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教育 晚唐诗歌中的推崇学问:借马彧赠韩定辞诗的例子解读

晚唐诗歌中的推崇学问:借马彧赠韩定辞诗的例子解读

时间:2023-11-28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唐代诗歌,特别是晚唐诗歌,具有明显的推崇学问的倾向,李商隐诗歌最能体现这一倾向。彧诗虽清秀,然意在征其学问。晚唐五代诗的用事倾向反映时人以学问为诗的观念,前引马彧、韩定辞赠答诗可为印证。马彧赠韩定辞诗中“巏嵍山”、“王乔”等语,指所在辖地故事,马彧援其辖地故事以为诗,“意在征其学问”。

晚唐诗歌中的推崇学问:借马彧赠韩定辞诗的例子解读

第四节 推尊学问

诗歌的写作,除写景叙事、直抒胸臆之外,还有用事一途。《唐音癸签》卷四引胡应麟语云:“诗自模景述情外,则有用事而已。用事非诗正体,然景物有限,格调易穷,一律千篇,只供厌吐。欲观人笔力材诣,全在阿堵中。”因此,自魏晋以来诗多用事。用事原是诗歌的表现手法之一,但此途一开,逐渐变成一种具有独立意义的创作追求。一些诗人因此着意援事以为诗,常常斗奇炫博,倾其所学。诗歌创作成为学养的展示,学问深浅也成为诗歌成就高下的尺度。

唐代诗歌,特别是晚唐诗歌,具有明显的推崇学问的倾向,李商隐诗歌最能体现这一倾向。《文献通考》卷二三三《经籍考》卷六○引《谈苑》云:“商隐为文,多检阅书册,左右鳞次,号‘獭祭鱼’。”这一记载大约是实情,李商隐诗歌用事的繁密是前所未有的,《诗人玉屑》卷七“作诗须饱材料”条云:“李商隐诗好积故实,如《喜雪》诗:‘班扇慵裁素,曹衣讵比麻?鹅归逸少宅,鹤满令威家。’又‘洛水妃虚妒,姑山客谩夸。联辞虽许谢,和曲本惭巴。’一篇中用事者十七八,以是知凡作者须饱材料。”除用事繁密外,李商隐诗还用事奥僻,惠洪《冷斋夜话》卷四谓“诗到李义山,谓之文章一厄。以其用事僻涩,时称西昆体”。用事的繁密、奥僻也反映在其他一些唐诗中,如下列本事诗:

高宗即位,(上官)仪为相。麟德元年,坐梁王忠事下狱死,武后恶之也。仪应诏诗中用“影娥池”,学士时无解其事。祭酒令狐德棻召张柬之等十余人示此诗,柬之对云:“《洞冥记》:汉武帝于望鹤台西起俯月台,台下穿影娥池,每登台眺月,影入池中,使宫人乘舟笑弄月影,因名影娥池,亦曰眺蟾台。”令狐德棻叹其博识。(《唐诗纪事》卷六“上官仪”)

唐韩定辞为镇州王镕书记,聘燕帅刘仁恭,舍于宾馆,命试幕客马彧延接。马有诗赠韩曰:“燧林芳草绵绵思,尽日相携陟丽谯。别后巏嵍山上望,羡君时复见王乔。”彧诗虽清秀,然意在征其学问。韩亦于座上酬之曰:“崇霞台上神仙客,学辨痴龙艺最多。盛德好将银笔术,丽词堪与雪儿歌。”座内诸宾靡不钦讶称妙句,然亦疑其“银笔”之僻也。他日,彧复持燕帅之命,答聘常山,亦命定辞接于公馆。时有妓转转者,韩之所眷也。每当酒席,彧频目之。韩曰:“昔爱晋文公分季隗于赵衰,孙伯符辍小乔于公瑾,盖以色可奉名人。但虑倡姬不胜贤者之顾,愿垂一咏,俾得奉之。”彧援笔,文不停缀,作转转之赋,其文甚美,咸钦其敏妙,遂传于远近。彧从容问韩以“雪儿”、“银笔”之事,韩曰:“昔梁元帝为湘东王时,好学著书,常记录忠臣义士及文章之美者。笔有三品,或以金银雕饰,或用斑竹为管。忠孝全者用金管书之,德行清粹者用银笔书之,文章赡丽者以斑竹书之。故湘东之誉,振于江表。雪儿者,李密之爱姬,能歌舞,每见宾僚文章,有奇丽入意者,即付雪儿叶音律以歌之。”又问“痴龙”出自何处?定辞曰:“洛下有洞穴,曾有人误堕于穴中,因行数里,渐见明旷。见有宫殿人物凡九处,又见有大羊,羊髯有珠,人取而食之,不知何所。后出以问张华,曰:‘此地仙九馆也。大羊者,名曰痴龙耳。’”定辞复问彧:“巏嵍之山,当在何处?”彧曰:“此隋君之故事,何谦光而下问。”由是两相悦服,结交而去。(《太平广记》卷二○○引《北梦琐言》)

