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本事的来源
本事的来源即本事的生成途径。不同的本事生成形式具有不同的生成途径,因此,厘清本事的生成途径是正确理解各种本事生成形式的前提。一般来说,唐诗本事有三大来源:一是文献记载,二是口头传说,三是书面解读。
一、文献记载
所谓文献记载是指本事故事发生以后不久即以文字的形式记载下来,本事并不经过长时间的口头传播,而以文字形式流传。记载此类本事的著作涉及下列不同文体类型:第一、传记,或杂传记。如武平一的《景龙文馆记》,这是一部记录中宗景龙时期宫廷文学活动的文献,作者武平一为修文馆学士,亲历宫廷文学集会,参预君臣唱和,书中所记乃亲身经历。《景龙文馆记》的成书虽在中宗之卒的景龙四年(710)至武平一下世的开元末年(741)之间30年,但从该书以日月系事这一情况看,文献记载与故事发生大致同步。第二、部分小说。一些小说属当时人记当时事,耳目所接,较为亲近,所记多为第一手材料。如张的《朝野佥载》,主要记载武后一朝的事迹,其中的本事故事也多发生在武后时期。作者张生活在武后、中宗、睿宗三朝和玄宗前期,则书中所记,或为身之所历,或虽为耳闻,但时代相近,多属原始材料。同样,孙棨的《北里志》自叙频年随计、久寓京华时游历平康的所见所闻,所记多为亲身经历。此外,如《南唐近事》所记南唐旧事。该书为宋初郑文宝撰,据前自序,成于太平兴国二年。《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谓是书虽不尽详实,“然文宝世仕江南,得诸闻见,虽浮词不免,而实录终存”。可见虽王朝易代,但究竟时代相接,所记存实。第三、史著,包括正史和载记。正史有新、旧《唐书》,这两部著作也偶采小说、传闻,但史料的基本来源是历朝实录和国史、私家传状、谱牒、碑碣、诗文等原始材料。载记中有载录本事的《蜀梼杌》,该书为宋人张唐英撰,其书本于前蜀《开国记》、后蜀实录,史料来源与正史相同。第四、诗选和诗集序。前如殷璠《河岳英灵集》,后者如王士源《孟浩然诗集序》、李翰《河中鹳鹊楼集序》等,均记诗歌本事。《河岳英灵集》收诗起于玄宗开元二年,讫于天宝十二载。殷璠生活于玄宗时期,所收乃当世诗歌,其中本事出于当时。《孟浩然诗集》是孟浩然故友王士源所编,集序中的本事自属原始材料。《河中鹳鹊楼集序》叙诸人继畅诸之后作《鹳鹊楼》诗一事,乃叙当时之事。唐人选诗或编集,对象多为同时代人,所以其中涉及的本事多为可靠的文献记载。第五,诗序。《本事诗》和《云溪友议》中收有自诗序转化而来的本事。《本事诗》如刘禹锡重游玄都观诗事,元稹遇黄明府诗事及韩愈等作石鼎联句诗事;《云溪友议》如“南海非”、“饯歌序”及“三乡略”。此外,《闽川名士传》记载的欧阳詹与太原妓的著名故事采自孟简《咏欧阳行周事》诗序。这种采自诗序的本事在唐代较为普遍。
以上五种不同文体的著作,其记载本事的时间与本事故事发生的时间相去不远,本事以书面文献流传,属于文献记载。除此之外,尚有一种特例,一些本事记载的时间与本事发生的时间相去已远,但本事的记载又非出自民间流行的传闻。李德裕《次柳氏旧闻》记有玄宗闻歌李峤诗句而潸然出涕的故事。据该书序言,书中所记开元、天宝旧事乃李德裕之父李吉甫得之柳冕,柳冕得之其父柳芳,柳芳得之高力士。柳冕曾谓:“彼皆目睹,非出传闻,信而有征,可为实录。”该书作于文宗大和八年,本事的记载虽距故事的发生近80年,但其间流传出于私相授受,而非通常的民间传播。这样,本事记载时仍然保存了故事的本初状态,因此,此类本事,可以归入文献记载一类。
