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感妓故事的文学蕴含

感妓故事以性爱为主题，自然要体现唐人的性爱观念。一般来说，此类故事多记才子佳人的相恋相思，具有浓厚的才子佳人意识。

首先，故事中的女主人多是色艺双全的妓人，这一点在故事中表现得最为充分，请看下面一些人物交代和人物描写：

韩晋公镇浙西，戎昱为部内刺史。郡有酒妓，善歌，色亦媚妙。（《本事诗·情感第一》）

酒酣，（李将）谓韩（翃）曰：“秀才当今名士，柳氏当今名色，以名色配名士，不亦可乎？”（《本事诗·情感第一》）

太和初，有为御史分务洛京者……有妓善歌，时称尤物。（《本事诗·情感第一》）

（赵）嘏尝家于浙西，有美姬，嘏甚溺惑。（《唐摭言》卷一五）

江陵寓居士子，忘其姓名，有美姬。（《太平广记》卷一六八引《卢氏杂说》）

唐武后时，左司郎中乔知之有婢名窈娘，艺色为当时第一。（《本事诗·情感第一》）

崔郊秀才者，寓居于汉上……与姑婢通，每有阮咸之从。其婢端丽，饶彼音律之能，汉南之最也。（《云溪友议》卷上“襄阳杰”）

相对于故事的描述来说，以上人物交代显得简单粗略，容易被读者忽略。但是，此类文字的反复出现显示这些描写是作者的刻意安排，并非无关紧要的闲笔。事实上，色和艺是作者赋予故事人物的重要特征，在感妓故事中，女性多以色、艺事人，所谓“艺”一般指歌舞、劝酒等娱人之技，非指文才。男性对女性的恋慕也大抵以此为前提和依归。这一点与后世才子佳人小说完全不同。后世的所谓“佳人”，其实兼具美女和才女的资质品格，“佳人”不仅有超人的美貌，而且具有杰出的文才，这后一点是感妓故事中的妓人所不具备的。唐代自然有才女，也有才女的故事，如薛媛写真为诗寄夫、慎氏为诗以诀灌夫、杨容华作《新妆诗》^[12]、如意中女子作送兄诗^[13]，还有武昌妓妙续诗句的故事^[14]，等等。但是，如果依照传统的故事分类观念，这些故事大抵归入“贤媛”一类，并不属于感妓故事。后世小说中的“佳人”其实兼具了感妓故事和“贤媛”故事中女性的资质品格，只是身份不同，地位各异。

其次，故事中的男主人多是能文的才士。感妓故事的中心情节多是文士赋诗言情，这些诗歌，或抒写对妓人的爱慕，或表达失妓的忧伤，大多情辞俱美，感动人心。在感妓故事中，男主人公总是以风流才士的面貌出现，一些本事还特意强调这种才士的身份，如刘禹锡得妓故事谓李司空“慕刘名”，崔郊感妓故事谓崔郊“蕴积文艺”，郑还古得妓故事谓柳当将军“怜郑文学”。除此之外，还有前文引述的李将称韩翃为“当今名士”，所谓“名士”，指文名著称于世者。许尧佐《柳氏传》谓“柳夫人容色非常，韩秀才文章特异”，又谓“翃仰柳氏之色，柳氏慕翃之才”，可相印证。

感妓故事将男主人公作为能文的才士，一般来说，这是符合史实的。在上述诸人中，刘禹锡、张又新、戎昱、韩翃、赵嘏都是名显一时的诗人。刘禹锡晚年与白居易诗酒唱和，白许以“诗豪”^[15]。张又新幼工文，科场得意，“进士状头，弘词敕头，京兆解头”，时称“张三头”^[16]，可见其文名。戎昱有诗名，据《云溪友议》卷下“和戎讽”，其诗为朝廷所知，《咏史》诗甚至得到宪宗欣赏。此一记载虽未必真实，但其诗名广播当是事实。韩翃自不必说，据感妓故事文末记载，其《寒食诗》为德宗所欣赏，后来竟因此获得迁升。赵嘏也诗名甚著，据《北梦琐言》卷七记载，重文的宣宗曾经索其诗卷。《早秋》诗有“残星数点雁横塞，长笛一声人倚楼”两句，尤为杜牧激赏，杜并赠以“赵倚楼”的雅号。总之，以上诗人无不才华横溢，名声远播，在时人心目中，他们都是独秉风骚的文人才士。

才子佳人，彼此仰慕，互为匹配，这在韩翃、柳氏的故事中已有明确表述，这一观点其实贯穿了所有感妓故事。当然，这一观念也是唐人小说中普遍存在的观念。唐人小说多记才子佳人故事，对爱情的理解也是郎才女貌。除上引《柳氏传》中的表述外，《霍小玉传》也说“小娘子爱才，鄙夫重色，两好相映，才貌相重”，可见这一观念也是唐代士人的普遍观念。

