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交代诗作背景

从文学作品的创作背景去解读、研究文学作品是一种古老的文学研究方法。孟子说“知人论世”，后世奉为文学批评的圭臬，所谓“知人论世”，实是包含了追踪文学作品的创作背景的要求的。汉人说《诗》，秉承这一文学批评的法则，一部《诗序》，言说诗歌本事，正是从创作背景的角度去探求诗歌本义。唐诗本事不仅继承了《诗序》的说《诗》体例，也继承了《诗序》的文学批评方法，将叙说诗歌创作背景作为说诗、解诗的主要形式正是源出《诗序》。唐诗本事对诗作背景的交代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即交代诗事要素，说明创作心理。

一、交代诗事要素

这里所说的诗事，是指诗歌中所叙说的生活事件。对于以叙事为主的诗歌来说，解读的关键莫过于明确诗中叙述的事件，全面把握诗事要素。但是，中国古代诗歌就其体制而言是以抒情言志为主的，叙事功能先天不足。诗歌叙事通常只是摘其事件片段，相关的内容有时略而不书，因此，诗中的事件要素常常是残缺不全的。本事的产生弥补了这一缺憾，本事一般要对诗事作完整的说明和全面的交代，由此补足诗歌叙事的残缺，便于读者完整地把握诗事。《云溪友议》记载崔郊、戎昱感妓诗本事，崔郊诗云：“公子王孙逐后尘，绿珠垂泪滴罗巾。侯门一入深如海，从此萧郎是路人。”戎昱诗云：“宝钿香娥翡翠裙，妆成掩泣欲行云。殷勤好取襄王意，莫向阳台梦使君。”这两首诗内容是叙事的，抒情以叙事为前提，但是诗歌本身并未交代事情发生的时间、地点、事件的经过和结果，也未明确故事人物，戎昱诗甚至忽略了事件起因。因此，仅从诗歌本身难以确切把握事件全貌。有了本事，读者才得以了解诗未交代的事件要素，从而对这两则感妓故事有明晰而完整的把握。

诗歌叙事不仅会出现事件要素的残缺，而且有时表达曲折深隐，甚至并不直接描写现实，而是借助历史故事、神话传说，倘无本事说明，则诗中叙说的事件永远处于朦胧状态。此类诗歌的显例莫过于李商隐的《无题》诗。李商隐的一些《无题》诗有很强的叙事性，但诗多用典，情事隐约，难以确指，因此，古往今来解者纷纷，莫衷一是。这种情况也出现在本事诗中，如前引崔郊、戎昱感妓诗，前者以晋代石崇宠妓绿珠的故事隐喻失婢一事，后者则用巫山神女故事隐指诗中人物之间的角色关系，又以“萧郎”、“襄王”指代故事人物，叙述隐约，事件模糊。除这两首感妓诗外，《本事诗》中还可举出下列诗歌：

家在城南杜曲傍，两枝仙桂一时芳。禅师都未知名姓，始觉空门意味长。（高逸第三“杜牧舍人”）

云雨分飞二十年，当时求梦不曾眠。今来头白重相见，还上襄王玳瑁筵。（情感第一“李相绅镇淮南”）

三山不见海沉沉，岂有仙踪尚可寻？青鸟去时云路断，嫦娥归处月宫深。纱窗遥想春相忆，书幌谁怜夜独吟。料得此时天上月，只应偏照两人心。（情感第一“太和初”）

第一首诗叙事尚属明晰，但要真正理解诗意，还需明确“两枝仙桂”的确切含义。“仙桂”一词出于《晋书·郄诜传》，郄诜曾对晋武帝说：“臣举贤良对策，为天下第一，犹桂林之一枝，昆山之片玉。”后以“桂林一枝”、“昆山片玉”等隐喻科举得第，诗中“仙桂”取义于此。所谓“两枝仙桂一时芳”，指大和二年杜牧进士登第，同年又以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登科。本事中“当年制策登科，名振京邑”即交代此句诗意。倘无本事的说明，“两枝”一句极易引起误解，由此，紧随其后的“禅师都未知名姓”一句便失去着落，难以解读，全篇意旨也会因此晦暗不明。第二首诗全篇借用巫山神女故事，第三首诗中“三山”、“青鸟”、“嫦娥”，均是借用神话故事，意象更为朦胧。这两首诗只有通过本事才能获得确切的意旨。事实上，故事的叙述对诗歌中一些深隐的表述具有注释、说明的作用。以上仅以《本事诗》为例，实际上，此类本事极多。

