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诗歌的功能

唐代以诗赋取士，唐人为诗之最大功利诉求即在科举考试，金榜题名。王定保的《唐摭言》全面表现了系于诗歌得失的唐代士人的进退荣辱。这种形而下的具有直接工具性的诗歌创作现象作为唐代思想文化的一部分，理应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专题，因此，本文不拟涉及。本文考察的是唐诗本事中涉及的具有形而上性质，能体现诗歌的审美特质且与诗歌传统密切相关的诗歌功能。概而言之，这些诗歌功能包括：诗是政教的工具，诗是沟通的纽带，诗是调适的手段。

一、诗是政教的工具

诗作为政教的工具是儒家的诗学观念。《毛诗序》在论及《诗》的功能时说：“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又说：“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风其上，达于事变，而怀其旧俗者也。”汉儒认为，《诗》之作关乎“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的政教活动，具有“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政教功能。这一观念后来反映到诗歌创作中，要求诗歌表现政教，发挥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的作用。这一诗学观念长期居于正统地位，对唐诗创作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唐诗本事对此有充分的反映：

景龙中，中宗尝游兴庆池，侍宴者递起歌舞，并唱《回波词》，方便以求官爵。给事中李景伯亦起舞，歌曰：“回波尔持酒卮，微臣职在箴规。侍宴既过三爵，喧哗窃恐非仪。”于是宴罢。（《大唐新语》卷三）

安乐公主恃宠，奏请昆明池以为汤沐。中宗曰：“自前代已来不以与人。不可。”安乐于是大役人夫，掘其侧为池，名曰定昆池。池成，中宗、韦庶人皆往宴焉，令公卿已下咸赋诗。黄门侍郎李日知诗曰：“但愿暂思居者逸，无使时传作者劳。”后睿宗登位，谓日知曰：“朕当时亦不敢言。非卿忠正，何能如此？”俄拜侍中。（《大唐新语》卷三）

孟昶广政十九年，赐诗僧可朋钱十万，帛五十匹。孟蜀欧阳炯与可朋为友，是岁酷暑中，欧阳命同僚纳凉于净众寺，依林亭列樽俎，众方欢适。寺之外皆耕者，曝背烈日中耘田，击腰鼓以适倦。可朋遂作《耘田鼓》诗以贽欧阳，众宾阅已，遽命撤饮。诗曰：“农舍田头鼓，王孙筵上鼓。击鼓兮皆为鼓，一何乐兮一何苦！上有烈日，下有焦土。愿我天翁，降之以雨。令桑麻熟，仓箱富。不饥不寒，上下一般。”言虽浅近，而极于理。君子谓可朋善谏而欧阳善听焉。（《唐诗纪事》卷七四“僧可朋”）

三则本事叙臣下对君王或平民对官僚的劝谏，诗歌指出统治者的骄奢淫逸，均以规谏为目的。据《新唐书·李景伯传》记载，李景伯其时为谏议大夫，规谏乃其本职，故诗有“微臣职在箴规”一语。诗“主文而谲谏”，实与奏章无异。

这种“下以风刺上”的政治诗虽在理论上为统治者所提倡，并居于正统地位，但其政教功能的发挥则取决于统治者的贤愚和时世的治乱顺逆。那些具有远见的、明智的统治者往往能从天下安定的大局出发，虚心纳谏，对政治讽谕诗尚能接纳。但一般来说，对于此类逆耳之言，统治者多半怀有抵触心理，或采取抵制的态度，甚至对讽谏者施以迫害。《新唐书·李景伯传》记载：“至景伯，独为箴规语以讽帝，帝不悦。”可见“罢宴”实出勉强。李日知规谏中宗时，睿宗虽有昆弟之尊、相王之重，竟“不敢言”，可见规谏之难。张唐英《蜀梼杌》卷上记载，蜀主王衍宴饮无度，自唱韩琮《柳枝词》，内侍宋光溥因吟胡曾《咏史》诗以讽，王衍怒而罢宴。《鉴诫录》卷二记载，昭宗何皇后于帝播迁时畋游为害，同谷山逸人咏五子之歌讽谏，后“潜令秦王诛之”。此事虽有不实^[12]，却也反映了统治者对讽谏的态度。君王后妃如此，官僚贵戚又何尝不如此。《蜀梼杌》卷上记载，前蜀永平二年二月，王建“游龙华禅院，召僧贯休坐，赐茶药彩缎，仍令口诵近诗。时诸王贵戚皆赐坐。贯休欲讽之，因咏《公子行》曰：‘锦衣鲜华手擎鹘，闲行气貌多轻忽。艰难稼穑总不知，五帝三王是何物。’建称善，贵倖皆怨之。”^[13]讽刺权贵而为权贵所恶，这种情形或许更为普遍。中唐时期，白居易曾因写作干预现实、批判现实的讽谕诗而为权贵忌恨，并遭受贬斥，可与本事相印证。

