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因文衍生

所谓“因文衍生”，是指本事文本由主体部分和附属部分构成，附属部分一般引录诗歌，缺乏叙事与情节，或与主体部分比较，叙事简单，附属部分自主体部分蔓衍生成，居于从属地位。一般来说，附属部分有很大随意性，是行文所及的枝蔓，并无预先的设想、安排，所以，严格地说，因文衍生不是一种编辑构成方式，而是一种行文方式。

根据主体部分和附属部分的不同联系，因文衍生又具有下面两种形式：

一、以人衍生

文本附属部分中的诗和事仍属于主体部分中的人物，是对此一人物生平事迹和诗歌创作的补充，人物成为关联主次的纽带，这就是以人衍生。《本事诗·高逸第三》“杜为御史”一条，在记载杜牧席间狂吟故事之后，又谓“杜登科后，狎游饮酒”，后引杜牧《遣怀》及《题禅院》诗。附属文字以录诗为主，本事性质较为模糊。因为不具备独立叙说的功能，所以只能依附主体部分。此一文本的主体部分记杜牧诗事，附属部分录杜牧其他诗歌，乃以人衍生。上述本事中，作为联系环节的人物是诗作者，但有时，这一人物仅为事主。《云溪友议》卷中“玉箫化”条主体部分记载韦皋、玉箫的爱情故事，文末是一段衍生文字：

议者以韦中书脱布衣不五秋而拥旌钺，皇朝之盛，罕有其伦。然镇蜀近二纪，云南诸蕃部落，悉遣儒生教其礼乐，易袵归仁，彼我以盐铲货赂，悉无怨焉。后司空林公，弛其规准，别诱言往，复通其盐运而不赡金帛，遂令部落怀贰，猾悍邦君，蟊虿为群，侵逼城垒，俘掠士庶妻子，不啻万人。雍陶先辈感乱后诗曰：“锦城南面遥闻哭，尽是离家别国声。”……

在韦皋与玉箫的爱情故事中，韦皋仅为事主。文本衍生部分补叙韦皋生平及其功业，虽藤牵蔓绕，及于杜元颖^[4]，但也不过是对韦皋功业的侧面说明。

二、以类衍生

文本附属部分中的诗和事已不属于主体部分中的人物，只是与主体部分的诗和事同类，乃连类而及，此为以类衍生。同类表现在不同方面：有的是诗歌题材相同。《鉴诫录》卷八“屈名儒”主体部分记载晚唐诗人方干生平事迹及诗歌创作情况，末记方干于杭州刺史于郎中处宴饮赋诗情形，其文云：

（方）干与杭州于郎中为砚席之知，因求举粮，远游郡所。杭牧疑干为诗无卒才，因夜宴，与“飞”字韵，请赋一章。干半酣书成，合筵惊骇。于赠二百千，充润五十六字，于可谓奖士矣。诗曰：“闲世星郎夜宴时，丁丁寒漏滴声微。琵琶弦促千般调，鹦鹉杯深四散飞。遍请玉容歌白雪，高烧红蜡照朱衣。人间有此荣华事，争遣渔翁恋钓矶？”

此诗之后，又引其他各家之诗：“李先辈（宣古）于澧阳陪杜悰司空宅宴席上赋得桃字。”“杜公（悰）镇荆渚日，夜宴，出歌姬送酒，李群玉校书于烛下飞笔献杜诗”，“卢延让冬夜宴柳驸马（陟）宅，得更字”，“章先辈（孝标）于李使君筵赠歌人刘小小，得娘字”，“施肩吾夜宴曲”。上引方干诗及其他各家诗均为文人才士吟咏权豪势要宴饮歌舞及富贵声华等事，题材相同，其他各家诗事以此附于方干诗事之后。(www.daowen.com)

以类衍生，有时也表现为诗歌主题相同。《云溪友议》卷下“和戎讽”主体部分记载戎昱咏史诗事，诗云：“汉家青史内，计拙是和亲。社稷依明主，安危托妇人。岂能将玉貌，便欲静胡尘。地下千年骨，谁为辅佐臣。”本事还借宪宗之口，批评历史上的和亲政策。衍生部分引项斯《长安退将诗》及苏郁咏史诗，前者诗有“翠娥红脸和回鹘，惆怅中原不用兵”两句，后者诗有“君王莫信和亲策，生得胡雏转更多”两句，都是讽刺和亲政策之失，与戎昱《咏史》诗及其本事乃同一主题。

以类衍生，有时还表现为诗歌风格相同。《云溪友议》卷中“澧阳宴”条主体部分记李宣古陪杜悰游宴时戏谑嘲弄等事，末引李宣古于席上赠酒纠崔云娘诗事，颇涉嘲戏。衍生部分则载录杜牧赠肥录事诗事及陆岩梦《桂州筵上赠胡子女》诗事，亦多调笑。同卷“白马吟”记诗人平曾屡以诗赋投谒官僚权贵，言多讽刺。文末顺及温庭筠及举子纪唐夫诗事，文云：

后温庭筠为赋，亦警刺，少类于平、贾，而谪方城，乃诗曰：“侯印不能封李广，别人丘陇似天山。”举子纪唐夫有诗送之。时温庭筠作尉，纪唐夫得名，盖因文而致也。诗曰：“何事明时泣玉频，长安不见杏园春。凤凰诏下虽沾命，鹦鹉才高却累身。且饮醁醑消积恨，莫言黄绶拂行尘。方城若比长沙远，犹隔千山与万津。”

不管是平曾诗赋，还是温庭筠、纪唐夫诗，均以怨刺为其风格，因文衍生者以此。

以人衍生与以类衍生有时可以二而为一。如《鉴诫录》卷七“四公会”条主要记载元稹、刘禹锡、韦楚客、白居易诸人会集赋诗较艺之事，文末所记元稹、白居易于慈恩寺悉去诸家之诗而独留章八元诗一事，亦以论诗较艺为主题。这种情况说明因文衍生的原因是复杂的，其结构方式也是多重的。

【注释】

[1]参见《太平广记》卷一七四及《唐语林》卷二。

[2]见《太平广记》卷二○○。

[3]按：“膺”当作“虞”（详见郁贤皓《唐刺史考全编》，安徽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400～2401页），下文李群玉诗有“昔年曾接李膺欢”，涉此而误。

[4]按：《新唐书·南蛮中》记载：“西川节度使杜元颖治无状，障候弛沓相蒙，时大和三年也。嵯巅乃悉众掩邛、戎、巂三州，陷之。入成都，止西郛十日，慰赉居人，市不扰肆。将还，乃掠子女、工技数万引而南，人惧自杀者不胜计。救兵逐，嵯巅身自殿，至大度河。谓华人曰：‘此吾南境，尔去国，当哭。’众号恸，赴水死者十三。”《全唐诗》卷五一八雍陶《哀蜀人为南蛮俘虏五章》其一《初出成都闻哭声》云：“但见城池还汉将，岂知佳丽属蛮兵。锦江南度遥闻哭，尽是离家别国声。”乃记其事。本事所谓“司空林公”，“林”应作“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