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本事的生成形式

本事的生成途径，我们已在理论上划为三种。途径不同，生成情况也大不相同。对于文献记载一类的本事来说，所谓本事的生成其实是指故事的发生，故事的发生和本事的生成是同一的。在故事的发生之外，并不是存在一个所谓的生成过程。但是，对于口头传说和诗歌解读这两类本事来说，本事的最终完成，既要经过本事的发生阶段，又要经过本事的口头传播或书面解读阶段，因此，这两类本事的生成过程是一个对原有故事进行再创造的过程。也有一些本事甚至本来并不存在，它们是在口头传播或书面解读过程中产生的，本事的生成过程是一个由无到有的创作过程。这两类本事的生成对唐诗本事的产生是至关重要的，本节对本事生成形式的探讨也是建立在这两类本事的基础上的。

本事的生成形式，概而言之，有如下六种：

一、解读诗作

前文已经论及，诗歌解读是本事的重要来源。但从另一角度而言，这种阅读行为也是本事的生成形式，借助诗歌解读，形形色色的诗歌本事得以产生。作为本事的生成形式，解读诗作又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敷演诗意

一些诗歌具有叙事性，本事作者根据诗歌提供的人物、事件等要素，借助一定的想象，推演出与诗歌内容大致吻合的诗歌故事。《本事诗》中有两篇杜牧的诗歌故事即由此生成：

杜舍人牧，弱冠成名。当年制策登科，名振京邑。尝与一二同年城南游览，至文公寺，有禅僧拥褐独坐，与之语，其玄言妙旨，咸出意表。问杜姓字，具以对之。又云：“修何业？”傍人以累捷夸之，顾而笑曰：“皆不知也。”杜叹讶，因题诗曰：“家在城南杜曲旁，两枝仙桂一时芳。禅师都未知名姓，始觉空门意味长。”（《本事诗·高逸第三》）

杜为御史，分务洛阳，时李司徒罢镇闲居，声伎豪华，为当时第一。洛中名士，咸谒见之。李乃大开筵席，当时朝客高流，无不臻赴。以杜持宪，不敢邀置。杜遣座客达意，愿与斯会。李不得已，驰书。方对花独酌，亦已酣畅，闻命遽来。时会中已饮酒，女奴百余人，皆绝艺殊色。杜独坐南行，瞪目注视，引满三卮，问李云：“闻有紫云者，孰是？”李指示之。杜凝睇良久，曰：“名不虚得，宜以见惠。”李俯而笑，诸妓亦皆回首破颜。杜又自饮三爵，朗吟而起曰：“华堂今日绮筵开，谁唤分司御史来？忽发狂言惊满座，两行红粉一时回。”意气闲逸，旁若无人。（同上）

第一则故事基本复述诗歌大意。在叙写中，虽然参杂想象成份，但基本情节自诗歌内容化出，并无超出诗歌内容的情节枝蔓。第二则故事亦据诗意敷演，只是与诗歌内容相比，情节更为曲折迭宕，描写也更为细腻丰富，因而想象的色彩更为浓厚。当然，作者在叙写故事时，对诗歌原文发生误解。文中所谓李司徒“以杜持宪，不敢邀置”云云，即是对“谁唤”一句的误读^[4]。在此类本事的生成过程中，这种误读的情况较为普遍。如果说以上两则故事仍然遵循诗歌提供的事实框架，那么，同是敷演诗意，崔护题诗都城南庄的故事则明显溢出诗歌内容，超越了原有故事的框架。本事后半叙崔护题诗后数日复往寻访，闻有哭声，乃知女子久已属意于己，见所题诗，感恨而死。崔护请入哭之，女竟复活，遂结为夫妻。这段为情所感、由生而死、由死而生的浪漫故事在诗歌中并无情节依据，显然出于虚构。虽然如此，从故事情调和人物性格来看，衍生的情节是对原有故事的合乎情理的发展，整个构思仍不失为一种“合理想象”，这种以“合理想象”构筑故事情节的方式可视为对诗意的演绎。

第二，穿凿诗事

穿凿诗事是指本事作者对诗歌内容有严重误读和曲解，诗歌本事基本由误读和曲解附会而来。有时，这种误读和曲解涉及全篇诗歌，如下列两则本事：

渭南（按：指王建）先与内宫王枢密尽宗人之分，然彼我不均，后怀轻谤之色。忽因过饮，语及“桓灵信任中官，多遭党锢之罪，而起兴废之事”，枢密深憾其讥，诘曰：“吾弟所有宫词，天下皆诵于口。禁掖深邃，何以知之？”建不能对。……为诗以让之，乃脱其祸也。建诗曰：“先朝行坐镇相随，今上春宫见长时。脱下御衣偏得着，进来龙马每交骑。常承密旨还家少，独奏边情出殿迟。不是当家频向说，九重争遣外人知。”（《云溪友议》卷下“琅琊忤”）

兵部李员外约，汧公之子也。识度清旷，迥分尘表。与主客张员外谂同弃官，并韦征君况墙东遁世，不婚娶，不治生业。李尤厚于张，每与张匡床静言，达旦不寝，人莫得知。赠张诗曰：“我有心中事，不向韦二说。秋夜洛阳城，明月照张八。”（《尚书故实》）

第一则本事，故事与诗歌在内容上难以吻合。全诗不过叙说王守澄与帝王的亲密关系、宫中执掌及所受荣宠，流落企羡颂美之情。与故事中企图转嫁罪责以脱灾祸的情节毫无关联。诗歌本事当是误解诗歌原意并据诗歌尾联附会而来。第二则本事所引李约诗实为怀人之作：秋夜月中，诗人虽有心事，却不便向近邻韦况诉说，他想起好友张谂，但此时人分两地，无由接谈，惟有月下相思而已。本事中李约与张谂每“匡床静言，达旦不寝”一节，情节怪异，与此诗意不符，显为穿凿附会。本事当据文末所引李约诗敷演而来。

