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本事类型的转换

唐诗本事同唐人小说一样，在形式上有一个发展和演变的过程。这一演变过程主要表现为不同本事类型的转换及其中主要类型的形式变化。根据这一过程的发展特点，我们把唐五代诗歌本事的发展演变分为三个阶段，即初盛唐阶段、中晚唐阶段以及唐末五代阶段。

一、初盛唐本事

最早的唐诗本事，应该是孔绍安咏石榴的故事。《旧唐书·孔绍安传》记载：“及高祖受禅，绍安自洛阳间行来奔。高祖见之甚悦，拜内史舍人。……时夏侯端亦尝为御史，监高祖军，先绍安归朝，授秘书监。绍安因诗宴，应诏咏石榴诗曰：‘只为来时晚，开花不及春。’时人称之。”可见唐诗本事的产生实与李唐的开国同步，因此，唐诗本事的开始应定于武德初年。

记载初、盛唐时期本事的著作主要有《隋唐嘉话》、《朝野佥载》、《景龙文馆记》、《大唐新语》和《明皇杂录》。《隋唐嘉话》记事“涉南北朝至开元”^[9]。《朝野佥载》主要记载武后一朝的事迹，今本有几条出自天宝以后，但该书作者张卒于开元中，天宝以后条目当是它书误入。《景龙文馆记》专记唐中宗景龙时期君臣吟咏唱和之事。《大唐新语》记事“起自国初，迄于大历”^[10]，但所记诗歌本事则未有晚于玄宗以后者。《明皇杂录》多记玄宗一朝杂事，兼及肃宗、代宗二朝故事，所记诗歌本事最晚者当数高力士咏荠诗事，时间在肃宗上元时。根据上述本事出现及记载的情况，我们把此一阶段的下限定在唐肃宗末年。

《隋唐嘉话》原名《国朝传记》、《传记》、《国史异纂》，或称《小说》，为史学家刘知几之子刘撰写。该书记载诗歌本事10条，其中隋诗本事3条，唐诗本事7条。唐诗本事包括李义府咏乌事，长孙无忌、欧阳询互嘲事，上官仪入朝行吟事，乔知之作《绿珠篇》，武后夺袍及李景伯、李日知讽谏事，起自太宗，迄于中宗。《景龙文馆记》是一部记录中宗景龙时期宫廷文学活动的文献。中宗曾将当时宫廷的重要诗人召入修文馆，任为修文馆学士，并经常举行集会活动，君臣唱和。该书作者武平一为修文馆学士，亲历集会及唱和之事。该书内容包括中宗初置学士以后馆中杂事及诸学士应制、唱和篇什、杂文之类，其中多记诗歌本事。《景龙文馆记》久已散佚，难见全貌，从后世相关文献可辑得诗歌本事9条^[11]。以上著作中，集中记载初、盛唐诗歌本事的是刘肃的《大唐新语》，该书不仅于各门类中杂录诗事，还辟“文章”一门专录诗事。全书载录诗事共34条，起自太宗，讫于玄宗，以太宗、玄宗两朝为多。以上三部著作就其文体而言属于专记朝廷及官僚之事的“记注”，其中的诗歌本事也仅限于宫廷和官僚间。与此不同，主要记载武后一朝事迹的《朝野佥载》在取材上则有所突破，记事范围已由朝廷延伸到民间草野，这一取材特点也反映在诗事的记载上，该书记载唐代诗事21条，其中多民间诗事：

尚书右丞陆余庆转洛州长史，其子嘲之曰：“陆余庆，笔头无力嘴头硬。一朝受词讼，十日判不竟。”送案褥下。余庆得而读之，曰：“必是那狗。”遂鞭之。（卷二）

杨盈川侄女曰容华，幼善属文，尝为《新妆》诗，好事者多传之。诗曰：“宿鸟惊眠罢，房栊乘晓开。凤钗金作缕，鸾镜玉为台。妆似临池出，人疑向月来。自怜终不见，欲去复徘徊。”（卷三）

邹骆驼，长安人。先贫，常以小车推蒸饼卖之。每胜业坊角有伏砖，车触之即翻，尘土涴其饼，驼苦之。乃将去十余砖，下有瓷瓮，容五斛许。开看，有金数斗，于是巨富。其子昉，与萧佺交厚，时人语曰：“萧佺驸马子，邹昉骆驼儿。非关道德合，只为钱相知。”（卷五）

此外，还有泽州百姓嘲都督王熊，选人嘲高士廉木屐，广州人歌“三樵”，吴人咏“痴”，军中嘲懦将，选人嘲侍郎姜晦诸事，民间诗事数量近半。《朝野佥载》标志着唐诗本事由朝廷向民间延伸。这一转变可从两方面去理解。首先，高宗、武后以后，文学创作逐步突破宫廷的狭小范围，打破贵族、官僚的垄断，向民间发展。民间的诗歌创作成为整个文学创作的重要部分。创作的兴起带动了本事的产生，这是《朝野佥载》记载民间诗事的基础。其次，《朝野佥载》摆脱了旧有的史家观念，突破了专记朝廷及官僚士大夫的“记注”体例，使史料笔记具有更为广阔的社会内容。《朝野佥载》的这一转变具有重要意义，此后，这一记事倾向进一步发展，民间诗事成为本事的重要部分。

