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表现诗歌意境

本事解诗并不停留于交代诗作背景，有时还把解读的目光投向文本自身。如果说前者属于文学的外部研究，那么后者属于文学的内部研究。当然，唐诗本事虽为唐人说诗的主要形式，但在文体上依然与小说混而为一，作为文学批评的形式，唐诗本事尚未达到完全的自觉，因此，文学的内部研究在唐诗本事中并不发达，还只是一些零星的、偶然的现象。但是，即使是这些为数不多的批评实例也为后来的文学批评，特别是诗歌批评提供了宝贵经验。唐诗本事对诗歌文本的解读主要表现为对诗歌意境的表现，包括对诗事诗意的描述领悟和对诗境之风神气象的把握。

一、描述诗事诗意

一些本事诗具有明显的叙事性、情节性，其本事乃据诗意敷演而成。诗歌中的叙事总是简略的，通常只是一些情节片段，片段之间留下若干空白。解读的任务在于运用想象填补情节的空白，将若断若续的情节片段组织成为一个叙述连贯、首尾完整的故事。本事对诗事诗意的描述正是这样一种诗歌解读。前文在考察本事的生成时，曾将敷演诗意作为本事生成的形式之一，其实，此类本事的生成是以诗歌解读为基础的，本事生成的过程也是描述诗事诗意的过程，敷演诗事既是本事的生成形式，也是诗歌的解读方式。在考察本事的生成形式时，我们曾以《本事诗》中“杜舍人牧”条、“杜为御史”条及崔护题都城南庄诗本事为例，实际上，这三则本事都是对诗事诗意的描述。崔护诗本事叙写崔护三游都城南庄的故事，前两次游历的描述均本于诗意，其中，游庄遇女、应接传情的情节是对诗歌前两句的描述，再游南庄的心理描写及游后题诗的情节则是对后两句的描述。经过本事作者的想象，一首情节简单的诗歌变成一篇叙述明晰、情节丰满的动人故事。《本事诗》中，李适之《罢相》诗本事同样属于对诗意的描述。这一点可从不同文本的对照中看出：

李适之性简率，不务荷细，人吏便之。雅好宾客，饮酒一斗不乱，延接宾朋，昼决公务，庭无留事。及为左相，每事不让李林甫。林甫憾之，密奏其“好酒，颇妨政事”。玄宗惑焉，除太子少保。适之遽命亲故欢会，赋诗曰：“避贤初罢相，乐圣且衔杯。为问门前客，今朝几个来。”举朝伏其度量。（《大唐新语》卷七）

开元末，宰相李适之疏直坦夷，时誉甚美。李林甫恶之，排诬罢免。朝客来，虽知无罪，谒问甚稀。适之意愤，日饮醇酣，且为诗曰：“避贤初罢相，乐圣且衔杯。为问门前客，今朝几个来。”李林甫愈怒，终遂不免。（《本事诗·怨愤第四》）

两种文本中，《大唐新语》的记载仅限于交代诗作背景，《本事诗》的记载则明显侧重于诗事诗意的描述。

描述诗事诗意对于诗歌解读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首先，通过描述，诗事更为明晰。本事在描述诗事时，往往经过“合理想象”，补充诗歌省略的，或隐而未彰的情节，这样，原本空灵飘忽的意象变得更为明晰，缺乏联系的情节也因此更为连贯，这对读者把握诗事脉络无疑是有帮助的。其次，通过描述，诗意更为鲜明。本事对诗事的描述往往伴随本事作者对诗意的表达，如《本事诗》“杜为御史”条表现杜牧的倜傥风流与狂放不羁，李适之《罢相》诗事表现诗人的牢骚怨愤及世态炎凉，崔护题诗故事表现诗人对美好爱情的向往和追求。所有这些都反映了本事作者对诗歌意旨的解悟和开掘，这对读者理解诗歌内容是富有启发性的。