除误解全诗以外，另有一些本事拾掇诗中一二词句，歪曲原意，随意牵强附会，一些本事因此成为毫无依据的臆说。前文已述及《北梦琐言》卷二所载温庭筠诗“因知此恨人多积，悔读《南华》第二篇”两句故事，其实，两句出自温庭筠诗《李羽处士故里》，乃伤悼友人，兼以自伤，与令狐绹“以故事访于温岐”事毫无关涉。又如下引本事：

唐尚书李曜罢歙州，与吴圆交代：有佐酒录事名媚川，聪明敏慧，李颇留意，而已纳营籍妓韶光，托于替人，令存恤之。临发洪饮，不胜离情，有诗曰：“经年理郡少欢娱，为习干戈间饮徒。今日临行尽交割，分明收取媚川珠。”吴答曰：“曳履优容日日欢，须言达德倍汍澜。韶光今已输先手，领得珠掌内看。”（《太平广记》卷二五二引《抒情诗》）

本事诗中“媚川”、“韶光”指山川风物，良辰美景，本事以为人名，实属无稽^[5]，据以附会故事，乃游戏笔墨。除以上两例之外，此类情况还有据薛能诗“旧将已为三仆射，病身犹是六尚书”两句附会的薛能旧将时溥、刘巨容、周岌“俱假端揆”的故事^[6]，有据李涉诗《遇湖州妓宋态宜二首》诗题附会李涉扬州遇宋态的故事^[7]。这些本事抛开解诗原则，其穿凿附会具有很大的随意性。

第三，附会比兴

唐代的咏物、咏史或咏事诗，常借助比兴手法，托物言志，借事抒怀。这些诗多因事感发，要理解诗歌深藏的内涵，就必须了解其事件背景，因而述说此类诗歌的本事应运而生。《本事诗》中有王维《息夫人》诗事，张又新《牡丹》诗事，白居易杨柳诗事，吴武陵怨愤诗事，张九龄《海燕》诗事；《云溪友议》中有章孝标《归燕诗》、欧阳澥《燕诗》、朱庆余《闺意》诗本事。唐人笔记载录此类本事甚多。唐诗好用比兴，为此类本事的产生提供了条件，也为附会说诗之风大开方便之门。此类本事，有的确有其事，有的则是附会之谈，如下列本事即出自附会：

白尚书姬人樊素，善歌；妓人小蛮，善舞。尝为诗曰：“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年既高迈，而小蛮方丰艳，因为杨柳之词以托意，曰：“一树春风万万枝，嫩于金色软于丝。永丰坊里东南角，尽日无人属阿谁？”（《本事诗·事感第二》）

韩退之有二妾，一曰绛桃，一曰柳枝，皆能歌舞。初使王庭凑，至寿阳驿，绝句云：“风光欲动别长安，春半边城特地寒。不见园花兼巷柳，马头惟有月团团。”盖有所属也。柳枝后逾垣遁去，家人追获。及镇州初归，诗曰：“别来杨柳街头树，摆弄春风只欲飞。还有小园桃李在，留花不放待郎归。”自是专宠绛桃矣。（《唐语林》卷六）

后唐明宗太子从荣，好作歌诗，高辇辈多依附之。……齐己《中秋》诗云：“东林莫碍渐高势，四海正看当路时。”从荣果谋不轨，唱和者言涉嫌疑，皆就诛，惟齐己得荆帅高令公匿而获免。（《唐诗纪事》卷七五“僧齐己”）

第一则本事所引“杨柳之词”题为《杨柳枝词》^[8]。《全唐诗》卷四六三所载卢贞《和白尚书赋永丰柳》诗序云：“永丰坊西南角^[9]，有垂柳一株，柔条极茂。白尚书曾赋诗。”则白居易诗不过咏物，别无深意。第二则本事的真实性，后世看法不一。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卷一七引寿阳驿出土诗石及唐人跋语，证其实有，而蒋之翘《韩昌黎集辑注》、方世举《昌黎诗集编年笺注》则力辨其无。此一本事其实自第二首诗《镇州初归》附会，所谓“柳枝后逾垣遁去”出自前两句，而“专宠绛桃”乃据后两句所叙。韩愈出使镇州在长庆二年二月^[10]，自镇州归时，已在春末，此诗不过记故园景色，皆本于实。只是后两句用拟人手法，用语旖旎妩媚，故启说者艳异遐想，而造此附会穿凿之说。第三则本事是说齐己《中秋》诗句隐喻李从荣势如中天，但《中秋》诗全篇不过写一时风物，乃流连光景之作，并无寓意。所引“四海”句，原作“四海待看当午时”，纯为写景，远离隐喻，诗歌异文是因牵合本事而有意改动的。

附会比兴的本事还可举出吴武陵怨愤诗事、杜牧《叹花》诗事^[11]等。这些本事，有的本无其事，故事完全据诗歌附会而来，如韩愈诗事、杜牧诗事；有的虽有其事，但诗与事并无关联，本事乃牵合而成，如上引白居易诗事、齐己诗事及托为吴武陵诗之本事。因诗造事和因诗成事是此类本事的具体生成方式。

第四，坐实事典

唐诗用典极为普遍，有的明用，有的暗用，有的用其事，有的用其辞，或有读者熟视无睹，对于暗用或用其辞者，更是懵然而无知觉，因此，唐诗本事解诗常常误以用典为记实事。这种坐实事典的解读总是远离实事，有时失之毫厘，谬以千里。如下列本事：

李义山师令狐文公。大中中，赵公在内廷，重阳日义山谒不见，因以一篇纪于屏风而去。诗曰：“曾共山公把酒卮，霜天白菊正离披。十年泉下无消息，九日樽前有所思。莫学汉臣栽苜蓿，还同楚客咏江蓠。郎君官贵施行马，东阁无因更重窥。”（《唐摭言》卷一一）