时世的治乱顺逆也决定了统治者对政治讽谕诗的态度。一般来说，王朝上升时期，升平的治世，至少是尚未乱到一塌糊涂、不可收拾的时候，按照既定的统治秩序，统治尚有可为，这时，统治者较为愿意纳谏，讽谕诗也能发挥有限的作用。一旦天下大乱，世以攻伐为事，“王道”弃绝，“霸道”盛行，则统治者多半徇私利己，一意孤行，纳谏的基础既不复存在，政治讽谕诗也难有市场，其补察时政之功无由发挥。这一点可从下引本事窥见一二：

梁朝杜舍人荀鹤为诗愁苦，悉干教化，每于吟讽得其至理。……杜在梁朝，献朱太祖《时世行》十首，欲令太祖省徭役，薄赋敛。是时方当征伐，不洽上意，遂不见遇，旅寄寺中。敬相公翔谓杜曰：“希先辈稍削古风，即可进身。不然者，虚老矣。”杜遂课《颂德诗》三十章以悦太祖。议者以杜虽有玉堂之拜，顿移教化之词，壮志清名，中道而废。（《鉴诫录》卷九“削古风”）

天下方乱时，原有的统治者溺于弊乱，无力振起，因而并不留意讽谕一类诗歌。继起的统治者大多急于眼前事功，不顾苍生，不恤民力，自然也不理会那些要求轻徭薄赋的唠叨诗文。《孟子·离娄下》谓“王者之迹熄而诗亡”，焦循《正义》释云：“盖王者之政，莫大于巡守述职。巡守则天子采风，述职则诸侯贡俗，太史陈之以考其得失，而庆让行焉，所谓迹也。……洎乎东迁，而天子不省方，诸侯不入觐，庆让不行，而陈诗之典废，所谓迹熄而诗亡也。”以此证彼，虽时代悬隔，而事理如一。

儒者献诗，意在拨乱反正，但是，天下愈乱，统治者愈昏庸，纳谏愈难，政治讽谕诗的补察功能也愈弱，这真是一个无可奈何的悖论。这是儒者的悲哀，还是儒家诗论的悲哀呢？

政教类诗歌中的优秀作品多是批判现实而并不直接用以规谏的诗歌。这些诗歌揭露政治的缺失、现实的黑暗，表现民生疾苦和社会的不平。唐诗本事多记此类诗歌：

唐马植相公，曾镇安南，安抚军民，怀柔蛮僚，废珠池，尚俭素。李琢后镇是邦，用法大酷，军城远出而属南蛮，六七年间，劳动兵役。咸通七年，高骈收复之。先是，荆、徐间征役拒蛮，人甚苦之。有举子闻许卒二千没于蛮乡，有诗刺曰：“南荒不择吏，致我交趾覆。联绵三四年，致我交趾辱。懦者斗则退，武者兵益黩。军容满天下，战将多金玉。刮得齐民疮，分为猛士禄。雄雄许昌师，忠武冠其族。去为万骑风，住为一川肉。时有践卒回，千门万户哭。哀声动闾里，怨气成山谷。谁能听鼓声，不忍看金镞。念此堪泪流，悠悠颍川绿。”吟此诗，有以见失于授任，为国家生事，《大东》之苦，斯其类乎？（《北梦琐言》卷二“授任致寇”）

咸通中，礼部侍郎高湜知举。榜内孤贫者公乘億赋诗三百首，人多书于屋壁。……最奇者有聂夷中，河南中都人，少贫苦，精于古体，有《公子家》诗云：“种花于西园，花发青楼道。花下一禾生，去之为恶草。”又《咏田家》诗云：“父耕原上田，子斫山下荒。六月禾未秀，官家已修仓。”……又云：“二月卖新丝，五月粜新谷。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我愿君王心，化为光明烛。不照绮罗筵，只照逃亡屋。”所谓言近意远，合《三百篇》之旨也。（《北梦琐言》卷二“放孤寒三人及第”）