以上几部著作的文献记载可信度很高，这些著作，或当时人记当时事，耳目所接，较后人为近，如《景龙文馆记》、《朝野佥载》；或本于实录，慎重取舍，如《隋唐嘉话》、《大唐新语》，因而其中的杂录部分一般可信可考，可资参证。与此不同，《明皇杂录》中的记载情况较为复杂。该书记载玄宗一朝杂事，也偶及肃、代二朝。作者郑处诲，史载大和八年（834）进士及第。据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明皇杂录》作于大中九年（855），其记事年代去事已远，书中所记非耳目所见所闻，在记载上有轻信流俗、取舍不精、考核失实的缺憾。该书记载诗歌本事11条^[12]，其中三条属不实记载，包括杨贵妃令刘晏咏诗事^[13]，杜甫江南赠李龟年诗事^[14]，还有《傀儡诗》本事^[15]。这表明《明皇杂录》在体例上与其他几部著作有所不同。

初盛唐本事基本上是杂录性本事。《隋唐嘉话》全取杂录一体，《景龙文馆记》记载实事，自然属于杂录。《朝野佥载》除骆宾王和宋善威诗谶，《大唐新语》除刘希夷诗谶，属志怪性本事，其余均为杂录性本事。这些杂录性本事大多采用客观的叙述方式，并不掺杂叙述者的主观议论。叙事一般简洁概括，没有冗长的叙述和精细的刻画。一般来说，这时的本事以谨严、客观为特征。

除以上著作外，《本事诗》也采择了不少这一时期出现的杂录性本事，不见于上述著作的本事有“宁王曼贵盛”、“开元中，颁赐边军纩衣”、“李太白初自蜀至京师”、“宋考功，天后朝求为北门学士”、“开元中，宰相苏味道与张昌龄俱有名”5条。

这一时期也出现了数量有限的志怪性本事。除前文提到的几则诗谶、《本事诗》中载录的崔曙诗谶及幽州孔氏显灵题诗故事外，《灵怪录》等小说集中尚载录数条^[16]。应该说，在历时100余年的初唐和盛唐时期，这些志怪性本事是为数不多的，初盛唐志怪性本事有诗谶、鬼神、灵怪三类，志怪性本事的类型，这时已基本具备了。

这一时期没有出现传奇性本事，传奇性本事的出现是中唐以后的事。

二、中晚唐本事

中晚唐是唐诗本事发展的第二个时期。这一时段的确立主要与这一时期本事类型的演变发展相关联。中唐开始出现传奇性本事。在传奇性本事中，《本事诗》记载的韩翃、柳氏故事和《云溪友议》中的《窥衣帷》年代最早，都发生在唐代宗时期，因此，我们可以将这一时段的上限定在代宗初年，这一上限正好与前一阶段下限相衔接。在记载传奇性本事的著作中，康骈的《剧谈录》写作年代最晚，该书作于乾宁二年（895）^[17]，而在此之前，《本事诗》已于僖宗光启二年（886）编撰完成^[18]，《云溪友议》约于此前也已完成。因此，乾宁二年可以作为此一时段的下限。

中晚唐是唐诗本事发展的最为重要的时期。这一判断是基于下面的三个事实：

首先，这一时期的本事在数量上远远超过其他时期。中晚唐和稍后出现了大量笔记，这些笔记多记载诗歌本事，其中记载唐诗本事较多的16部笔记共记本事290余条^[19]。《隋唐嘉话》等五部著作及《本事诗》共记初盛唐本事80余条。中晚唐与初盛唐时间相若，而中晚唐本事是初盛唐本事的三倍以上。虽然以上统计并不完全，但也大致体现了两个时期唐诗本事的发展情况。数量的急增反映了时人对本事的喜爱和看重，也说明唐诗本事在此一时期获得长足发展。

其次，这一时期出现了专门记载唐诗本事的著作。唐诗本事的发展逐渐引起时人的关注，这一文体的独特意义和价值也逐步获得确认，因此，晚唐出现了记载唐诗本事的专门著作《本事诗》、《云溪友议》和《抒情集》。

