小注一节颇中肯，然据张祜诗定令狐楚于元和十五年表荐张祜则似可商榷。首先，《京城寓怀》诗中两句难以证明令狐楚于长庆元年表荐张祜。两句原意应是，诗人在经历了长期的隐逸生活以后，因人表荐而来到长安。所谓“三十年持一钓竿”，意即持钓竿30年，自谓隐逸弃世、不求功名已30年，乃成年之事。“三十年”言隐居时间之长，非谓行年30。其次，张祜蒙人表荐时在老大以后。陆龟蒙《和过张祜处士丹阳故居》序云：“张祜，字承吉。元和中，作宫体小诗，辞曲艳发，当时轻薄之流能其才，合噪得誉。及老大，稍窥建安风格，诵《乐府录》，知作者本意。短章大篇，往往间出，谏讽怨谲，时与六义相左右；善题目佳境，言不可刊置别处。此为才子之最也。由是贤俊之士及高位重名者，多与之游，谓有鹄鹭之野，孔翠之鲜，竹柏之贞，琴磬之韵。或荐之于天子，书奏不下。”^[71]寻绎语意，乃谓张祜年及老大，诗风一变，“贤俊之士及高位重名者，多与之游”，因此，“或荐之于天子”。可见，蒙人表荐的时间是“及老大”，表荐之人乃“贤俊之士及高位重名者”。此一记载可在张祜诗集中得到证实。南宋本《张承吉文集》卷一○中有《戊午年感事书怀二百韵谨寄献太原裴令公淮南李相公汉南李仆射宣武李尚书》一诗，其中“坏屋荐来偏”句下注云“祜累蒙方镇论荐”。诗题“戊午年”即开成三年（838）。张祜《寓怀寄苏州刘郎中》诗中“刘郎中”乃刘禹锡，刘禹锡为苏州刺史时间在大和五年（831）至八年（834），诗谓“诸侯力荐命尤奇”，可见张祜蒙人表荐时间在大和、开成之间。张祜另有《忆江东旧游四十韵寄宣武李尚书》诗，诗谓“伯玉年将尽，宣尼易未弘”，又谓“酒徒穷不破，诗债老相仍”。诗中“李尚书”即李绅，绅于开成元年（836）至五年（840）为宣武军节度使、汴州刺史。开成中张祜年已老大，这与陆龟蒙诗序所载吻合。张祜《京城寓怀》所谓“三十年持一钓竿，偶随书荐入长安”时间当在大和、开成之间。至于元和时期，据陆龟蒙诗序，张祜之得声誉乃因宫体小诗，能其才者不过“当时轻薄之流”，这一时期是不会有贤俊之士及位高名重如令狐楚者表荐的。

可见，元稹“偃仰内庭”的元和、长庆之交，当无令狐楚表荐张祜之事，此事应在文宗在位的大和、开成时期，其时元稹已逝。需要指出的是，元稹阻格令狐楚表荐张祜一事仅见于《唐摭言》，并无其他佐证。《全唐文》卷七九七所收皮日休《论白居易荐徐凝屈张祜》一文亦言及此事，然此文实出《唐诗纪事》，非皮日休作，不足为据^[72]。

最早记载令狐楚表荐张祜的是杜牧《酬张祜处士见寄长句四韵》中的自注。杜牧诗云：“七子论诗谁似公，曹刘须在指挥中。荐衡昔日知文举，原注：令狐相公曾表荐处士。乞火无人作蒯通。北极楼台长挂梦，西江波浪远吞空。可怜故国三千里，虚唱歌词满六宫。原注：处士诗：故国三千里，深宫二十年。一声《河满子》，双泪落君前。”^[73]元稹阻隔张祜的故事实肇因于诗中第一处自注，并与同诗末两句及自注相关的白居易黜张祜的故事相关联。

《云溪友议》卷中“钱塘论”记载了白居易荐徐凝屈张祜的故事，已有学者考其非实^[74]，本编“徐凝”条亦有辨证，看来，这是一篇虚构的故事。此一虚构的原因及线索亦有可考者。全篇后半是李林宗、杜牧与白居易论文、杜牧为诗代为张祜鸣不平的故事。后一情节出于附会穿凿，本编已有辨证。其实，前一情节亦属乌有。考《新唐书·宗室世系上》，有玄宗时宰相李林甫弟李林宗，表载“林宗字直木”，即其人^[75]。可知李林宗为玄宗至代宗时人，与白居易时代不相及，决无“辇下较文”之事。所谓“先是李补阙林宗、杜殿中牧与白公辇下较文”云云，当自杜牧《唐故平卢军节度巡官陇西李府君墓志铭》一文附会虚构而来。杜牧文记墓主李戡语云：“尝痛自元和以来，有元白诗者，纤艳不逞，非庄士雅人，多为其所破坏。流于民间，疏于屏壁，子父女母，交口教授，淫言媟语，冬寒夏热。入人肌骨，不可除去。吾无位，不得以法治之。”^[76]则李戡曾痛诋元、白之诗，杜牧既录其言，自有心许之意，李、杜与白辇下较文一节当自此化出。又据杜牧文，李戡曾居洛中，杜牧与之往还，得其痛诋元、白之语，是在分司东都时。本事所谓“白为河南尹，李为河南令，道上相遇”云云，亦当由此化出。甚至托名李姓者，莫不与李戡之事相关。可见李、杜与白较文一事是受杜牧之文记事影响而虚构出来的一段故事。不仅如此，本事作者还由此虚构了杜牧与白居易评议张祜《宫词》而意见相左的故事。据本事作者之意，杜与白诗论旨趣相左，其论具体诗作，意见必定相反，杜既赞美，白必贬低，白居易贬低张祜《宫词》、抬高徐凝《瀑布》诗句由此构思而来。由此情节上推，本事故事中的张、徐各希首荐、白伸徐屈张等情节，无不由此衍生，只是因为叙述的需要而以因为果罢了。

本事作者选择张祜《宫词》作为杜牧、白居易较文的话题，正是出于杜牧《酬张祜处士见寄长句四韵》诗末两句及其自注。本事引用此诗两句，又引注中张祜《宫词》，可见本事作者熟知此诗及其自注，是可能由此展开想象、虚构故事的。可以推测，本事作者正是借用了杜牧文中杜牧与元、白诗歌主张不同这一既有事实，由杜牧对张祜《宫词》的赞美虚构出白居易伸徐屈张的故事。应该说，杜牧所撰李戡墓志铭及《酬张祜处士见寄长句四韵》及其自注是“钱塘论”故事的肇因、线索及想象平台，而李戡、杜牧与元、白论诗意趣相左及杜牧推许张祜诗歌正是构成故事的两大关节。以上构成“钱塘论”故事的基本因素其实也是所谓元稹阻格令狐楚表荐张祜故事产生的原因。同样的原因，在“钱塘论”中黜张祜者为白居易，而在《唐摭言》所录故事中则为元稹，只是前一故事自杜牧《酬张祜处士见寄长句四韵》诗的后一自注中化出，而后一故事则自此诗前一自注中化出。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本事末尾引用的两句诗不一定作于令狐楚表荐无果之时，因为张祜诗自注已说“祜累蒙方镇论荐”，可见屡荐屡遭不遇，赠刘禹锡诗也完全可能是他人论荐无果时写的。

28.房千里　许浑

房千里博士初上第，《游岭徼诗序》云：“有进士韦滂者，自南海邀赵氏而来，十九岁，为余妾。余以鬓发苍黄，倦于游从，将为天水之别。止素秋之期，纵京洛风尘，亦其志也。赵屡对余潸然恨恨者，未得偕行。即泛轻舟，暂为南北之梦。歌陈所契，诗以寄情。”曰：“鸾凤分飞海树秋，忍听钟鼓越王楼。只应霜月明君意，缓抚瑶琴送我愁。山远莫教双泪尽，雁来空寄八行幽。相如若返临卭市，画舸朱轩万里游。”房君至襄州，逢许浑侍御赴弘农公番禺之命，千里以情意相托，许具诺焉。才到府邸，遣人访之，拟持薪粟给之，曰：“赵氏却从韦秀才矣。”许与房、韦，俱有布衣之分。欲陈之，虑伤韦义；不述之，似负房言。素款难名，为诗代报。房君既闻，几有欧阳四门詹太原之丧。浑寄房秀才诗曰：“春风白马紫丝缰，正值蚕眠未采桑。五夜有心随暮雨，百年无节待秋霜。重寻绣带朱藤合，却认罗裙碧草长。为报西游减离恨，阮郎才去嫁刘郎。”（《云溪友议》卷上“南海非”）

据本事，房千里与赵氏违离且以赵氏托于许浑之事，在上第以后不久。据《新唐书·艺文志》，房千里“大和初进士第”。《登科记考》卷二○据此记房千里于大和元年登第，则本事所记之事当在大和元年以后不久。

许浑确曾赴南海幕，其时间在开成元年（836）^[77]，集中《将为南行陪浙西尚书崔公宴海榴堂》乃此前所作，据《全唐文》卷五一四李约《壁书飞白萧字赞》，此“海榴堂”在润州^[78]，可见许浑自润州赴南海幕府。诗有“风传鼓角霜侵戟”句，则奉命时间在这年秋天。许浑此次赴南海，有《别表兄军倅》诗，其序云：“余祗命南海，至庐陵，逢表兄军倅奉使淮海。”诗云：“客路晚依红树宿，乡关朝望白云归。”^[79]时在秋天。又有《留别赵端公》，序云：“余行次钟陵，府中诸公宴饯赵端公，……因留别。”诗云：“箫鼓散时逢夜雨，绮罗分处下秋江。”^[80]又有《舟行早发庐陵郡郭寄滕郎中》云：“楚客停桡太守知，露凝丹叶自秋悲。”^[81]又有《韶州韶阳楼夜宴》云：“帘前碧树穷秋密。”^[82]《韶州送窦司直北归》云：“客散他乡夜，人归故国秋。”^[83]诗中俱写秋景，可证。据以上所引诗句，许浑赴南海乃自润州出发，取道洪州、吉州、韶州，并不经过襄州。或以为许浑其时至襄州稍事盘桓后转而取道洪州^[84]，恐未确。许浑若至襄州盘桓，其赴南海，必取道江陵、岳州、潭州、衡州、连州等处，不至舍近求远，取道洪州、吉州。可见，本事所叙房千里以赵氏托于许浑一事，在时间、地点上均有未合，当是摘取许浑事迹附会而成。此外，本事谓许浑“赴弘农公番禺之命”，然“弘农公”指弘农杨氏，此载不确^[85]。

本事所引许浑诗与其《途经敷水》文字颇为雷同。《途经敷水》云：“修蛾颦翠倚柔桑，遥谢春风白面郎。五夜有情随暮雨，百年无节待秋霜。重寻绣带朱藤合，更认罗裙碧草长。何处野花何处水，下峰流出一渠香。”^[86]两首诗中间两联相同。《途经敷水》写景叙事用汉乐府《日出东南隅行》中罗敷采桑故事。唐人有关敷水的诗歌，多附会罗敷之事。如岑参《敷水歌送窦渐入京》，白居易《过敷水》、《罗敷水》、《与裴华州同过敷水戏赠》，罗隐《罗敷水》等，许浑此诗乃沿袭唐诗惯例，为其原作。本事所引许浑诗乃改动原诗而成，改动首联以掩原题，改动尾联以牵合本事，然语意牵强，莫可解读。此好事者所为，非许浑之诗。

29.李远

宣宗坐朝，次对官趋至，必待气息平均，然后问事。令狐相进李远为杭州，宣宗曰：“比闻李远诗云‘长日唯销一局棋’，岂可以临郡哉？”对曰：“诗人之言，不足有实也。”仍荐远廉察可任，乃俞之。（《幽闲鼓吹》）

本事中“令狐相”指令狐绹，宣宗时曾为相10年。宣宗因李远诗有“长日唯消一局棋”一句，以为玩物害事，不宜临郡理民。观其语气，李远此前未为州郡长官，令狐绹所荐为其州郡刺史初任。据《唐刺史考全编》，大中时，李远曾为岳州、江州、忠州、建州、明州、杭州刺史，其时间有可考者。杜牧《樊川文集》卷二有《早春寄岳州李使君李善棋爱酒情地闲雅》一诗，又温庭筠《寄岳州李外郎远》云：“湖上残棋人散后，岳阳微雨鸟来迟。”^[87]如前所述，李远善棋，则二人诗中之岳州刺史当即李远。杜牧卒于大中六年（852）十二月^[88]，题作“早春”，则诗作于大中六年初以前，可知此前李远已为岳州刺史。据《资治通鉴》卷二四九，李远为杭州刺史在大中十二年（858）十月，则杭州刺史非其初任。本事以李远为杭州刺史乃因令狐绹之荐，不确。