李群玉，澧州人。好吹笙，常使家僮吹之。性喜食鹅。及授校书郎，即归故里。卢肇送诗云：“妙吹应诺凤，工书定得鹅。”（《太平广记》卷二六五）

杜甫与严武世旧，武镇蜀，辟甫为参谋，待遇甚隆。甫凭醉登武之床，瞪视武曰：“严挺之乃有此儿。”武虽急暴，不以为忤。甫于成都浣花里，种竹植树，结庐就江，纵酒笑咏，与田畯野老相狎荡，无拘检。严武过之，有时不冠。故武诗云：“莫倚善为鹦鹉赋，何须不著鵕鸃冠。”其傲诞如此。（《续世说》卷五“任诞”）

李商隐诗本事，《北梦琐言》卷二载谓：“李商隐，绹父楚之故吏也，殊不展分。商隐憾之，因题厅阁，落句云：‘郎君官重施行马，东阁无因许再窥。’亦怒之，官止使下员外也。”这一记载提示，本事自“郎君”两句解读敷演而来。句中“东阁”用汉代公孙弘为相时开东阁以延贤士的故事，两句是说，令狐楚在世时，引李商隐为门客，关怀备至，但令狐楚死后，令狐绹疏远了李商隐，使商隐不能再曳裾门下，得其恩顾。两句不过借事达意，望令狐绹汲引，并非真以未能再窥厅阁为憾。本事坐实“东阁”一语，而造此题诗厅阁故事。第二则本事所谓李群玉“性喜食鹅”乃依据卢肇诗“工书定得鹅”一句演绎。其实该句用王羲之为山阴道士书《黄庭经》而得鹅的故事，谓李群玉擅长书法，以王羲之“工书”为比，非真有“得鹅”之事。第三则本事前半出自《云溪友议》卷上“严黄门”条，后半所谓杜甫“不冠”之说又见《新唐书·杜甫传》：“武以世旧，待甫甚善，亲至其家。甫见之，或时不巾，而性褊躁傲诞。”除此之外，本传还记有严武欲杀杜甫之事：“一日，欲杀甫及梓州刺史章彝，集吏于门，武将出，冠钩于帘三，左右白其母，奔救得止。”一般认为，这些记载是唐人自严武诗句附会而来。所谓杜甫“不冠”之说出自“何须不著鵕鸃冠”一句，而严武“欲杀”之说则出自“莫倚善题鹦鹉赋”一句，前者以诗中“不冠”为实事，后者以黄祖杀祢衡故事影指实事。宋代以后，学者多不信此类说法。洪迈《容斋随笔》续笔卷六以为杜甫之于严武，其情眷眷，必无“欲杀”之意。况严武必不肯以黄祖自比。杨伦《杜诗镜铨》卷九引朱鹤龄语，对“莫倚”两句作了全面解读：“今按：‘莫倚善题鹦鹉赋’，虑其恃才傲物，爱而规之也。‘何须不著鵕鸃冠’，劝之出而仕也。二语正见严、杜交情之厚。”所论颇为中肯。可见，“不冠”、“欲杀”二说的虚妄乃坐实事典、牵引附会之误。

第五，误用异文

唐诗在流传中产生了一些异文，这些异文往往给读者读诗造成误导，使诗歌解读偏离原有的题旨和诗意，好事者甚至据以敷演故事，立怪异之说。如下面两则本事：

韩愈好奇，与客登华山绝峰，度不可返，乃作遗书，发狂恸哭，华阴令百计取之，乃下。（《唐国史补》卷中）

上（指宪宗）曰：“比闻有一卿能为诗，而姓氏稍僻，是谁？”宰相对曰：“恐是包子虚、冷朝阳。”皆不是也。上遂吟曰：“山上青松陌上尘，云泥岂合得相亲？世路尽嫌良马瘦，唯君不弃卧龙贫。千金未必能移姓，一诺从来许杀身。莫道书生无感激，寸心还是报恩人。”侍臣对曰：“此是戎昱诗也。京兆尹李銮拟以女嫁昱，令改其姓，昱固辞焉。”（《云溪友议》卷下“和戎讽”）

韩愈登山一事怪异离奇，前人有信之者，有疑之者^[12]。信之者认为这是韩愈《答张彻》诗中记载的实事，但是，说者引以为据的“悔狂已咋指，垂诫仍镌铭”两句文本并不可靠，其中“狂”字，诸本亦作“往”^[13]，从诗句偶对及上下文意推断，“往”字为其本字。既然“狂”字为误改的异文，那么，本事中由此生成的“发狂恸哭”一节即于诗无据，是无中生有的妄谈，由此情节衍生而来的韩愈作书、县令援救等事，则近于梦中说梦。上引第二则本事亦据诗中异文附会而来。文中戎昱诗题为《上湖南崔中丞》^[14]，是一首酬赠湖南观察使崔瓘的诗，其中“千金”两句原作“千金未必能移性，一诺从来许杀身”，自谓誓志以身报答崔瓘知遇之恩，一诺而重于千金。本事依据的文本，“性”改作“姓”，好事者据此异文，创为改姓之说，又曲解“千金”一词，以指“女子”^[15]，从而附会出嫁女改姓的离奇故事。这种郢书燕说式的故事虽失之毫厘，但与事实相较，何啻千里。

依据异文生成的本事有时极具迷惑性，因为从表面看来，这些本事均有文本依据。如果原始文本易见，则虚假的故事易于揭破；但如果原始文本稀有，或散佚无考，则谬说易于惑众，以讹传讹，莫之能察，这或许是考察唐诗本事时需要格外小心的。

二、套用事典

一些唐诗本事远离诗歌本来故事，而接近旧事或典故，故事实自旧有事典演化而来；还有一些本事，本无其事，其事自旧事典故移植而来。这些本事刻意模仿旧事典故，与旧事典故类型相似，描写趋同，本事与事典之间具有明显的同构关系。这种套用事典的情况在本事中较为普遍，归纳起来，有下面两种情形：

