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本事类型的形成和影响

本事类型是如何形成的？对唐诗本事及相关文体又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考察这些问题对正确把握本事类型的性质，理解本事文本以及认识唐诗本事和宋人诗话的编排特征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本事类型的形成

唐诗本事类型的形成受两大因素的影响：一是文言小说的类型，二是唐人诗歌创作观念及习尚。一些本事所受影响分别来自这两个方面，而另一些本事则受这两个方面的共同影响。

本事中的很多故事类型源出唐前及唐时文言小说，特别是唐前志人小说《世说新语》和唐时杂事小说，这些类型包括本事中的企羡、狂简、伤悼、称赏、品评、幼敏、诗累、高逸、谀佞九类。企羡类主要来自《世说新语》中的“企羡”、“容止”两种类型。《世说新语》中的“企羡”一类故事，多表现对他人德望、才情和风貌的仰慕，本事中企羡他人才华风调及富贵荣华一类故事实本于此。《世说新语》中的“容止”类故事赞美士大夫的仪容仪表、举止风度，成为本事中企羡仪表品貌一类故事的来源。“企羡”和“容止”这两种旧有的故事形态有时又杂糅在本事故事中，如《翰林盛事》谓“崔（湜）之初执政也，方二十七，容止端雅，文词清丽”云云，反映原有两种故事类型在本事故事中的融合。狂简类主要来自《世说新语》中的“任诞”、“简傲”两种类型。“任诞”故事记载名士任性放纵、不拘礼法的行为，“简傲”故事则记载士人倨傲慢世的言行，本事中的狂简类故事与这两类故事性质相同。伤悼类主要来自《世说新语》中的“伤逝”一类。伤逝意指悲悼亡人，《世说新语》中的此类故事多是名士痛悼亡人以至灭性的故事，充满感伤色彩，伤悼类本事在题材内容和感情色彩上均与此类故事十分相近。称赏类主要来自《世说新语》的“赏誉”一类。“赏誉”故事多称赏赞誉人物品性、才情，而称赏类本事称赏标举优秀诗人及名篇佳作，主题大致相同。品评类主要来自《世说新语》中的“品藻”一类。“品藻”类故事内容多为品评人物的才貌、风格、气质、风度，品评类本事将人物品评变为诗歌品评。“品藻”故事不仅要对人物特质作出判断，还要鉴别优劣，品第甲乙，这种品评方式后来成为本事中诗人较艺故事的先导。幼敏类主要来自《世说新语》中的“夙惠”一类。魏晋时人崇尚天赋，《世说新语》多记载儿童聪慧的故事。唐承魏晋之风，也崇拜天才，特别推崇诗思敏捷和诗歌早熟的少年，少年咏诗的故事也常为唐人所乐道。诗累类主要来自《世说新语》中的“尤悔”一类。“尤悔”故事记载人物言行的过失，显示生活的坎坷、仕途的偃蹇，表现对人生失误的悔恨之情。“诗累”一类本事多记载诗人因诗得罪的故事，思想主题与“尤悔”一类故事相同。唐诗本事中也有“尤悔”一类故事。如《北梦琐言》卷二记载，令狐绹曾以故事访于温庭筠，温庭筠谓事出《南华》，且劝告令狐绹暇时览古。令狐绹十分恼怒，奏其有才无行，不宜与第。温庭筠后诗云：“因知此恨人多积，悔读南华第二篇。”此外还有进士孙定因戏谑孙储而终身不遇的故事^[43]及贯休因拒绝传授书法而得罪荆南节度使成汭的故事^[44]。此类本事虽然也是诗、事结合，但其中“尤悔”并不在于诗歌，而是其他言行；这些故事可视为由“尤悔”故事向“诗累”故事过渡的中间环节。高逸类主要来自《世说新语》中的“栖逸”一类。“栖逸”故事记载魏晋时期士大夫和隐士的隐居生活，表现清高旷放的隐逸情怀。高逸类本事表现唐人的隐逸生活，或心向隐逸的情怀，与“栖逸”故事在精神上一脉相承。以上八种本事类型主要来自《世说新语》。唐代杂事小说的类型化倾向对唐诗本事也产生了影响，这种影响有时更为直接。上文列举的佞媚类本事来自唐代杂事小说中的“谀佞”一类。《大唐新语》卷九列“谀佞”类，专收阿谀逢迎、谄佞害政一类故事，佞媚类本事与此类故事主题相同。