二、口头传说
所谓口头传说是指本事故事在以文字形式记载下来之前经过了较长时间和较为广泛的口头传播。首先,从故事的发生到本事的记载历时较长,本事故事非记载者亲历,而是得之传闻。其次,口头传播范围较广,甚至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与私相授受有所不同。此类本事占唐诗本事的很大一部分,这其中的原因在于小说的题材特点和文体功能。早期的小说原是记载街谈巷议、道听途说的,此一特点在唐代并未根本改变。唐人笔记多记传闻之词,这在一些笔记的序言中是有所说明的:
肃不揆庸浅,辄为纂述,备书微婉,恐贻床屋之尤;全采风谣,惧招流俗之说。(《大唐新语序》)
余自髫丱之年,便多闻往说,不足备之大典,故系之小说之末。(《隋唐嘉话序》)
《公羊传》曰:“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未有不因见闻而备故实者。(《唐国史补序》)
八年夏,南行极岭峤。暇日泷舟,传其所闻而载之,故曰《传载》。(《大唐传载序》)
宾护尚书河东张公,……博物自同于壮武,多闻远迈于咠臣。绰避难圃田,寓居佛庙,……叨遂迎尘,每容侍话。凡聆征引,必异寻常。足广后生,可贻好事。(《尚书故实序》)
骈咸通中始随乡赋,以薄伎贡于春官,爰及窃名,殆将一纪。其间退黜羁寓,旅乎秦甸洛师,新见异闻,常思纪述。(《剧谈录》序)
仆生自岷峨,官于荆郢,咸京故事,每愧面墙,游处之间,专于博访。顷逢故凤翔杨玭少尹,多话秦中平时旧说,常记于心。他日渚宫见元澄中允,款狎笑语,多符其说。……厥后每聆一事,未敢孤信,三复参校,然始濡毫。(《北梦琐言序》)
上引序言均说明了笔记记录传闻的情况,有的笔记虽对传闻之词取舍慎重,但毫无疑问,一些内容仍得之传闻。以上序言涉及的小说均记载唐诗本事,一些本事,作者记载的年代已远离故事发生的年代,可以看出,这些本事经过了长时间的口头流传。如果说以上序言对本事传播形式的说明还只是隐含在对整个小说的说明之中,那么《云溪友议序》则对此作出了直接交代:
谚云:街谈巷议,倏有裨于王化。野老之言,圣人采择。孔子聚万国风谣,以成其《春秋》也。……摅昔藉众多,因所闻记,虽未近于丘坟,岂可昭于雅量。或以篇翰嘲谑,率尔成文,亦非尽取华丽,因事录焉,是曰《云溪友议》。傥论交会友,庶希于一述乎!
以传统小说观念为依归,以孔子采择风谣为范例,不避流俗,采录成文。同《本事诗》相比,《云溪友议》的采择态度更为宽容,一些可能被《本事诗》斥为“拙俗鄙俚”的本事,《云溪友议》多有采录。因此,《云溪友议》得之传闻者居多,就此而言,《云溪友议》较之《本事诗》其实更能代表唐诗本事的面貌。(www.daowen.com)