本事对诗事诗意的描述是对诗歌的解读，这种解读是能动的。虽然本事要遵从诗歌原有的故事情节，尊重诗歌本义，但本事对诗事诗意的描述不是亦步亦趋的机械复述，本事作者要对诗事进行再创造，对诗意的把握也要受个人思想情感、性格趣味及学识的影响，因此，本事的描述已不再是诗歌本身，而是具有个性色彩的“诗歌读本”。

有的本事故事融入了本事作者的理解、想象，一些情节超越了诗歌原有的内容，如崔护题诗故事中男女应接及女子死而复生的情节完全出于虚构，“杜为御史”条中杜牧狂言问妓的情节虽出于“忽发狂言”一句，但已包含本事作者的想象，不完全是诗歌的内容。本事作者的理解、想象有时会使本事完全偏离诗歌内容，成为独立于诗歌之外的另一故事。如《尚书故实》中李约赠张谂诗本事实自诗意敷演而来，但因支离曲解，本事已背离原有诗意^[4]。《云溪友议》中，李涉夜遇豪客诗本事虽据诗意敷演，但其实也是模仿旧有小说的独立故事，基本情节已远离诗歌^[5]。这些本事偏离诗歌内容，成为一种负面的解读。

由于受到本事作者思想情感、性格趣味及学识的影响，有的本事在思想倾向和感情色彩上有明显的主观性，如下引本事：

高宗承贞观之后，天下无事，上官侍郎仪独持国政。尝凌晨入朝，巡洛水堤，步月徐辔，咏诗云：“脉脉广川流，驱马历长洲。鹊飞山月晓，蝉噪野风秋。”音韵清亮。群公望之，犹神仙焉。（《隋唐嘉话》卷中）

本事的主体是自诗意敷演的上官仪入朝咏诗的故事，但本事作者并不满足于故事的一般性描述，在叙说故事的同时，还着力表现诗人从容不迫的意态，潇洒风流的神情，因此本事已不再是简单的诗歌故事，而成为一种极富主观色彩的人物品评。在李涉诗本事中，这种主观色彩表现为赋予人物的豪爽性格和贯穿于故事的侠义之气。这种主观的色彩与诗歌内容的关系深浅不一，对诗歌解读的价值也因此各有不同。(www.daowen.com)

二、摄取风神气韵

中国古代诗歌向来重视气韵风神，诗歌创作以传神写物为工，咏物写景讲求形神兼备，重神传神是诗歌创作的基本要求。这些特点和要求必然反映到诗歌解读和品评中来，对于一些写景抒情、咏物言志的诗歌来说，解评者不仅要把握诗歌意象的外在形貌，还要洞彻深察，摄取诗歌的气韵风神，达到对诗歌意境的透彻领悟。唐诗本事中有相关故事：

秭归郡草圣僧怀濬者，不知何处人。唐乾宁初到彼，知来藏往，皆有神验。爱草书，或经、或释、或老，至于歌诗鄙琐之言，靡不集其笔端。与之语，即阿唯而已，里人以神圣待之。刺史于公以其惑众，系而诘之。乃以诗代通状曰：“家在闽川西复西，其中岁岁有莺啼。如今不在莺啼处，莺在旧时啼处啼。”又诘之，复有诗曰：“家住闽川东复东，其中岁岁有花红。而今不在花红处，花在旧时红处红。”郡牧异而释之。详其诗意，似在海中，得非杯渡之流乎？（《太平广记》卷九八引《北梦琐言》）

“洞庭春水绿于云，日日征帆送远人。曾向木兰舟上过，不知元是此花身”。一小说：唐末，馆阁数公泛舟，以木兰舟为题。忽一贫士，登舟作此，诸公览诗大惊，物色之，乃李义山之魄，时义山下世久矣。（《西溪丛语》卷上）