李远所任州刺史，据《旧唐书·地理志》，岳州为下州，江州、忠州、建州为中州，明州、杭州为上州。按照唐代惯例，州郡刺史之任一般自下州迁至上州，李远任岳州刺史以前也不太可能有中州或上州刺史之任。而且，据《旧唐书·宣宗纪》，令狐绹为相在大中四年（850）十一月，自令狐绹为相至大中六年初以前李远已为岳州刺史仅一年时间，其间也不可能遽然插入他州刺史一职。本事所谓李远首为州郡刺史当为岳州刺史，绹之荐远，当属可信。

《资治通鉴》记李远为杭州刺史一事于大中十二年十月，但又相信《幽闲鼓吹》的记载，以为李远为杭州刺史乃因令狐绹之荐，亦未确。

30.杜牧

杜舍人牧，弱冠成名。当年制策登科，名振京邑。尝与一二同年城南游览，至文公寺，有禅僧拥褐独坐，与之语，其玄言妙旨咸出意表。问杜姓字，具以对之。又云：“修何业？”旁人以累捷夸之，顾而笑曰：“皆不知也。”杜叹讶，因题诗曰：“家在城南杜曲旁，两枝仙桂一时芳。禅师都未知名姓，始觉空门意味长。”（《本事诗·高逸第三》）

本事所引杜牧诗，《樊川外集》及《全唐诗》五二四题作《赠终南兰若僧》，诗云：“北阙南山是故乡，两枝仙桂一时芳。休公都不知名姓，始觉禅门气味长。”据此诗题及首句，杜牧遇僧在终南山，而非本事所说的城南文公寺。《樊川外集》及《全唐诗》所引文本，其遣词更近书面语言，本事所引则语言通俗，如易“休公”^[89]为“禅师”，更近口耳流传，当以《樊川外集》及《全唐诗》所引为原文。杜牧为京兆万年人，裴延翰《樊川文集序》云：“长安南下杜樊乡，郦元注《水经》，实樊川也。延翰外曾祖司徒岐公之别墅在焉。”^[90]《元和郡县图志》卷一“京兆府万年县”下载：“樊川，一名后宽川，在县南35里，本杜陵之樊乡，汉高祖赐樊哙食邑于此。”则樊川在长安城南，杜佑有别墅于此。此诗在流传中文字当有改动，本事中“家在”一句或据此而来。

杜为御史，分务洛阳，时李司徒罢镇闲居，声伎豪华，为当时第一。洛中名士，咸谒见之。李乃大开筵席，当时朝客高流，无不臻赴。以杜持宪，不敢邀置。杜遣座客达意，愿与斯会。李不得已，驰书。方对花独酌，亦已酣畅，闻命遽来。时会中已饮酒，女奴百余人，皆绝艺殊色。杜独坐南行，瞪目注视，引满三卮，问李云：“闻有紫云者，孰是？”李指示之。杜凝睇良久，曰：“名不虚得，宜以见惠。”李俯而笑，诸妓亦皆回首破颜。杜又自饮三爵，朗吟而起曰：“华堂今日绮筵开，谁唤分司御史来？忽发狂言惊满座，两行红粉一时回。”意气闲逸，傍若无人。（《本事诗·高逸第三》）

《太平广记》卷二七三《杜牧》篇及《唐诗纪事》卷五十六均记此事，作“李司徒愿”。然《旧唐书·李愿传》谓愿卒于宝历元年，而杜牧始以监察御史分司东都在大和九年，史载与此载有矛盾。以上矛盾，吴企明《樊川诗甄辨柿札》^[91]及缪钺《杜牧年谱》俱已指出，但吴文以此李司徒实为李愿，并据以推测本事乃好事者所为。《杜牧年谱》则据《旧唐书·李听传》中“大和九年，改陈许节度，未至镇，复除太子太保分司。开成元年，出为河中尹，河中晋慈隰节度使，卒后赠司徒”的记载，推定此“李司徒”为李听。唐诗本事在流传过程中多有改易增饰，难免穿凿附会，张冠李戴，个别人名的疏误会影响本事的真实性，自当重视，但也不必过于拘泥，重要的是诗与事的真实程度及其关系问题。首先，事与诗是否完全出于臆造。对于上述本事，吴文持此观点。然《本事诗》未言李司徒即李愿，《太平广记》及《唐诗纪事》坐实李愿，乃本事在流传中为后人所加，是不足为据的。而且，即使本事中有关人物有误，也并不足以否定事之全体。不仅如此，唐诗本事多有据诗意附会穿凿者，事虽不实，诗则有之。因此，不能因本事细节的不真实而否定整个事件，并进而否定诗的真实性。当然，也不能因为本事中有若干细节能在史实中找到依据，便完全肯定整个事件。亦真亦假、真假混杂的情况在唐诗本事中大量存在。

撇开此诗本事的若干情节，独立阅读此诗，可以发现另一种完全不同的解读。在本事中，“谁唤分司御史来”一句通常解读为杜牧始以持宪被弃，终则见招。但是，这一解读造成诗之上半与下半语意不相衔接，起落无端。其实，“谁唤”一句具有领起下文的作用。全诗大意是：今日华堂张筵，怎么把分司御史也请来了呢？结果口出狂言，弄得四座惊诧，红粉莫名。“谁唤”一句出于戏谑口吻，意谓邀请御史赴席乃不智之举。此诗以反讽的笔法，表现诗人为时人所惊异的狂放不羁之态，诗情豪迈，风调俊逸磊落，与杜牧诗风吻合。本事中杜牧被弃被邀的情节是对“谁唤”一句的误读与附会。此诗虽属杜牧，但本事中的细节多出附会增饰。

31.赵嘏

赵嘏颇有诗名，不拘小节。饮中赠歌者曰：“倚风无处过梁尘，雅唱清歌日日新。来值汉亭花欲尽，一声留得万家春。”后因酒失，悔过以诗上歙州守曰：“叶覆清溪滟滟红，路横秋色马嘶凤。犹携一榼郡斋酒，倾对青山忆谢公。”（《诗话总龟·前集》卷二三引《唐贤抒情》）

本事所引前一首诗，《全唐诗》卷五五○题作《淮南丞相座赠歌者虞姹》，后一首题作《寄卢中丞》。同书卷五四九有《重寄卢中丞》、《抒怀上歙州卢中丞宣州杜侍郎》两首，诗中“卢中丞”即卢弘止。《南部新书》乙载：“滑州卢弘正（止）尚书题柳泉驿云：‘余自歙州刺史除度支郎中……’”可见本事所引两首诗非同时所作。《寄卢中丞》诗乃寄怀之作，全篇想象卢弘止出游宴饮情形，“犹携一榼郡斋酒”句语意尤明。诗中所言之事与酒失悔过事无关。疑有脱文。

32.卢肇

卢肇初计偕至襄阳，奇章公方有真珠之惑，肇赋诗曰：“神女初离碧玉阶，彤云犹拥牡丹鞋。知道相公怜玉腕，强将纤手整金钗。”（《唐诗纪事》卷五五“卢肇”）

《全唐诗》卷五五一据此收为卢肇诗，题作《戏题》。《全唐诗》卷三一一又作范元凯诗，题作《章仇公席上真珠姬》，文字多有不同，诗云：“神女初离碧玉阶，彤云犹拥牡丹鞋。应知子建怜罗袜，顾步裴回拾翠钗。”此外，杨慎《升庵诗话》卷五又作何兆诗，诗题及正文文字与《全唐诗》所收范元凯诗相同。

《全唐诗》范诗下注云：“章仇公，大历中蜀州刺史。”案：所谓“章仇公”实为本事中“奇章公”，为牛僧孺，僧孺有侍妾名真珠。《全唐诗》卷四八一李绅《忆被牛相留醉州中时无他宾牛公夜出真珠辈数人》诗云：“严城画角三声闭，清宴金樽一夕同。银烛坐隅听子夜，宝筝筵上起春风。酒徵旧对惭衰质，曲换新词感上宫。淮海一从云雨散，杳然俱是梦魂中。”此诗所记之事为大和七年闰七月李绅赴浙东观察使任途经扬州会晤牛僧孺一事。《唐摭言》卷一○载：“皇甫松，著《醉乡日月》三卷，自叙之矣，或曰，松，丞相奇章公表甥，然公不荐。因襄阳大水，遂为《大水辨》，极言诽谤。有‘夜入真珠室，朝游瑇瑁宫’之句。公有爱姬名真珠。”此外，罗虬《比红儿》其五七有“昔年黄阁识奇章，爱说真珠似窈娘”两句^[92]，可见，诗题“章仇公”乃“奇章公”之误。

卢肇袁州人，至京赴举经襄阳。卢肇登进士第在会昌三年^[93]，牛僧孺为山南东道节度使在开成四年至会昌二年，正是卢肇赴举之时。据此，此诗当属卢肇。

宋陈应行编《吟窗杂录》卷四一亦载此诗本事云：“奇章公纳妓曰真珠，有殊色。卢肇至，奇重其文，延于中寝，会真珠沐发，方以手捧发髻插钗于两鬓间。丞相曰：‘何妨一咏。’肇曰：‘知道相公怜玉腕，强将纤手整金钗。’”《全唐诗》所载范元凯诗前两句用宋玉赋中巫山神女故事，后两句用曹植《洛神赋》中洛神故事。宋玉、曹植赋原本前后相接，题旨相同，本诗杂用其事，首尾承接自然，全篇浑然一体。又诗中“子建”乃诗人自指。唐人多于席上咏才子佳人之事，且才子多以自谓，此诗即属此类。因此，本诗乃诗之原文。本事所载卢肇诗，后两句承接突兀，与前文迥不相及，且造句稚拙，当为牵合本事，改动原文所致。据所录范元凯诗诗题，吟咏事在席上，前两句描写与诗题吻合。本事所谓中寝沐发一节，不惟情理难通，于事亦有不合。

33.王铎

唐王中令铎，重德名家，位望崇显，率由文雅，然非定乱之才，镇渚宫为都统，以御黄巢。……洎荆州失守，复把潼关。黄巢差人传语云：“令公儒生，非是我敌，请自退避，无辱锋刃。”于是弃关，随僖皇播迁于蜀。再授都统，收复京都，大勋不成，竟罹非命。时议曰：“黄巢过江，高太尉不能拒捍，岂王中令儒懦所能应变乎？”落都统后有诗，其要云：“敕诏已闻来阙下，檄书犹未遍军前。”亦志在其中也。（《北梦琐言》卷三“王中令铎拒黄巢”）

此谓王铎荆州失守后曾把守潼关，并再次退败，有违史实。《资治通鉴》卷二五四“考异”引《北梦琐言》本文，按云：“铎自荆南丧师贬官，未尝将兵潼关。”《新唐书·王铎传》载：“铎退营襄阳。于是以高骈代之，贬太子宾客，分司东都。未几，召拜太子少师，从天子入蜀，拜司徒、门下侍郎、平章事，加侍中。复以太子太保平章事。……铎感慨王室，每入对，必噫呜流涕，固请行。时中和二年也。乃以检校司徒、中书令为义成节度使，诸道行营都统，判延资、户部、租庸等使。”则王铎未尝守潼关。据《资治通鉴》卷二五四，广明元年（880）十一月，以左军马军将军张承范为兵马先锋使兼把节潼关制置使，右军步军将军王师会为制置关塞量料使，左军兵马使赵珂为句当寨栅使，把守潼关。十二月，潼关失守，师会自杀，承范变服帅余众脱走。此潼关失守原委，非王铎之事。

王铎诗载于《全唐诗》卷五五七，题作《罢都统守镇滑州作》，诗云：“用军何事敢迁延，恩重才轻分使然。黜诏已闻来阙下，檄书犹未遍军前。腰间尽解苏秦印，波上虚迎范蠡船。正会星辰扶北极，却驱戈甲镇南燕。三尘上相逢明主，九合诸侯愧昔贤。看却中兴扶大业，杀身无路好归田。”据《资治通鉴》及《新唐书·王铎传》，王铎再为诸道行营都统在中和二年。《旧唐书·王铎传》记其此后行事云：“其年（中和二年）秋，贼将朱温降，收同州。十一月，贼华州戍卒七千来奔。三年二月，沙陀军至，收华州。四月，败贼于良田坡，遂收京城。封铎晋国公。铎加中书令，以收城诸将，量其功伐高下，承制爵赏以闻。”据此，王铎督师收复京城，并承制分赏诸将。至于王铎再落都统的原因，《旧唐书》本传云：“巢贼出关东，与蔡帅秦宗权合纵。时溥举兵徐方，请身先讨贼，乃授溥都统之命。十军军容使田令孜以内官杨复光有监护用师之功，尤忌儒臣立事，故有时溥之授。”《旧唐书·僖宗纪》亦记王铎罢都统时间在其年五月，但《新唐书·王铎传》及《资治通鉴》与上述记载有所不同。《新传》记载：“先是，诸将虽环贼，莫肯先。及铎檄至，号令殷然，士气皆起，争欲破贼，故巢战数蹙。宦人田令孜策贼必破，欲使功出于己，乃搆铎于帝，罢为检校司徒，以义成节度还屯。铎功危就，而谗见夺，然卒因其势困贼。后数月，复京师，策勋居关东诸镇第一。”《资治通鉴》卷二五五所载略同，且记罢都统事于中和三年正月，是王铎罢都统在收复京师之前。考《旧唐书·僖宗纪》，收复京师后上章告捷者乃与田令孜相交接之杨复光，《旧纪》且录其文，非如《旧传》所云王铎，则其时王铎已罢都统。又《全唐文》卷八六《授王铎义成军节度使兼中书令制》云：“宸命登坛，俾之仗钺。及之白马，叠降紫泥。虽嘉将就之勋，尚滞进军之策，而诸军观望，相顾迁延。将谋荡定之期，因有改更之制。”所言与《新传》及《资治通鉴》吻合，则王铎罢都统在收复京师以前。王铎诗中所言情形亦与上述史实吻合。