这两则本事中的诗歌用典有共同特点,这表现在用事范围和用事形式上。

首先,用事偏好汉魏六朝小说故事。上官仪咏雪诗有“花明栖凤阁,珠散影娥池”两句,据本事所载,“影娥池”出自旧题汉代郭宪所作小说《洞冥记》,今本《洞冥记》载其事。韩定辞酬马彧诗句句用事,“崇霞台”句用王嘉《拾遗记》卷四所载燕昭王登崇霞台召善舞者二人为舞一事,“学辨”句中“痴龙”一语及本事所载相关故事,据《法苑珠林》卷四一所录,出自刘义庆的《幽明录》,《类说》卷四九“九观痴龙”引殷云小说,亦录其事。“银笔”事属梁元帝,自当出于六朝小说家言。“雪儿”既为李密爱姬,其事当在唐初,为当时小说家言。马彧赠韩定辞诗后两句用王乔于巏嵍山得道事,据徐文靖《管城硕记》所考,其事载于《神仙传》。此事又载于《颜氏家训·书证》,《颜氏家训》得之遗文故事,亦属小说者流。以上诗歌中的事典多为汉魏六朝小说家言,诗人对小说故事的偏好十分明显。

《唐音癸籤》卷四引王敬美语云:“今人作诗,必入故事。有持清虚之说者,谓盛唐诗即景造意,何尝有此。是则然矣,然亦一家言,未尽古今之变也。古诗两汉以来,曹子建出,始为宏肆,多生情态,此一变也。自此作者多入史语,然不能入经语。谢灵运出,而《易》辞、《庄》语,无所不为用矣,剪裁之妙,千古为宗,又一变也。中间何、庾加工,沈、宋增丽,而变态未极,七言犹以闲雅为致。杜子美出而百家稗官,都作雅音;马浡牛溲,咸成郁致,于是诗之变极矣。”这一段话说明了魏晋以后至杜甫时诗歌用事的范围及其变化,由史乘到经传,到诸子百家、稗官小说,范围越来越广。但就事典内容而言,这又是一个由常入僻的演进变化过程。唐诗用事也大致反映了这一变化过程。中唐以前,诗歌多用经史中的名言、故事,诗文特别是《文选》中的名篇佳句,兼采诸子百家之言,也旁及稗官小说。小说的采摭主要集中于《世说新语》,而且多是其中的名言著事。至晚唐五代,一些诗歌则刻意搜求小说事典,涉及的范围越来越广,取材也越来越冷僻,内容已与中唐迥异。

晚唐五代诗的用事倾向反映时人以学问为诗的观念,前引马彧、韩定辞赠答诗可为印证。据本事,韩定辞在成德军节度使王镕幕供职,成德军五代时领镇、冀、深、赵四州,以镇州为治所,王乔得道的巏嵍山在赵州所辖之柏仁县。马彧赠韩定辞诗中“巏嵍山”、“王乔”等语,指所在辖地故事,马彧援其辖地故事以为诗,“意在征其学问”。韩定辞自然心领神会[67],以马彧所在燕地的崇霞台故事回应,又用“痴龙”、“银笔”、“雪儿”等事相难。马、韩二人赠答诗各含语意密码,在这场以诗往还的知识竞赛中,韩定辞以用事繁密僻奥而最终获胜。这两首赠答诗,搜奇探奥,矜博逞才,虽为诗中特例,但也可见诗尚学问之一斑。