以上九种本事类型均可在《世说新语》和唐人杂事小说中找到依据，这些类型也基本上是由这些小说中的故事类型脱胎而来。

此外，神授类本事是唐前同类故事的延续。汉代以后出现了很多文才神授的故事。传说扬雄著《太玄经》，梦吐凤凰集《玄》之上^[45]；罗含少时梦五色鸟入怀，因有文章^[46]；江淹梦一美大夫索走五色笔，因此才尽^[47]；谢灵运寤寐间忽见谢惠连，因得佳句。此类小说虽未能作为一类故事收入唐前小说集，但毫无疑问，这种故事类型是存在的，并对后来的神授类本事产生了直接影响。

本事中也有一些类型主要是在唐人诗歌创作观念及习尚的影响下产生的，这些类型包括苦吟、比兴、题叶、感妓、诗谶五类。苦吟作为一种诗歌创作倾向，是中唐开始出现的，杜甫、孟郊、李贺等人的创作即显露这一倾向，但作为一种创作风气的开创者则是中晚唐时期的贾岛、姚合。两人的创作在晚唐五代得到了有力的响应，这一时期出现了一批贾、姚诗风的追随者和崇拜者，苦吟一时成为主导诗坛的创作风气。唐诗本事中的苦吟故事是这一时期出现的，毫无疑问，此类故事正是这一时期创作观念和创作习尚的反映。比兴作为诗歌创作的表现手法起于《诗经》创作的时代，经汉儒鼓吹，后来成为诗歌创作中最主要的表现手法。唐人在诗歌创作上虽然接受佛、道思想的影响，对儒家诗学也有所扬弃，但仍奉比兴为诗歌创作的大法。孔颖达的《诗经正义》对比兴之义有专门探讨，白居易的新乐府诗论标举风雅比兴，强调比兴的感兴功能，唐代出现的各种诗格著作也多涉及比兴问题，唐人的诗歌创作也多用比兴之体。比兴类本事的产生以此诗学观念和诗歌创作为背景，并与之互为表里。诗谶的前身是谣谶，谣谶是预示未来凶吉的童谣、民谣，其产生年代较早，汉人称为“诗妖”^[48]。诗谶的出现大约始于魏晋南北朝。《世说新语·仇隙》记载了潘岳《金谷集诗》成为诗谶的故事，《南史·侯景传》也记载了梁简文帝《寒夕诗》、《咏月诗》演为诗谶的故事。但是，诗谶的大量产生是在唐代。这其中的原因，一是唐人延续了汉代以来的谶纬思想，二是秉承了汉代以来的神理为文的文学观念。其中，文学观念的影响更为直接。

题叶故事起于唐人题叶寄情的浪漫风习，前已述及。感妓故事则源于唐人的才子佳人情结，此一问题下文将作专门探讨，兹不赘述。

本事中的另外一些类型是受文言小说类型和唐人创作观念及习尚的共同影响的，这就是嘲戏、敏捷、怨愤三类。唐代以前有很多谐谑故事，编成专书的就有三国时期邯郸淳的《笑林》，西晋陆云的《笑林》，隋时侯白的《启颜录》，等等。《世说新语》中有“排调”一类，专记戏谑、调笑故事。《世说新语》中的故事通常显示人的才华、学识，幽默诙谐，给人轻松之感。此类故事在唐代继续产生，这时出现了刘纳言的《俳谐集》^[49]、何自然的《笑林》^[50]、皮光业的《启颜录》^[51]等专书，有的小说，如《大唐新语》，还专列“谐谑”一类。这些小说作为一种故事类型无疑对唐诗本事产生了影响。本事中的嘲戏故事即源于此。但是，嘲戏一类本事在思想倾向上与谐谑故事又有所不同。一些本事或针砭社会的丑恶，或谴责官僚的无能，或揭露政治的黑暗，如光业嘲道门、杨德辉嘲僧门^[52]，景龙时人讥宰相^[53]，晚唐时人讥曹礭等四相^[54]，这些本事寓庄于谐，具有鲜明的社会批判倾向。这种思想倾向与诗歌的创作倾向有关。孔子论《诗》，认为《诗》“可以怨”。所谓“怨”，据伪孔传解释，是“怨刺上政”。唐人秉承这一儒家诗学传统，注重诗歌对社会及政治的批判意义，创作了大量伤时怨世的诗篇，上述嘲戏类本事的产生也是这一诗学精神的产物。

