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本事与诗歌文本

从理论上讲，本事是对诗歌有关情况的说明和描述，二者在内容上应该是一致的，这是本事和诗歌得以相互影响的前提。前文在考察本事的生成形式时已经指出，唐诗本事中有一些虚构的故事。这些虚构的故事一方面以诗歌内容为基础，另一方面，为了体现本事的故事性或戏剧性，又突破原有诗歌的内容。这样，在本事与诗歌之间就会出现内容的不一致，甚至矛盾。为了弥合这一矛盾，本事作者常常改动诗歌文字，试图将虚构的故事建立在诗歌文本的基础上，给人真实可信的印象，这种因为牵合本事故事而对诗歌文字所作的改动有时对诗歌文本产生重要影响。《云溪友议》卷下“江客仁”讲述诗人李涉赠诗豪客的故事，文末引其诗云：“春雨萧萧江上村，五陵豪客夜知闻。他时不用相回避，世上如今半是君。”此诗《唐百家诗选》卷一四、《万首唐人绝句》及《全唐诗》卷四七七题作《井栏砂宿遇夜客》，其中第三句均作“他时不用逃名姓”，与本事所引有所不同。本事引文中的“相回避”三字其实是本事作者为牵合有关故事情节而对原文的有意改动^[1]。《本事诗·征异第五》记载元稹于元和四年出使东川时与白居易等人梦中神遇的故事，文引元稹梦游诗云：“梦君兄弟曲江头，也向慈恩院里游。驿吏唤人排马去，忽惊身在古梁州。”此诗《元稹集》卷一七题为《梁州梦》，第一句作“梦君同绕曲江头”，诗后自注云：“是夜宿汉川驿，梦与杓直、乐天同游曲江，兼入慈恩寺诸院，则递乘及阶，邮使已传呼报晓矣。”可见元稹诗不过记叙己身梦与白居易等游历慈恩寺院，与白居易等游慈恩为诗相忆本不相关，也并无神秘色彩。本事作者将原文“梦君同绕”改为“梦君兄弟”，无非是想撇开元稹本人的梦中活动，试图将元稹之梦与白居易等人的实际游历情形完全吻合起来，从而给人神秘之感，异文的产生完全是为了故事叙说的需要。此类改动诗歌文字的情况还有很多，如：《诗话总龟·前集》卷一一引《郡阁雅谈》所载齐己献诗郑谷的故事^[2]，《本事诗·高逸第三》所载杜牧城南游览的故事^[3]，《吟窗杂录》卷四一及《唐诗纪事》卷五五所载卢肇咏真珠故事^[4]，等等。

以上本事中的故事大致以诗歌内容为基础，是由诗歌本身附会而来。也有一些本事，诗歌与故事本来毫无关联，这些故事，或出于史实，或出于其他虚构与附会，因为情节发展的需要或实证的需要，本事作者常常引用已有诗歌，又因为故事叙述的要求，引用时对诗歌文字加以改动。如下引诗事：

初，申国长公主为尼，掖庭嫔御随出家三十余人，诏两禁送于寺，赐斋馔。传宣各令作诗送，惟陈文僖公彭年诗尚有记者，云：“尽出花钿散宝津，云鬟初翦向残春。因惊风烛难留世，遂作池莲不染身。贝叶乍翻疑轴锦，梵声才学误梁尘。从兹艳质归空后，湘浦应无解佩人。”（《湘山野录》卷下）

本事所引诗，《唐诗纪事》卷二九作阳郇伯诗，题为《妓人出家》，首句作“尽出花钿与四邻”，吴曾《能改斋漫录》卷三“辨误妓人出家诗”条云：“陈彭年作诗八句，今考其诗与阳郇伯所作一同，首句‘尽出花钿散玉津’一句不同，岂后人改郇伯诗托以彭年之名，而文莹又不考之邪？”吴兴张氏刊《湘山野录》再跋引何焯校语云：“此唐阳郇伯《妓人出家》诗也，《能改斋漫录》云唐顾陶大中丙子编《唐诗类选》中载之，若公主入道，何敢用解佩事也？”可见，所谓陈彭年送公主为尼诗实为阳郇伯《妓人出家》诗，好事者对原诗文字作了若干改动，以掩人耳目，只是因为留下难以掩藏的尾巴，让人一眼识破。这种借用诗歌并改动文字的情况也见于《云溪友议》卷上“南海非”条^[5]、《唐诗纪事》卷七五所载齐己中秋诗事^[6]及《青琐高议》前集卷八《希夷先生传》^[7]，等等。此类本事中的诗与事本来并无关联，修改诗歌文字，对诗歌内容进行改造，企图做到诗、事如一，是很困难的。有时本事作者需要对诗歌原文作大量改动，甚至抛弃诗歌的基本原义，使诗歌内容尽量符合故事叙述的要求。就此而言，借用诗歌的本事比自诗歌附会的本事，其诗、事关系相去更远。