34.薛能

薛能尚书镇彭门，时溥、刘巨容、周岌俱在麾下。未数岁，溥镇徐，巨容镇襄，岌镇许，俱假端揆。故能诗曰：“旧将已为三仆射，病身犹是六尚书。”（《唐摭言》卷一五）

薛能此诗见《全唐诗》卷五五九，题作《闲题》，诗云：“八年藩翰似侨居，只此谁知报玉除。旧将已成三仆射，老身犹是六尚书。时丁厚讟终无咎，道致中兴尚有余。为问春风谁是主，空催弱柳拟何如。”薛能“镇彭门”指出镇徐州，为感化军节度使。据《唐刺史考全编》卷六四，薛能为感化军节度使在咸通十四年（871）至乾符二年（875），后入为工部尚书，乾符三年（876）至五年（878）再镇徐州，又继镇许州，为忠武军节度使，广明元年（880）为部将周岌所逐。《旧唐书·僖宗纪》载其事云：“（广明元年）九月，徐州兵三千人赴溵水，途经许。许州节度使薛能前为徐帅，得军民情。徐军吏至，请馆，能以徐军怀惠，令馆于州内。许军惧徐人见袭，许州大将周岌自溵水以其戍卒还，逐薛能，自据其城。”《新唐书·僖宗纪》更谓能为周岌所杀。郑谷诗有《读故许昌薛尚书诗集》及《故许昌薛尚书能尝为都官郎中……》，则忠武节度使为薛能之终官。诗谓“老身犹是六尚书”，可见再镇徐州及镇许州时仍检校尚书，薛能既称“犹是六尚书”，则诗作于广明元年（880）被逐以前。薛能于咸通十四年（873）始出镇徐州，诗谓“八年藩翰”，则此诗似作于广明元年。

本事以“旧将已为三仆射”分别指“溥镇徐，巨容镇襄，岌镇许，俱假端揆”，以史考之，殊为不确。周岌以逐薛能并取而代之，其为忠武节度使自在薛能之后，亦即此诗写作之后，则自非“三仆射”之所指。时溥镇徐时间，《旧唐书·时溥传》载云：“中和二年（882），武宁军节度使支详遣溥与副将陈璠率师五千赴难。行至河阴，军乱，剽河阴县回。溥招合抚谕，其众复集，惧罪，屯于境上。详遣人迎犒，悉恕之，溥乃移军向徐州。既入，军人大呼，推溥为留后，送详于大彭馆。溥大出资装，遣陈璠援详归京。”^[94]可见时溥镇徐更在此后。《新唐书·刘巨容传》载：“（黄）巢据荆南，（巨容）俄迁山南东道节度使以扞巢，屯团林。江西招讨使曹全晸与巨容守荆门关，与贼战，巨容伪北，巢追之，伏兴林樾间，贼大败，执贼将十三人，转斗一舍，虏获不可计。……以功迁检校礼部尚书。……及（黄巢）陷两京，巨容合诸道兵讨之，授南面行营招讨使，累兼天下兵马先锋开道供军粮料使、检校司空，封彭城县侯。”巨容为山南东道节度使击破黄巢事在乾符六年（879）十一月^[95]，“以功迁检校礼部尚书”事在此时。又《新唐书·僖宗纪》载：“（中和元年五月）刘巨容为南面行营招讨使。”其检校司空在此时。据《旧唐书·职官志》，礼部尚书属正三品，尚书左右仆射属从二品，司空属正一品。巨容在检校礼部尚书与检校司空之间宜有检校仆射之授，时间在乾符六年（879）十一月至中和元年（881）五月之间。

薛能诗“老身犹是六尚书”之“六尚书”指工部尚书，因于尚书省六部中班行最后，为第六。“六尚书”既为官称，“三仆射”亦当为官称，不应指三人为仆射。尚书省有左、右仆射，“三仆射”或即指检校仆射^[96]。薛能诗有“为问春风谁是主，空催弱柳拟何如”两句，乃春天景象，诗当作于广明元年（880）春天，“旧将”句当指刘巨容。

35.韦蟾

韦蟾左丞，至长乐驿亭，见李汤给事题名，索笔纪之曰：“渭水秦山豁眼明，笑人何事寡诗情。祗应学得虞姬婿，书字才能记姓名。”（《唐摭言》卷一三）

此诗本事《唐摭言》卷三重复记载，但有异文：“李汤题名于昭应县楼，韦蟾睹之，走笔留谑曰：‘渭水秦川拂眼明，希仁何事寡诗情。只应学得虞姬婿，书字才能记姓名。’”《全唐诗》卷五六六收录韦蟾此诗，对两处记载文字均有采录，诗题为《长乐驿谑李汤给事题名》，诗云：“渭水秦川拂一作照眼明，希仁一作笑人何事寡诗情。只应学得虞姬婿，书字才能记姓名。”《新唐书·宗室世系》下“小郑王房”载：“给事中汤，字希仁。”则诗句文字作“希仁”是，作“笑人”非。至于题诗地点，一作“长乐驿亭”，一作“昭应县楼”。从“渭水”句看，作“昭应县楼”是。渭水流经昭应县北，昭应县官舍前临渭水，唐人诗中留下了很多描写，如：王建《昭应官舍书事》：“县在华清宫北面，晓看楼殿正相当。……腊月近汤泉不冻，夏天临渭屋多凉。”^[97]白居易《权摄昭应早秋书事寄元拾遗兼呈李司录》：“夏闰秋候早，七月风骚骚。渭川烟景晚，骊山宫殿高。”^[98]沈亚之《宿后自华阳行次昭应寄王直方》：“暖色先骊岫，寒声别雁群。川光如戏剑，帆态似翔云。”^[99]赵嘏《题昭应王明府溪亭》：“晓渭度檐帆的的，晚原含雨树重重。”^[100]旅次昭应题诗而咏渭水在唐人诗中习见，而长乐驿则临近浐水，离渭水较远。唐人诗中旅次长乐驿的题诗也是吟咏浐水及与浐水连接的灞水。如白居易《长乐亭留别》：“灞浐风烟函谷路，曾经几度别长安。”^[101]祖咏《长乐驿留别卢象裴总》：“灞水行人渡，商山驿路深。”^[102]可见韦蟾题诗必于昭应县楼，而非长乐驿亭。《唐摭言》卷三所记本事文本及诗歌文本均不误。

36.李群玉

李群玉，澧州人。好吹笙，常使家僮吹之。性喜食鹅。及授校书郎，即归故里。卢肇送诗云：“妙吹应诺凤，工书定得鹅。”（《太平广记》卷二六五）

《南部新书》丙亦载其事，文字有异：“李群玉好吹笙，常使家僮奏之。又善《急就章》，性善养白鹅。及授校书郎东归，故卢肇送诗云：‘妙吹应谐凤，工书定得鹅。’”《太平广记》所谓“性喜食鹅”，《南部新书》作“性善养白鹅”，“喜食”与“善养”形近，二者正误难以遽定。此一本事实据本事而来。“妙吹”句用王子晋吹笙一事。据《列仙传》，周灵王太子晋，好吹笙作凤凰鸣，道士浮丘公接以上嵩山，所谓“好吹笙”，由此而来。“工书”句用王羲之事，据《晋书·王羲之传》，羲之好鹅，山阴有道士养好鹅，羲之书《黄庭经》以换道士之鹅。诗句原意是说李群玉擅长书法，非谓有“得鹅”之事。本事坐实事典，又附会“食鹅”、“养鹅”之事。

37.温庭筠

后温庭筠为赋，亦警刺，少类于平、贾，而谪方城，乃诗曰：“侯印不能封李广，别人丘陇似天山。”举子纪唐夫有诗送之。时温庭筠作尉，纪唐夫得名，盖因文而致也。诗曰：“何事明时泣玉频，长安不见杏园春。凤凰诏下虽沾命，《鹦鹉》才高却累身。且饮绿醽消积恨，莫言黄绶拂行尘。方城若比长沙远，犹隔千山与万津。”（《云溪友议》卷中“白马吟”）

本事所引“侯印”两句出自温庭筠诗《伤温德彝》，全诗云：“昔年戎虏犯榆关，一败龙城匹马还。侯印不闻封李广，他人丘垄似天山^[103]。”《全唐诗》校云：“一作《伤边将》。”此诗与诗人谪方城并无关联。据《旧唐书·温造传》，大和四年（830）温德彝为河中都将，又据《资治通鉴》卷二四六记载，开成五年（840）又为天德军使。温庭筠贬方城在咸通七年（866），相去20余年^[104]，此诗是否贬方城时作，殊为可疑。

关于纪唐夫诗本事，《唐摭言》卷一一记载有所不同：“开成中，温庭筠才名籍甚，然罕拘细行，以文为货，识者鄙之。无何，执政间复有恶奏庭筠搅扰场屋，黜随州县尉。……庭筠之任，文士诗人争为辞送，唯纪唐夫得其尤。诗曰：‘何事明时泣玉频，长安不见杏园春。凤皇诏下虽沾命，鹦鹉才高却累身。且饮绿醽销积恨。莫辞黄绶拂行尘。方城若比长沙远，犹隔千山与万津。’”温庭筠因搅扰场屋而黜为随州县尉事，《唐摭言》卷一三记载尤详：“山北沈侍郎主文年，特召温飞卿于帘前试之，为飞卿爱救人故也。适属翌日飞卿不乐，其日晚请开门先出，仍献启千余字。或曰潜救八人矣。”此沈侍郎即沈询，据《因话录》卷六，沈询知举在大中九年（855），则温庭筠黜为随州县尉在此后不久，而非“开成中”。至于温庭筠贬方城尉，乃别为一事。《旧唐书·温庭筠传》载：“杨收怒之，贬为方城尉。”据《旧唐书·宰相表下》及《资治通鉴》卷二五○，杨收于咸通七年十月罢相，出为宣歙观察使^[105]，而《全唐文》卷七八六载温庭筠为国子助教主试时榜邵谒等诗文之榜文，文尾有“咸通七年十月六日，试官温庭筠榜”，可见同年同月，温庭筠尚在国子助教任上，则杨收之怒贬庭筠必于是年十月，且其事必因榜文而起。纪唐夫诗有“方城若比长沙远”句，则此诗作于温庭筠贬方城尉时。又诗谓“长安不见杏园春”，在时间上与温庭筠此次被贬吻合。

38.方干

（方）干与杭州于郎中为砚席之知，因求举粮，远游郡所。杭牧疑干为诗无卒才，因夜醼与“飞”字韵，请赋一章。干半酣书成，合筵惊骇。于赠二百千，充润五十六字，于可谓奖士矣。诗曰：“间世星郎夜醼时，丁丁寒漏滴声微。琵琶弦促千般调，鹦鹉杯深四散飞。遍请玉容歌白雪，高烧红蜡照朱衣。人间有此荣华事，争遣渔翁恋钓矶。”（《鉴诫录》卷八“屈名儒”）

《全唐诗》卷六五二收录方干此诗，题作《陪李郎中夜宴》。首句“间世星郎夜宴时”，称李郎中为“星郎”，则此李郎中时在京居郎官之职，非在外任。本事以此诗为方干在杭州于郎中夜宴席上所作，殊误。方干另有《寄杭州于郎中》，诗云：“虽云圣代识贤明，自是山河应数生。大雅篇章无弟子，高门世业有公卿。入楼早月中秋色，绕郭寒潮半夜声。白屋青云至悬阔，愚儒肝胆若为倾。”^[106]诗末微露希求汲引之意。此诗本事乃牵合二诗并附会诗意而成。

39.罗隐

邺王罗绍威学（罗）隐为诗，自号其文为《偷江东集》。青州王师范遣使赍礼币，求一篇，隐以诗寄之曰：“盛业传家有宝刀，况闻余力更挥毫。腰间印绶黄金贵，卷内文章白雪高。宴罢嘉宾吟凤藻，猎回诸将问龙韬。登坛甲子才三十，犹拟回头夺锦标。”王得诗大喜。（《唐诗纪事》卷六九“罗隐”）