蒋贻恭，本江淮人，无媚世之谄，有咏人之才，全蜀士流，莫不畏惮。……《咏蚕》诗曰：“辛勤得茧不盈筐，灯下缲丝怨恨长。著处不知来处苦，但贪衣上绣鸳鸯。”……又《咏安仁宰捣蒜》：“安仁县令好诛求，百姓脂膏满面流。半破磁缸成醋酒，死牛肠肚作馒头。长生岁取餐三顿，乡老盘庚犯五瓯。半醉半醒齐出县，共伤涂炭不胜愁。”（《鉴诫录》卷四“蜀门讽”）

此外，还有本事中的政治讽刺诗。此类诗歌前文已有论及。

这些诗歌除揭露为政的失误、官场的腐败和官吏的苛酷外，主要表现赋税徭役的苛繁沉重。一些诗歌或揭露沉重的徭役给百姓的生产生活带来的灾难，或表现苛繁的赋税造成的两极分化和社会不公。赋税问题是封建时代最基本的社会问题，由此产生的社会矛盾在王朝末期愈加严重，常常成为社会动乱的根源和王朝更替的原因。这些社会黑暗、社会矛盾表现在诗歌中，诗人的用意自是“以俟夫观人风者得焉”，发挥诗歌补察时政的功能。对于统治者来说，若本着“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戒”的态度，善采其言，修明政治，缓和社会矛盾，则诗歌补察之功，信无虚言。

除讽谏之外，诗歌还有教化功能。诗重教化在晚唐五代大约已成共识，教化之有无时或成为衡量诗歌高下的尺度。《北梦琐言》卷五“李远讥曹唐”条注云：“世谓（许）浑诗（李）远赋，不如不做，言其无才藻，鄙其无教化也。”此种文学习尚也见于本事：

于为诗，颇干教化，《对花》诗云：“花开蝶满枝，花谢蝶还希。惟有旧巢燕，主人贫亦归。”又有唐备者，与同声，咸多比讽。有诗曰：“天若无雪霜，青松不如草；地若无山川，何人重平道！”《题道傍木》云：“狂风拔倒树，树倒根已露。上有数枝藤，青青犹未悟。”又曰：“一日天无风，四溟波尽息。人心风不吹，波浪高百尺。”又《别家》曰：“蝉鸣槐穗落。”又有《离家》诗曰：“兄弟惜分离，拣日皆言恶。”皆协《骚》、《雅》。（《诗话总龟·前集》卷一引卢瓌《抒情》）

罗邺工诗，《春游郁然有怀》云：“芳草如烟处处青，闲门要地一时生。年来检点人间事，惟有春风不世情。”（同上）

其他如前引聂夷中《公子家》，前文论及的有关道德、人格批判的讽刺诗，均反映晚唐五代诗之教化意识的觉醒。这些诗歌多以道德伦理为主题，表现世道人心。或言是非好恶的颠倒，如聂夷中《公子家》；或言世情的淡薄，如于《对花》，罗邺《春游郁然有怀》；或言人心的险恶，如唐备“一日天无风”诗；或言道德失范，如一些讽刺诗，等等。这些诗歌大多伤时骂世，寓讽世警世之意。除此之外，也有褒美旌善一类诗，寓劝世之意，如唐备《离家》诗。唐中期以后，社会动荡，政治腐败，世风浇薄，道德缺失，人心不古，教化一类诗歌具有校正末俗的意义。

政教一类诗也包括颂美之词，这是继承《诗经》颂诗的传统。《鉴诫录》卷五“知机对”记孟蜀高祖削平东川董璋一事，文末所录举子勾龙逢献贺捷诗即为颂美诗。但政教诗既以“化下”、“刺上”为其旨归，功比药石，意重针砭，则颂美之诗只能僻处一隅，数量极少，不能为人所关注。