本事改动诗歌文字所产生的影响基本上是消极的。(www.daowen.com)

首先，改动造成文意不通。改动诗歌文字是为牵合故事的内容，通常并不顾及诗歌内容的完整表达。因为故事与诗歌在内容上存在距离，甚至毫无关联，所以这种文字改动会损害原有的诗歌内容，使原本语意明确、表达完整的诗歌变得支离破碎，语意不通。《云溪友议》卷上“南海非”条所引许浑诗见于许浑诗集，题作《途经敷水》，诗云：“修娥颦翠倚柔桑，遥谢春风白面郎。五夜有情随暮雨，百年无节待秋霜。重寻绣带朱藤合，更认罗裙碧草长。何处野花何处水，下峰流出一渠香。”^[8]原诗是其途经华阴敷水时所作。敷水本与汉代乐府民歌《日出东南隅行》中的罗敷之事无关，但唐人经敷水时常常吟咏罗敷故事。许浑此诗袭用惯例，首联和颔联吟咏罗敷采桑之事，隐括乐府民歌的故事内容，颈联是由文学故事而产生的怀想，将故事与现实物景融为一体，转换自然，尾联写景，关合诗题，这是一首叙事明确、写景自然、表达完整圆融的诗。但在本事中，此诗首联改为“春风白马紫丝缰，正值蚕眠未采桑”，尾联改为“为报西游减离恨，阮郎才去嫁刘郎”。首联已淡化了罗敷故事的情节，颔联和颈联虽然保留，但诗歌语境既已转换，原有的诗意已难以捕捉。尾联经过改换，完全变成与原诗毫无关系的故事的内容，这使原有诗意损失殆尽。这些文字改动虽然抛弃了原有的诗歌，但也并未由此建立另外一套语意系统，创造出与故事吻合、语意明晰、表达圆融的新诗。改动以后，前面三联与故事内容仍然格格不入，置于故事的语境中，这三联诗句语意不明。尾联虽然直接取材于故事，表达明确，但与前面诗句内容脱节，形成硬接，因此未能激活全篇诗意，完全是诗中败笔。可见，改动以后的诗属于亦此亦彼又非此非彼的不确定物，是被支解的难以辨认的诗歌残片。

这种情况也同样体现在卢肇咏真珠的故事中。《全唐诗》卷三一一范元凯《章仇公席上咏真珠姬》云：“神女初离碧玉阶，彤云犹拥牡丹鞋。应知子建怜罗袜，顾步裴回拾翠钗。”此诗《唐诗纪事》卷五五及《全唐诗》卷五五一作卢肇诗，后两句作“知道相公怜玉腕，强将纤手整金钗”。此诗应属卢肇^[9]。两种文本，前一文本借用宋玉赋中巫山神女故事及曹植《洛神赋》中洛神故事咏席中妓人，属于唐诗中常见的感妓诗，诗歌情节也完全套用《洛神赋》中“罗袜生尘”这一唐诗中习见的事典，全诗用典贴切，表达完整明晰，此一文本为诗之原文。后一文本的文字改动乃牵合本事，改换的诗句因承接突兀而与前文语意断裂，造成文意阻隔，表达混乱。

李涉赠诗豪首的故事及齐己中秋月诗事同样存在上述问题。前已述及，《云溪友议》卷下“江客仁”条将李涉原诗“他时不用逃名姓”改为“他时不用相回避”，以切相期淮阳一节，但此一改动在诗中并无着落，徒然造成诗意表达的混乱。齐己中秋诗事仅引用其《中秋月》诗两句，孤立地看，虽经改动，尚无大碍。但如果将改动文字置于全篇，并与原文对照比较，则立见改动后的扞格难通。一般来说，本事对诗歌文字的改动都会影响诗意的表达，只是在不同本事中，这种影响的程度各不相同。

改动诗歌文字的另一个影响是造成不同诗歌文本及文字的流传。本事对诗歌原文的改动并未因为违背原意而到此为止，相反，改动后的文字以异文形式出现在后来的唐诗总集、诗人别集等文献中，成为具有负面影响的校勘材料。不仅如此，一些改动后的诗歌还以独立的文本继续流传。如“南海非”中所谓许浑诗又见于《才调集》卷一○，作无名氏诗，题作《客有新丰馆题怨别之词因诘传吏尽得其实偶作四韵嘲之》。《全唐诗》卷八○○又收于赵氏名下，题作《寄情》。卢肇咏妓诗，《全唐诗》卷三一一作为范元凯诗，改动后的文本又作为卢肇诗收入《唐诗纪事》卷五五及《全唐诗》卷五五一。不同文本的流传带来更多混乱，因为这些文本在后来的流传中有时脱离了原有的本事，使人一时难以追寻改动的踪迹，因而具有很大的迷惑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