本事在长期而又范围广泛的口头传播过程中常常发生改变,因为每一个传播者都有可能参与本事的创造,在此过程中,故事情节可能经过取舍增删,诗与事也可能归属不一,甚至一些故事如空穴来风,毫无依据。应该说,本事口头传播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进行本事创造的过程。这一过程对本事的影响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文字记载的本事已远离真实故事,本事在传播中逐渐走样。《云溪友议》卷下“江客仁”记载李涉与豪客的故事:传说李涉曾过九江,遇数十人江上劫掠,涉因赠诗豪首得免,遂与豪首相约聚于扬州。后涉至扬州,未见豪首,而遇湖州妓宋态,因有诗赠。后番禺举子李汇征客游闽越,因雨求宿,遇田翁韦氏,因与论当世诗,韦叟自言曾为豪客,得李涉赠诗,因追惋平生,歌李涉之诗。范摅谓此事得之李汇征,李汇征于韦氏处见李涉手翰,言之凿凿。其实,据李涉原诗,所谓李涉与豪客的故事不过是诗人夜宿江村偶遇豪首的一次略具传奇色彩的经历,并无赠诗及相约扬州之事,与赠诗、相约一事相关联的所谓扬州巧遇宋态及韦氏论诗感怀等事,更是无从谈起[1]。这段捕风捉影式的故事未必成于一手,或经众口流传,屡传屡变,至范摅载录时,已与事实相去万里。
口头传播对本事影响的另一表现是,因传闻异词,记载各异,因而出现不同的本事文本。《本事诗》和《云溪友议》均记载戎昱感妓的故事,但前者以夺妓者为韩滉,后者指为于頔,故事情节各异,引诗也不相同。顾况题叶故事分别见于《本事诗》和《云溪友议》,但两处记载情节不尽一致,所引宫女题叶诗亦有不同。贾岛苦吟冲官的故事,据《鉴诫录》卷八“贾忤旨”记载,是因为锻炼“僧敲月下门”一句而不意冲撞京兆尹韩愈的车骑;但在《唐摭言》卷一一“无官受黜”条里,却是贾岛因搜求“落叶满长安”句下联而唐突京兆尹刘栖楚。以上各例,虽诗、事有异,但均属一人。此外,还有一事而分属两人或一诗而分具两事的情况。如《鉴诫录》卷二“鬼传书”条记宰相赵畚亡灵遣鬼传书及诗一事,但在《太平广记》卷三二八所引《灵怪集》中,其诗又为慕容垂鬼所作。同书卷四“蜀门讽”条所载向瓒嘲蒋炼师诗,《南唐近事》作处士陈沆嘲庐山道士,引诗大同小异。又《江南野史》卷七记伶人李家明苑中咏牛及皖公山吟咏两事,而杨亿《谈苑》作王感化对李璟事。还有《唐摭言》卷七记载王播重游扬州惠昭寺木兰院诗,《北梦琐言》卷三作段文昌诗,本事有异。如此之类,其例甚多。
口头传播对本事的影响,以上不过举其大端,实际的情形更为多样,也更为复杂。总之,口头传说作为本事传播的重要形式,对本事的形成产生了深刻而又广泛的影响,是本事生成最为重要的途径。
三、书面解读
一些唐诗本事,既不是来自有案可稽的文献记载,也不是出于诗歌内容之外的民间传说,而是出于读者对诗歌内容的解读。这种解读包括两种情况:一是诗歌本身具有叙事性,读者将诗歌内容演绎成为诗歌本事。此一诗事,原已发生,但解读以前以诗歌形式存在,解读以后以本事形式存在。二是本事内容并不存在,是出自读者对诗歌的误读。这两种情况有时同时出现在同一本事中,从而形成真伪杂存的情况。
在本事的形成过程中,读者对诗歌的解读是从不同方面着手的。这包括解读正文、解读诗题、解读注文。
首先是解读正文。一些诗歌具有叙事成分,或本来就是叙事诗,读者将正文内容加以改写,或扩充丰富,形成敷演诗意的诗歌本事。最能体现这一解读方式的是崔护题诗都城南庄的著名故事:故事前半记崔护题诗的缘起,其中题都城南庄诗虽为七言绝句,篇幅短小,却是一首叙述完整的叙事诗。诗的前半和后半分别叙述去年和今年春游都城南庄时的见闻遭遇,虽只勾画当时情景,但事件脉络分明,前后照应,具有叙事诗的明晰和完整。同时,诗以描画为主,具体情节较为朦胧隐约,这为读者的解读提供了广阔的想象空间。本事作者正是遵循诗歌交代的事件脉络,在尊重诗歌文本的前提下,充分展开想象,从而将一个简单的事件断片演绎成为一篇情辞华美的传奇故事。此类以诗歌正文解读为基础的本事在唐诗本事中极为普遍。