《本事诗》一卷，孟棨（一作启）撰。棨字初中。僖宗乾符二年（875）进士，仕至司勋郎中。据《本事诗自序》，该书成于光启二年（886）。全书共录文41条^[20]，分情感、事感、高逸、怨愤、征异、征咎、嘲戏七类。其中除宋武帝吟谢庄《月赋》、徐德言破镜重圆两条外，余皆唐事。《本事诗》所录诗事为初唐至晚唐本事，中晚唐本事22条，《云溪友议》则基本收录中唐以后本事。《云溪友议》三卷^[21]，作者范摅，僖宗时吴人^[22]，曾隐于会稽，自号五云溪人。此书或成于僖宗时。全书记事65条，诗事50条，中晚唐诗事48条。在《本事诗》和《云溪友议》之外，最重要的本事专书是《抒情集》。《新唐书·艺文志》总集类著录卢《抒情集》二卷，作者卢约为晚唐五代时人。原书已佚，《太平广记》引19条。《诗话总龟·前集》引21条^[23]。吴曾《能改斋漫录》卷一一引1条，今去其重复，可得37条。此外，重编《说郛》、《竹庄诗话》、《诗人玉屑》均有引文^[24]，然均未超出上述引文范围。诸书所引，或题为《抒情诗》，《唐贤抒情》、《抒情录》、《抒情诗话》。从现存佚文看，《抒情集》是专记中晚唐本事的。其所收录者均为《本事诗》及《云溪友议》所未收。这三部专门著作的出现，说明唐诗本事从一般笔记中独立出来，这标志着唐诗本事的收集整理已走向自觉，其价值和意义已获得充分认识。

第三，这一时期唐诗本事兼备众体。中晚唐是各种类型诗歌本事全面发展的时期，这一时期，不仅杂录性、志怪性本事继续发展，并大量涌现，而且，受这时传奇小说的影响，传奇性本事开始出现，并充分发展，成为这一时期唐诗本事发展的重要标志。

传奇性本事主要见于《本事诗》、《云溪友议》、《唐阙史》、《剧谈录》及《甘泽谣》等几部著作。

《本事诗》中传奇性本事主要有戎昱感妓故事、韩翃柳氏故事和崔护题诗故事。戎昱感妓故事又见《云溪友议》卷上“襄阳杰”条，但情节简单，为杂录体。《本事诗》中的故事显然是在传说基础上经过艺术化处理的。故事在流传过程中曾失其本诗，本事作者误引戎昱《移家别湖上亭》，以诗证事，并对故事细节作了若干调整，以求首尾一致，情节更为合理。这一处理正是艺术创作的手段。韩翃、柳氏故事与《柳氏传》情节相同，仅文字有异。作者许尧佐生活年代略早于孟棨，本事记载源出《柳氏传》。就其故事的曲折、人物的生动和语言的华美而言，此一故事属于传奇小说，但后世一般认为事乃实有，非出虚构，所以对孟棨收为本事并无异议。崔护题诗故事乃据诗意敷演而成。前半春游及题诗的情节据诗意敷演，后半寻游及村女还魂事乃据诗意衍生，纯属虚构。全文情节跌宕起伏，描写细腻，与传奇小说无异。

《云溪友议》中的传奇性本事有“襄阳杰”、“玉箫化”、“苗夫人”、“衡阳遁”、“江客仁”、“窥衣帷”数篇。“襄阳杰”中的崔郊故事与戎昱故事类似，以情节的曲折跌宕见长。“玉箫化”主体部分是玉箫、韦皋相恋故事，当出自当时流传的传奇小说。故事前半叙两人分离，用写实手法，后半叙玉箫再现再生，出于虚构。文中诗歌以写实部分为基础，可视为实有，故全文仍属本事。此一故事以形象的鲜明、情节的变幻和想象的新奇为特色。“苗夫人”一篇为传奇文，注重人物刻画，巧于情节安排。文末引郭泗滨诗归结全篇，属引诗证事类型本事。“衡阳遁”叙徐安贞逃隐衡山岳寺故事，情节简单，但故事为虚构^[25]，叙事有悬念，具传奇色彩。文中所引诗句为徐安贞诗句，所以该篇属于本事。“江客仁”中李涉遇豪客一节是模仿《世说新语》而虚构的一段故事^[26]。后半韦思明说诗一节自前文引出，自属乌有。但全文所引诗为李涉诗歌，故亦属本事。“窥衣帷”写元载夫妻变泰发迹故事，不以情节取胜，以性格刻画和心理描写见长。文中王韫秀寄诸姨妹诗实非王氏所作，乃本事作者杜撰，但其中元载诗歌，王氏其他诗歌，一般均归其名下，这就基本符合本事文体要求。

除《云溪友议》外，记载传奇性本事最多的当属《剧谈录》，其中有“王侍中题诗”、“李朱崖知白令公”、“玉蕊院真人降”及“广谪仙怨词”。王智兴题诗故事本于写实，但叙写细致，用铺张手法。“李朱崖知白令公”一条后半四相唱和事为本事，但此一本事叙事不实^[27]。“玉蕊院真人降”记神仙之事，化虚为实，极尽铺张，事虽虚妄，而诗则诸人所作。“广谪仙怨词”写词曲来源，叙述婉转，用传奇笔法。