第一，因诗意附会旧事

一些本事并不遵循原有诗事的框架，而是依据诗歌的有关内容附会旧事，用旧事改造诗事，或将诗事纳入旧事的框架，这样的本事已不完全符合原有诗事的面貌，成为与旧有事典接近的新的故事。如李涉遇豪客故事，其中所谓李涉遇豪客一诗，原题为《井栏砂宿遇夜客》，诗云：“暮雨萧萧江上村，绿林豪客夜知闻。他时不用逃名姓，世上如今半是君。”^[16]本事据诗意敷演，豪客剽掠、李涉赠诗一节乃附会衍生，与诗意不符。衍生的情节与《世说新语·自新》中陆机感化戴渊的故事相似，遣词造句也如出一辙，可见这一情节自《世说新语》故事化出，是模仿小说编造的一段故事^[17]。化用事典的还有上官仪《入朝洛堤步月》诗事：

高宗承贞观之后，天下无事。上官侍郎仪独持国政。尝凌晨入朝，巡洛水堤，步月徐辔，咏诗云：“脉脉广川流，驱马历长洲。鹊飞山月晓，蝉噪野风秋。”音韵清亮，群公望之，犹神仙焉。（《隋唐嘉话》卷中）

循堤步月入朝的叙述是贴近诗题及诗歌内容的意度之词，但所谓“音韵清亮，群公望之，犹神仙焉”等描写，则是与诗歌内容无直接关联的想象之词。魏晋南北朝小说在描写人物时常有“望若神仙”之类的刻画，或寓赞美，或寓企羡，本事在情节构成和人物心理刻画上均受此类小说的启发和影响，一些描写则直接出自这些小说的情节^[18]。与上官仪诗事相近的还有崔湜诗本事：“崔之初执政也，方二十七，容止端雅，文词清丽。尝暮出端门，下天津桥，马上自吟：‘春游上林苑，花满洛阳城。’张说时为工部侍郎，望之杳然而叹曰：‘此句可效，此位可得，其年不可及也。’”^[19]此一本事的内容或偏离诗歌，或有违史实^[20]，同上官仪诗事一样，也是由魏晋南北朝小说演化而来的故事。

第二，依事典编造故事

中国古典诗文的用典是人们熟悉的，小说的用典则较为生疏。其实，小说不仅采择历史故事、神话传说等，唐人传奇还依照事典编造故事。如李玫《纂异记》中《许生》记“甘露之变”被害四相鬼魂相聚的故事，全篇构思源出西晋石崇、潘岳同刑东市的故事。唐诗本事有时也借用这一故事的生成手法，故事的主体和构想源于前代旧事、典故，是前代事典的移植和再造。故事内容与诗歌内容无关，因而故事是外在的，是独立于诗歌的自觉创造。这些特征与上述第一种情形有所不同。如钱起诗得神助的故事：

（钱）起能五言诗。初从乡荐，寄家江湖，尝于客舍月夜独吟，遽闻人吟于庭曰：“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起愕然，摄衣视之，无所见矣，以为鬼怪，而志其一十字。起就试之年，李所试《湘灵鼓瑟诗》题中有“青”字，起即以鬼谣十字为落句，深嘉之，称为绝唱，是岁登第。（《旧唐书·钱徽传》）

此一本事的主旨是魏晋南北朝至唐代普遍存在的文才神授观念，《唐才子传》的记载将此一观念表露无遗：“主文李深嘉美，击节吟味久之，曰：‘是必有神助之耳。’”魏晋南北朝有很多文才神授的故事，如罗含梦得文才和江淹梦失文才的传说，谢灵运梦见惠连而得佳句的故事，都无一例外地宣扬文才神授。谢灵运所谓“此语有神助，非我语也”^[21]，即才思神授之意。钱起诗本事表现“曲终”两句的精警传神与谢灵运梦得佳句故事类似，无疑自此衍生复制。此一本事在内容上与诗歌本身无关联，完全是一种文学观念的产物。

上述本事与前代故事的关系较为明显，易于追寻。也有一些本事虽化用前代事典，但隐晦曲折，不着痕迹，其承继关系不易发现。《云溪友议》卷中“衡阳遁”讲述玄宗时期徐安贞遁隐于淄流的故事：徐安贞久在中书，恐李林甫罪累，逃隐衡山岳寺，为行者数年，喑哑不言。后李邕游岳过寺，见徐安贞题字，知其在山寺，因与相见，诵安贞诗中佳句“岘山思驻马，汉水忆回舟”等，后同载北归，止于潭州，湖南观察使水亭相迎，徐安贞云：“行者潇湘逢故人，得随归客，止乎汀洲之娱，若幽谷之睹太阳者矣。不然委顿岩谷，卒于寺隶也。”徐安贞逃隐衡山一事有违史实，是杜撰的故事^[22]。文末徐安贞语化用南朝诗人柳恽的《江南曲》诗句：“汀洲采白蘋，日暖江南春。洞庭有归客，潇湘逢故人。故人何不返？春华复应晚。不道新知乐，且言行路远。”^[23]所谓李邕携徐安贞北归的故事不过由柳恽诗歌化生敷演，而徐安贞逃隐山寺的故事乃因此而预设铺排。整个故事是以柳恽诗歌为想象平台，并由此生发而来。此一本事对旧典的借用主要表现于故事的构思，这种“夺胎换骨”式的化用比其他事典套用更为隐蔽，更加难于觉察。

三、追求故事

一些诗歌，或本无本事，或诗事简单。因为闲谈和传播的需要，本事作者将无“事”之诗纳入已有的或虚构的故事框架，或将原本简单的诗事故事化，使之成为叙事更为曲折、情节更为完整、趣味更为浓厚的小说故事。如下面的本事：