二、诗是沟通的纽带

孔子论《诗》，谓“诗……可以群”（《论语·阳货》），伪孔传曰：“群居相切磋。”（《论语集解》）朱熹注曰：“和而不流。”（《论语集注》）但实际上，“诗可以群”是指《诗》可以成为志意表达和情感交流的手段，学《诗》诵《诗》能够协调人际关系。这一观点虽就学《诗》而发，但对后来的诗歌创作有重要影响。《诗品序》所谓“嘉会寄诗以亲”即“诗可以群”的诗论观念在创作中的表现。魏晋以来，应制、宴游、赠答、唱和、送别等诗歌大量涌现，这些诗歌，或协调君臣关系，或活跃社交气氛，或增进友情，或交流思想，总之，诗歌作为一种语言形式，已经成为人际交流的工具，是沟通的纽带。

这一诗歌功用在唐诗中普遍存在。唐人写有大量的应制、游宴、赠答、唱和、送别诗，这些诗歌不仅为单篇，也以结集形式出现，如《景龙文馆记》、《大历年浙东联唱集》、《吴兴集》、《汝洛集》、《洛中集》、《洛下游赏宴集》、《汉上题襟集》等，就是一些文学群体游宴往还之诗的结集。此类结集的出现说明诗歌作为人际交流的工具已经越来越普遍。一般来说，这种工具性的、应酬性的诗歌并不在意情志的表达，诗人注重的乃是创作本身，因此，此类诗歌一般形式重于内容。但是，也有一些诗歌具有确定的交际目的和写作动机，注重志意的表达和情感的交流，这些诗歌更能体现“诗可以群”的社会功能，是诗歌作为人际沟通纽带的完全形式。

从唐诗本事中的载述看，此类诗歌涉及两大主题。其一是渴慕迁擢，企求援引。《本事诗·嘲戏第七》记载，沈佺期以罪贬，后遇恩复其官秩，但朱绂未复。曾侍内宴，群臣皆歌《回波乐》，多求迁擢，沈佺期因撰《回波乐》词，曰：“回波尔似佺期，流向岭外生归。身名已蒙齿录，袍笏未复牙绯。”中宗即以绯鱼赐之。御史中丞崔日用亦撰词，中宗亦以绯鱼赐之。《诗话总龟·前集》卷五引《诗史》记载，褚载家贫，以诗投襄阳节度使邢君牙，有“一卷新书满怀泪，频来门馆诉饥寒”之句，君牙赠绢十匹，荐于方镇。第二年，褚载试举，君牙又荐于有司，因以擢第。又《唐诗纪事》卷四八记载，陆希声善书法，曾以笔法授沙门光。后光入长安，为翰林供奉，而陆希声犹未显达，遂以诗寄光云：“笔下龙蛇似有神，天池雷雨变逡巡。寄言昔日不龟手，应念江头洴澼人。”光感其言，荐于贵倖，后位至宰相。以上三则本事，第一则记朝中官僚撰词以冀帝王恩赐，求得迁擢。类似的还有宋之问因求为北门学士未成而作《明河篇》的故事。后两则记落魄的士人投寄权贵，企求援引。前者为应制一类诗，后者为投寄一类诗。唐人对功名富贵怀有强烈的进取之心，干谒权门，寄诗权贵，乃士人常态。这一类诗对权门势要的期待，对功名富贵的渴求，常常见于言表。应该说，此类诗歌的内容风格及写作目的与唐人用以求仕的书信并无二致。

此类诗歌的另一主题是自明心迹，消除矛盾隔阂。人际交往和人际关系中的矛盾和隔阂因沟通而消除，诗歌作为抒情言志的工具，能传达幽微曲折的内心世界，曲尽人意，因而成为此一沟通的常用形式。《明皇杂录》卷下记载，张九龄为相时，与李林甫同列。林甫屡于玄宗前中伤张九龄，九龄因作《归燕》诗以贻林甫，自明“无心与物竞”之意。“林甫览之，知其必退，恚怒稍解”。《云溪友议》卷中“中山诲”记载，牛僧孺早年投贽于刘禹锡，刘禹锡“对客展卷，飞笔涂窜其文，且曰：‘必先辈未期至矣’。”后二十余年，牛僧孺历宰相，为淮南节度使^[14]，刘禹锡为汝州刺史，途经淮南，与牛僧孺相会。僧孺诗有“莫嫌恃酒轻言语，曾把文章谒后尘”之句，言及前事。刘禹锡作《奉和牛尚书》，诗有“初见相如成赋日，后为丞相扫门人”、“犹有当时旧冠剑，待公三日拂埃尘”等语。僧孺吟其诗，“前意稍解”。又《鉴诫录》卷一○“蜀才妇”记载，薛涛“容姿既丽，才调尤佳，言谑之间，立有酬对”。韦皋镇成都时，欲奏为校书，宠遇一时。然薛涛性狂逸，“所有见遗金帛，往往上纳”。后韦皋知觉，怒而不许从官。“涛献《五离诗》，情意感人，遂复宠召”。以上三则本事中的事主，或因猜忌而产生矛盾，或因接物不周而出现隔阂，或行为犯规而遭厌弃，诗歌能自明心迹，求得对方的谅解。一般来说，诗歌是一种良性互动的交流形式，这种沟通易于见效。