《唐阙史》作于僖宗中和四年（884）^[28]，作者高彦休。书中“杜舍人牧湖州”、“韦进士见亡妓”及“卢左丞赴陕郊诗”3条属传奇性本事。杜牧牧湖州事，如前所述，与杜牧行迹及史事颇有牴牾，于情理亦有不合，是好事者附会比兴、穿凿诗意而虚构的故事。“韦进士见亡妓”故事与《汉书》所载武帝因方士少翁而与李夫人神魂相见故事类似，注重描写刻画，有浓厚的抒情意味。卢渥赴陕郊故事情节简单，但场面的刻画渲染实传奇小说所特有。《甘泽谣》本属传奇小说集，但其中《陶岘》、《红线》两篇历来收入诗歌著作。《唐诗纪事》卷二四载陶岘诗事，本于此，红线故事收入《古今诗话》^[29]及《唐诗纪事》^[30]。可见，这两篇小说在宋代是作为唐诗本事的。

除以上著作外，薛用弱《集异记》中《王之涣》一篇还记载王昌龄、高适、王之涣旗亭画壁故事。此事虽不真实^[31]，但诸人诗歌属实，非出依托，所以这篇传奇小说仍属本事。

以上介绍虽然不是这一时期传奇性本事的全部，但也大致见其概貌。唐代传奇文与传奇集的兴盛在中晚唐^[32]，传奇性本事的发展与之大致同步，这种同步现象侧面反映出传奇性本事的产生与传奇小说发展的关系。一般来说，这种关系大致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本事采用传奇笔法，在故事的叙写、人物的刻划、语言的运用上吸取传奇手法，如崔护题诗故事。第二，传奇运用或引用诗歌形式。在传奇小说中，诗歌或者成为情节的一部分，或者作为故事得以成立的证据。由于运用或引用诗歌，传奇小说成为传奇性本事，如《陶岘》、《红线》。这里的诗歌是诗人之诗，而非本事作者之诗。在诗与事的关系上，第一种情况以诗为中心，第二种情况则以事为中心。

这一时期杂录性本事仍然是本事的主体。除《本事诗》、《云溪友议》和《抒情集》外，记载杂录性本事的著作有《国史补》、《杜阳杂编》、《卢氏杂说》、《酉阳杂俎》、《刘宾客嘉话录》、《北里志》、《闽川名士传》、《唐摭言》、《北梦琐言》等等。就内容而言，这些著作在本事记载上有两个显著特点：第一，民间诗事的记载。随着诗歌创作的普及以及说诗风气的蔓延，这时民间产生了大量的诗歌本事。与此同时，一些笔记已经突破专记朝廷及官僚行事的“记注”观念，虽然有时仍然打着补史的旗号，但记载的内容已不再受传统题材的限制。这一观念的变化使大量的民间故事记载下来。通过这些笔记，我们可以领略社会不同阶层诗歌创作的风貌，从而对这一时期的诗坛有更为全面的把握。第二，专题诗事的记载。中晚唐笔记向专题化发展，专题笔记专记某一题材，或某一范围，其中的诗事也多限于某一方面。王定保的《唐摭言》是专门记载科举制度及与此相关的逸闻琐事的，其中记载的诗事多与科举有关。唐代以诗赋取士，诗歌创作与科举考试有着广泛联系，因而有关科举的诗事十分丰富，这是《唐摭言》大量记载此类诗事的原因。另外，孙棨的《北里志》专门记载文士的狎妓生活，凡13篇，其中10篇为诗事，这10篇诗事多是文士、妓女以诗往还的故事。不管是《唐摭言》还是《北里志》，都是记载某一类题材，而黄璞的《闽川名士传》则专记特定地区的文士故事。《新唐书·艺文志》杂传记类著录《闽川名士传》一卷，原书已佚，《太平广记》存佚文6条，其中“林杰”、“周匡物”、“陈通方”、“欧阳詹”、“薛令之”5条为诗事。专题性笔记一般对某一方面的诗事有较为全面的收集和载录，这不仅丰富了唐诗本事的内容，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唐诗本事的面貌。

与内容的变化相比，中晚唐杂录性本事在形式上的演变或许更加引人注目，也更为重要。这种演变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主观议论的出现。初盛唐本事通常客观叙事，极少议论，即使有议论，也多以叙述的形式出现，绝少本事作者的主观色彩。这种情况到中晚唐出现很大改变，在《云溪友议》中，经常可以见到文末的“云溪子曰”之类，这是本事作者抛头露面的直接发言，相对于旁观的叙事而言，这是一种主观的议论。这些议论多是发明本事内容，或发挥本事题旨，其中也偶有诗歌艺术的探讨：

云溪子曰：汉署有《艳歌行》，匪为桑间濮上之音也。偕以雪月松竹，杂咏《杨柳枝》词，作者虽多，鲜睹其妙。杜牧舍人云：“巫娥庙里低含雨，宋玉堂前斜带风。”滕郎中又云：“陶令门前罥接篱，亚夫营里拂朱旗。”但不言“杨柳”二字，最为妙也。是以姚合郎中苦吟《道旁亭子》诗云：“南陌游人回首去，东林道者杖藜归。”不谓“亭”，称奇矣。（《云溪友议》卷下“温裴黜”）