朱滔括兵，不择士族，悉令赴军，自阅于毬场。有士子容止可观，进趋淹雅。滔召问之曰：“所业者何？”曰：“学为诗。”问：“有妻否？”曰：“有。”即令作寄内诗，援笔立成。词曰：“握笔题诗易，荷戈征戍难。惯从鸳被暖，怯向雁门寒。瘦尽宽衣带，啼多渍枕檀。试留青黛着，回日画眉看。”又令代妻作诗答，曰：“蓬鬓荆钗世所稀，布裙犹是嫁时衣。胡麻好种无人种，合是归时底不归？”滔遗以束帛，放归。（《本事诗·情感第一》）

故事贴近情理，题诗也颇为巧妙，整个叙述似乎天衣无缝。但是，文中第二首诗，《又玄集》卷下、《才调集》卷一○均作葛鸦儿诗，题为《怀良人》。此诗当属葛鸦儿，为思妇怨别之词。此一本事前半或为实事，后半则出于虚构，这是本事作者为使故事更为曲折动人而编造的一段情节，这种对故事情节的追求正是后一首诗成为有“事”之诗的原因。《云溪友议》中的此类本事，可以举出“巫咏难”和“钱塘论”。“巫咏难”条记载，白居易将过巫山，秭归县令繁知一于神女祠署诗候其清词，白居易谓和州刺史刘禹锡为夔州刺史时欲在此题诗，然怯而不为。后罢郡经过，去诗千余首，但留沈佺期、王无竞、李端、皇甫冉诗各一首，终无所作。然本事所记白居易过巫山事，当在元和十三年（818）至十五年（820）为忠州刺史时期，刘禹锡为夔州刺史及此后为和州刺史，则是长庆元年（821）至宝历二年（826）的事，所谓白居易谓和州刺史刘禹锡云云，于史不符。本事所述刘禹锡事出于虚构，有关白居易的故事自繁知一诗附会而来。此一本事意在称赏沈佺期等四人巫山神女诗，刘禹锡、白居易敛手无作的故事不过是立足繁知一诗的虚构而已。“钱塘论”中张祜、徐凝就白居易较量文词的故事不可信^[24]，所记杜牧与白居易辇下较文一事颇乖情理事实^[25]，而杜牧为张祜诗翻案事亦出穿凿。这些故事均无事实依据，作者本意，不过借事论诗衡文，并以娱听众读者耳目。以上两则本事均有诗评性质。唐人论诗，见于文集的单篇零札，多是直接发表议论，与此不同，本事则借助虚拟的故事臧否抑扬。

本事故事化的进一步发展是本事的戏剧化，即在本事中安排出乎意料的故事情节，以追求引人入胜的戏剧效果。在本事中，戏剧化往往通过巧合来实现。对于一些具有叙事性质的诗歌来说，这种借助巧合的戏剧化手法是本事生成的重要形式。如下引本事：

元相公稹为御史，鞠狱梓潼。时白尚书在京，与名辈游慈恩，小酌花下，为诗寄元曰：“花时同醉破春愁，醉折花枝当酒筹。忽忆故人天际去，计程今日到梁州。”时元果及褒城，亦寄《梦游》诗曰：“梦君兄弟曲江头，也向慈恩院里游。驿吏唤人排马去，忽惊身在古梁州。”千里神交，合若符契，友朋之道，不期至欤。（《本事诗·征异第五》）

此一本事有两个戏剧性情节：第一，白居易等游慈恩寺院为诗寄元稹时，计其已达梁州，时元稹果及梁州。第二，白居易等游慈恩寺院时，元稹于梁州梦见诸人游历情形。但是，据元、白诗歌原文，可以确定的不过是两个极为平常的偶合：一是元稹诗中梦与同游者乃怀己之人；二是白居易等忆元稹之时，推测元已过梁州，而元稹梦游又偏偏发生在抵达梁州时。至于本事中的第一个情节其实于诗无据，第二个情节则是歪曲诗意附会而来的^[26]。此一本事在自然偶合之外更生戏剧性巧合，使原本平淡无奇的生活事件幻化为诡异怪奇的神秘故事。具有这种戏剧性巧合的还有前引卢储催妆诗故事。故事中的叙事有矛盾，依据本事有关记载，并考之史实，其诗作者不为卢储，亦非其他状元及第者^[27]。以诗属卢储，乃是依据所谓“来年果状头及第”的叙述，而所谓“状头及第”云云，又是坐实附会诗中“第一仙人许状头”一句，这一坐实附会正是巧合的具体运用。本事的生成，诗歌的归属，都缘于此。

以上两首本事诗原本具有叙事性，但诗歌提供的事件尚不足以构成本事，本事的中心情节并不来自诗歌，而是来自刻意安排的情节巧合。因此，我们不妨说，这些本事是诗事戏剧化的结果。

四、附会鬼神

志怪性本事的生成有两种情况：一是诗、事共生，即诗歌作为小说的一部分与小说同时产生。此类本事本为志怪小说，诗、事俱幻，只是唐人以鬼神怪异为实有，相信奇闻异说的真实性，所以将此类小说多归入本事。二是先有诗而后有事，诗为实而事为虚，即本事诗本为诗人独立创作的诗歌，后好事者以之附会鬼神，演为志怪性本事。这第二种本事的生成有下面两种具体形式：

第一，引入神灵

一些唐诗，或为警句，或内容与历史故事、神话传说及神仙灵异等有关联，好事者常以之附会神灵，造为本事怪奇之说。警句附会者，如前述钱起诗得神助的故事，还有郭元振以诗书于灵怪的故事：

郭代公尝山居，中夜有人面如盘，瞬目出于灯下。公了无惧色，徐染翰题其颊曰：“久戍人偏老，长征马不肥。”公之警句也，题毕吟之，其物遂灭。数日，公随樵闲步，见巨木上有白耳，大如数斗，所题句在焉。（《酉阳杂俎·前集》卷一四）

