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运用直感语言

唐诗本事评诗有时径下评语，如果是品评诗歌的艺术风格，则此一诗评形式往往采用直观感性的语言。从下列诗评片段可概见这种直感语言运用的情况：

（上官仪）尝凌晨入朝，巡洛水堤，步月徐辔，咏诗云……音韵清亮，群公望之，犹神仙焉。（《隋唐嘉话》卷中）

刘希夷一名挺之，汝州人。少有文华，好为宫体，词旨悲苦，不为时所重。（《大唐新语》卷八）

闻其评曰：“二诗工力悉敌，沈（佺期）诗落句云：‘微臣凋朽质，羞睹豫章材。’盖词气已竭。宋（之问）诗云：‘不愁明月尽，自有夜珠来。’犹陟健举。”（《唐诗纪事》卷三“上官昭容”）

近日举场为诗清切，而鄙元和风格，用高往式乎？然由工用之不同矣。（《云溪友议》卷下“巢燕词”）

李洞……时人但诮其奇峭，唯吴子华深知之。（《唐摭言》卷一○）

崔橹慕杜紫微为诗，而橹才情丽而近荡，有《无机集》三百篇，尤能咏物。如《梅花》诗曰：“强半瘦因前夜雪，数枝愁向晚来天。”复曰：“初开已入雕梁画，未落先愁玉笛吹。”《山寺》诗曰：“云生柱础降龙地，露洗林峦放鹤天。”如此数篇，可谓丽矣。（《唐摭言》卷一○）

张乔，池州九华人也，诗句清雅，夐无与伦。咸通末，京兆府解，李建州时为京兆参军主试……其年府试《月中桂》诗，乔擅场。（《唐摭言》卷一○）

唐进士曹唐《游仙诗》，才情缥缈，岳阳李远员外每吟其诗而思其人。（《北梦琐言》卷五“李远讥曹唐”）

李廷璧二十年应举，方于蜀中策名，歌篇靡丽，诗韵精能。（《太平广记》卷二七二引《抒情集》）

此外，还有前文所引《本事诗》称骆宾王诗“遒丽”等。以上诗评片段均出自本事，有的是对篇句的品评，有的是对包括具体篇句在内的整个诗歌创作的评价。作为诗歌评语的所谓“清亮”、“悲苦”、“健举”、“清切”、“僻涩”、“奇峭”、“丽而近荡”、“清雅”、“缥缈”、“靡丽”等，无一不是直观感性的语言。

用直感语言评诗在唐代其他文体中也普遍存在，诗如“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1]，文如“近岁韦苏州歌行，才丽之外，颇近兴讽。其五言诗又高雅闲澹，自成一家之体”^[2]，“王右丞、韦苏州，澄澹精致，格在其中，岂妨于遒举哉。贾浪仙诚有警句，视其全篇，意思殊馁。大抵附于蹇涩，方可致才”^[3]。其他诗学著作如李峤《评诗格》中十体、皎然《诗式》中十九体的一些名目以及司空图《二十四品》中的名目。唐人笔记中此类诗评极多，如《唐国史补》卷下云：“元和已后，为文笔则学奇诡于韩愈，学苦涩于樊宗师。歌行则学流荡于张籍。诗章则学矫激于孟郊，学浅切于白居易，学淫靡于元稹。俱名为‘元和体’。大抵天宝之风尚党，大历之风尚浮，贞元之风尚荡，元和之风尚怪也。”可见，以直感语言评诗乃唐时风习，本事不过其中一体。(www.daowen.com)

一般来说，直感语言具有以下特性：第一，直感语言本身具有形象性，因而常与具体可感的形象相联系。如《世说新语·赏誉》云：“世目李元礼‘谡谡如劲松下风。’”注引《李氏家传》云：“膺岳峙渊清，峻貌贵重。华夏称曰：‘颍川李府君，頵頵如玉山。汝南陈仲举，轩轩若千里马。南阳朱公叔，飂飂如行松柏之下。’”又云：“王公目太尉‘岩岩清峙，壁立千仞。’”又引王戎语云：“太尉神姿高彻，如瑶林琼树，自然是风尘外物。”《容止》云：“有人叹王恭形茂者，云‘濯濯如春月柳。’”上引“谡谡”、“高彻”、“岩岩清峙”、“濯濯”等直感语言均有具体形象比拟形容，语言与形象互为表里。这种人物品评式的语言后来影响到文学批评的语言，如下列文学批评：

