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本事与诗歌意旨

本事作为一种说诗形式自然对诗歌意旨产生影响。真实的本事能帮助读者正确把握诗歌本义，而虚假的本事则对理解诗意产生误导。唐诗本事中有不少虚假的本事，它们或虚构故事，或误解诗意，或牵强比附。此类本事对诗歌意旨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主要有三：

一、颠覆原意

一些本事在叙述故事时，对诗歌进行了完全错误的解说和引用，致使原有诗意荡然无存，如果不作辨证，则原有诗意从此晦暗不明。《本事诗·情感第一》载述戎昱感妓故事，感妓诗云：“好去春风湖上亭，柳条藤蔓系离情。黄莺久住浑相识，欲别频啼四五声。”细读本事，颇觉事自事，诗自诗，二者难以吻合。《云溪友议》卷上“襄阳杰”载录同一故事，而感妓诗为：“宝钿香娥翡翠裙，妆成掩泣欲行云。殷勤好取襄王意，莫向阳台梦使君。”诗意与故事吻合，为其原诗。《本事诗》所引诗歌又见于《全唐诗》卷二七○，题作《移家别湖上亭》，有此诗题，则诗意豁然贯通，了无疑义。此诗与感妓故事毫不相干，引诗入事，只能掩蔽诗歌本义。同样的情况，还有《本事诗·怨愤第四》载录的吴武陵怨愤诗事。此一本事所引吴武陵诗其实应归于于邺名下^[10]，此诗《全唐诗》卷七二五作于邺诗，题作《下第不胜其忿题路左佛庙》，是抒写科举下第的怨愤，与吴武陵因脏推问一事本不相干。以此解彼，完全扭曲诗意。

以上对诗意的颠覆出自诗歌运用的错误，也有一些本事出自本事作者对诗意的肆意穿凿。《尚书故实》记载兵部员外郎李约与主客员外郎张谂一同弃官归隐，两人感情笃厚，李约“每与张匡床静言，达旦不寐，人莫得知”，赠张谂诗云：“我有心中事，不向韦二说。秋夜洛阳城，明月照张八。”本事自诗意附会而来^[11]，即自诗歌解读而来，所谓赠张谂诗其实是一首月夜怀人的诗，诗中人物并无本事所说的怪诞举动。如果相信本事记载的故事，则此诗无疑变成一首刻画名士一类形象的人物诗，这就远离了原有诗意。这种肆意穿凿的作法有时近乎“戏说”。《太平广记》卷二五二引《抒情诗》记载李曜、吴圆歙州交代时以官妓相托的故事，故事以诗中“媚川”、“韶光”两语为官妓名字，并将故事建立在这一认定的基础上，这其实是毫无根据的奇谈^[12]。两首原本接对自然、寓意委婉的诗一经“戏说”，即支离破碎，面目全非，令读者难以解读。

二、偏离原意

一些本事在叙说故事、引证诗歌时，常常曲解诗歌中的部分文句，这种曲解仅对诗意的把握造成一定程度的偏离，并不构成对整个诗意的颠覆。《云溪友议》卷中“钱塘论”记载，徐凝、张祜就白居易较量诗文，白抑张伸徐，“后杜舍人之守秋浦，与张生为诗酒之交，酷吟祜《宫词》，亦知钱塘之岁，自有是非之论，怀不平之色，为诗二首以高之。则曰：‘谁人得似张公子，千首诗轻万户侯。’”依本事所言，则杜牧诗“谁人”两句是评价张祜诗作，替张祜翻案的。其实，这两句表达诗人对张祜洒脱傲世的人生态度的赞美和向往，意在论人，而非论诗，与所谓钱塘之论更是毫无关联^[13]。这一附会曲解自然对把握诗意造成混乱，但这种影响也仅限于所引两句，并不危及全篇，而且，只要阅读全篇，这种因附会而强加于诗句的翻案之说也容易得到纠正。穿凿诗句的情况在《云溪友议》卷下“琅琊忤”条中同样存在。据记载，王建作《宫词》，事涉宫禁，因担心宦官王守澄告发，赠诗反制。诗有“不是当家频向说，九重争遣外人知”两句，归罪王守澄。但是，综观全诗，这两句其实是对王守澄的恭维，并无反噬脱祸之意^[14]。一般来说，用以穿凿故事的诗句一经穿凿附会，意义即发生改变，从而偏离原有诗意，与前文难以衔接，在文意上会出现明显断裂。只要忠于诗歌原文，从诗歌整体把握诗意，在全诗语境中把握句意，一些因附会故事而造成的诗意偏离现象是可以纠正的。

三、附益本义(www.daowen.com)

一些本事以交代诗歌创作缘起和诗歌本义的形式出现，但实际上是虚构之词，或附会之谈。一般来说，这些本事中的诗歌并无作为创作缘起的特定故事，诗歌创作仅为一时思索或情感触发，别无深意，但本事作者务求深解，虚构或移植故事，从而强加诗歌本不具有的所谓本义。《鉴诫录》卷八“钱塘秀”有下面一则本事：

（罗）隐以讽刺颇深，连年不第。举子刘赞赠之诗曰：“人皆言子屈，我独谓君非。明主既难谒，青山何不归？年虚侵雪鬓，尘枉污麻衣。自古逃名者，至今名岂微？”隐睹之，因起式微之思，遂有《归五湖》诗曰：“江东日暖花又开，江东行客思悠哉。高阳酒徒半凋落，终南山色空崔嵬。圣代也知无弃物，侯门未必用非才。一船明月一竿竹，家住五湖归去来。”

罗隐诗见于《罗昭谏集》卷三及《全唐诗》卷六五五，诗题均作《曲江春感》，可见，这是一首触景生情的诗。文引刘赞诗非赠罗隐之诗，所赠乃别是一人^[15]，证明此诗的写作并无他人赠诗的背景，穿凿的本事及由此产生的本义也不存在。

李白《蜀道难》诗本事当属附益本义的著名案例，这是一段聚讼不已的著名公案，《云溪友议》卷上“严黄门”记此诗乃李白因惧房琯、杜甫遭严武之祸而作，此后，宋人或认为此诗讽剑南节度使章仇兼琼^[16]，或认为讽玄宗幸蜀^[17]，种种说法均不足信^[18]。较为可信的应是明代胡震亨的解析：“愚谓《蜀道难》自是古相和歌曲，梁、陈间拟者不乏，讵必尽有为而作。白蜀人，自为蜀咏耳。”^[19]。又说：“《蜀道难》自是古曲，梁、陈作者，止言其险，而不及其他。白则兼采张载剑阁铭‘一人荷戟，万夫趑趄，形胜之地，匪亲弗居’等语用之，为恃险割据与羁留佐逆者著戒。惟其海说事理，故苞括大，而有合乐府讽世立教本旨。若第取一时一人事实之，反失之细而不足味矣。诸解者恶足语此？”^[20]解说较为通达，为可取之论。

附益本义的现象集中表现于一些穿凿比兴的本事，如白居易《杨柳枝词》本事、杜牧湖州叹花诗事、韩愈咏桃诗事，等等。这些本事中的诗歌都不过咏一时之景，比兴之事及比兴之义乃说诗者妄拟。

妄拟的本事及本义虽然外于诗歌原意，对诗歌文本的解读影响较为微弱，但要剥离这一层本不存在的本义并不容易。辨别此类诗事必须建立在可靠的文献考证的基础上，倘无切实的考证，附益的本义则如影随形，难以消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