“久戍”两句出自郭元振诗《塞上》^[28]，为全篇之警策。本事附会灵异，造此荒诞不经之说，意在神其警句。

内容附会者，多涉及神灵感应。如《北梦琐言》卷九记载的刘山甫题天王庙的故事：

唐彭城刘山甫，中朝士族也。其先宦于岭外，侍从北归，泊船于青草湖。登岸见有北方毗沙门天王，因诣之，见庙宇摧颓，香灯不续。山甫少年而有才思，元随张处权请郎君咏之，乃题诗曰：“坏墙风雨几经春，草色盈庭一座尘。自是神明无感应，盛衰何得却由人。”是夜，梦为天王所责，自云：“我非天王，南岳神也。主张此地，汝何相侮？”俄而惊觉，而风浪斗起，倒樯绝缆，沈溺在即。遽起悔过，令撤诗牌然后已。

本事前半记刘山甫题天王庙诗缘起，交代诗歌背景，属于记实。后半记天王的呵斥，乃是基于神灵感应观念而虚构的故事。此外，还有《云溪友议》中的王轩遇西施、李群玉遇二妃的故事。王轩遇西施的故事缘于王轩的题诗，诗有“今逢浣纱石，不见浣纱人”两句，遇艳情节即由此化出。王轩题诗一节当为实事，遇艳情节乃此后据实事附会。李群玉遇二妃的故事也是缘于李群玉题《黄陵庙》诗中“不知精爽落何处，疑是行云秋色中”两句，诗中“行云”用《高唐赋》中巫山神女“朝为行云，暮为行雨”的故事，二妃所谓“二年后，当与郎君为云雨之游”云云，亦本巫山神女事，遇妃故事及“群玉题诗后二年，乃逝于洪井”一节均自诗句化出。本事中李群玉诗题为《题二妃庙》，收入李群玉诗集，为其诗作，本事是后来附会的。

第二，鼓吹诗谶

唐诗本事中的诗谶多为好事者附会诗人已有诗歌，附会形式各别，有的附会比兴，穿凿诗句喻意。如下列本事：

明堂主簿骆宾王《帝京篇》曰：“倏忽抟风生羽翼，须臾失浪委泥沙。”宾王后与敬业兴兵扬州，大败，投江而死，此其谶也。（《朝野佥载》卷一）

（章）孝标及第，正字东归，《题杭州樟亭驿》云：“樟亭驿上题诗客，一半寻为山下尘。世事日随流水去，红花还似白头人。”初成落句云：“红花真笑白头人”，改为“还似白头人”。言我将老成名，似花芳艳，讵能久乎。及还乡而逝。（《云溪友议》卷下“巢燕词”）(www.daowen.com)

范摅处士有子七岁，……作《夏景》诗云：“闲云生不雨，病叶落非秋。”（方）干曰：“必不寿。”隔岁而卒。后有欧阳彬之子稚齿作《田父》诗云：“桑柘残阳里，儿孙落叶中。”廖凝见之曰：“可惜天才，同范氏之子。”寻亦卒。（《诗话总龟·前集》卷三四引《郡阁雅谈》）

以上谶诗均为咏物写景，只有骆宾王诗句隐含喻意，但其意也仅指豪贵的命运升沉，并非自喻。其他诗句并无隐喻之意，喻意乃比附所得。此类诗谶占整个诗谶的绝大部分。

此外，有的诗谶基于对诗句词语的曲解。如《本事诗》中崔曙《明堂火珠》诗谶即利用“曙后一星孤”句中“曙”字和“星”字与人名的偶合，肆意穿凿。又如下列本事：

唐高相国崇文……太尉骈，即其曾孙也^[29]。镇蜀日，以蛮侵暴，乃筑罗城，城四十里，朝廷虽加恩赏，亦疑其固护。或一日闻奏乐声，知有改移，乃题《风筝》寄意曰：“夜静弦声响碧空，宫商信任往来风。依稀似曲才堪听，又被移将别调中。”旬日报到，移镇渚宫。（《北梦琐言》卷七“高崇文相国咏雪”）

《风筝》诗写静夜风中闻筝之事。风的顺逆影响声音的传送，因而筝声在飘忽不定的风中起伏变化，呈现出不同的音调，诗中“又被移将别调中”意即此。所谓“别调”，指因风吹送而发生改变的音调。本事所谓“闻奏乐声，知有改移”，乃自“别调”二字而来，这是将音调之“调”变成调任之“调”，是偷换语意。高骈晚年信道求仙，此诗本事当是借用“别调”二字，附会高骈生平事迹而成。这两则本事均从诗句字面附会，脱离诗歌原义，这种仅从字面穿凿的诗谶在形式上最为粗糙，也最无诗意。

诗谶生成的起因各不相同，通常有两种情况：第一，因诗附会，即诗谶的生成是以诗为起点的，由诗句附会出诗事，因此本事并非实事。这类诗谶有前文涉及的章孝标《题杭州樟亭驿》诗谶^[30]，还有杜牧《题汴河》诗谶^[31]。第二，因事附会，即先有某事，后以诗句附会之，诗谶的生成是以事为起点的。如前引骆宾王诗谶、崔曙诗谶、高骈诗谶，还有沈询诗谶^[32]，等等。一般来说，其中故事多为实事。

五、牵合生平

唐人小说多具记实性，即使是那些并不完全记实的小说，虽然一些情节出于虚构，但就整体而言，故事的叙述总是与人物生平尽量贴近。这一特征直接影响到本事的生成。一些本事虽是虚构的故事，但其中一些情节可以从人物生平中找到依据。事实上，一些本事正是依据诗人的有关生平附会编造而来的。此类本事对诗人生平的援引是多方面的，包括平生遭际，仕宦履历，性格气质，诗歌创作等等。