二、说明创作心理

诗歌通常是抒情言志的，自此角度而言，诗歌在创作前和创作中，诗人处在特定的心理状态和情感状态之中，了解这种状态是解读诗歌、把握诗意的基础和前提，而诗歌本事正是了解这种状态的凭借和钥匙。《本事诗序》所谓“其间触事兴咏，尤所钟情，不有发挥，孰明厥义”，就是在此意义上强调本事的解读功能的。《本事诗》中，“情感”、“事感”、“怨愤”三类本事大多叙说诗歌创作时的诗人心态，以此揭示诗歌本旨。“情感”一类故事通常叙写男女主人公的相恋相思，表现相聚的欢欣和分离的痛苦，其情感表述与诗歌本旨吻合。“事感”一类本事叙写政治的抗争，故旧的欢聚，还有感春惜年等，事与诗的因果关系极为鲜明。“怨愤”一类本事专记怨愤诗事，对诗人或怨望或愤激的情感有追根溯源的叙说。无疑，这样的表述和叙说具有直接的诗歌解读功能。上述本事，有的诗与事之间关系较为隐晦曲折。如贾岛题兴化池诗，批判权贵对平民的侵夺，仅就文本而论，这是一首政治讽刺诗，但据本事交代，此诗实因科举不第而作，是一首发泄怨愤的诗。因为本事的记载，读者才得以一窥诗之本义。有的诗歌在传播中曾引起误解，本事则起到正误的作用。刘禹锡《赠看花诸君子》诗当时传为寓有怨愤，但据刘禹锡后来所作的重游玄都观诗自序，此诗不过“以记一时之事”，别无深意。这篇自序在《本事诗》中以本事形式出现，为正确理解看花诗提供了最权威的材料。不管是贾岛诗还是刘禹锡诗，其解读均有赖于本事的叙说，须以本事描述的诗人特定的创作心理为参照。(www.daowen.com)

在以交代诗作背景为主的诗歌本事中，一些运用比兴的咏物诗、咏事诗和咏史诗常寓有深意，或被本事赋予深意。此类诗歌，《本事诗》中有王维《息夫人》、张又新《牡丹》、白居易《杨柳枝词》、宋之问《明河篇》、吴武陵《题路左佛堂》、张九龄《海燕》。据本事，《息夫人》隐喻饼师之妻的悲哀身世，《牡丹》以牡丹喻女色，《杨柳枝词》以杨柳喻指妓人，《明河篇》以明河喻北门，以寄怨望，《题路左佛堂》以鸟雀喻幕吏，以泄忿恨，《海燕》以海燕自喻，自明无争竞之心。《云溪友议》中的此类诗歌有章孝标《归燕诗》、欧阳澥《燕诗》及朱庆馀、张籍闺意诗，其他小说笔记中的此类诗歌有孔绍安《咏石榴》、卢肇《竞渡诗》、韩愈《咏桃诗》、章碣《东都望幸》诗、薛涛《十离》诗，等等。以上诗歌有的本无喻意，喻意是本事赋予的；有的寓有深意，其喻意有待本事的揭示。无论哪一种诗歌的本事，均以交代诗作背景，特别是说明创作心理来揭示诗歌本旨。咏物、咏事、咏史诗的吟咏对象与其喻意之间本无必然联系，喻意是诗作者外在赋予的，诗歌本身未必提供喻意，喻意需要诗歌以外的其他文字形式来揭示，本事正是担当这一功能的常用形式。没有本事的叙述说明，这些诗歌只能作为纯粹的咏物、咏事、咏史诗，诗之本义也会因此湮没无闻。

唐诗本事通过交代诗作背景来揭示诗歌本旨，这是“知人论世”的文学批评方式的合理延伸，也是这一文学批评方式在诗歌解读中的具体运用。“知人论世”本是孟子提出的尚友方式，《孟子·万章下》云：“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这种尚友方式后来成为文学批评的法则和方式，即在探求文学作品的本义时，必须考察作者的生平思想及其所处的时代。这一文学批评的法则后来影响到汉人说《诗》，王国维对此有过一段精辟的阐述：

善哉，孟子之言诗也，曰：“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顾意逆在我，志在古人，果何修而能使我之所意不失古人之志乎？此其术，孟子亦言之曰：“诵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故由其世以知其人，由其人以逆其志，则古诗虽有不能解者寡矣。汉人传《诗》，皆用此法，故四家诗皆有序。序者，序所以为作者之意也。《毛序》今存，《鲁诗说》之见于刘向所述者，于《诗》事尤为详尽。及北海郑君出，乃专用孟子之法以治《诗》。其于《诗》也，有谱有笺。谱也者，所以论古人之世也。笺也者，所以逆古人之志也。故其书虽宗毛公，而亦兼采三家，则以论世所得者然也。（《观堂集林》卷二三《玉溪生诗年谱会笺序》）