这两则本事不仅反映唐诗特别是晚唐五代诗的用事范围,而且反映其用事形式,即用事已由“用事”向“用辞”转变。所谓“用事”,是运用旧有文献中的故事;所谓“用辞”,是运用旧有文献中的语词。前者以故事的叙述为中心,后者以语词的选用为侧重。诗歌“用辞”原是引用前代诗文名篇佳句中的语词。柳宗元《酬曹侍御过象县见寄》诗中“春风无限潇湘意,欲采img61花不自由”两句,用柳恽《江南曲》中“汀洲采白img62,日暖江南春。洞庭有归客,潇湘逢故人”数句,是引用诗句中的语词。刘长卿《长沙贾谊宅》诗有“芳草”、“寒林”两句,施补华《岘佣说诗》谓“刘长卿《过贾谊宅》诗,‘汉文有道’一联可谓工矣。上联‘芳草独寻人去后,寒林空见日斜时’,疑为空写,不知‘人去’句即用《img63赋》‘主人将去’,‘日斜’句即用‘庚子日斜’。可悟运典之妙,水中着盐,如是如是。”[68]这是引用文章中的语词。此类“用辞”或许可以唐人用江淹《拟休上人》诗中的语词为典型例证,《唐音癸籤》卷二四“诂笺九”下“僧用碧云”条云:

《野客丛书》云:《文选》有江淹拟汤惠休诗曰:“日暮碧云合,佳人殊未来。”今人遂以为真休上人诗,用之僧家。此误自唐已然。如韦庄诗曰“千斛明珠量不尽,惠休虚作碧云词。”许浑送僧南归诗曰:“碧云千里暮愁合,白雪一声秋思长。”曰:“汤师不可问,江上碧云深。”权德舆赠惠上人诗曰:“支郎有佳思,新句凌碧云。”孟郊送清远上人诗曰:“诗夸碧云句,道证青莲心。”张祜赠高闲上人诗曰:“道心黄蘖长,诗思碧云秋。”惟韦苏州赠皎上人诗曰:“愿以碧云思,方君怨别辞。”似不失本意。

上引唐人诗句中的“碧云”均为“用辞”,这种“用辞”形式后来由诗文转向史传、小说。蔡絛《西清诗话》卷上说:“杜少陵云:‘作诗用事,要如释氏语:水中着盐,饮水乃知盐味。’此说诗家密藏也。如‘五更鼓角声悲壮,三峡星河影动摇’。人徒见凌轹造化之气,不知乃用事也。《祢衡传》:‘挝渔阳掺,声悲壮。’《汉武故事》:‘星辰影动摇,东方朔谓民劳之应。’则善用故事者,如系风捕影,岂有迹耶?”杜诗两句是用史传、小说中的语词,属“用辞”之体。

由以上诗例可以看出“用辞”形式的特点:首先,所用之事有的并非叙述性的故事,所谓用事,纯粹表现为用其语词。其次,所用之事有的虽具叙事性,但诗人引用时不是明确表述事之全体,或主要情节,而是摘取故事中的一二词语,显露故事的一鳞半爪,通过暗示、提醒,使读者追踪所用之事。这样,特定的语词就成为作者创作时搜寻的重点,对语言的选择超过对事件的叙述。有时,作者所用之词为人们不经意处,运事又能宛转清空,了无痕迹,即所谓“水中着盐,饮水乃知盐味”,因此,读者常常忘其用事,忽略其中的语意密码,非有注解,不能了悟。

前引本事中的诗歌用事具有上述“用辞”的特点。上官仪咏雪诗用《洞冥记》中“影娥池”一语以求对仗,用其词而略其事。马彧赠韩定辞诗用王乔得道故事,略其情节,而以冷僻的地名提示,以收奇险之效。韩定辞诗中“痴龙”、“银笔”、“雪儿”等语,提示故事的功能较弱,在原有文献中也并不醒目,但在诗歌中却奇僻新颖,是刻意选择的关键词。其中“银笔”、“雪儿”是对句中的对应词,所含两事在同类故事中并非绝无仅有的必选项,诗人的选择多半在于可为对应的两个词语,“用辞”多于“用事”。“用辞”原比“用事”更为深隐,不易觉察,但马、韩两诗为要显露学问,刻意出奇,因而用事不能做到溶盐于水,了无痕迹。