牵合诗人生平而生成的本事大致有两种情况：

第一，以其人生平附会其人诗事。如孟浩然黜于明皇的故事：

襄阳诗人孟浩然，开元中颇为王右丞所知。……维待诏金銮殿，一旦，召之，商较风雅，忽遇上幸维所，浩然错愕伏床下，维不敢隐，因之奏闻。上欣然曰：“朕素闻其人。”因得诏见。上曰：“卿将得诗来耶？”浩然奏曰：“臣偶不赍所业。”上即命吟。浩然奉诏，拜舞念诗曰：“北阙休上书，南山归敝庐。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上闻之怃然，曰：“朕未曾弃人，自是卿不求进，奈何反有此作！”因命放归南山。终身不仕。（《唐摭言》卷一一）

孟浩然长期隐居襄阳，在唐人心目中，他是一位不事王侯、高尚其事的隐逸诗人。其实，孟浩然是怀有用世之志的，他曾两度入京应试求官，但均无结果。因此，他又是一位被埋没、被抛弃的诗人，是一个命运多乖的人物。孟浩然一生，既养高忘机，又不忘功名，虽进取用世，却蹭蹬失意，这种人格心态及平生遭际正是本事得以生成的内在原因。当然，本事中的一些细节，如孟浩然与王维的交往，可以从两人的诗文中找到依据。以上本事，诗与事在内容上有直接关联。也有此类本事，诗、事本无关联，本事是因牵合诗人生平而曲解诗意附会而成。前文述及，齐己《中秋》诗本事记齐己与高辇等人依附太子李从荣，其《中秋》诗隐喻太子得势，这一记载是不真实的^[33]。齐己诗集中确有与高辇往还的诗篇，如《寄还阙下高辇先辈卷》^[34]、《谢高辇先辈寄新唱和集》^[35]、《寄谢高先辈见寄三首》^[36]等，共7篇，但也只是因两人皆著诗名，彼此倾慕而以诗往还，其实两人从未谋面，更不用说一同依附李从荣。本事中的有关记载是自齐己与高辇往还的诗篇附会而来，所谓《中秋》诗句的喻意又自齐己依附李从荣的臆说附会而来。可见，此一本事生成的背景是齐己与高辇的交往。这种牵合生平、附会诗意的情况也同样表现在杜牧《叹花》一诗本事中。杜牧生性倜傥，少检束，有青楼薄倖之名，所谓杜牧待娶民女的故事无疑是由此展开的想象。

第二，以其人生平附会他人诗事。本事在流传过程中会出现诗歌作者及事主失落不明的情况，于是传播者援引其生平事迹与本事内容有所吻合的另一诗人，以为本事的诗作者及事主，由此出现与原有本事形态有所不同的新的本事。下面的本事属于这种情况：

唐段相文昌，家寓江陵，少以贫窭修进，常患口食不给，每听曾口寺斋钟动，辄诣谒餐，为寺僧所厌，自此乃斋后扣钟，冀其晚届而不逮食也。后入登台座，连出大镇，拜荆南节度，有诗《题曾口寺》云：“曾遇阇黎饭后钟。”盖为此也。（《北梦琐言》卷三“段相踏金莲”）

《北梦琐言》此条之末孙光宪注云：“或云：‘王播相公未遇，题扬州佛寺诗。’及荆南人云：‘是段相。’亦两存之。”本事的另一说法今见《唐摭言》卷七，文云：

王播少孤贫，尝客扬州惠昭寺木兰院，随僧斋餐。诸僧厌怠，播至，已饭矣。后二纪，播自重位出镇是邦，因访旧游，向之题已皆碧纱幕其上。播继以二绝句曰：“二十年前此院游，木兰花发院新修。而今再到经行处，树老无花僧白头。”“上堂已了各西东，惭愧阇黎饭后钟。二十年来尘扑面，如今始得碧纱笼。”

据今人考证，本事及诗应属王播^[37]，但异说的出现也并非无因。段文昌与本事中王播的生平经历颇为相似，《旧唐书·段文昌传》记载：“文昌布素之时，所向不偶，及其达也，扬历显重，出入将相，洎二十年。”《鉴诫录》卷八“衣锦归”条也记载：“段相国本广都县人，父以油柞为业，生而有致，长亦多才，物业荡空，文章迥振。洎跨卫行卷，乡里笑之。历三十年间，衣锦还蜀，蜀人有诗赠曰：‘昔日骑驴学忍饥，今朝忽著锦衣归。等闲画虎驱红斾，可畏登龙入紫微。富贵不由翁祖解，文章生得羽毛飞。广都再去应惆怅，犹有江边旧钓矶。’”可见，段文昌早年也曾历经贫寒。这种相似的生平经历正是本事异说产生的根源。以上本事属于传闻异词，真实的诗作者尚可考见。也有一些作者及事主失落无考，后来的本事作者牵合其生平与诗事偶合者，附会成事。《本事诗·情感第一》及《云溪友议》卷中“中山诲”均记载刘禹锡感妓诗本事，两处记载细节不尽一致，但均与刘禹锡事迹不符。一般认为，本事中的诗作者不是刘禹锡。《本事诗》该诗末句作“断尽江南刺史肠”，《云溪友议》作“断尽苏州刺史肠”，刘禹锡曾为苏州刺史，苏州又地处江南，本事以诗及事属刘禹锡，皆因诗之末句。后来，《唐宋遗史》又以诗事属韦应物^[38]，这大约是后世读者已经发觉唐人记载不确，又因韦应物也曾为苏州刺史，于是搬用老例，移之以属韦应物，岂知欲益反损，愈说愈离。其实，真正的诗作者早已淹没无闻了。

六、同类演化

唐诗本事中有一种较为特殊的情况，同一诗人竟然出现两个内容相似、类型相同的故事，如贾岛因研炼诗句而冲撞大尹的故事。除众所周知的“推敲”故事外，《唐摭言》卷一一“无官受黜”条还记载了情节略同的另一故事：

（岛）尝跨驴张盖，横截天衢，时秋风正厉，黄叶可扫。岛忽吟曰：“落叶满长安。”志重其冲口直致，求足一联，杳不可得，不知身之所从也。因之唐突大京兆刘栖楚，被系一夕而释之。