但是，如果寻找这一观念的文学源头，我们发现，它们仍然是《神女赋》、《洛神赋》和《感甄记》，因为这些文学作品早已奠定了才子佳人的故事模式。《神女赋》中的神女和《洛神赋》中的洛神都是光彩照人的文学形象，这两篇赋极尽铺张，着力表现这两位女神无与伦比的美丽，神女、洛神因此成为中国文学中的美的化身。历史上的甄后以美色见知。《世说新语·惑溺》谓“魏甄后惠而有色”，刘孝标注引《魏略》、《世语》亦谓“其色非凡”，“姿貌绝伦”。《感甄记》选择甄后作为故事的女主人公，除其皇后身份外，就是其非凡的姿色符合故事人物的要求。作为故事的男主人公，毫无疑问，宋玉、曹植是以才子的身份出现的。在文学史上，宋玉是作为才人称名后世，曹植则以“才高八斗”受人推崇。对于这两位文学家在历史上所具有的身份和在故事中所扮演的角色，唐人是有明确认识的。如温庭筠《河中陪帅游亭》谓“倚阑愁立独徘徊，欲赋惭非宋玉才”^[17]，于《巫山高》云：“宋玉恃才者，凭虚构高唐。”^[18]至于曹植，在李商隐和罗虬诗中有集中的表述：

贾氏窥帘韩掾少，宓妃留枕魏王才。（《全唐诗》卷五三九李商隐《无题》）

宓妃愁坐芝田馆，用尽陈王八斗才。（《全唐诗》卷五三九李商隐《可叹》）

拔得芙蓉出水新，魏家公子信才人。若叫瞥见红儿貌，不肯留情付洛神。（《全唐诗》卷六六六罗虬《比红儿诗》其十四）

此外，裴铏的《传奇》中《萧旷》一篇记处士萧旷夜遇洛神故事，亦谓甄后“慕陈思王之才调”。可见，依照唐人的解读，《神女赋》、《洛神赋》是才子佳人故事，《感甄记》更是才子佳人故事，感妓故事由此而来，其文学渊源自是不言而喻。

感妓故事在《本事诗》中一般收入“情感”一类。“情感”类多为爱情故事，作者的叙写，多为肯定和赞美，这一归类也大致体现了唐人对此类故事的态度。但是，作者对感妓故事中的人物行为并不总是给予赞美。这些本事大多没有超出男性溺于美色的故事模式，作者的态度因人物不同的遭遇和命运而有所不同。如果情缘相合，得妓成功，男女相恋成为风流韵事，受人艳羡，则自不必说；但如果情缘阻隔，或横遭摧折，情爱带来忧患和灾难，这时，作者的态度则较为暧昧。一些失妓故事通常采取客观而无动于衷的态度，在赵嘏感妓故事中，男女情爱被目为“溺惑”。《抒情集》记载曹生悦营妓丹霞，府主卢钰沮而不许，还为诗劝导，说什么“莫为狂花迷眼界，须求真理定心王”，对男女情爱持否定态度。

感妓故事给人的整体感觉通常是佳人才子溺于情爱而为情爱所累。这一叙写态度自然源于唐人的情爱观念，但文学传统的影响也不容忽视。《世说新语》中有“惑溺”一类专记沉迷女色的故事，这些故事性质各不相同。一些故事写美色惑人害事，如曹操为图甄后美色而屠邺，贾充容忍妒妻以致自弊其子，王导放纵姬妾而任其干政等。也有一些单纯的情爱故事，如荀粲以身取冷为妻子退热，贾充女以身私许韩寿，王安丰夫妻卿卿我我等。但这些故事一概归入“惑溺”一类。贾充嫁女，先得隐秘私情；王安丰妇常卿安丰，安丰认为于礼为不敬；荀粲关于“妇人德不足称，当以色为主”的“高论”被斥为“兴到之事，非盛德言”，其溺于情爱的举动也获讥于世。同样叙说男女情爱，感妓故事在叙事倾向上无疑受《世说新语》“惑溺”故事的影响。(www.daowen.com)

【注释】

[1]见《太平广记》卷一六八引《卢氏杂说》。

[2]见《太平广记》卷二七三引《卢氏杂说》。

[3]见《唐诗纪事》卷五六“郑史”《，四部丛刊·初编》本。

[4]详见《考证篇》“32卢肇”条。

[5]见《全唐诗》卷五六九。

[6]见《才调集》卷九。

[7]按《：太平广记》卷二七三引《本事诗》，刘禹锡诗四首，其中有“云藏巫峡音容断”一句。

[8]按：故事谓妓名“行云”，取神女“朝为行云，暮为行雨”之意。

[9]《西溪丛语自叙》云“：绍兴昭阳作噩仲春望日，剡川姚宽令威识。”“昭阳作噩”即癸酉，绍兴癸酉即1153年。

[10]详见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第一章《长恨歌》，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

[11]按：此用尤刻本文字。

[12]见《朝野佥载》卷三。

[13]见《类说》卷二七引《唐宋遗史》。

[14]见《太平广记》卷二七三引《抒情诗》。

[15]见《旧唐书·刘禹锡传》。

[16]见《唐摭言》卷二。

[17]《全唐诗》卷五八二。

[18]《全唐诗》卷五九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