这一段话有明显的谈艺色彩，这一点很重要，它体现了本事作为诗歌批评所应有的内容，也代表了此一文体的发展趋势。

这种反复出现而又位置相对固定的“云溪子曰”当是源于《史记》中的“太史公曰”。唐代笔记注重补史功能，在文体上也模仿史著。《唐阙史》文末有很多“参寥子曰”、“参寥子云”之类，即属于这种模仿，《云溪友议》中的“云溪子曰”当然也属此例。如果说这种附于文末的议论在内容和形式上还带有史著的痕迹，那么，《云溪友议》卷中“中山诲”中的一些段落则扫除了这一痕迹：

中山公谓诸宾友曰：“……或有淡薄相于、缄翰莽卤者，每吟张博士籍诗云：‘新酒欲开期好客，朝衣暂脱见闲身。’对花木则吟王右丞诗云：‘兴阑啼鸟换，坐久落花多。’则幽居之趣少安乎？余友稀旧人，名为异代，近日为文，都不惬。洛中白二十居易苦好余《秋水咏》曰：‘东屯沧海阔，南壤洞庭宽。’……杨危卿校书《过华山》诗曰：‘河势昆仑远，山形菡萏秋。’此句实为佳对。”

这一段话，自《云溪友议》作者的角度，不失为客观的叙述，但就“中山公”刘禹锡来说，却是较为散漫随意的议论。这里，本事叙述的主体和议论的主体是分离的，而在《刘宾客嘉话录》中，两个主体合二为一。据《刘宾客嘉话录》原序，该书记刘禹锡的言谈琐语，因此一些本事纯以议论行文，本事叙述主体亦即议论主体，如：

牛丞相奇章公初为诗，矜奇特语，至有“地瘦草丛短”句。明年秋卷成，呈之，曰：“有求色必赧，凭酒意乃伸。”益加能矣。明年乃上第。（《诗话总龟·前集》卷一四引）

此外，《刘宾客嘉话录》中讲究“饧”、“糕”及“老拳”的一段文字，亦属此例。这一形式的演变对唐末五代诗歌本事的写作产生了很大影响。

第二，附事录诗的普及。唐诗本事的文本形式各异，有的有诗有事，有的有诗无事。“无事”之诗并不独立存在，而是依附其他诗歌本事，这就是唐诗本事的附事录诗现象。在初盛唐本事中，诗、事关系较为单纯，一般有诗必有事，中唐以后，逐渐打破了这种单纯的对应关系，有诗无“事”成为普遍现象。在几种本事专著中，文本结构最为单纯的要算《本事诗》中收录的本事，但其中也有附事录诗的情况。《高逸第三》在记载杜牧放诞故事之后更有一段属于附记的文字：

杜登科后，狎游饮酒，为诗曰：“落拓江湖载酒行，楚腰纤细掌中情。三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后又题诗曰：“船一棹百分空，十载青春不负公。今日鬓丝禅榻畔，茶烟轻飏落花风。”

“杜登科后”数字虽具叙事性质，但与其说是下引诗歌的本事，还不如说是上下文的连接语，这两首诗其实并无本事，是与前面故事在意旨上有关联并因此连缀的诗歌附录。这种录诗倾向在《云溪友议》中更为普遍，也更为鲜明。《云溪友议》中有“吴门秀”、“辞雍氏”、“和戎讽”、“祝坟应”、“温裴黜”、“蜀僧喻”、“杂嘲戏”等，皆附事录诗。“吴门秀”下4条尚以叙事为主，录诗为副，《温裴黜》下3条不惟录诗，且以录诗为主，诗事反而淹没不彰。这种录诗倾向在其他一些笔记如《唐摭言》的本事中也已出现，只是程度各不相同。注重录诗是中晚唐本事的重要观念，这一观念不仅改变了本事的功能，也改变了本事的文本形式，对后来的本事及其他文体都发生了深刻影响。

第三，以诗证事的运用。初盛唐本事均以诗为主，引事明诗，中唐以后逐渐出现引诗证事一体。此类本事是以叙事为中心，以诗歌为旁证。前文已引述《中朝故事》中张祜诗本事以及《因话录》卷五中“有人”嘲右威卫荒芜诗本事，此外尚可举出如下本事：

咸通中，韦保衡、路岩作相，除不附己者十司户：崔沆循州，李渎绣州，萧连播州，崔彦融雷州，高湘高州……初，高湜与弟湘少不相睦，咸通末，既出高州，湜雅与路岩相善，见岩阳救湘。……湘到任，愤湜不佑己，尝赋诗云“唯有高州是富家”之句焉。（《玉泉子》）