（张）说曰：“韩休之文，有如太羹玄酒，虽雅有典则，而薄于滋味。许景先之文，有如丰肌腻体，虽秾华可爱，而乏风骨。张九龄之文，有如轻缣素练，虽济时适用，而窘于边幅。王翰之文，有如琼林玉斝，虽烂然可珍，而多有玷缺。若能箴其所阙，济其所长，亦一时之秀也。”（《大唐新语》卷八）

魏武帝如幽燕老将，气韵沉雄；曹子建如三河少年，风流自赏；鲍明远如饥鹰独出，奇矫无前；谢康乐如东海扬帆，风日流丽；……李义山如百宝流苏，千丝铁网，绮密瓌妍，要非适用；本朝苏东坡如屈注天潢，倒连沧海，变眩百怪，终归雄浑；……秦少游如时女步春，终伤婉弱；后山如九皋独唳，深林孤芳，冲寂自妍，不求识赏；……吕居仁如散圣安禅，自能奇逸。（敖陶孙《敖器之诗话》文引涵芬楼本《说郛》）

在上述诗文评中，具体形象通过对直感语言的形容拟喻诗文风格，直感语言是形象喻诗拟文的中介，这种中介性正好说明直感语言的形象特性。

直感语言的另一特性是其形象的概括性，一个词语可以概括某一类形象的特质，用于诗文评，则可以表示某一类文学风格。《文心雕龙·体性》将文学风格分为典雅、远奥、精约、显附、繁缛、壮丽、新奇、轻靡八种，其中繁缛、壮丽、新奇、轻靡即为直感语言。在唐诗本事诗评中，一些直感语言，如“遒丽”、“悲苦”、“清切”、“僻涩”、“奇峭”、“清雅”、“靡丽”等，也可作为风格类型的标示。

以直感语言评诗，首先是受传统的“人文合一”的文学观念的影响。传统文学观念认为，文学是作家“情性”的表现，文学风格与作家的个性之间存在必然联系，有其人必有其文，因其文可见其人，文如其人。《文心雕龙·体性》论其事说：“是以贾生俊发，故文洁而体清；长卿傲诞，故理侈而辞溢；子云沉寂，故志隐而味深；子政简易，故趣昭而事博；孟坚雅懿，故裁密而思靡；平子淹通，故虑周而藻密；仲宣躁锐，故颖出而才果；公幹气褊，故言壮而情骇；嗣宗俶傥，故响逸而调远；叔夜俊侠，故兴高而采烈；安仁轻敏，故锋发而韵流；士衡矜重，故情繁而辞隐。”此谓文学反映作家的气质性情，故文品即人品。这种观念也反映到唐诗本事中来，一些本事由诗风推原诗人的风神气质。如《隋唐嘉话》卷中记上官仪入朝时巡洛水堤步月咏诗，“音韵清亮，群公望之，犹神仙焉”，由清雅的诗风想到诗人从容的意态和潇洒的风姿，论人论诗实二而为一。如果说上述故事中的文、人关系尚隐而未彰，那么，下列本事对此一关系则有明确的揭示：

张宣明有胆气，富词翰，尝山行见孤松，赏玩久之，乃赋诗曰……凤阁舍人梁载言赏之曰：“文之气质，不减于长松也。”（《大唐新语》卷八）

孟浩然字浩然，襄阳人也。骨貌淑清，风神散朗。……诸英华赋诗作会，浩然句曰：“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举坐嗟其清绝，咸阁笔不复为继。（王士源《孟浩然集序》）

本事所谓“有胆气”，指人之气质，见于咏松诗的“文之气质”正是这种人之气质的表现。在这里，人之气质、文之气质与长松之特质实具内在的同构关系。本事所谓孟浩然“骨貌淑清，风神散朗”并非闲笔，这一隐含人物气质的形象刻画实为“清绝”诗风的确切注脚。

唐诗本事以直感语言评诗，受人物品评的影响。魏晋时期盛行人物品评，而人物品评多用直感语言，除前文所引之外，还有所谓“裴楷清通，王戎简要”，“籍子浑，器量弘旷。康子绍，清远雅正。涛子简，疏通高素。咸子瞻，虚夷有远志。瞻弟孚，爽朗多所遗。秀子纯、悌，并令淑有清流。戎子万子，有大成之风，苗而不秀”，“杜弘治标鲜，季野穆少”，“苟子秀出，阿兴清和”等等^[4]。

人物品评采用直感、形象的语言，而“人文合一”又是传统的文学观念，因此，直感语言用于文学批评乃势所必然，《文心雕龙》如此，唐诗本事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