其次是解读诗题。唐诗的诗题多为实题,诗题通常说明与诗歌内容相关人物、时间、地点、事件、因由等,为正文内容作必要的背景交代,因而具有浓厚的叙事色彩。诗题为读者读诗提供了线索,也为本事作者叙写本事提供了依据,诗题中的事件要素往往成为本事的内容或叙写的基础。下列本事属于这种情况:
吴武陵虽有才华,而强悍激讦,为人所畏。尝为容州部内刺史,赃罪狼藉,敕令广州幕吏鞠之。吏少年科第,殊不假贷,持之甚急。武陵不胜其愤,题诗路左佛堂曰:“雀儿来逐飓风高,下视鹰鹯意气豪。自谓能生千里翼,黄昏依旧入蓬蒿。”(《本事诗·怨愤第四》)
白乐天以正卿致仕,时裴晋公保厘夜宴诸致仕官,乐天独有诗曰:“九烛台前十二姝,主人留醉任欢娱。飘飖舞袖双飞蝶,宛转歌喉一索珠。坐久欲醒还酩酊,夜深临散更踟蹰。南山宾客东山妓,此会人间曾有无?”(《唐摭言》卷一五)
吴武陵因罪而遭推问一事,因无其他史料可为佐证,其有无难以遽定。但可以肯定的是,本事所引之诗与推问一事了无关涉。此诗《全唐诗》卷七二五又作于邺诗,题作《下第不胜其忿题路左佛庙》。可见,这是一首下第以后自抒怨愤的诗,作者为于邺,实与吴武陵事无关。本事作者在附会诗事时,抄袭了于邺诗题中的若干字句,其中“武陵不胜其愤,题诗路左佛堂”云云,出自诗题。第二则本事记事有误。白居易致仕时间在会昌三年(843),此时裴度早已离世。文中所引白居易诗题为《夜宴醉后留献裴侍中》,朱金城《白居易年谱》系于大和八年(834),本事所记乃据诗题附会。这种以附会穿凿方式解读诗题的本事还有《云溪友议》卷下“江客仁”一条中李涉在扬州巧遇宋态的故事,本文“考证篇”对此有考证,兹不赘述。
再次是解读诗注。唐诗诗题之下有时附有简短的小注,这些小注通常包括不便写入诗题但又为解读正文所必需的内容,在性质和功能上类似叙事性的诗题。因此,它们有时和诗题一起成为本事叙写的依据。如下列本事:
杜豳公自西川除淮海,温庭云(按:即温庭筠)诣韦曲杜氏林亭,留诗云:“卓氏垆前金线柳,隋家堤畔锦帆风。贪为两地行霖雨,不见池莲照水红。”豳公闻之,遗绢一千匹。(《北梦琐言》卷四“温李齐名”)
白乐天任杭州刺史,携妓还洛,后却遣回钱唐。故刘禹锡有诗答曰:“其那钱唐苏小小,忆君泪染石榴裙。”(《南部新书》戊)
第一则本事所引温庭筠诗诗题为《题城南杜邠公》,题后有注,云:“时公镇淮南,自西蜀移节。”[2]本事中“杜豳公”即题中“杜邠公”,乃杜悰,杜佑之孙,京兆万年人,“韦曲杜氏林亭”在长安城南,杜氏家于此。本事出自诗题及注文,出处甚明。第二则本事中刘禹锡诗诗题为《乐天寄忆旧游因作报白君以答》,此引该诗后两句,原诗两句下自注云:“白君有妓,近自洛归钱塘。”[3]则本事出自诗末注文。
以上讨论的三种本事生成途径还只是一个粗略的理论划分,对于具体的本事生成来说,情况往往较为复杂。有的本事虽可纳入文献记载一类,但记载以前可能经过短期的口头流传,还有一些本事起于诗歌解读,中间经过较长时间较大范围的口头传播,然后记载下来。因此,具体的本事生成可能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这就需要我们对这一过程作动态的考察。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