贞元末，太府卿韦渠牟、金吾李齐运、度支裴延龄、京兆尹嗣道王实皆承恩宠事。荐人多得名位。时刘师老、穆寂皆应科目，渠牟主持穆寂，齐运主持师老。会齐运朝对，上嗟其羸弱，许其致政而归。师老失据。故无名子曰：“太府朝天升穆老，尚书倒地落刘师。”刘禹锡曰：“名场险巇如此。”^[33]

《本事诗》中无其例，《云溪友议》中却有数条，如“玉箫化”文末引雍陶诗，“云中命”文末引段成式诗“曾话黄陵事”4句，“赞皇勋”文末引“八百孤寒齐下泪，一时回首望崖州”两句，均属引诗证事一体，可见，这一体例在中晚唐本事中已较为普遍。引诗证事在《韩诗外传》中是作为一种表达意义的方式出现的，后来的《述异记》虽沿用证事体例，但所引之诗对叙事起补充或印证作用，这种实证方式为唐诗本事所继承，并对宋以后诗话等产生重大影响。

同杂录性本事的多方面演变相比，志怪性本事更多显示其发展的延续性。

中晚唐的志怪性本事在数量上有显著增加，统计有近40条^[34]。这就远远超出初盛唐的数量，说明这一时期志怪性本事的广泛存在。这些本事，除见于《本事诗》和《云溪友议》外，一般见于志怪传奇集，如陈劭《通幽记》、薛渔思《河东记》、佚名《会昌解颐录》、段成式《酉阳杂俎》等。本事的内容大致可分为四类：第一，记鬼神。此类故事通常是鬼魂显灵吟诗，或神仙现身吟诗。鬼魂事如“苎萝遇”、李叔霁《死后诗》事、虎丘山石壁鬼诗事、襄阳旅殡举人诗事、河中鬼《踏歌》诗事等，神仙事如酒肆布衣《醉吟》诗事、广陵道士《戏吟》诗事、樵夫《贻白永年诗》事等。此类故事数量最多。第二，记诗谶，如献元载诗谶、老僧《示段文昌》诗谶、卢骈诗谶、峡中白衣人诗谶、“买山谶”、赵畚诗谶等。这些诗谶，或寓生死，或寓政治命运，内容较初盛唐同类本事广阔。第三，记灵怪，如《太平广记》卷四五四《张立本》引《会昌解颐录》所记妖魅惑人吟诗之事^[35]。中晚唐小说中多记灵怪吟诗之事，但多以叙事为主，属志怪小说，志怪性本事并不多见。第四，记梦。此类本事叙梦境，多为魂灵托梦吟诗，在内容上也可归入第一、第二类，如陆凭死后托梦《咏浮云》，韩弇死后托梦呈诗李续事，可归入“鬼神”一类，而张省躬梦张垂赠诗事，卢献卿梦中诗事，国邵南梦崔暇妻诗事等，因诗预生死，实可归入诗谶一类。

应该说，中晚唐志怪性本事比初盛唐同类本事在内容上有所拓展，但是这一拓展十分有限，延续远远多于发展。这种情况更表现在形式上，中晚唐此类本事没有创造更多的形式，没有明显的不同于此前的形式特征，这大约因为此类本事仍然只是作为志怪小说的一支，而未被视为诗歌批评的手段。

三、唐末五代本事

这一时期的上限是乾宁之后的光化元年（898），下限即南唐灭亡的宋开宝八年（975）。

这一时期的本事是杂录性本事和志怪性本事。

这些本事大多保留在五代及宋初的笔记中，如孙光宪的《北梦琐言》、何光远的《鉴诫录》、郑文宝的《南唐近事》、龙衮的《江南野史》、潘若冲的《郡阁雅谈》等。

孙光宪主要生活在五代，后唐天成元年（926），为荆南高季兴掌书记，历事从诲、保融、继冲三世，累官荆南节度副使。《北梦琐言》作于江陵为官时期，该书多记晚唐五代遗闻轶事，诗事47条，其中中晚唐28条，唐末五代19条。据《北梦琐言》序，该书的写作是鉴于晚唐以后史籍的散亡，是为垂言补史，因事劝戒。但是，这样一部补史的著作并不像《国史补》那样严格遵循“传信”的原则，其中收有志怪故事，言涉虚妄。唐末五代时，彭城人刘山甫著志怪传奇集《金溪闲谈》十二卷，《北梦琐言》引佚文16条，多为志怪故事，其中有诗歌本事。这种杂取志怪小说的作法在唐末五代较为普遍，其他史料笔记，如《剧谈录》、《中朝故事》、《鉴诫录》等，大多如此。因此，唐末五代志怪性本事大多见于史料笔记，这与此前同类本事多见于志怪小说有所不同。《鉴诫录》的作者何光远为五代时蜀人，该书记唐末五代杂事，以蜀事为多。宋赵希弁《郡斋读书志·后志》以为该书辑唐以来君臣事迹可为世鉴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认为赵氏未睹其书，因名臆说。其实，《鉴诫录》是以补史为目的的史料笔记，书名取以史为鉴之义，类似于《大唐新语》、《国史补》、《唐阙史》、《北梦琐言》等序文中“警诫”、“劝戒”、“垂训诫”、“因事劝戒”的说法。《鉴诫录》记事66条，其中诗事44条，诗事在全书中所占比重与《云溪友议》相近，因此也可视为唐诗本事的专著。