唐诗本事所显示的唐诗特别是晚唐五代诗的用事特征对宋诗产生了很大影响,宋人以才学为诗,正是此一影响的结果。这一点可从西昆体和苏轼黄庭坚诗中得见一二。

西昆体是以杨亿、刘筠、钱惟演等17人的唱和诗集《西昆酬唱集》为标志的一个诗歌流派。杨亿等人诗宗李商隐,不仅承袭了李商隐诗的词藻体貌,也学习李商隐诗用典的博洽奥僻。《六一诗话》云:

杨大年与钱、刘数公唱和,自《西昆集》出,时人争效之,诗体一变。而先生老辈患其多用故事,至于语僻难晓,殊不知自是学者之弊。如子仪《新蝉》云:“风来玉宇乌先转,露下金茎鹤未知。”虽用故事,何害为佳句也。又如“峭帆横渡官桥柳,叠鼓惊飞海岸鸥。”其不用故事,又岂不佳乎?盖其雄文博学,笔力有余,故无施而不可,非如前世号诗人者,区区于风云草木之类,为许洞所困者也。

西昆诗派虽有“语僻难晓”的弊端,但在欧阳修看来,杨亿诸人“雄文博学,笔力有余”,学问淹博并非缺点,相反,学问正是诸人诗歌艺术的一大支撑和优势。与欧阳修观点相同并与之遥相呼应的是《四库全书总目》,其《西昆酬唱集》提要说:“要其取材博赡,练句精整,非学有根柢,亦不能镕铸变化,自名一家。”博赡乃其特色,学问乃其根底。西昆诗派诗宗学问的倾向虽直接出自李商隐,但其背景却是晚唐五代诗宗学问的风气

苏轼是一位主张以才学为诗的诗人,他说孟浩然诗“韵高而才短,如造内法酒手而无材料”[69],即以才学为诗之意。诗重材料不仅是其诗学主张,也是其诗歌创作的显著特点。苏轼诗歌用事广博深密,晚唐五代诗歌的用事特征同样体现在苏轼诗中,下列诗话、故事可为例证:

东坡作《海棠》诗曰:“只恐夜深花睡去,更烧银烛照红妆。”事见《太真外传》,曰:“上皇登沉香亭,诏太真妃子。妃于时卯醉未醒,命力士从侍儿扶掖而至。妃子醉颜残妆,鬓乱钗横,不能再拜。上皇笑曰:‘岂是妃子醉,真海棠睡未足耳。’”(《冷斋夜话》卷一)

政和初,蔡京禁苏氏学,蕲春一士独杜门注其诗,不与人往还。钱伸仲为黄冈尉,因考校上舍,往来其乡,三进谒然后得见。首请借阅其书,士人指案侧巨编数十,使随意抽读,适得《和杨公济梅花》十绝:“月地云阶漫一尊,玉奴终不负东昏。临春结绮荒荆棘,谁信幽香是返魂。”注云:“玉奴,齐东昏侯潘妃小字。临春、结绮者,陈后主三阁之名也。”伸仲曰:“所引止于此耳?”曰:“然。”伸仲曰:“唐牛僧孺所作《周秦行纪》,记入薄太后庙,见古后妃辈,所谓月地云阶见洞仙,东昏以玉儿故,身死国除,不拟负他,乃是此篇所用。先生何为没而不书?”士人恍然失色,不复一语,顾其子然纸炬悉焚之。伸仲劝使姑留之,竟不可。(《容斋随笔·续笔》卷一五)

苏轼《海棠》诗所用事典,今本乐史《杨太真外传》未见,或诗话所引为其轶文,或所言《太真外传》为另一部小说。《海棠》诗用玄宗笑谈,为“用辞”之体。《和杨公济梅花》中“月地”两句出自唐人小说《周秦行纪》,“月地云阶拜洞仙”乃小说中牛僧孺诗语,“东昏以玉儿故”云云,是小说中齐东昏侯潘淑妃的对话。两处皆用其语,亦为“用辞”之体。唐人好用唐前小说故事,苏轼在唐人之后,用事也与时俱进,然究其用事手法,实与唐人无异。

黄庭坚是宋代诗文大家,他认为“老杜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处”[70],及其自作,造语命意也必求来处。其诗用事广博,花样翻新,为宋诗别开生面。这一创作倾向,前人多有论及:

其用事深密,杂以儒、佛、虞初、稗官之说,《隽永》、《鸿宝》之书,牢笼渔猎,取诸左右,后生晚学此秘未睹者,往往苦其难知。(《山谷诗集注》许尹《黄陈诗集注序》)

黄庭坚喜作诗得名,好用南朝人语,专求古人未使之事,又一二奇字,缀葺而成诗,自以为工,其实所见之僻也。(魏野《临汉隐居诗话》)

黄(庭坚)专用经史雅言,晋宋清谈,《世说》中不紧要字,融液为诗。(方回《桐江集·刘元晖诗评》)

黄文节公手录杂事墨迹凡一百六十五题,皆汉晋间事……或为诗文用而书。(翁方纲《复初斋文集·跋山谷手录杂事墨迹》)

这些评论从不同方面反映了黄庭坚诗的用事情况。除运用经史雅言外,还杂以儒、道、佛诸子之说,小说家言,其中,“南朝人语”、“晋宋清谈”、“汉晋间事”为其用事着力之处。就其用事方式而言,其诗“用事深密”,“专求古人未使之事”,“专用……不紧要字”,以奇僻为好尚。“用辞”的特点也至为明显,所谓“一二奇字”、“不紧要字”,即揭示此一特点。黄庭坚诗用事的广博和深密都远过晚唐五代诗,他虽鄙薄晚唐五代诗风,但其用事方式实与晚唐五代诗一脉相通。

【注释】

[1]胡应麟《诗薮·内编》卷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114页。

[2]见《宋之问集》卷一《,四部丛刊·续编》本。

[3]明周敬、周珽辑《唐诗选脉会通评林》,引自陈伯海主编《唐诗汇评》,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30页。

[4]《文心雕龙·风骨》。

[5]据《唐诗纪事》卷二○“綦毋潜”引殷璠语,《四部丛刊·初编》本。

[6]何焯评刘桢《赠从弟》诗云:“此教以修身俟时。首章致其洁也;次章厉其节也;三章择其几也。‘峻骨凌霜,高风跨俗’,要惟此等足当之。”见《义门读书记》卷四六,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7]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311页。

[8]《文心雕龙·物色》。

[9]据胡问涛、罗琴《王昌龄集编年校注》引唐汝询《唐诗解》,巴蜀书社,2000年,第46页。《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唐诗解》卷二六无“末句景中含情,更惨”两句。

[10]《庄子·齐物论》。

[11]徐复观认为庄子所谓与天地万物相通的“大情”实即艺术精神中的共感。详见《中国艺术精神》第二章《中国艺术精神主体之呈现———庄子的再发现》,春风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39~122页。

[12]《苏轼文集》卷三六《朝辞赴定州论事状》。

[13]《苏轼文集》卷四八《上曾丞相书》。

[14]《蚕尾续集》卷二《书西溪堂诗序》,《王渔洋遗书》本。

[15]僧祐《出三藏记集》卷九慧远《庐山出修竹方便禅经统序》。

[16]道宣《广弘明集》卷三○慧远《念佛三昧诗集序》。

[17]《神会和尚禅话录》独孤沛《菩提达摩南宗定是非论》,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29页。

[18]《大正新修大藏经》诸宗部二《肇论新疏》。

[19]《全唐诗》卷六四八方干《贻钱塘县路明府》。

[20]《全唐诗》卷七一六曹松《崇义里言怀》。

[21]《全唐诗》卷七四一刘洞《夜坐》。(www.daowen.com)

[22]《诗话总龟·前集》卷五引《诗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4页。

[23]许学夷《诗源辨体》卷三。

[24]朱翌《猗觉寮杂记》卷上,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5]丁仪《诗学渊源》卷八,《民国诗话丛编》本,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

[26]王安石临川先生文集》卷三四《登飞来峰》《,四部丛刊·初编》本。

[27]苏轼《集注分类东坡先生诗》卷七《题西林壁》《,四部丛刊·初编》本。

[28]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二《观书有感》《,四部丛刊·初编》本。

[29]惠洪《冷斋夜话》卷五。

[30]《全唐诗》卷七一五卢延让《苦吟》。

[31]《全唐诗》卷七九六录自徐寅《雅道机要》。

[32]《全唐诗》卷八四一齐己《赠孙生》。

[33]《全唐诗》卷八四五齐己《送吴先辈赴京》。

[34]张伯伟《全唐五代诗格汇考》,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97页。

[35]《山谷诗集注》卷一六《赠高子勉四首》其四。

[36]《诗人玉屑》卷六引《童蒙诗训》。

[37](美)阿恩海姆《艺术与视知觉》,滕守尧、朱疆源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616页。