罗隐此诗《甲乙集》卷一题作《秋日有酬》，《文苑英华》卷二六五载罗隐《感德叙怀寄上罗邺王三首》，此为第一首。题中“罗邺王”指魏博节度使罗绍威。《旧唐书·罗绍威传》载：“天祐初，授检校太尉、守侍中，进封邺王。”罗绍威曾遣使吴越，尊罗隐为叔父。《旧唐书·罗绍威传》记载：“钱塘人罗隐者，有当世诗名，自号‘江东生’。威遣使赂遗，叙其宗姓，推为叔父。隐亦集其诗寄之。威酷嗜其作，目己所为曰《偷江东集》，凡五卷。”罗隐《甲乙集》卷七有《寄酬邺王罗令公五首》，其三云：“珍重珠玑兼秀段，草玄堂下寄扬雄。”其五云：“锦笈珠囊连复连，紫鸾飞下浙江边。”可证“遣使赂遗”之事，本事所引诗当是罗隐赠绍威之作。诗中所言情形与绍威之事吻合。首句“盛业家传”云云，指绍威承其父罗弘信之业为魏博节度使。《旧唐书·罗绍威传》记载：“威性明敏，达于吏道。伏膺儒术，招纳文人，聚书至万卷。每花朝月夕，与宾佐赋咏，甚有情致。”可证诗中所言绍威吟咏之事。罗隐《寄酬邺王罗令公五首》当与此诗先后作。《旧五代史》卷一四《罗绍威传》载：“开平中，加守太师，兼中书令，邑万户。”又《资治通鉴》卷二六七载绍威卒于开平四年（910），则罗隐诗作于开平中。《旧唐书·罗绍威传》记载，绍威卒年34，则罗隐作此诗时绍威年约30，与“登坛甲子才三十”句吻合^[107]。据以上考述，诗为赠绍威之作，当无疑义。王师范与罗绍威生平颇有相似之处。据《新唐书·王敬武传》及《新唐书·王师范传》，龙纪元年（889），平卢节度使王敬武卒，其子王师范自称留后，时年16。据《资治通鉴》，师范于开平二年（908）被朱温灭族，以前事推之，死年35。又《旧唐书·王师范传》谓师范“喜儒学”。以上皆师范与绍威近似者，疑本事因此而误。(www.daowen.com)

（罗）隐又与顾云先辈谒淮南高相公骈，顾为人风雅，时渤海公辟留，隐遂辞归钱塘。高与宾幕小酌，赆隐于海风亭。是时盛暑，有青蝇入座，渤海公命扇驱之。顾谑隐曰：“青蝇被扇扇离座，”隐立酬之曰：“白泽遭钉钉在门。”议者以才调相讥，两俱全美。隐度高公欲继淮王求仙，所为妖乱，潜题后土庙刺之。连夕挂帆而迈。巫者告公，公既悔且怒，急棹追之，已出境矣。诗曰：“四海干戈尚未宁，又于汾水建仪形。九天玄女犹无圣，后土夫人岂有灵。一带野云侵鬓绿，两条宫柳入眉青。韦郎年少知何事，端坐唯看太白经。”高后失政，因吕用之等幻惑，为毕师铎所害。隐自钱塘著《妖乱志》以非之，故有《题延和阁》云：“延和高阁势凌云，轻语犹疑太一闻。烧尽降香无一事，开门迎得毕将军。”（《鉴诫录》卷八“钱塘秀”）

《诗话总龟·前集》卷三七节引《鉴诫录》此文，文末注云：“《郡阁雅谈》谓青蝇、白泽对句是寇弱、谢观作。”又卷四六云：“寇豹，不知何许人，与谢观同在唐崔裔孙相公门下，以词藻相尚。……豹寻辞省别，观犹依托。时祖席多蝇，触目为令。观曰：‘青蝇被扇扇离座。’豹举目见户上白泽，曰：‘白泽遭钉钉在门。’不唯敏捷，俱有讥讽。豹后不仕，隐南岳。”“寇弱”作“寇豹”。今姑存二说。

顾云尝入高骈幕，宋卢宪《嘉定镇江志》卷一四载：“乾符间，高骈节度镇海兼江南行营招讨使，（顾）云以试秘书省校书郎为行营都招讨判官。”高骈节度镇海事，《资治通鉴》卷二五三乾符五年（878）六月记载：“王仙芝余党剽掠浙西，朝廷以荆南节度使高骈先在天平有威名，仙芝党多郓人，乃徙骈为镇海节度使。”同卷乾符六年（879）冬十月载：“以镇海节度使高骈为淮南节度使。”则顾云从事高骈幕在乾符五年至六年。

据此本事，罗隐作《后土庙》似在与顾云初谒高骈时，然后土庙在扬州江阳县。《广陵妖乱志》载：“江阳县前有一地祇小庙，（吕）用之贫贱时，常与妻寓止巫舍。凡所动静，祷而后行。及得志，谓为冥助，遂修崇之。回廊曲室，妆楼寝殿，百有余间。土木工饰，尽江南之选。”^[108]《资治通鉴》卷二五四“用之微时，依止江阳后土庙”胡三省注云：“贞观十八年，分江都置江阳县，与江都俱在扬州郭下。后土庙，今扬州城东南隅蕃釐观是也。”又《广陵妖乱志》记吕用之祀庙事于中和元年（882），则此诗作于中和元年高骈移镇扬州之后，本事记事不确。题延和阁诗最早载于《广陵妖乱志》，罗隐集不载。《妖乱志》载云：“是冬，又起延和阁于大厅之西，凡七间，高八丈，皆饰以珠玉，绮窗绣户，殆非人工。每旦，焚名香，列异宝，以祈王母之降。及师铎乱，人有登之者，于藻井垂莲之上，见二十八字云……此近诗妖也。”按：《新唐书·艺文志二》收《广陵妖乱志》三卷，谓郭廷诲作，《直斋书录解题》卷五作“郑延晦”，乃“郭廷诲”之误，可见非罗隐之作。《鉴诫录》误以《广陵妖乱志》为罗隐作，又误以延和阁诗属罗隐。

（罗）隐以讽刺颇深，连年不第。举子刘赞赠之诗曰：“人皆言子屈，我独谓君非。明主既难谒，青山何不归。年虚侵雪鬓，尘枉污麻衣。自古逃名者，至今名岂微。”隐睹之，因起式微之思，遂有归五湖诗曰：“江东日暖花又开，江东行客思悠哉。高阳酒徒半凋落，终南山色空崔嵬。圣代也知无弃物，侯门未必用非才。一船明月一竿竹，家住五湖归去来。”（《鉴诫录》卷八“钱塘秀”）

本事所引刘赞诗见于《全唐诗》卷七二七，题作《赠罗隐》。罗隐诗见于《罗昭谏集》卷三，题作《曲江春感》。《全唐诗》卷六五五录此诗，亦作《曲江春感》，校云：“一题作归五湖。”此诗末句谓“家住五湖归去来”，本事所谓“有归五湖诗”当本于该诗末句，而校语所引诗题则出于本事。

罗隐《湘南应用集序》云：“隐大中末即在贡籍中，命薄地卑，自己卯至庚寅，一十二年，看人变化。”^[109]己卯为大中十三年（859），庚寅为咸通十一年（870），此诗当作于咸通十一年春决计放弃科举归隐江东时。《全唐诗》卷七二七刘赞小传按云：“唐末刘赞有三：一魏州人，举进士，为罗绍威判官，仕唐明宗中书舍人；一桂阳人，宰相瞻之子，擢进士，仕梁，充崇政殿学士；一仕闽王曦，为御史中丞。三人皆与罗隐同时，未知孰是。”魏州人刘赞，新旧《五代史》有传，《旧五代史》卷六八载：“刘赞，魏州人也。幼有文性。父玭，为令录，诲以诗书，夏月令服青襦单衫。……由是赞及冠有文辞，年三十余登进士第。……清泰二年春，诏归田里。妻纥干氏途中卒，赞比羸瘠，恸哭殆绝，因之亦病，行及石会关而卒，时年六十余。”由清泰二年（935）上推60年，即乾符二年（875），则此刘赞生年在咸通七年（866）至乾符二年之间。前文已考，此诗作于咸通十一年，则此刘赞不可能此时有诗赠罗隐。桂阳人刘赞事迹见徐松《登科记考》卷二四“天祐二年”“刘赞”条下引《北梦琐言》^[110]，文云：“唐刘瞻相公有清德大名，与弟阿初皆得道，已入仙传。先婚李氏，生一子，即刘赞也。相国薨后，赞且孤幼，甚懵钝，教其读书，终不记忆。……一旦不告他适，无以访寻，圣善忆念，泪如绠縻，莫审其存亡。数年方归，子母团聚，且曰：‘因入嵩山，遇一白衣叟，谓曰：“与汝开心，将来必保聪明。”’自是日诵一卷，兼有文藻，擢进士第。梁时登朝，充崇政院学士，预时俊之流。”《新唐书·宰相表下》载：“（乾符元年）五月乙未，……刑部尚书刘瞻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八月辛未，瞻薨。”乾符在咸通之后，《北梦琐言》既谓“相国薨后，赞且孤幼，甚懵钝，教其读书，终不记忆”，则咸通中自不能有赠罗隐诗。据《全唐诗》小传所叙，“御史中丞”刘赞“仕闽王曦”，闽王曦于永隆（939-944）中在位。自咸通十一年（870）至永隆已七十余年，此刘赞生年不能早于咸通，可见，此刘赞咸通中也不可能有赠罗隐之诗。

据以上所考，本事所引刘赞诗非赠罗隐之诗，所赠当别是一人。

罗隐，光化中犹佐两浙幕。同院沈嵩，得新榜封示隐，隐批一绝于纸尾曰：“黄土原边狡兔肥，矢如流电马如飞。灞陵老将无功业，犹忆当时夜猎归。”（《唐摭言》卷一○）

“沈嵩”当作“沈崧”，崧字吉甫，闽人，登进士第。登第后归闽，途经杭州，钱镠留为静海军掌书记。有《罗氏宗谱》，收《罗给事墓志铭》。《十国春秋》卷八六有传，本事中“沈嵩”即其人。

本事谓“罗隐光化中犹佐两浙幕”云云，似以诗事在光化（898-901）中。然《登科记考》系沈崧于乾宁二年（895）登科。《登科记考》卷二四“乾宁二年”“沈崧”引《吴越备史》云：“乾宁二年，崔凝主礼闱，二十五人登进士第，渝滥尤众。昭宗命覆试，凡落十人。是日，崧再以章奏捷。”又《唐摭言》卷一四记载：“乾宁二年，崔凝榜放，贬合州刺史。”《全唐文》卷九一录昭宗《覆试进士敕》云：“朕自君临寰海，八载于兹，梦寐英贤，物色岩野，思名实相符之士，艺文具美之人，用立于朝，庶俾于理。……昨者崔凝所考定进士张贻宪等二十五人，观其所进文书，虽合程度，必虑或容请托，莫致精研。朕是以召至前轩，观其实艺。……其卢赡、韦说、封渭、韦希震、张蠙、黄滔、卢鼎、王贞白、沈崧、陈晓、李龟祯等十一人，所试诗赋，义理精通，用振儒风，且蹑异级。”《登科记考》于乾宁二年二月己亥下引录该文。据此，沈崧登第必于乾宁二年。本事既云崧“得新榜”，则诗必作于崧登第后不久，本事所谓“光化”应为“乾宁”。《吴越备史·罗隐传》记载，钱镠初授镇海节度使时，命沈崧草谢表，崧表言辞未妥，罗隐请更之。据《资治通鉴》卷二五九，景福二年（893）九月丁卯，以钱镠为镇海军节度使。则景福二年罗隐已在钱镠幕为掌书记，乾宁二年正佐其幕。

40.李廷璧

李廷璧二十年应举，方于蜀中策名。歌篇靡丽，诗韵精能。尝为舒州军倅。其妻猜妒。一日铃阁连宴，三宵不归，妻达意云：“来必刃之。”泣告州牧，徙居佛寺，浃辰晦迹，因咏《愁诗》曰：“到来难遣去难留，着骨粘心万事休。潘岳愁丝生鬓里，婕妤悲色上眉头。长途诗尽空骑马，远雁声初独倚楼。更有相思不相见，酒醒灯背月如钩。”（《太平广记》卷二七二引《抒情集》）