敏捷一类本事与《世说新语》中的“捷悟”故事相近，都是表现思维敏捷，领悟迅速，《世说新语》中的故事可以视为此类本事的类型来源。但是，此类本事的产生还与唐人对文才敏捷的崇尚有关。李白天才发越，才思敏捷，杜甫诗称“李白一斗诗百篇”，又说“敏捷诗千首”，推崇备至。此外，唐代还有很多文才敏捷的故事：

（杨）师道善草隶、工诗。……帝（太宗）见其诗，为擿讽嗟赏。后赐宴，帝曰：“闻公每酣赏，捉笔赋诗，如宿构者，试为朕为之。”师道再拜，少选辄成，无所窜定，一坐嗟伏。（《新唐书·杨师道传》）

王勃每为碑颂，先墨磨数升，引被覆面而卧。忽起，一笔书之，初不窜点，时人谓之腹稿。（《酉阳杂俎》前集卷一二）

温庭筠烛下未尝起草，但笼袖凭几，每赋一韵，一吟而已，故场中号为“温八吟”。（《唐摭言》卷一三）

此类故事的大量出现其实反映了唐人的创作观念，这种观念也是此类本事产生的原因。

本事中有“怨愤”一类，多为诗人以诗抒发怨愤的故事。这些本事与《世说新语》中的“忿狷”故事主题相近，本事类型也由此延伸而来。但是，怨愤类本事与忿狷故事主题又不尽相同。一般来说，“忿狷”故事将人物的愤怒归结为性情褊躁粗强，而在怨愤类本事中，人物的怨愤虽与个人性情有关，但主要还是对政治黑暗和社会不平的反应，前者只见个人性情，后者多具社会意义。以《本事诗·怨愤第四》为例，只有吴武陵题诗路左佛堂一事强调人物性情的“强悍激讦”，与忿狷故事相同，其他故事则有关社会政治。《本事诗·怨愤第四》虽收录数量有限，但基本体现了此类本事的面貌。本事与《世说新语》故事的不同其实是唐人的诗歌创作观念引起的，因为抒写对政治黑暗和社会不平的怨愤正是“诗可以怨”这一诗学精神的真正体现。

二、本事类型的影响

本事类型的影响首先表现于本事的文本结构和编辑分类。很多本事并非一事一篇，而是数事依类连缀成篇，事与事联系较为紧密，成为难以分割的有机整体。《云溪友议》卷上“襄阳杰”条记有与山南东道节度使于頔有关的崔郊感妓故事和戎昱感妓故事，两个故事本各自独立，但该条一体编写，并穿插云溪子所谓“临财莫贪，于色不吝”等议论，成为联系紧密的整体。同书卷中“澧阳宴”条记有李宣古赠崔云娘诗事、杜牧赠肥录事诗事及陆岩梦赠胡子女诗事，以类相从，先记诸事，后引众诗，前后一贯，俨然整体。《云溪友议》中属于这种情况的还有“巢燕词”、“题红怨”等条目。其他笔记也有同类情况。本事类型除影响本事的文本结构之外，还影响本事的编辑分类。《本事诗》将本事分为7类，其中“高逸”、“怨愤”、“征咎”和“嘲戏”4类属于前文指出的本事类型。《唐摭言》卷一三“敏捷”类收事15条，其中有9条本事，也是同类集中编排。《大唐新语》卷一三“谐谑”类也多收嘲戏一类诗歌本事。可见同类编排情况并不少见。

本事类型的影响不限于唐诗本事，还由此延伸到宋代诗话，宋代诗话总集的编辑分类也同样受本事类型的影响。

北宋时期出现过三部重要的诗话总集，这就是《唐宋分门名贤诗话》、《古今诗话》和《诗总》。这三部诗话总集，《古今诗话》原书已佚，今仅有曾慥《类说》所存节编本及郭绍虞辑佚本^[55]，远非原貌，因此，原本究用何种编辑体例，今已无从考知。《唐宋分门名贤诗话》前代目录有著录，《宋史·艺文志》文史类作《唐宋名贤诗话》二十卷，《遂初堂书目》文史类作《唐宋诗话》。又其他著作引作《名贤诗话》、《分门诗话》，乃同书异名。该书为第一部诗话总集，国内久佚，但流传海外，韩国今存十卷，张伯伟有整理本，收入《稀见本宋人诗话四种》。该书分类编排，虽仅存残本，但正文之前有目录，备列分类条目，尚可全面考察诗话的分类情况。《诗总》今存，今《诗话总龟·前集》大致保存该书原貌，也是分类编排。