诗歌作为人际交流的形式具有天然的优势。这种优势首先表现于诗歌的抒情言志性质。人际的沟通需要志意的传达，更需要情感的交流，而诗歌最能体现这种需要。孔子说：“兴于诗。”朱熹注曰“感发志意”（《论语集注》），实为情感的激发。唐人认为，“感人心者，莫先乎情”，“情见则感易交”^[15]，而以情感人又非诗莫属。正是了悟其中的奥妙，一些寄赠诗以情感的抒发为主，如下面的本事诗：

濠梁人南楚材者，旅游陈颍。岁久，颍守慕其仪范，将欲以子妻之。楚材家有妻，以受颍牧之眷深，忽不思义，而辄已诺之。遂遣家仆归取琴书等，似无返旧之心也。……其妻薛媛，善书画，妙属文，知楚材不念糟糠之情，别倚丝萝之势，对镜自图其形，并诗四韵以寄之。楚材得妻真及诗范，遽有隽不疑之让，夫妇遂偕老焉。……薛媛写真寄夫诗曰：“欲下丹青笔，先拈宝镜端。已惊颜索寞，渐觉鬓凋残。泪眼描将易，愁肠写出难。恐君浑忘却，时展画图看。”（《云溪友议》卷上“真诗解”）

薛媛寄夫诗抒写容颜衰老的感伤和夫妻分离的幽怨，写真寄诗意在打动夫婿，令其回心转意。毫无疑问，楚才的转变正因为情所感。同类故事还有《云溪友议》卷上“毗陵出”中三史严灌夫与妻慎氏的故事。

诗歌的感发作用有时需要借助特定的情境，需要某种触媒。为使诗歌足以感动人心，诗人往往刻意捕捉这样的情境和触媒。请看下面的本事：

张说之谪岳州也，常郁郁不乐。时宰以说机辨才略，互相排摈。苏颋方当大用，而张说与瓌相善。张因为《五君咏》，致书，封其诗以遗颋，戒其使曰：“候忌日近暮送之。”使者既至，因忌日，赍书至颋门下。会积阴累旬，近暮吊客至，多说先公僚旧，颋因览诗，呜咽流涕，悲不自胜。翌日，乃上封，大陈说忠贞謇谔，尝勤劳王室，亦人望所属，不宜沦滞于遐方。上乃降玺书劳问，俄而迁荆州长史。（《明皇杂录》卷下）

另外，《诗话总龟·前集》卷五引《诗史》记载：“伍乔张洎，少相友善。张为翰林学士，眷宠优异。伍为歙州通判，作诗寄张，戒去仆曰：‘张游宴时投之。’一日，张与僚友近郊会燕，欢甚，仆投诗。诗曰：‘不知何处好消忧，公退携壶即上楼。职事久参侯伯幕，梦魂长绕帝王州。黄山向晚盈轩翠，黟水含春绕郡流。遥想玉堂多暇日，花时谁伴出城游？’得诗动容久之，为言于上，召还，为考功员外郎。”投赠时机的选择无非是为了强化诗歌的感发作用。这一举动虽出自机谋，却也说明人际沟通中诗歌用为情感交流的重要意义。(www.daowen.com)

诗歌作为人际交流形式的另一优势是其深婉含蓄的表达方式。诗歌表情达意一般委婉含蓄，避免直露，此类诗歌因此多用比兴、寓托方式。宋之问《明河篇》以“明河可望不可亲”喻职位的可望不可求，言浅意深。张九龄《海燕》诗以海燕自喻，以禽鸟的委时无心寓己之与世无争，比喻贴切，措辞得体。薛涛的《十离诗》虽为咏物诗^[16]，但借物喻人，自明心迹，表明诗人对府主的依附与眷恋，其情可感。如果说以上诗歌用意心切，意脉较为显露，那么下面的本事诗则寓意更为深婉：