据本事，李廷璧《愁诗》乃因其妻猜妒而作。然以诗证事，意有未安。此诗首联谓愁思刻骨铭心，难以排遣，乃泛咏愁绪，并无确指。颔联借用了潘岳、班婕妤怀愁故事。潘岳《秋兴赋》云：“余春秋三十有二，始见二毛。……斑鬓髟以承弁兮，素发飒以垂领。”^[111]班婕妤《怨歌行》云：“新裂齐纨素，鲜洁如霜雪。裁为合欢扇，团团似明月。出入君怀袖，动摇微风发。常恐秋节至，凉风夺炎热。弃捐箧笥中，恩情中道绝。”^[112]二人诗赋皆悲秋之作，颔联借用，亦以悲秋。颈联中“远雁声初”乃初秋物候，据此，颔联和颈联俱写悲秋情怀。尾联承接悲秋之意，抒写相思离别之情。据此，此诗不过沿用传统的悲秋伤别主题，情属泛泛，事无特指。本事与诗了不相涉。尾联有“酒醒灯背”、“相思”、“相见”等语，仅在字面与本事略有关联，本事或据以牵合诗事。

41.胡令能

湖州长兴县啄木岭金沙泉，即每年造茶之所也。湖、常二郡接界于此，其上有境会亭。每茶节，二牧毕至。……胡生者，即其居以钉铰为业，居霅溪而近白蘋洲。去其居十余步，有古坟，胡生每因茶饭，必奠酹之。尝梦人谓之曰：“吾姓柳氏，平生善诗而嗜茗，及死葬此室，乃子今居之侧也。常衔子之惠，无以为报，欲教子为诗。”胡生辞以不能，柳强之曰：“但率子意言之，当有致矣。”生既寤，试留思，果有冥助者，其后遂工焉。诗曰：“胡风似剑锼人骨，汉月如钩钓胃肠。魂梦不知身在路，夜来犹自到昭阳。”人谓之胡钉铰诗。（《诗话总龟·前集》卷三六）

《云溪友议》卷下“祝坟应”条亦载胡钉铰事，然记载有异。其文云：

列子终于郑，今墓在郊薮。谓贤者之迹，而或禁其樵采焉。里有胡生者，性落拓，家贫。少为洗镜锼钉之业，倏遇甘果、名茶、美酝，辄祭于列御寇之祠垄，以求聪慧，而思学道。历稔，忽梦一人，刀画其腹开，以一卷之书，置于心腑。及睡觉，而吟咏之意，皆绮美之词，所得不由于师友也。既成卷轴，尚不弃于猥贱之事，真隐者之风，远近号为“胡钉铰”。……其文略记数篇，资其异论耳。《喜圃田韩少府见访》一首：“忽闻梅福来相访，笑着荷衣出草堂。儿童不惯见车马，争入芦花深处藏。”又《观郑州崔郎中诸妓绣样》曰：“日暮堂前花蕊娇，争拈小笔上床描。绣成安向春园里，引得黄莺下柳条。”《江际小儿垂钓》曰：“蓬头稚子学垂纶，侧坐莓苔草映身。路人借问遥招手，恐畏鱼惊不应人。”

《南部新书》壬并载二说，而未录诗什。《唐诗纪事》卷二八“胡令能”下收录《云溪友议》此条所载三首，《云溪友议》中《观郑州崔郎中诸妓绣》，《唐诗纪事》题作《咏绣障》。《唐诗纪事》以“胡生”为胡令能，且改动诗题，当源出《鉴诫录》卷八“作者同”：“王右丞维有《题云母障子》，胡令能有《题绣障子》，虽异代殊名，而才调相继。……胡生诗曰：‘日暮堂前花蕊娇，争拈小笔上床描。绣成按向春园里，引得黄莺下柳条。’”《全唐诗》卷七二七“胡令能”下收诗四首，乃据《诗话总龟》及《云溪友议》。考《云溪友议》，胡生诗题有“郑州”、“圃田”两语，圃田为唐时中牟县，属郑州。《元和郡县志》卷八“（郑州中牟县）开皇十八年，改为圃田县，……武德三年，……复改为中牟。”胡生诗有《喜圃田韩少府见访》，句云：“笑着荷衣出草堂。”则此胡生家在郑州中牟。湖州“胡生”则别是一位民间诗人。《全唐诗》并录两人诗于“胡令能”名下，显误。

42.孟宾于

及江南攻下湖湘，（孟）宾于随马氏归朝嗣主，授以丰城簿，寻迁淦阳令。因黩货以脏罪当死，会（李）昉迁翰林学士，闻其缧绁，以诗寄宾于云：“幼携书剑别湘潭，金榜标名第十三。昔日声名喧洛下，近年诗价满江南。长为邑吏情终屈，纵处曹郎志未甘。莫学冯唐便休去，明君晚事未为惭。”后主见诗贷之，复其官。（《江南野史》卷八）

此诗本事与诗颇有不符。首先，全诗无一语涉及宾于因罪缧绁事。据诗尾联，其时宾于已无意仕宦，拟将归休，故李昉劝其仕进，这与本事所叙情事完全不符。其二，据《宋史·李昉传》，昉于周世宗显德四年（957）和宋开宝六年（972）拜翰林学士。《资治通鉴》卷二九○记载，南唐于后周广顺元年（951）十月平湖南，而《江南野史》谓宾于迁淦阳令在归南唐后不久。据本事，李昉此诗当作于显德四年初授翰林学士后不久。但是，此诗“近年”句中“江南”指南唐，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二，南唐改称江南在开宝四年（971）十一月。此诗之作不能晚于此时，这与本事所叙相矛盾。其三，据《宋史·李昉传》，昉初仕后汉，又仕后周，后仕宋，未仕南唐，诗末句中“明君”不当指南唐君主。

此诗当作于宋灭南唐以后孟宾于将归老连州时。《江南野史》卷八载：“金陵陷，宾于遂归老连上。”又王禹偁《小畜集》卷二○《孟水部诗集序》云：“老求致仕，得本曹郎中分司南都，服章金紫。太祖平吴，以老病不任朝谒，听还故里。后以令终。”宾于为诗人李中所作《碧云集序》结云：“癸酉年八月五日序。”又署云：“朝议郎守尚书水部郎中武骑尉赐紫金鱼袋孟宾于。”^[113]癸酉年为宋开宝六年（973），其时宾于正在水部郎中任上。史载，宋平南唐在开宝八年（975），其时宾于当仍在水部郎中任上，这与诗中“纵处曹郎志未甘”句吻合。又诗以冯唐拟宾于。据《史记》及《汉书》冯唐本传，文帝曾问冯唐何以年已老大仍为郎吏，故荀悦《汉纪》卷八谓“冯唐白首，屈于郎署”。唐诗多以冯唐为老而为郎官者。宋平南唐时，宾于年及80，且位滞郎中，诗以冯唐拟之，正取“老而为郎”之意。据《江南野史》及《孟水部诗集序》所载，宋平南唐以后，宾于求致仕归老，不愿事宋主，故李昉诗尾联劝其继事新朝，此之“明君”即指宋主。

可见李昉此诗与所载本事并无关联，本事乃附会之谈。

43.丁元和

丁元和，未详其何人。广政时投后主诗曰：“九重天子人中贵，五等诸侯阃外尊。争似布衣云水客，不将名姓挂乾坤。”（《十国春秋》卷五七）

黄休复《茅亭客话》卷三“淘沙子”记此诗及本事云：“伪蜀大东市有养病院，凡乞丐贫病者，皆得居之。中有携畚锸，日循街坊沟渠内淘泥沙，时获碎铜铁及诸物以给口食，人呼为淘沙子焉。辛酉岁，有隐迹于淘沙者，不知所从来及名氏。常戴故帽，携铁把竹畚，多于寺观阒静处坐卧。进士文谷因下第往圣兴寺，访相识僧，见淘沙子披褐于佛殿上坐，谷见其状貌古峭，辞韵清越，以礼接之。因念谷新吟者诗数首，谷愕然。又讽其自作者数篇，其诗或讥讽时态，或警励流俗，或说神仙之事，谷莫之测。……谷后得伪通奏使王昭远礼于宾席，因话及感遇淘沙子之事，念其诗曰：‘九重城里人中贵，五等诸侯阃外尊。争似布衣云水客，不将名字挂乾坤。’王公曰：‘有此异人。’遂闻于蜀主，因令内园子于诸街坊寻访之。”^[114]《十国春秋》是清康熙时吴任臣编撰，《四库全书总目》卷六六提要谓任臣“乃采诸霸史、杂史，以及小说家言，并证以正史，汇成是书”。则前诗本事对《茅亭客话》或有所采撷。然《茅亭客话》称淘沙子“不知所从来及名氏”，《十国春秋》谓丁元和，未知所本。《十国春秋》记淘沙子以其诗投后主，然《茅亭客话》未言其事，仅谓王昭远后以其事闻于蜀主，则非投后主诗可知。寻绎诗意，亦不似投献君王之诗。《十国春秋》谓诗事在广政（938—965）时，或有所本。《十国春秋》卷五六载：“文谷，成都温江人。……事后主，历官员外郎、侍御史、山南道节度判官。广政末随王昭远巡边。”则文谷为蜀后主时人，其遇淘沙子当在广政时。《茅亭客话》谓文谷遇淘沙子在辛酉岁，“辛酉岁”为公元961年，即后蜀广政二十四年。据《茅亭客话》，文谷遇淘沙子时，尚为进士，并未居官，而《十国春秋》谓文谷后蜀时官历员外郎、侍御史、节度判官。后蜀亡于广政二十八年（965），自辛酉岁至后蜀亡仅四年，文谷在此期间不应历官如此。“辛酉岁”当误。

44.李曜　吴圆

唐尚书李曜罢歙州，与吴圆交代。有佐酒录事名媚川，聪明敏慧。李颇留意，而已纳营籍妓韶光，托于替人，令存恤之。临发洪饮，不胜离情，有诗曰：“经年理郡少欢娱，为习干戈间饮徒。今日临行尽交割，分明收取媚川珠。”吴答曰：“曳履优容日日欢，须言达德倍汍澜。韶光今已输先手，领得蠙珠掌内看。”（《太平广记》卷二五二引《抒情诗》）

此本事以“媚川”、“韶光”为人名，然本事与诗颇有不合之处。吴圆诗中“韶光今已输先手”句谓李擢在交割政务的同时，将“韶光”一并移交，“输先手”即“输于先手”，“输”指移交，“先手”指李擢。据此一句，则“韶光”亦“托于替人”矣。但本事仅谓“媚川”“托于替人”，李擢诗谓“今日临行尽交割，分明收取媚川珠”，亦此意。这种诗事不一的情况是将“媚川”、“韶光”视为人名造成的。其实，诗中“媚川”、“韶光”指良辰美景。陆机《文赋》谓“石韫玉而山辉，水怀珠而川媚”。李善《文选注》引《孙卿子》云：“玉在山而木润，渊生珠而岸不枯。”则此“媚川珠”、“蠙珠”借指川光水色^[115]。歙州山川秀美，为唐时形胜之地。徐铉《寄歙州吕判官》诗云：“任公郡占好山川，溪水萦回路屈盘。南国自来推胜境，故人此地作郎官。风光适意须留恋，禄秩资贫且喜欢。莫忆班行重回首，是非多处是长安。”^[116]《和歙州陈使君见寄》谓“新安风景好”，又谓“临窗山色秀，绕郭水声喧”^[117]，可见唐时歙州以其山川秀美而成为为官者的向往之地。李擢、吴圆诗不过是说，吴圆一经从李擢手中接受郡职，也就同时拥有了歙州的山川美景，此后尽可领略其川光山色了。依此解读，吴圆诗中“韶光”、“蠙珠”皆指山川风物，而“韶光”两句与李擢诗中“今日”两句恰成衔接和对应，诗意完满。