北宋诗话继承唐诗本事的传统，多以记事为主，收入这两部诗话总集的诗话多为记事一体。由于这两部诗话总集主要收录唐诗本事和承其体制的北宋诗话，所以它们在编辑分类上必然与唐诗本事的类型发生联系，甚至以本事类型作为分类标准。

《唐宋分门名贤诗话》将诗话分为34门，其中，与唐诗本事类型相同或直接相关的有12门，这些门类包括：品藻、讥讽、嘲谑、不遇、激赏、聪悟、轻狂、隐逸、幽怨、伤悼、谶兆、诗卜。“品藻”门诗话一般品评诗歌，且多较量高下，或褒贬抑扬，与“品评”类本事相近^[56]。“讥讽”门诗话涉及怨愤讥讽，其中收入《本事诗·怨愤第四》中吴武陵题路左佛堂诗事及张九龄《海燕》诗事，与“怨愤”类本事相近。“嘲谑”门诗话记戏谑调笑等诗事，源出“嘲戏”类本事。“不遇”门诗话仅存一条，且多残缺，但所记李白进《清平调》词一事见于《松窗杂录》，故可得见全貌。此一故事谓李白进《清平调》词以后，高力士终以脱靴为耻，于是向杨贵妃进谗，认为李白词以赵飞燕比贵妃，含轻贱之意。后玄宗欲命李白官职，因贵妃阻挠而罢。此一故事在唐诗本事中属于“诗累”一类。“激赏”门诗话多欣赏标举名篇佳句，与“称赏”类本事相同。“聪悟”门诗话仅存三条，均记少年才思敏捷者，与“幼敏”类本事相同。“轻狂”门诗话多记狂放傲纵之事，与“狂简”类本事相近。“隐逸”门诗话记隐逸之事，与“高逸”类本事相同。“幽怨”门以下佚其正文，仅存名目，但从名目尚可推知其诗话类型。“幽怨”门当与“怨愤”类本事相近，“伤悼”门诗话与“伤悼”类本事相同，“谶兆”、“诗卜”门诗话当出于“诗谶”类本事。

《诗总》对本事类型的沿用更为广泛。在整个46门中，有16门与本事类型对应或直接相关，这些门类包括：幼敏、狂放、称赏、评论、苦吟、寓情、诗累、诗谶、讥诮、诙谐、怨嗟、伤悼、隐逸、佞媚、雅什、警句。“幼敏”门与本事“幼敏”类对应，“狂放”门与本事“狂简”类对应，“称赏”门与本事“称赏”类对应，“评论”门与本事“品评”类相近，“苦吟”门与本事“苦吟”类对应。“寓情”门多收录“感妓”类本事，与“感妓”类相近。“诗累”门与本事“诗累”类对应，“诗谶”门与本事“诗谶”类对应。“讥诮”门收录嘲戏、怨愤两类诗事，其中包括隐含讥讽的诗事。“诙谐”门与本事“嘲戏”相近，“怨嗟”门与本事“怨愤”类相近，“伤悼”门与本事“伤悼”类对应，“隐逸”门与本事“高逸”类对应，“佞媚”门与本事“佞媚”类对应。此外，“雅什”、“警句”两门多标举名篇佳句，乃自本事“称赏”类分化扩展而来。

兹将本事类型与诗话门类的对应关系列表如下：

以上我们将《唐宋分门名贤诗话》和《诗总》的编辑分类与唐诗本事的类型作了分别对照，这些对照表明，诗话分类确实受本事类型的影响。虽然从本事类型到诗话门类，其间有分合、交叉，但对应关系还是十分明确的。