朱庆馀校书，既遇水部郎中张籍知音，遍索庆馀新制篇什数通，吟改后，只留二十六章，水部置于怀抱，而推赞焉。清列以张公重名，无不缮录而讽咏之，遂登科第。朱君尚为谦退，作《闺意》一篇，以献张公。张公明其进退，寻亦和焉。诗曰：“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张籍郎中酬曰：“越女新妆出镜心，自知明艳更沉吟。齐纨未足人间贵，一曲菱歌敌万金。”朱公才学，因张公一诗，名流于海内矣。（《云溪友议》卷下“闺妇歌”）

朱庆馀诗以女子的画眉喻诗歌写作，张籍和诗以越女的明艳喻朱诗的华美动人。两人诗歌虽有确定的文意指向，但全诗出以生动的形象和浓郁的生活情趣，表层意旨自足，读其诗能令人忘其本旨。

一般来说，委婉含蓄的表达方式具有心理暗示作用，便于消除对方的戒备心理，沟通更为容易。同时，这一表达方式易于产生联想，蕴含丰富，沟通也更为充分。

三、诗是调适的手段

诗歌不仅满足政教和人际交流的需要，也满足内在的心理需求，是心理调适的手段。就唐诗本事所及，这种心理调适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宣泄与满足，二是自持与自适。

刘勰《文心雕龙·明诗》说：“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咏志，莫非自然。”所谓“自然”，是说无论“感物”还是“咏志”，都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应物斯感”出于自然，感而生情，情有不得已者，借诗以发抒，也是出于自然。后之所谓自然，正是作为人之天性的宣泄与满足的心理需要。

与情感宣泄密切相关的是孔子提出的“诗可以怨”的著名命题。这一命题原本言《诗》，但后来对诗歌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诗歌中因此出现怨刺和怨愤两大主题。一般来说，“怨刺”指怨刺上政，近于讽谏，其发挥的是政教功能。“怨愤”则偏指个人情感的宣泄，多属忧思积郁，愤懑不平。唐诗本事中有很多以“怨愤”为主题的诗歌。《本事诗·怨愤第四》专选怨愤一类本事，其中吴武陵题路左佛堂诗、李适之罢相诗及贾岛题兴化池庭诗均表现诗人的怨愤不平^[17]，是泄愤之作。这些本事在记载诗歌创作的原因时都强调诗人难以抑制的愤怒情绪。题路左佛堂诗事谓“武陵不胜其愤”，罢相诗事谓“适之意愤”，题兴化池庭诗事谓贾岛“怨愤尤极”，这些强调意在说明诗歌之作是为了宣泄心中的怨愤不平。《本事诗》中，怨愤类本事的选编受《世说新语》“忿狷”类故事的影响。忿狷故事多记魏晋时人性情褊急发泄愤怒的种种举动，如王蓝田食鸡子不得而迁怒于鸡子，袁彦道因博齿不合而怒掷五木，等等。发泄愤怒是怨愤类本事与忿狷类故事的共同主题，也是怨愤类本事诗的主旨。前文已论及，怨愤类本事乃唐诗本事之一大类。除《本事诗》所录及《玉泉子》中高湘“愤（高）湜不佑己”而赋“唯有高州是富家”一事外，怒而为诗的显例还可举出以下两条：

崔珏佐大魏公幕，与副车袁充常侍不叶，公俱荐之于朝。崔拜芸阁雠校，纵舟江浒。会有客以丝桐诣公，公善之，而欲振其名；命以乘马迎珏，共赏绝艺。珏应召而至，公从容为客请一篇，珏方怀怫郁，因以发泄所蓄。诗曰：“七条弦上五音寒，此艺知音自古难。唯有河南房次律，始终怜得董庭兰。”公大惭恚。（《唐摭言》卷一一）