第一则本事记僧怀濬诗之特异。两首诗均写景，着墨省净，但境界深远，气象氤氲。首句一云“家在闽川西复西”，一云“家住闽川东复东”，有远离人世的奇异缥缈之感。诗中写景，唯曰莺啼花红，摈落凡俗，散尽人间烟火。末句一云“莺在旧时啼处啼”，一云“花在旧时红处红”，隐含知来藏往的得道者对大千世界的了悟与洞察。诗中描写的境界是人们想象中的灵山仙境，本事所谓“详其诗意，似在海中”，正是对这一神仙世界的想象和体悟。第二则本事中的诗歌的后两句原作“几度木兰舟上望，不知元是此花身”，意谓几度于木兰舟上眺望远方，见湖岸木兰，忽悟此身原是木兰幻化之身。两句写奇异的想象和幻觉，充满虚实变幻的灵动之感。本事谓李商隐魂灵现身而咏此诗，正是对灵动变幻的诗境的直观把握。此一本事虽是志怪故事，却隐含对李商隐诗的领悟。这两则本事对诗歌境界的把握均是略其形貌而取其风神，有勾魂摄魄之妙。

诗歌中的“神”有时表现为一种神韵、意味，或格调、气势等。唐诗本事有时比照诗歌异同，较量高下，这些比较大多以诗歌的风神气象或格调意味为参照，建立在对诗歌境界透彻领悟的基础上。如下列本事：

裴说、裴谐俱有诗名。说官至补阙，谐终于桂岭假官宰。同作《湘江吟》，说诗云：“吟余潮入浦，坐久烧移山。”谐诗云：“风回山火断，潮落岸冰高。”《经杜甫坟》，说云：“拟掘孤坟破，重教大雅生。”谐曰：“名终埋不得，骨且朽何妨！”景同而语意俱别。（《诗话总龟·前集》卷一三）

周贺，少从浮图，法名清塞，遇姚合而反初。诗格清雅，与贾长江、无可上人齐名。岛《哭柏岩禅师》诗籍甚，及贺赋一篇，与岛不相上下。岛曰：“苔覆石床新，师曾占几春。写留行道影，焚却坐禅身。塔院关松雪，房廊露隙尘。自嫌双泪下，不是解空人。”贺曰：“林径西风急，松枝讲法余。冻须亡夜剃，遗偈病时书。地燥焚身后，堂空著影初。此时频下泪，曾省到吾庐。”（《唐摭言》卷一○）

元和中长安有沙门。善病人文章，尤能捉语意相合处。张水部颇恚之，冥搜愈切，因得句曰：“长因送人处，忆得别家时。”径往夸扬，乃曰：“此应不合前辈意也！”僧微笑曰：“此有人道了也。”籍曰：“向有何人？”僧乃吟曰：“见他桃李树，思忆后园春。”籍因抚掌大笑。（《唐摭言》卷一三）

第一则本事列举同一题材的两组不同诗句。《湘江吟》诗同写江潮野烧，裴说诗有汹涌漫延之势，而裴谐诗见消歇止息之意，此气象不同。同经杜甫墓，同言杜甫的文学业绩，裴说欲其再生，而裴谐任其骨朽，则意趣各异。本事谓“景同而语意俱别”者以此。第二则本事并录贾岛、周贺哭僧诗，对象原本不同^[6]，但写物记事多有暗合，且意度格调相同，颇有神似之处。第三则本事谓所录诗句“语意相合”，此所谓“意”，主要指诗句造境命意的方式及蕴藏于诗的意味情调，而不是指诗句的表层意思，“语意相合”实指神似。同类本事还可举出《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五记载的李白作《金陵登凤凰台》拟与崔颢《黄鹤楼》诗一较高下的故事。方回《瀛奎律髓》卷一谓：“太白此诗与崔颢《黄鹤楼》相似，格律气势未易甲乙。”此一本事未必真实^[7]，或是出于对格律气势的欣赏而虚构的故事。

描述诗事诗意属于对诗歌的具体阐释，而摄取风神气韵是对诗歌的整体把握。这两种解评方式有时统一于具体的诗歌批评，但更多的则是各自独立运用，并独立发展。前者为后世的诗注诗解所继承，如明代唐汝询《唐诗解》中的“评解”，清代钱谦益、何焯《唐诗鼓吹评注》中的“解评”，等等，属于描述诗事诗意。后者为诗话所继承，后来成为诗话评诗的主要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