此则本事是因误读两诗附会而来。以“媚川”、“韶光”为人名，不仅诗事不符，而且愈读愈离，诗意暗昧难通。解诗如此，徒令一笑。

45.同谷子

天复中，昭宗播岐时，梁太祖与秦王茂贞羽檄交驰，欲迎车驾。何皇后恃其深宠，不顾阽危，酷好畋游，放弄于两舍之外，践踏苗稼，百里飞埃。有成州同谷山逸人，戴一巨笠，跨一青牛，琴袋酒壶，俱在牛上，因称同谷子，不显姓名。直诣行朝，上书两卷，论十代兴亡之事，叙四方理乱之源，帝览其书，数日减膳。宣王骠骑赐之酒食，审彼贤愚。同谷子唯吟太康失政之诗，又说褒姒惑君之事。何皇后虑失恩旨，潜令秦王诛之。其事未行，预已奔去。后梁太祖举四镇之众，迫胁岐城，大驾无依，遂迁东洛。议者以君王失政，妃后禽荒，逸士上书，采而不用，时将尽矣，天使其然。同谷子咏五子之歌诗曰：“邦惟固本自安宁，临下常须驭朽惊。何事十旬游不返，祸胎从此构殷兵。”又曰：“酒色声禽号四荒，那堪峻宇又雕墙。静思今古为君者，未或因兹不灭亡。”又曰：“唯彼陶唐有冀方，少年都不解思量。如今算得当时事，首为盘游乱纪纲。”又曰：“明明我祖万邦君，典则贻将示子孙。惆怅太康荒坠后，覆宗绝祀灭其门。”又曰：“仇雠万姓遂无依，颜厚何曾解忸怩。五子既歌邦已失，一场前事悔难追。”（《鉴诫录》卷二“逸士谏”）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四○提要云：“《逸士谏》一条，称昭宗何后荒于从禽。考《新唐书·后妃列传》，昭宗奔播岐、梁间，后侍膳，无须臾去。《旧唐书》亦云：后于蒙尘薄狩之中，尝侍膳御，不离左右，安得有畋游之事。且昭宗寄命强藩，不能自保，又安能纵后畋游，恒至六十里外。殊为诬诞。”《旧唐书·后妃列传》载：“景福之际，奸臣内侮，后于蒙尘薄狩之中，尝膳御侮，不离左右。左关、右辅之幸，时事危迫，后消息抚御，终获保全。”《提要》所谓“尝侍膳御”实作“尝膳御侮”。昭宗播迁之际，处境险恶，何后虑奸臣谋害昭宗，移夺国柄，故昭宗每食必先尝其膳，以防奸谋。《旧唐书》所谓“不离左右”者以此。据此，昭宗奔播时，何后实未离左右。

何后纵畋一事当自同谷子《五子之歌》诗附会而来。此诗据《尚书·五子之歌》改作，内容一如旧篇，为咏古之作。《尚书·五子之歌》云：“太康尸位以逸豫，灭厥德，黎民咸贰。乃盘游无度，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有穷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厥弟五人，御其母以从，徯于洛之汭。五子咸怨，述大禹之戒以作歌。”同谷子《五子之歌》诗因仍古意，何后纵畋事自此而来。本事附会该诗，尚有未切。昭宗播迁，唐运衰微，乃四海鼎沸，强藩自擅所致，非昭宗“酒色声禽”、“峻宇”“雕墙”所致。且同谷子诗乃责人君之行，非帝后之事。

46.王韫秀

元丞相载妻王氏，字韫秀。王绪相公之女，维右丞之侄。初，王相公镇北京，以韫秀嫁元载，岁久而见轻怠。韫秀谓夫曰：“何不增学？妾有奁幌资装，尽为纸墨之费。”王氏父母，未或知之。亲属以载夫妻皆乞儿，厌薄之甚。元乃游秦，为诗别韫秀曰：“年来谁不厌龙钟，虽在侯门似不容。看取海山寒翠树，苦遭霜霰到秦封。”妻请偕行，曰：“路扫饥寒迹，天哀志气人。休零离别泪，携手入西秦。”元秀才既到京，屡陈时务，深符上旨，肃宗擢拜中书。王氏喜元郎入相，寄诸姨妹诗曰：“相国已随麟阁贵，家风第一右丞诗。笄年解笑明机妇，耻见苏秦富贵时。”元公，肃宗、代宗两朝宰相，贵盛无比，……洎元公贪吝为心，竟招罪戾，台阁弹奏而亡。其家韫秀，少有识量，节概固高。丞相已谢，上令入宫备彤笔箴规之任。叹曰：“王家十三娘，二十年太原节度使女，十六年宰相妻，谁能书得长信、昭阳之事？死亦幸矣。”坚不从命。或曰上宥连罪。或云京兆笞而毙矣。（《云溪友议》卷下“窥衣帏”）

本事文中注称王蕴秀为王缙之女^[118]，王维之侄，又引王蕴秀诗曰“家风第一右丞诗”，以元载为王缙之婿。《旧唐书·元载传》载：“并载妻王氏并赐死。……王氏，开元中河西节度使忠嗣之女也。”《新唐书·元载传》所载略同。本事又云：“其家韫秀，少有识量，节概固高。丞相已谢，上令入宫备彤笔箴规之任，叹曰：‘王家十三娘，二十年太原节度使女，十六年宰相妻，谁能书得长信、昭阳之事？死亦幸矣。’”此一记载与《刘宾客嘉话录》记载略同：“元载将败之时，妻王氏曰：‘某四节度使女，十八年宰相妻。今日相公犯罪，死即甘心，使妾为舂婢，不如死也。’”《云溪友议》后出，所记当出自《嘉话录》。《旧唐书·王忠嗣传》记载：“（开元）五年正月，河陇以皇甫惟明败衄之后，因忠嗣以持节充西平郡太守，判武威郡事，充河西、陇右节度使。其月，又权知朔方、河东节度使事。忠嗣佩四将印，控制万里，劲兵重镇，皆归掌握，自国初已来，未之有也。”则所谓“四节度使”与王忠嗣事迹相吻合。据此，元载乃王忠嗣之婿。

以元载为王缙之婿与史实多有不合。其一，据《登科记考》卷八引《册府元龟》，元载于开元二十九年进士登第，此时王缙尚未显达，这与本事所引元载诗“虽在侯门似不容”句不符。其二，王缙领幽州、卢龙节度在大历三年，时元载已位至宰相。本事谓“王相公镇北京，以韫秀嫁元载”，与王缙生平不符。其三，“二十年节度使”、“四节度使”云云，乃举其最盛时，以高其家声，然王缙在元载败前两度为相，则所指显非王缙。其四，《旧唐书·王缙传》载：“时元载用事，缙卑附之，不敢与忤，然恃才与老，多所傲忽。”若王缙、元载为翁婿，断不至此。

王缙与元载既无翁婿关系，王蕴秀自非王缙之女，则蕴秀与王维亦无关系。本事所载王蕴秀寄诸姨妹诗乃本事作者所作，非王蕴秀之诗。

47.贯休

昭宗之代，张拾遗道古因贡五危二乱表，叙兴废之事，遂黜于蜀，时王太祖辟为安抚判官，张所为古僻，不循时情，逐在导江卖卜遣日，及太祖登极，每思其贤，遣使诏之，屡征不起，复上章疏，词旨是非，帝遂诛之。瘗于五墓之地，郑云叟在华山闻之，吟诗哭曰：“曾陈章疏忤昭皇，扑落西南事可伤。岂使谏臣终屈辱，直疑天道恶忠良。生前卖卜居三蜀，死后驰名遍大唐。谁是乱来修史者，说君须到笔头忙。”又西岳僧贯休哭之曰：“清河逝水太匆匆，东观无人失至公。天上君恩三载隔，镜中鸾影一时空妻亦寻卒。尘生苦雾苍茫外，门掩诸孤寂寞中。惆怅斯人又如此，一声羌笛满江风。”（《鉴诫录》卷四“危乱黜”）

《鉴诫录》此节文末注云：“据《禅月诗集》中，此诗自哭涪州张侍郎，非张拾遗。何光远错举证也。”不以贯休此诗为哭张道古之作。按今所传《鉴诫录》十卷，《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四○提要云：“此本析为十卷，有朱彝尊跋，称从项元汴家宋本影写，则犹宋人所分也。”则文中之注出自宋人。宋本《禅月集》有收录贯休此诗者，今本《禅月集》未收此诗，则当别是一本。考贯休此诗，有与张道古生平不符者。诗有“天上君恩三载隔”一句，谓其人卒时被贬离朝已三年。《资治通鉴》卷二六一载：“（昭宗乾宁四年）右拾遗张道古上疏，称：‘国家有五危、二乱，……’上怒，贬道古施州司户。”则道古之“黜于蜀”在乾宁四年（897），《蜀梼杌》卷上载：“武成二年（909）三月，灌州奏武部郎中张道古卒。”道古被贬以后再未还朝，则离朝已12年矣。道古卒时，朱温已篡唐，尤不得谓“天上君恩”。据《蜀梼杌》卷上，王建开国，诏道古为武部郎中，后“复贬茂州，卒于路”，即卒于灌州^[119]，亦不得谓“天上君恩三载隔”。可见贯休此诗非吊道古之作。

贯休《禅月集》卷一一有《秋末寄张侍郎》，卷一三有《晚春寄张侍郎》。《晚春寄张侍郎》云：“遐想涪陵岸，山花半已残。人心何以遣，天步正艰难。时昭宗在岐下。鸟听黄袍小，城临白帝寒。应知窗下梦，日日到江干。”诗中“涪陵”即涪州，此“张侍郎”即贯休诗所哭之张侍郎。《秋末寄张侍郎》云：“静坐黔城北，离仁半岁强。雾中红黍熟，烧后白云香。多病如何好，无心去始长。寂寥还得句，溪上寄三张。”谓此诗作时身在“黔城北”。《北梦琐言》卷二○“休公真率”条云：“风骚之外，精于笔札，举止真率，诚高人也。然不晓时事，往往诋讦朝贤，它亦不知己之是耶非耶。荆州成中令问其笔法非耶，休公曰：‘此事须登坛而授，非草草而言。’成令衔之，乃递（按原作“遽”，据《唐诗纪事》改）于黔中，因病以《鹤诗》寄意，曰：‘见说气清邪不入，不知尔病自何来？’以诗见意也。”可见此诗作于因得罪成汭而黜于黔中时。“黔中”即黔州，西与涪州邻接，则此之“张侍郎”与前篇之“张侍郎”当同为一人，因邻郡相接，能以诗往还。二诗写作时间当接近。《晚春寄张侍郎》自注：“时昭宗在岐下。”据《资治通鉴》卷二六二及卷二六三，昭宗天复元年十一月，朱全忠进逼京师，中尉韩全诲劫昭宗赴凤翔，至天复三年正月还京，诗题“晚春”，当作于天复二年（902）暮春。如前所考，《晚春寄张侍郎》与《秋末寄张侍郎》中“张侍郎”同为一人，二诗作于贯休黜于黔中时。据《唐刺史考全编》卷一九五，成汭为荆南留后、荆南节度使在文德元年（888）至天复三年（903），另据《资治通鉴》卷二六○记载，成汭于乾宁三年（896）攻取黔、渝、涪等州，则贯休之黜黔中在乾宁三年（896）至天复三年之间，前文所考《晚春寄张侍郎》的写作时间与此吻合。《晚春寄张侍郎》作于天复二年，《哭涪州张侍郎》云：“天上君恩三年隔。”则后一首作于天复二年至天复四年（904）之间。

唐末寇乱，（贯）休避地渚宫，荆帅高氏优待之，馆于龙兴寺。会有谒宿，话时政不治。乃作《酷吏词》以刺之云：“霰雨灂灂，风吼如斸。有叟有叟，暮投我宿。吁叹自语，云太苛酷。如何如何，掠脂斡肉。吴姬唱一曲，等闲破红束。韩娥唱一曲，锦段鲜照屋。宁知一曲两曲歌，曾使千人万人哭。不惟哭，亦白其头饥其族。所以祥风不来，和气不复。蝗乎蠈乎，东西南北。”遂离荆门，立趋井络，上蜀主陈情之诗。（《唐诗纪事》卷七五“僧贯休”）

贯休自楚入蜀，其时间有可考者。《鉴诫录》卷五载：“上人天复中自楚游蜀，”休作《蜀王入天慈寺听讲》，题下自注云：“天复三年作。”^[120]则天复三年（903）贯休已在蜀。按《资治通鉴》卷二六五，昭宣帝天祐三年（906）十月，高季昌始为荆南节度使，可见季昌据荆南时，休已离楚入蜀。所谓高氏馆休于龙兴寺，实误。《宋高僧传·齐己传》载：“梁革唐命，天下纷纭。于是高季昌禀梁帝之命，攻逐雷满出渚宫，己便为荆南留后，寻正受节度。……高氏遂割据一方，搜聚四远名节之士，得齐之义丰、南岳之己，以为筑金之始验也。龙德元年辛巳中礼己于龙兴寺净院安置，给其月俸，命作僧正，非所好也。”据此，高氏所礼者为齐己，非贯休，《唐诗纪事》误记。

贯休避居荆南以前长期居于吴越，诗有“吴姬唱一曲，等闲破红束”两句，写吴地之事，则诗作于吴越，非作于荆南。

方干师徐凝。干常刺凝曰：“把得新诗草里论。”反语曰：“村里老。”李频师方干，后频及第。诗僧清越赠干诗云：“弟子已得桂，先生犹灌园。”（《唐摭言》卷四）

《全唐文》卷八二○孙邰《方玄英先生传》云：“先生一举不得志，遂遁于会稽，渔于鉴湖，与郑仁规、李频、陶详为三益友，弟子弘农杨弇、释子居远。”仅云方干与李频为益友，且与弟子杨弇等分叙，可见李频未师事方干，本事记载不确，或为读此传涉下文而误。