[38]见《全唐诗》卷七二七。

[39]《全唐诗》卷七二七。

[40]《全唐诗》卷三四二。

[41]《全唐诗》卷八二一《奉应颜尚书真卿观玄真子置酒张乐舞破阵画洞庭三山歌》。

[42]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一○。

[43]《刘禹锡集》卷一九《董氏武陵集纪》。

[44]《全唐诗》卷五七一贾岛《戏赠友人》。

[45]《全唐文》卷三四○。

[46]《船山全书》第十三册《相宗络索·三量》,岳麓书社,1992年版。

[47]《高太史凫藻集·独庵集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8]《四溟诗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

[49]朱贞白,原作“李贞白”,误。朱贞白事迹见《宋朝事实类苑》卷六三引《杨文公谈苑》。

[50]《鲁迅全集》第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28页。

[51]本文所引文字依据《诗话总龟·前集》卷三七所引《古今诗话》。今本《唐摭言》卷一三中,“有文而贫”作“有文而不贫”,乃误解“张鹄只消千驮绢”一句而误。

[52]钱仲联《韩昌黎诗系年集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851页。

[53]“元精”句原在“笔补”句后,现据《李长吉歌诗》移正。

[54]《说诗晬语》与《原诗》《、一瓢诗话》合订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12页。

[55]钱仲联《韩昌黎诗系年集释》引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761页。

[56]《全唐文》卷七八○。

[57]本文在“群玉因破题而授之”下有注云:“不记其词。”《诗话总龟·前集》卷一四亦载此本事云:“湖南日试万言王璘,与李群玉校书相遇于岳麓寺。群玉揖之曰:‘公何许人,日试万言?’璘曰:‘然。’群玉曰:‘与公联句,可乎?’璘曰:‘惟子之命。’群玉破题授之曰:‘芍药花开菩萨面。’璘继之曰:‘棕榈叶散夜叉头。’”文末注明出自《唐摭言》。此以“芍药”两句分属李群玉与和王璘。联句初无定式,或一人一句一韵,或一人两句一韵,唐人联句多一人两句一韵。“芍药”两句不押韵,为两句一韵,当出自一人。《诗话总龟》所引当因原文缺李群玉联句,而将“芍药”句误置于李群玉名下。

[58]《诗话总龟·前集》卷四六引《郡阁雅谈》谓两句为寇豹、谢观作。

[59]钱鍾书《谈艺录》,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186~187页。

[60]《全唐文》卷七五一杜牧《答庄充书》:“凡为文以意为主,以气为辅,以辞彩章句为之兵卫。……苟意不先立,止以文彩辞句,绕前捧后,是言愈多而理愈乱,如入阛阓,纷然莫知其谁,暮散而已。是以意全胜者,辞愈朴而文愈高,意不胜者,辞愈华而文愈鄙。是意能遣辞,辞不能成意,大抵为文之旨如此。”

[61]周履靖《骚坛秘语》卷中,《丛书集成·初编》本。

[62]《唐摭言》卷一一。

[63]许学夷《诗源辨体》卷二五。

[64]李怀民《重订中晚唐诗主客图》,清道光二年钞本。

[65]《豫章黄先生文集》卷一九《答洪驹父书》,《四部丛刊·初编》本。

[66]《五百家注音辨昌黎先生文集》卷四《陆浑山火一首和皇甫湜用其韵》“助汝五龙从九鲲”句引樊汝霖注,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67]本事记马彧答韩定辞“巏嵍之山当在何处”一问时说:“隋君(按:《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二四引东坡所录马彧、韩定辞赠答诗事,‘隋君’作‘隋郡’,但据《颜氏家训》所记,原文当作‘趙郡’。)之故事,何谦光而下问。”可见韩已知其事,明知故问。

[68]《清诗话》,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993页。

[69]见《后山诗话》。

[70]《豫章黄先生文集》卷一九《答洪驹父书》,《四部丛刊·初编》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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