唐末五代诗坛有两大中心，一是前蜀和后蜀，二是南唐。前后蜀时期的诗歌本事大多收录在《鉴诫录》里，南唐的诗歌本事则主要记载于《江南野史》及《南唐近事》。《江南野史》十卷，宋龙衮撰。其书专记南唐事，用纪传体。今本《江南野史》存诗歌本事18条，又《诗话总龟·前集》收录龙衮《江南野录》诗事26条，其中15条见于《江南野史》。《四库全书总目》卷六六《江南野史》提要指出：“陈陶、孟宾于诸人有传，而查文徽、韩熙载诸人乃悉不载。考郑樵《通志略》，载此书原二十卷，此本阙十卷。晁公武《读书志》载此书凡八十四卷，而此本阙五十卷，殆辗转传写，佚脱其半。钱曾《读书敏求记》亦作十卷，则明以来已无完本。”则《诗话总龟·前集》所引《江南野录》中的诗事俱出《江南野史》，《江南野录》即《江南野史》，因今本《江南野史》残缺，故未能涵盖《江南野录》的收录范围。合两处收录，去重补缺，可得诗事28条。《南唐近事》一卷，宋郑文宝撰。《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四○《南唐近事》提要说：“其体颇近小说，疑南唐亡后，文宝有志于国史，搜采旧闻，排纂叙次，以朝廷大政入《江表志》，至大中祥符三年乃成，其余丛谈琐事，别为辑缀，先成此编。一为史体，一为小说体也。”该书载诗事11条。又《诗话总龟》引《南唐近事》诗事12条，5条与今见《南唐近事》互见，其他6条为其所无，可见今本《南唐近事》亦非完帙。合两处收录，共得诗事18条。

《郡阁雅谈》出自宋时潘若冲。《郡斋读书志》卷一三“郡阁雅言”云：“皇朝潘若同撰^[36]。太宗时守郡与僚佐话及南唐野逸贤哲异事佳言，辄疏之于书，凡56条，以资雅言。或题曰《郡阁雅谈》。”该书早已散佚，《诗话总龟·前集》引佚文34条^[37]，宋代何汶《竹庄诗话》注明出自《郡阁雅谈》诗事有4条，其中3条见于《诗话总龟》，1条记繁知一闻白居易过巫山事，此事又见《云溪友议》，是《郡阁雅谈》复记此事，还是《竹庄诗话》误引出处，难以遽定。《诗话总龟》所引《郡阁雅谈》条目不专五代诗事，也涉及中晚唐诗事，即使是五代，也不限于南唐一朝。另有文中所记吴崇岳为宋人，其诗事不在五代范围，因此，《郡阁雅谈》的收录情况较为复杂。(www.daowen.com)

唐末五代的杂录性本事沿着中晚唐同类本事的发展路径继续发展。

首先，本事更具谈艺色彩，议论更为普遍。这一时期有更多的本事具有只言片语的议论，或以议论贯穿全文，议论的内容包括诗歌意旨、艺术风格、著作考辨等。如《北梦琐言》中的一些本事：

唐马植相公，曾镇安南。安抚军民，怀柔蛮僚，废珠池，尚俭素，李琢后镇是邦，用法大酷，军城远出而属南蛮，六七年间，劳动兵役。咸通七年，高骈收复之。先是，荆、徐间征役拒蛮，人甚苦之。有举子闻许卒二千没于蛮乡，有诗刺曰：……吟此诗，有以见。失于授任，为国家生事，《大东》之苦，斯其类乎！（卷二“授任致寇”）

咸通中，礼部侍郎高湜知举。榜内……最奇者有聂夷中，河南中都人，少贫苦，精于古体，有《公子家》诗云：“种花于西园，花发青楼道。花下一禾生，去之为恶草。”……所谓言近意远，合《三百篇》之旨也。（卷二“放孤寒三人及第”）

唐前朝进士陈咏，眉州青神人，有诗名，善弈棋。昭宗劫迁，驻跸陕郊，是岁策名归蜀，韦书记庄以诗贺之。又有乡人拓善者，属和韦诗，其略云：“让德已闻多士伏，沽名还得世人闻。”……谬称冯副使涓诗，以涓多谐戏故也。或云蜀之拓善者作此诗，假冯公之名也。（卷七“郑准讥陈咏”）