《鉴诫录》卷八“屈名儒”记载：“李频上第后，干寄诗曰：‘弟子已攀桂，先生犹卧云。’此恨之深矣。”但《唐诗纪事》卷六三“方干”载：“僧贯休赠诗云：‘盛名与高隐，合近谢敷村。弟子已得桂，先生犹灌园。投纶侵海分，得句觅云根。白日升天路，知君别有门。’弟子，谓李频也。”此处小注，当沿《唐摭言》及《鉴诫录》之误，为编者所加。《禅月集》卷八载此诗，题作《赠方干》。卷七又载《怀方干张为》，可见贯休与方干有交往。诗为贯休作，非方干诗。《唐摭言》所载本事谓诗为清越作，亦误。

48.齐己

僧齐己往袁州谒郑谷，献诗曰：“高名喧省闼，雅颂出吾唐。叠巘供秋望，飞云到夕阳。自封修药院，别下着僧床。几话中朝事，久离鸳鹭行。”谷览之云：“请改一字，方得相见。”经数日再谒，称已改得诗，云：“别扫着僧床。”谷嘉赏，结为诗友。（《诗话总龟·前集》卷一一引《郡阁雅谈》）

齐己诗见《白莲集》卷二，题作《寄郑谷郎中》，则诗为寄怀之作，而非谒献之作。本事实误。“几话中朝事”句《白莲集》本作“几梦中朝事”，当为本事牵合谒见晤谈事而改动原文。《白莲集》卷三同题诗云：“诗心何以传，所证自同禅。觅句如探虎，逢知似得仙。神清太古在，字好雅风全。曾沐星郎许，终惭是斐然。”卷七《谢人寄新诗集》又云：“千篇著述诚难得，一字知音不易求。”又《五代史补·僧齐己》载其类似的另一逸事：“时郑谷在袁州，齐已因携所为诗往竭焉。有《早梅》诗曰：‘前村深雪里，昨夜数枝开。’谷笑谓曰：‘数枝非早，不若一枝则佳。’齐已矍然，不觉兼三衣叩地膜拜。自是士林以谷为齐已一字之师。”前所引本事或据上引齐己诗及《五代史补》齐己诗本事附会而来。

后唐明宗太子从荣，好作歌诗，高辇辈多依附之。《观棋》诗云：“看他终一局，白却少年头。”齐己《中秋》诗云：“东林莫碍渐高势，四海正看当路时。”从荣果谋不轨，唱和者言涉嫌疑，皆就诛，惟齐己得荆帅高令公匿而获免。（《唐诗纪事》卷七五“僧齐己”）

李从荣好为歌诗事，《五代史补》卷二“秦王掇祸”条云：“秦王从荣，明宗之爱子，好为诗。判河南府，辟高辇为推官，辇尤能为事，宾主相得甚欢。自是出入门下者，当时名士有若张杭、高文蔚^[121]、何仲举之徒，莫不分庭抗礼，更唱迭和。”又《资治通鉴》卷二七八记载：“秦王从荣喜为诗，聚浮华之士高辇等于幕府，与相唱和，颇自矜伐。每置酒，辄令僚属赋诗，有不如意者面毁袭抵弃。”此事系于后唐长兴三年（932）十月。长兴四年（933），李从荣因被控谋逆被诛，王府僚属或贬或杀，高辇也因参与谋议被诛。齐己约于后梁贞明五年（919）至江陵，依高季昌，后居龙兴寺，至后晋天福三年（938）离世^[122]，其间并无身至洛阳之事。由“从荣果谋不轨”一句看，本事是认为齐己诗句隐喻李从荣在朝得势，如日中天。本事所引齐己诗，《白莲集》卷九题作《中秋月》，诗云：“空碧无云露湿衣，群星光外涌清规。东楼莫碍渐高势，四海待看当午时。还许分明吟皓魄，肯教幽暗取丹枝。可怜半夜婵娟影，正对五侯残酒池。”此诗泛咏秋月，写一时之境，并无影指。本事引诗有“当路时”一语，意谓李从荣正处得势之时。然原诗三字作“当午时”，即午夜时分，其时月在中天，乃赏月之时。原文语意明确，异文则晦涩难通。据此，异文为本事作者牵合本事改动原文所致。

《白莲集》收录齐己与高辇往还诗数篇，有《寄还阙下高辇先辈卷》（卷三）、《谢高辇先辈寄新唱和集》（卷四）、《寄谢高先辈见寄二首》（卷四）、《寄酬高辇推官》（卷五）、《谢秦府推官寄丹台集》（卷七）、《寄酬秦府高推官辇》（卷七）、《叙怀寄高推官》（卷七）。从这些诗看，当时高辇在洛阳，又在秦王府为推官，而此时齐己远在江陵，仅以诗篇寄赠，未有齐己身至洛阳唱和之事。本事或因上述二人诗歌往还之事附会而来。

49.崔暇妻^[123]

中书舍人崔嘏，娶李续女，为曹州刺史。令周邵南勾当障车。后邵南因睡，忽梦在厅中，女立床西，嘏立床东，女持红笺题诗一首笑投嘏，因高吟之云：“莫以真留妾，从他理管弦。容华难久住，知得几多年。”一岁而嘏妻卒。（《诗话总龟·前集》卷三五）

《诗话总龟》谓该条出自《酉阳杂俎》续集卷三，然今本《酉阳杂俎》文字有所不同，文云：“中书舍人崔嘏弟暇，娶李氏。为曹州刺史，令兵马使国邵南勾当障车。后邵南因睡，忽梦崔女在一厅中，女立于床西，崔暇在床东。执红笺题诗一首，笑授暇，暇因朗吟之。诗言：……梦后才一岁，崔暇妻卒。”又《太平广记》卷二七九《崔暇》引《酉阳杂俎》云：“中书舍人崔暇弟嘏，娶李续女。李为曹州刺史，令兵马使国邵南勾当障车。后邵南因睡，忽梦崔女在一厅中，女立于床西，崔嘏在床东。女执红笺，题诗一首，笑授嘏，嘏因朗吟之。……梦后才一岁，崔嘏妻卒。”据《酉阳杂俎》，“周邵南”当作“国邵南”，据《太平广记》所引，为曹州刺史者乃李续，《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二上》载赵郡李氏东祖房：“续，曹州刺史。”则《太平广记》所引为是。娶李续之女者，诸载或“嘏”或“暇”，至为混乱。《新唐书·李德裕传》载：“德裕之斥，中书舍人崔嘏，字乾锡，谊士也。坐书制不深切，贬端州刺史。”《新唐书·艺文志》四著录崔嘏《制诰集》十卷，注云：“字乾锡，刑州辞时，会刘稹反，归朝，授考功郎中，中书舍人。”《全唐文》卷七二六存其文，皆为制文，则为中书舍人者为崔嘏，非崔暇。故今本《酉阳杂俎》文字不误，《太平广记》所引因“嘏”、“暇”形近而颠倒误置。可见，娶李续女者为崔暇，《诗话总龟》以娶李续女者为崔嘏，乃据《太平广记》引文而误。《全唐诗》卷八六八“国邵南”下录此诗，题作《梦崔嘏妻诗》，注谓“崔嘏娶曹州刺史李续女”云云，诗题及注沿《太平广记》引文及《诗话总龟》之误。

50.谶记

唐监察御史李顾言，贞元末，应进士举，甚有名称。岁暮，自京西客游回，诣南省，访知己郎官。适至，日已晚，省吏告郎官尽出。顾言竦辔而东，见省东南北街中，有一人挈小囊，以乌纱蒙首北去，徐吟诗曰：“放榜只应三月暮，登科又校一年迟。”又稍朗吟，若令顾言闻。顾言策马逼之，于省北有惊尘起，遂失其人所在。明年，京师自冬雨雪甚，畿内不稔，停举。贞元二十一年春，德宗皇帝晏驾，果三月下旬放进士榜。顾言元和元年及第。（《太平广记》卷一五四“李顾言”引《续定命录》）

《登科记考》卷一五谓贞元二十年停贡举，引《续命定录》、皇甫湜文、权德舆诗为证。皇甫湜《悲汝南子桑文》云：“汝南周子桑，治《书》通《春秋》，非仁义不动止。年23，贞元十九年如京师，将举五经，秋及陕，见无举诏，东还。”^[124]据此，贞元二十年确曾停贡举。权德舆《过张监阁老宅对酒奉酬见赠诗》有云：“荆玉难收尽，齐竽喜暂闲。”自言掌贡举事，原注：“其年停贡举。”权德舆贞元十九年、二十一年知贡举，诗云“暂闲”，则无疑指贞元二十年停贡举事。

唐时礼部进士试通常在正月举行，同月发榜，贞元二十一年乃特例。据《旧唐书·顺宗纪》，贞元二十一年正月，“癸巳，德宗崩”，则是年正月贡举不能如期举行。权德舆《上巳日贡院考杂文不遂赴九华观祓禊之会以二绝句申赠》诗云：“三月韶光处处新。”可见该年三月礼部尚在进行贡举，权德舆因知贡举，上巳日未能赴九华观祓禊之会。据此，《续定命录》谓该年三月下旬放进士榜当属可信。

惟小说谓李顾言元和元年及第未知何据。依小说所记，李顾言应试而乌纱蒙首人吟诗为谶事在贞元十九年，顾言本欲参加贞元二十年的科试，但该年停贡举，只能等到贞元二十一年应试，所谓“登科又校一年迟”当指此。此外，三月发榜惟贞元二十一年。如果诗句与李顾言登科时间相关联，那么，李顾言应于贞元二十一年登第，而非元和元年。诗句的意思其实是说不仅登科推迟一年，而且发榜时间延至三月，表明士人获取功名时按耐不住的急切心情。这两句诗当是李顾言自言科第的诗句，后经人附会，成为诗谶。

51.陈抟

先生姓陈名抟，字图南，西洛人，生于唐德宗时。……僖宗待之愈谨，封先生为清虚处士，仍以宫女三人赐先生。先生为奏谢书云：“赵国名姬，后庭淑女，行尤妙美，身本良家，一入深宫，各安高贵。昔居天上，今落人间。臣不敢纳于私家，谨用贮之别馆。臣性如麋鹿，迹若萍蓬，飘然从风之云，泛若无缆之舸。臣遣女复归清禁。”及有诗上浼听览。诗曰：“雪为肌体玉为腮，多谢君王送到来。处士不生巫峡梦，虚劳云雨下阳台。”以奏赴宫使，即时遁去。（《青琐高议·前集》卷八《希夷先生传》）

《谈苑》记载：“陈抟长兴末举进士不第，去隐五当山九室岩，辟谷练气，二十余年。”^[125]《东轩笔录》卷一记载：“陈抟，字图南，有经世才，生唐末。”王偁《东都事略》卷一一八记载：“少时尝举进士不第，遂不乐仕。”后唐明宗长兴凡四年（930—933），《东都事略》谓抟举进士为少时事，《东轩笔录》又谓其生于唐末，则抟当生于唐昭宗时。《青琐高议》谓其生于德宗时，殊谬。至谓僖宗封为清虚处士，赐以宫女，亦妄。

《类说》卷二九《丽情集·莲花妓》云：“严子牧豫章，陈陶隐西山，操行清洁。守欲挠之，遣小妓莲花往侍焉。陶殊不采。妓乃献诗求去云：‘莲花为号玉为腮，珍重尚书遣妾来。处士不生巫峡梦，虚劳神女下阳台。’陶答曰：‘近来诗思清于水，老去风情薄似云。已向升天得门户，锦衾深愧卓文君。’”《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一六引《艺苑雌黄》及《唐诗纪事》卷六○亦载其事。则原诗为妓人莲花所作。《青琐高议》所引诗文字与此多有不同，乃作者因牵合本事而改动原文。

【注释】

[1]见《唐刺史考全编》，安徽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079～1080页、第1421页。

[2]《全唐诗》卷三九○。

[3]按：桂州，《文苑英华》卷七○一作“扬州”。

[4]《全唐文》卷三一五。

[5]见《文史》第三十七辑，第187～211页。

[6]《全唐文》卷三二二。

[7]《全唐文》卷三一七。

[8]《唐五代文学编年史》所述略同，当出自《萧颖士系年考证》。

[9]《全唐文》卷三二三。

[10]《全唐文》卷三二二。

[11]《全唐文》卷三二二。

[12]严氏以为“郎中”为“侍郎”之误，甚确。

[13]按：“琼”为“涣”之误。

[14]忆，《全唐诗》校云：“一作寄”。

[15]《全唐诗》卷三三七。

[16]钱仲联《韩昌黎诗系年集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404页。

[17]《全唐诗》卷三三六。

[18]《全唐诗》卷三五四。

[19]据《问大钧赋》序，此赋作于元和十五年。

[20]详见高志忠《〈飞鸢操〉考论》，载《文学遗产·增刊》第十六辑。

[21]详见拙文《刘禹锡、柳宗元与武元衡关系论略》，文载《唐都学刊》，1999年第2期。

[22]《刘禹锡集》卷一八《上门下武相公启》。

[23]《资治通鉴》卷二三九：“（元和十年）王叔文之党坐谪官者，凡十年不量移，执政有怜其才欲渐进之者，悉召至京师。谏官争言其不可，上与武元衡亦恶之。三月，乙酉，皆以为远州刺史，官虽进而地益远。”