李山甫，咸通中不第，后流落河朔，为乐彦祯从事。多怨朝廷之执政，尝有诗云：“劝君不用夸头角，梦里输赢总未真。”（《南部新书》丁）

时人论诗人性情，或谓褊躁激讦，这种负面形象多半得自怨愤一类诗歌。所谓褊躁激讦是说诗人易感易怒，遇有怨愤不平，往往不能已于言，必于诗焉发之，亦即所谓“愤怒出诗人”。这种性情在诗人中普遍存在，唯其如此，抒写怨愤，宣泄不平，成为诗人普遍的心理诉求。

除怨愤外，伤悼也是唐诗及唐诗本事的重要主题。伤悼诗起于悲悼亡人。亲爱亡故，悲不自胜，哀哭之外，继之以诗。顾况丧子诗即因此而作：

唐著作郎顾况，字逋翁……暮年有一子，即非熊前身也，一旦暴亡。况追悼哀切，所不忍言，乃吟曰：“老人丧爱子，日暮泣成血。老人年七十，不作多时别。”非熊在冥间闻之，甚悲忆，遂以情告冥官，皆悯之，遂商量却令生于况家。（《北梦琐言》卷八“顾非熊再生”）

哀痛已极，长歌当哭。伤悼诗既是哀痛的歌哭，那么，其对痛苦的宣泄实与恸哭无异。

伤悼诗对悲哀情绪的宣泄与以悲为美的审美心理有关。以悲为美大约始于汉代，魏晋诗歌多以悲伤为主题，以悲为美乃一时审美习尚。《晋书·袁山松列传》记载：

山松少有才名，博学有文章……衿情秀远，善音乐。旧歌有《行路难》曲，辞颇疏质，山松好之，乃文其辞句，婉其节制，每因酣醉纵歌之，听者莫不流涕。初，羊昙善唱乐，桓伊能挽歌，及山松《行路难》继之，时人谓之“三绝”。时张湛好于斋前种松柏，而山松每出游，好令左右作挽歌，人谓“湛屋下陈尸，山松道上行殡”。

以悲为美，以歌哭为行乐。羊昙唱乐的故事见于《晋书·谢安列传》：

羊昙者，太山人，知名士也，为安所爱重。安薨后，辍乐弥年，行不由西州路。尝因石头大醉，扶路唱乐，不觉至州门。左右白曰：“此西州门。”昙悲感不已，以马策扣扉，诵曹子建诗曰：“生存华屋处，零落归山丘。”恸哭而去。

由前文所谓“三绝”推测，羊昙所唱之乐当为悲哀的乐曲。不管是唱乐还是诵诗，都是宣泄难以自已的悲感。这种以悲为美的倾向正是文学艺术自觉的标志，也是文学以抒情为本位，从而发挥心理调节功能的标志。这一审美风尚及文学功能为唐诗中的伤悼诗提供了注脚。

怨愤诗和伤悼诗的心理调节功能可以亚里士多德的“净化”说解释。亚里士多德认为，悲剧和音乐对观众和听众具有“净化”作用。“‘净化’的要义在于通过音乐或其他艺术，使某种过分强烈的情绪因宣泄而达到平静，因此恢复和保持住心理的健康”^[18]。“净化”说虽是探讨艺术的接受心理，但也能用以说明艺术的创作心理。

诗歌不仅有助于激烈情绪的宣泄，而且可以成为欲望的替代性满足。这一点在“诗歌的本质”部分已有论及，兹不赘述。

怨愤悲愁固然可以借助艺术的宣泄，使内心达于平静，但此一过程本身有时也是一种心理考验。苏轼评孟郊诗云：“诗从肺腑出，出则愁肺腑。有如黄河鱼，出膏以自煮。”^[19]这是一个循环往复的感情激荡过程。这一过程因为容易造成心理乖张而为诗人视为畏途，因此，对穷愁、寒苦、失意、悲哀，对人生忧患，一些诗人常常采取与宣泄有所不同的排解方式，或压抑，或转移，或消解，因以自守，获得心境的平和，这就是所谓自持。唐诗本事对此一创作心态也有所涉及：

戴衢久不第，尝夜吟曰：“扰扰东西南北情，何人于此悟浮生？还缘无月春风夜，暂得独闻流水声。”又云：“坐落千门日，吟残午夜灯。”（《诗话总龟·前集》卷四四引卢瓌《抒情》）