【注释】

[1]按：本事所谓张昌龄诗“今同丁令威”句，实出自崔融诗《和梁王众传张光禄是王子晋后身》。见《全唐诗》卷六八及《旧唐书·张昌宗传》。

[2]《唐诗纪事》卷五四“孟迟”引《，四部丛刊·初编》本。

[3]见《唐摭言》卷一一。

[4]见《唐摭言》卷九。

[5]见《南部新书》丁。

[6]见《唐摭言》卷一五。

[7]见《太平广记》卷一九九引《闽川名士传》。

[8]见《唐摭言》卷一○。

[9]见（宋）张齐贤《洛阳搢绅旧闻记》卷一。

[10]见《大唐新语》卷八。

[11]见《朝野佥载》卷一。

[12]见《鉴诫录》卷八。

[13]按：此载人名有误。详见《考证篇》“21李德裕”条。

[14]《全唐诗》卷五二一载杜牧《早春寄岳州李使君李善棋爱酒情地闲雅》，为寄李远之作，可见李远性闲雅，善棋爱酒。

[15]见《北梦琐言》卷六。

[16]见《唐摭言》卷四。(www.daowen.com)

[17]见《唐摭言》卷十二。

[18]见《明皇杂录》卷上。

[19]见《太平广记》卷一七五引《南楚新闻》。

[20]见《太平广记》卷一七五引《闽川名士传》。

[21]见《旧唐书·杨收传》。

[22]见《诗话总龟·前集》卷一三引《郡阁雅谈》。

[23]见廖彩樑《乾陵稽古》录《薛公墓志铭》，黄山书社，1986年版。

[24]《唐摭言》卷一○。

[25]《五代史补》卷三。

[26]《诗话总龟·前集》卷一一引《郡阁雅谈》。

[27]《诗话总龟·前集》卷六引《郡阁雅谈》。

[28]见《唐摭言》卷四。

[29]见《本事诗·情感第一》。

[30]见《幽闲鼓吹》。

[31]见《幽闲鼓吹》。

[32]见《唐摭言》卷七。

[33]见《诗话总龟·前集》卷三九引卢《抒情》。

[34]见《北梦琐言》卷七。

[35]见《江南野史》卷七。

[36]见王士源《孟浩然集序》，《孟浩然集》《，四部丛刊·初编》本。

[37]见《鉴诫录》卷七“四公会”。

[38]见《诗话总龟·前集》卷三三引《古今诗话》。

[39]见《旧唐书·李峤传》。

[40]见《朝野佥载》卷三。

[41]见《旧唐书·尹知章传》。

[42]白居易有《和杜录事题红叶》（见《全唐诗》卷四五○），韦应物、杜牧有《题桐叶》（见《全唐诗》卷一九三及卷五二一），孟郊《赠转运陆中丞》云：“衣花野菡萏，书叶山梧桐”（《全唐诗》卷三七七），邵谒《览孟东野集》云：“题花花已无，玩月月犹在”（《全唐诗》卷六○五），齐己《寄南雅上人》云：“清吟何处题红叶，旧社空怀堕白莲”（《全唐诗》卷八四四），《寄怀东林寺匡白监寺》云：“闲搜好句题红叶，静敛霜眉对白莲”（《全唐诗》卷八四四），李商隐有《牡丹》诗谓：“我是梦中传彩笔，欲书花叶寄朝云”（《全唐诗》卷五三九）。

[43]见《唐摭言》卷一○。

[44]见《北梦琐言》卷二○。

[45]见《西京杂记》卷二。

[46]见《太平御览》卷三九八

[47]见钟嵘《诗品》卷中。

[48]旧题汉伏胜著《尚书大传》提到诗妖《，洪范五行志》言及诗妖概念，《汉书·五行志》对诗妖的出现作出了理论的说明。

[49]《新唐书·艺文志》小说家类著录十五卷。

[50]《新唐书·艺文志》小说家著录三卷。

[51]《宋史·艺文志》小说类著录六卷。

[52]见《鉴诫录》卷六。

[53]见《诗话总龟·前集》卷三七引《朝野佥载》。

[54]见《南部新书》甲。

[55]见《宋诗话辑佚》，中华书局，1980年版。

[56]按：《诗话总龟·前集》的编排分类多沿用《唐宋分门名贤诗话》的分类方法，《总龟·前集》四三至卷四五分别录“送别”、“怨嗟”、“伤悼”三类诗话，与《唐宋分门名贤诗话》卷一二、一三所录“离别”、“幽怨”、“伤悼”类目相应，顺序相同，因此，“幽怨”门诗话当与“怨嗟”门诗话相近。“怨嗟”门诗话多记哀怨故事或诗歌，与“怨愤”类本事相近，“幽怨”门诗话当亦复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