[24]《登科记考》卷一三以王播卒于大和五年，乃误读李宗闵《故丞相尚书左仆射赠太尉太原王公神道碑铭并序》中“上即位五年正月，丞相左仆射太原王公以癸巳发疾，其明日遂薨于位”数句。其实，“上即位五年”指大和四年，因文宗宝历二年即位，又“甲午”为“癸巳”后一日，《神道碑铭序》与《旧唐书·文宗纪》所记完全吻合。

[25]《韩昌黎全集》卷二九。

[26]《全唐文》卷六四○李翱《送灊山神文》：“维长庆三年十月二十七日，朝议郎守尚书礼部郎中上轻车都尉李翱，谨遣舒州摄要籍司衙前军虞候吴潭，以清酒鹿脯告辞于灊山大神之灵。翱自去岁来临此邦。……将赴京邑，路沿大江。遣使来辞，神鉴予衷。”

[27]《旧唐书·敬宗纪》“：（宝历元年二月）辛卯，以前礼部郎中李翱为庐州刺史。”

[28]《全唐文》卷六三八李翱《唐故特进左领军卫上将军兼御史大夫柏公神道碑》：“太和元年，翱自庐以谏议大夫征。”

[29]《全唐文》卷六四○。

[30]见朱金城《白居易年谱》，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19页。

[31]见《唐刺史考全编》，安徽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712页。

[32]《旧唐书·文宗纪》“：（大和三年）三月辛巳朔，以户部尚书令狐楚为东都留守。”令狐楚赴任洛阳，白居易、刘禹锡置酒相送。见朱金城《白居易年谱》第205页。

[33]《旧唐书·元稹传》记载：“乃出稹为同州刺史……在郡二年，改授越州刺史、兼御史大夫、浙东观察使。……凡在越八年。太和初，就加检校礼部尚书。三年九月，入为尚书左丞。”

[34]《全唐诗》卷三八四。

[35]见《全唐诗》卷三八四。

[36]见《全唐诗》卷三八四。

[37]按“：二”当作“三”。序云：“元和四年三月七日，予以监察御史使东川。”

[38]《元稹集》卷一○《黄明府诗》序云：“元和四年三月，予奉使东川，十六日至褒城东数里。”未知孰是，然也已过梁州。

[39]见《全唐诗》卷四三七。

[40]陈寅恪《柳如是别传》第四章《河东君过访半野堂及其前后之关系》引《三梦记》之二按云：“‘梁’作‘褒城’或‘褒’。检《新唐书》肆拾《地理志》“山南西道”云：‘兴元府汉中郡，赤，本梁州汉川郡。开元十三年以梁凉声近，更名褒州。二十年复曰梁州。天宝元年更郡名。兴元元年为府。’故‘梁’‘褒’可互称。微之赋诗在元和四年，遂有‘古梁州’之句也。”（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449页）以褒城即梁州。然梁州仅更名褒州，非褒城。《元和郡县图志》卷二二兴元府褒城县载：“本汉褒中县，……古褒国也。……隋开皇元年，以避庙讳改为褒内县，仁寿元年改为褒城。”《旧唐书·地理志二》“山南道”“梁州”下“褒城：汉褒中县，属汉中君。义宁二年，改为褒中，贞观三年，复为褒城。”本事所谓“褒城”当指此。

[41]《全唐诗》卷四四七。

[42]按《：杨柳枝词》作于会昌五年，见朱金城《白居易年谱》，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330页。

[43]见朱金城《白居易年谱》，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329页。

[44]《刘禹锡集》卷一四《夔州谢上表》：“长庆二年正月五日。”

[45]《刘禹锡集》卷三八《历阳书事七十韵并引》“：长庆四年八月，余自夔州转历阳。”

[46]按“：五年”当误，白居易于元和十年贬江州司马，十三年冬转忠州刺史，在江州司马任不足五年。

[47]详见《唐摭言》卷一“统序科第”条。

[48]见《金石萃编》卷一○七《使院新修石幢记》。

[49]见《旧唐书·穆宗纪》。

[50]《樊川诗集》卷三。

[51]《樊川诗集》卷四。

[52]见《旧唐书·李德裕传》。

[53]见《全唐诗》卷五二一。

[54]《全唐文》卷七五五。

[55]《全唐文》卷七五五《李府君墓志铭》云：“开成元年春二月，……明年春，平卢府改，西归，病于路，卒于洛阳友人王广思恭里第。”开成二年春，杜牧弟顗患眼疾，杜牧往扬州探视（详见缪钺《杜牧年谱》，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55～156页），假满百日，依例去官，诗题中“病假满”即此。诗谓“洛桥风暖细翻衣，春引仙官去玉墀”，为春天情景。又谓“九牛新落一毛时”、“卧病神祇祷我知”，即病假百日去官。则诗作于开成二年春。

[56]《白居易集》卷三二。

[57]吴企明《韦楚老和韦楚》（见《学林漫录》第八期，第109～113页）以“拾遗”为衍文，其实诗题不误。唐费冠卿进士及第不仕，以右拾遗征，不起，然当时及后世既称其为“征君”，又称其为“拾遗”。如顾非熊《寄九华山费拾遗》（《全唐诗》卷五○九）、李群玉《经费拾遗所居呈封员外》（《全唐诗》卷五六九）、胡骈《经费拾遗旧隐》（《全唐诗》卷七一九）、罗邺《费拾遗书堂》（《全唐诗》卷六五四）。

[58]按“：海”为衍文。

[59]见《旧唐书·孔戣传》、《旧唐书·吐突承璀传》。

[60]见《旧唐书·李逢吉传》。

[61]按：《旧唐书·穆宗纪》“长庆元年”记载作“太仆卿”。

[62]《全唐文》卷六三九李翱《唐故金紫光禄大夫尚书右仆射致仕上柱国宏农郡开国公食邑二千户赠司空杨公墓志铭》谓以左仆射致仕。

[63]见《旧唐书·穆宗纪》。

[64]《丁卯集》卷上《，四部丛刊·初编》本。

[65]《白氏长庆集》卷三三《秘省后厅》。

[66]《白氏长庆集》卷三三《松斋偶兴》。

[67]《白氏长庆集》卷三三《松下琴赠客》。

[68]《白氏长庆集》卷三三《秋斋》。

[69]《旧唐书·裴潾传》记载：“宝历初，拜给事中。”

[70]《唐五代文史丛考》，江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27～130页。

[71]《全唐诗》卷六二六。

[72]见张安祖《〈论白居易荐徐凝屈张祜〉非皮日休所作》，文载《文学遗产》，1996年第四期；傅璇琮主编《唐才子传校笺》第五册，卷六，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294～295页。

[73]《樊川诗集》卷四。

[74]见程千帆《关于李白和徐凝的庐山瀑布诗》（《程千帆选集》，辽宁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984～999页）及张安祖《白居易荐徐凝屈张祜真伪考》（《唐代文学散论》，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101～110页）。

[75]按《：云溪友议》谓李林宗字“直水”，乃形近而误。

[76]《全唐文》卷七五五。

[77]《唐五代文学编年史》系于会昌四年（依谭优学《许浑行年考》），文引许浑《舟行早发庐陵郡郭寄滕郎中》，且谓滕迈会昌中为吉州刺史。然《咸淳毗陵志》卷二六载：“滕刺史迈墓在新桥门外半里荒莽间，有二石兽，刻云：唐尚书刑部郎官睦州刺史滕公之墓。”则睦州刺史为其终官。《唐刺史考全编》系迈为睦州刺史约于开成五年，则不至会昌中仍为吉州刺史。罗时进《许浑年谱稿》系于开成元年（见《唐诗演进论》第244～245页），今取罗说。

[78]《壁书飞白萧字赞》云：“韩晋公鉴古擅书，闻之嗟异。迁之于南徐，置于海榴堂座右之壁。”“南徐”即唐时润州。

[79]《全唐诗》卷五三四。

[80]《全唐诗》卷五三五。

[81]《全唐诗》卷五三六。

[82]《全唐诗》卷五三四。

[83]《全唐诗》卷五三一。

[84]见《许浑年谱稿》（《唐诗演进论》，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245页）。

[85]元和三年（808）至五年（810）杨於陵为岭南节度使，大中十二（858）年杨发为岭南节度使，其间岭南节度使无杨姓者。详见《唐刺史考全编》，安徽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170～3176页。

[86]《全唐诗》卷五三四。

[87]《全唐诗》卷五八二。

[88]详见吴在庆《杜牧卒年再考》，文载《人文杂志》，1983年第5期。

[89]“休公”本为南朝诗僧汤惠休，后泛指诗僧。

[90]《全唐文》卷七五九。

[91]文载《文史》第八辑，第213～219页。

[92]《全唐诗》卷六六六。

[93]见《登科记考》卷二二。

[94]《资治通鉴》记此事于中和元年八月。《旧唐书·僖宗纪》记此事于广明元年九月，与周岌逐薛能事相并。但据《旧唐书·时溥传》，所谓“支详遣溥与副将陈璠率师五千赴难”一事在广明元年十二月黄巢据长安、诏征天下兵进讨之后，系于广明元年九月显误。

[95]《旧唐书·僖宗纪》记黄巢陷潭州事于广明元年二月，记刘巨容等击破黄巢事于广明元年三月。但《资治通鉴》卷二五三据《实录》系黄巢陷潭州事于乾符六年十月，系击破黄巢事于乾符六年十一月。今取《通鉴》之说。

[96]胡震亨《唐音癸签》卷一七“员外检校等名”“：太宗定官额，其后复有员外置，又有特置、同正员、检校、兼守、判知之类。……其名类颇多。节使幕僚至检校中丞，往往而是。末叶镇帅无不检校台司，如薛能诗‘旧将已为三仆射’之类，逾滥至此。”所言或不误。

[97]《全唐诗》卷三○○。

[98]《全唐诗》卷四三二。

[99]《全唐诗》卷四九三。

[100]《全唐诗》卷五四九。

[101]《全唐诗》卷四五○。

[102]《全唐诗》卷一三一。

[103]《全唐诗》卷五七九。

[104]见傅璇琮主编《唐才子传校笺》第三册，卷八，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443页。

[105]《旧唐书·懿宗纪》及《旧唐书·杨收传》系于咸通八年，然记事多牴牾不合，难以信据。

[106]《全唐诗》卷六五○。

[107]按：“登坛甲子”《文苑英华》卷二六五作“分茅列土”。

[108]《全唐文》卷八九七。

[109]《全唐文》卷八九五。

[110]《登科记考》卷二四“天祐二年”“刘赞”条下引魏州刘赞及刘瞻之子刘赞事迹，将两人混为一人。按：刘瞻之子刘赞即桂阳刘赞。《新唐书·刘瞻传》载：“刘瞻字几之，其先出彭城，后徙桂阳。”《北梦琐言》卷三“河中饯刘相瞻”条载：“唐相国刘公瞻，其先人讳景，本连州人。”《元和郡县图志》卷二九“连州”：“秦为长沙郡之南境，汉置桂阳郡，至陈为桂阳县。隋文帝开皇十年置连州，……大业初改为熙平郡，武德四年复为连州。”则桂阳、连州同地异名。康熙《连州志》卷二《选举》：“天祐乙丑：陈用拙、刘赞、张鸿。”《粤诗搜逸》卷一、乾隆《广东通志》卷三一同。天祐乙丑即天祐二年，则本年登科者乃桂阳刘赞，非魏州刘赞。

[111]《文选》卷一三。

[112]陈徐陵编、清吴兆宜注《玉台新咏笺注》卷一，中华书局，1999年版。

[113]《全唐文》卷八七二。

[114]《宋元笔记小说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412页。

[115]《宋诗纪事》卷一九李觏《望海亭席上作》云“：七闽山水掌中窥，乘兴登临到落晖。谁在画帘沽酒处，几多鸣橹趁潮归。晴来海色依稀见，醉后乡心积渐微。山鸟不知红粉乐，一声檀板便惊飞。”首句“七闽山水掌中窥”语意与此相同。

[116]《全唐诗》卷七五二。

[117]《全唐诗》卷七五五。

[118]王缙，原文误作“王绪”。

[119]按：自成都至茂州经灌州。

[120]见《禅月集》卷一九。

[121]按：当为“江文蔚”。

[122]详见拙文《齐己生卒年辨疑》，载《中华文史论丛》第七十五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259～262页。

[123]崔暇妻诗，《全唐诗》卷八六八作国邵南诗。

[124]《全唐文》卷六八七。

[125]《五朝名臣言行录》卷一○，《四部丛刊·初编》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