据王国维看来，汉代四家诗序，郑玄的《诗》谱、《诗》笺，无一不是“知人论世”的成果。唐诗本事承汉人说《诗》衣钵，不仅继承《诗序》“以事证诗”的说《诗》体例，而且继承了贯穿其中的文学批评的法则。本事的内容通常包括诗人的生平行事，思想情感，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历史事件与时代精神，论人论世，乃本事应有之义。本事虽然多属当时人记当时事，与《诗序》尚想古人、考察历史有所不同，但毫无疑问，其以事解诗、探求本义的解读精神与《诗序》是一脉相承的，是“知人论世”的文学批评传统的体现。

“知人论世”虽被后世尊为确定不易的文学批评法则，但知易行难。“知人论世”与“以意逆志”相辅而行，倘知人不深，论世不确，则所谓“以意逆志”不免陷入穿凿附会的误区，文学作品的本义反而因此晦而不明。唐诗本事中也存在这种情况。《鉴诫录》卷二“逸士谏”记载，天复中，昭宗播迁凤翔，何皇后恃其深宠，不顾阽危，肆行畋游。有成州同谷山逸人，直诣行在，上书论十代兴亡之事，叙四方理乱之源，又吟太康失政之诗，说褒姒惑君之事，以为鉴戒。所谓“太康失政之诗”，即本事所引《五子之歌》。此一组诗乃据《尚书·五子之歌》改作，诗意相仍，为咏古之作。昭宗奔播岐、梁间，何皇后随侍左右，并无须臾离去，实无荒于畋游之事。本事以同谷子《五子之歌》为讽谕何皇后，于史无据，也与诗意不符，乃曲解附会之词^[1]。又《旧唐书·刘禹锡传》谓“刘禹锡积岁在湘、澧间，郁悒不怡，因读《张九龄文集》，乃叙其意”云云，《新唐书·刘禹锡传》并谓诗人“欲感讽权近，而憾不释”。这些记载不确，刘禹锡《读张曲江集作》作于元和十年被贬连州之后^[2]，该诗并非仅抒写身遭贬谪的郁悒不平，也主要不是“感讽权近”，而是批判政敌武元衡。诗人谴责执政者“忮心失恕”，也并非泛泛的议论，而是谴责武元衡对包括刘禹锡自己在内的王叔文集团成员的排斥打击。以上本事对诗歌的误读均源于论人论世的失误。

另有一些诗歌本纯为咏物、咏事诗，别无喻意，或无确指，但本事附会某一历史事件，或某一事实，穿凿喻意，以致成为无中生有的虚谈，如下面的本事：

杜淹为天策府兵曹，杨文幹之乱，流越嶲。太宗勘内难，以为御史大夫。因咏鸡以致意焉。其诗曰：“寒食东郊道，阳沟竞草笼。花冠偏照日，芥羽正生风。顾敌知心勇，先鸣觉气雄。长翘频扫阵，利距屡通中。飞毛遍绿野，洒血渍芳丛。虽云百战胜，会自不论功。”（《大唐新语》卷八）

此一本事又见于《唐语林》卷二，文有“杜淹，国初为掾吏^[3]，尝业诗，文皇勘定内难，咏斗鸡寄意”等语。据本事之意，诗因玄武门之变太宗勘定内难而作。但是，《文苑英华》卷一七九、《岁时杂咏》卷一一及《全唐诗》卷三○，诗题均作《咏寒食斗鸡应秦王教》，则此诗作时，李世民尚为秦王，诗与后来发生的勘定内难一事无关，是纯粹的咏物咏事诗，别无深意。前文已述及，李白《蜀道难》的主题，曾有四种不同的说法：一是危房、杜，罪严武；二是刺章仇兼琼；三是讽玄宗入蜀；四是蜀人自为蜀咏，别无寓意。前三种说法与史实不符，是附会之谈，只有第四种说法通达可取。其实，此诗并不牵于一时一事，硬要附会某一史实，只能支解全文，歪曲本义。

“知人论世”本是一种探求本义的有效批评法则，但被滥用以后，容易造成一种偏执的文学批评心理：以为一切诗歌皆具深意，皆须探求本事，于是务求深解、穿凿附会现象层出不穷，从《诗序》到唐诗本事，再到宋人、清人“以史证诗”一类诗歌笺注，这种现象愈演愈烈，成为文学批评的一大负面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