（韦澳）入为户部侍郎，转吏部，絟综平允，不受请托。为执政所恶，出为邠州刺史、邠宁节度使。宰相杜审权素不悦于澳，会吏部发澳时簿籍，吏缘为奸，坐罢镇，以秘书监分司东都。尝戏吟云：“若将韦鉴同殷鉴，错认容身作保身。”此句闻于京师，权幸尤怒之。（《旧唐书·韦澳传》）

戴衢虽久试不第，但其诗歌并不表现科场失意的悲哀。夜吟诗抒写诗人夜中收视凝听时的感受，其境唯春风流水，其情则恬淡闲适。在诗人那里，纷扰的世情已不再介怀，人生失意的悲哀在自然山水的观照中消解。这一创作心态与孟郊出愁肺腑的创作心态形成鲜明对照。孟郊《落第》诗云：“晓月难为光，愁人难为肠。谁言春物荣，独见叶上霜。雕鹗失势病，鹪鹩假翼翔。弃置复弃置，情如刀剑伤。”^[20]同样的境遇，前者恬淡以自持，后者悲愁以自伤，心理调节方式判然两样。相对于科场失意而言，官场的贬谪或许更是人生的不幸。韦澳身遭贬斥，但并无恨恨不已的怨愤和悲天悯人的忧伤。他的诗句虽不无怨望之心，但感情并不强烈，诗中幽默轻松的笔调倒是显示了诗人身处忧患的旷达与平和。这一创作倾向与感慨愤郁的楚骚传统有所不同。

诗歌不仅是抒情的工具，也是娱心的手段。中晚唐至于五代，诗重苦吟，讲求诗歌艺术的千锤百炼，精益求精。《诗话总龟·前集》卷一○引《郡阁雅谈》记载：

刘昭禹字休明，婺州人。少师林宽，为诗刻苦，不惮风雪。诗云：“句向夜深得，心从天外归。”言不虚耳。……尝与人论诗曰：“五言如四十个贤人，乱着一字，屠沽辈也。觅句者若掘得玉匣，有底有盖，但精求，必得其宝。”

这种刻苦锤炼、精益求精的诗风在晚唐五代已十分普遍。林嵩《周朴诗集序》记载：“先生为诗思迟，盈月方得一联一句，得必惊人，未暇全篇，已布人口。”而下开晚唐五代苦吟诗风的一代宗师贾岛更是苦吟精求的代表人物。贾岛吟成“独行潭底影，数息树边身”两句后，以诗自注云：“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知音如不赏，归卧故山秋。”诗注及“推敲”的传说后来成为贾岛苦吟的经典故事。

这种苦吟自然是艺术创造的需要，但同时也是一种心理需求，因为苦吟不只是艰辛与劳苦，还伴随着搜寻的欣喜、创造的满足和审美的愉悦。因此，一些潦倒落魄或耿介自守的诗人往往寄情于诗歌，以诗歌创作为其人生执守，吟诗成为生活的必需，人生的寄托。《诗话总龟·前集》卷一○引《郡阁雅谈》记载：

王元字文元，桂林人，苦吟风月，终于贫病。妻黄氏，共持雅操，每遇得句，中夜必先起然烛，供具纸笔，元甚重之。有《听琴》诗曰：“拂琴开素匣，何事独颦眉？古调俗不乐，正声公自知。寒泉出涧涩，老桧倚风悲。纵有来听者，谁堪继子期？”好事者画为图。

王元夫妇共持雅操出于共同的好尚，其执着忘我的苦吟乃是两人生活的一部分。此一记载正是艺术化人生的生动写照。

这种以艰辛为逸乐的创作心态及审美情趣反映了诗歌的自适功能。苦吟自适的心理机制及其功能或可从贾岛《戏赠友人》诗中得到解释，诗云：“一日不作诗，心源如废井。笔砚为辘轳，吟咏作縻绠。朝来重汲引，依旧得清泠。书赠同怀人，词中多苦辛。”^[21]心源如井，吟咏如汲，这是形象贴切的比喻。汲引是朝朝之事，吟咏也是日日之事，正如生活离不开汲引一样，生活也离不开吟咏。心源的涌动意味着生命的勃动与充实，因而吟诗为文，虽词多苦辛，却也不无人生之适。

从对诗歌艺术的精求而言，苦吟似乎属于“为艺术而艺术”一路，但作为一种人生寄托，苦吟又具有“为人生”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