虽具体细节有异，但同为研炼诗句入神，同是冲撞大尹，应该说，这种巧合在现实中是不太可能出现的。两种传说中，一种说法当自另一种说法演化而来。这种同类演化的情况还有齐己投诗郑谷的故事。《郡阁雅谈》记载，齐己以诗投献郑谷，郑谷请改一字，齐己遂改“别下着僧床”为“别扫着僧床”，郑谷嘉赏，与齐己结为诗友^[39]。而据《五代史补》记载，齐己以《早梅》诗投献郑谷，中有“前村深雪里，昨夜数枝开”两句，郑谷请改“数枝”为“一枝”，齐己拜伏。前一故事记载不实，当自后一故事演化而来^[40]。

本事的同类演化不外乎两种情况：一是传闻异词，即本事曾以较为模糊的形式流传，在流传中不断添加不同细节，于是形成不同流传“版本”。二是刻意模仿，即一种本事有较为确定的故事文本，另一本事以此为蓝本，另行模仿编造。

值得一提的是，与上述由本事向本事的演化有所不同但性质相似的还有谣谶向本事的演化，这种演化形式可以《郡斋读书志》记载的武元衡诗本事为例：

（武）元衡工五言诗，好事者传之，被于管弦。尝夏夜作诗曰：“夜久喧暂息，池台惟月明。无因驻清景，日出事还生。”翌日遇害。

这是一则据诗意附会的诗谶，不足为凭^[41]。本事的来源当是《旧唐书·武元衡传》中的一则记载：“至是，元衡为盗所害，年五十八。……先是长安谣曰‘打麦麦打三三三’，既而旋其袖曰‘舞了也’。解者谓：‘打麦’者，打麦时也；‘麦打’者，盖谓暗中突击也；‘三三三’，谓六月三日也；‘舞了也’，谓元衡之卒也。”毫无疑问，诗谶受到谣谶的影响，由此附会衍生。我们虽然将谣谶置于本事文体之外，但谣谶与本事中的诗谶形式相同，性质相似。因此，我们仍可将谣谶向诗谶的演化归入本事同类演化一类。

【注释】

[1]详见《考证篇》“22李涉”条。

[2]《全唐诗》卷五七九。

[3]《刘禹锡集》卷三二。

[4]详见《考证篇》“30杜牧”条。

[5]详见《考证篇》“44李曜、吴圆”条。

[6]详见《考证篇》“34薛能”条。

[7]详见《考证篇》“22李涉”条。

[8]见《全唐诗》卷四六○。

[9]白居易诗“永丰”句原作“永丰西角荒园里”，见《全唐诗》卷四六○《杨柳枝词》。

[10]见《旧唐书·穆宗纪》。

[11]见《唐阙史》卷上“杜舍人牧湖州”。

[12]详见《考证篇》“12韩愈”条。

[13]钱仲联《韩昌黎诗系年集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404页。

[14]见《全唐诗》卷二七○。

[15]按：唐人已将“千金”作为女子的称呼，如毕耀《古意》云“：璇闺绣户斜光入，千金女儿倚门立。”（《全唐诗》卷二五五）李群玉《赠妓人》云：“谁家少女字千金，省向人间逐处寻。”（《全唐诗》卷五七○）

[16]《全唐诗》卷四七七。

[17]详见《考证篇》“22李涉”条。

[18]详见《考证篇》“1上官仪”条。

[19]《太平广记》卷四九四引《翰林盛事》。

[20]详见《考证篇》“2崔湜”条。

[21]钟嵘《诗品》卷中。

[22]详见《考证篇》“3徐安贞”条。

[23]陈徐陵编、清吴兆宜注《玉台新咏笺注》卷五，中华书局，1999年版。

[24]此事仅有皮日休《论白居易荐徐凝屈张祜》（《全唐文》卷七九七）一文为证，然此文为伪文（见傅璇琮主编《唐才子传校笺》第五册，卷六，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294～295页）。

[25]白居易为杭州刺史在长庆二年，时年已50，而杜牧年仅29。又，所谓李林宗与白辇下较文一事乃虚构。《新唐书·宗室世系》记载，李林宗乃李林甫之弟，为玄宗至代宗时人，与白居易时代不相及。详见《考证篇》“20徐凝”条。

[26]详见《考证篇》“17元稹”条。

[27]详见《考证篇》“15卢储”条。

[28]见《全唐诗》卷六六。

[29]《旧唐书·高骈传》记载：“高骈字千里，幽州人。祖崇文，元和初功臣，封南王。”则骈为崇文之孙，非曾孙。

[30]章孝标于元和十四年登第，后曾官秘书省正字、大理评事，开成、会昌间犹在世，非如本事所谓“及还乡而逝”。详见傅璇琮主编《唐才子传校笺》第三册，卷六，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36页。

[31]《太平广记》卷一四四引《感定录》：“（杜牧）自湖州刺史拜中书舍人，题汴河云：‘自怜流落西归疾，不见春风二月时。’自郡守入为舍人，未为流落。至京果卒。”杜牧诗句出自《隋堤柳》（见《樊川诗集》卷三）。大中五年秋杜牧自湖州刺史入为考功郎中、知制诰，此诗作于入京途中。大中六年杜牧迁中书舍人，该年十一月方病卒于长安。详见缪钺《杜牧年谱》，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97～202页。

[32]见《南部新书》庚。

[33]详见《考证篇》“48齐己”条。

[34]见《白莲集》卷三。

[35]见《白莲集》卷四。

[36]见《白莲集》卷四。

[37]详见赵守俨《“饭后钟”和“碧纱笼”本事辨疑》，文载《文史》第二十六辑，第362～365页。

[38]《诗话总龟·前集》卷二六引。

[39]《诗话总龟·前集》卷一一引。

[40]详见《考证篇》“48齐己”条。

[41]详见《考证篇》“11武元衡”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