进士高蟾，诗思虽清，务为奇险，意疏理寡，实风雅之罪人。……然而落第诗曰：“天上碧桃和露种，日边红杏倚云栽。芙蓉生在秋江上，不向春风怨未开。”盖守寒素之分，无躁竞之心，公卿间许之。（卷七“高蟾以诗策名”）

第一则揭示诗旨，第二则比较诗风，第三则考辨诗作，第四则介绍诗风，剖析诗意。此外，卷七中“郑綮相诗”条追踪创作心态，“洞庭湖诗”条探讨诗风雅俗，均为谈艺之体。《鉴诫录》中也有这样的谈艺片段，如卷五“容易格”条讨论唐末五代诗人卢延让的诗格与诗境，以议论贯穿始终。卷四“轻薄谏”条谓冯涓“清苦直谏，比讽箴规，章奏悉干教化，所著文章，迥超群品”。卷九“削古风”条谓杜荀鹤诗“悉干教化，每于吟讽，得其至理”；“分命定”条称“是知诗者，陶人情性，定乎穷通”。无不由诗事个案上升为具有理论色彩的判断。作为史著或“史之余”的《江南野史》和《南唐近事》，也不乏谈艺色彩和议论倾向。《南唐近事》中，陈乔、张俄登高吟杜甫重阳诗条涉及诗歌欣赏，黄可好用“驴”字一条涉及诗歌创作，均属于谈艺范畴。《江南野史》所载江为、潘阆、夏宝松、孙鲂、陈贶等人的诗事也有这种有鲜明谈艺色彩的议论。

自中唐以后唐诗本事中出现的谈艺色彩和议论倾向愈来愈鲜明广泛，至五代成为最为引人注目的现象，这不仅表现在上面介绍的唐末五代的诗歌本事中，也表现在五代作者所收录撰写的中晚唐诗歌本事中，如王定保于后梁末帝贞明时编撰的《唐摭言》中就有很多关于诗歌本身的讨论。对于唐诗本事来说，这种谈艺色彩和议论倾向是重要的两翼，前者使唐诗本事逐渐从专记军国政教之事的史著中独立出来，后者使唐诗本事从单纯的叙事逐步向事、论结合的诗话过渡。章学诚《文史通义·诗话篇》将诗话分为“论诗而及事”和“论诗而及辞”两大类，前者以记事为主，后者以评论为主，而唐诗本事实已具备“及事”、“及辞”两种形态。后人论诗话的起源，一般以欧阳修《六一诗话》为标志，其实，诗话的基本形态早在唐诗本事中就已奠定下来了。

第二，录诗功能进一步强化。中晚唐本事中的录诗现象较为普遍。唐末五代，这种现象进一步蔓延，除《南唐近事》外，上面列举的《北梦琐言》等四部著作中的本事均有录诗倾向。在这些著作中，《北梦琐言》、《江南野史》、《郡阁雅谈》的录诗还是零星的，偶然的，而《鉴诫录》则是大量的、自觉的。《鉴诫录》中具有明显录诗倾向的本事多达22条，占到全部本事的一半。有些本事注重录诗，甚至以录诗为主体，如卷五中“徐后事”、“高尚士”、卷八中“作者同”三条纯粹的录诗达10余首，成为本事的主体。随着本事的录诗功能的急剧膨胀，叙事因素和解诗功能逐渐萎缩，一些条目趋于极端，录诗取代叙事和解诗，取得独立地位，这时的本事已经蜕变为一种纯粹的存诗形式，如“作者同”条几乎忽略叙事，成为一个诗歌的链接体。前文已提及，《鉴诫录》体近诗话总集，在唐末五代，这是一部最能体现本事文本的著作，其中对录诗功能的强化可视为唐末五代本事的基本特征。

第三，以诗证事发展演变。这一时期出现了为数不多的以诗证事的本事。这些本事有的继承了此前本事的证事特点，即本事中的“事”出于本事“诗”以外的传说和记载，有独立于“诗”的文献来源，“诗”不过印证这些传说和记载，这是以诗证事的通常情况。也有一些本事具有与此不同的证事特点，如下面两条本事：

薛能尚书镇彭门，时溥、刘巨容、周岌俱在麾下。未数岁，溥镇徐，巨容镇襄，岌镇许，俱假端揆。故能诗曰：“旧将已为三仆射，病身犹是六尚书。”（《唐摭言》卷一五）

竟陵人刘虚白擢进士第，嗜酒，有诗云：“知道醉乡无户税，任他荒却下丹田。”世之嗜酒者，苟为孔门之徒，得无违告诫乎？（《北梦琐言》卷六“陆相公劝酒事”）

薛许州能，以诗道为己任，还刘德仁卷有诗云：“百首如一首，卷初如卷终。”讥刘不能变态，乃陆（按：指陆龟蒙）之比也。（《北梦琐言》卷六“陆龟蒙追赠”）

第一则本事与史不符^[38]，显然出于对薛能诗句的解读，别无来源。刘虚白的生平，史载极少，除此之外，仅《唐摭言》卷四记载虚白试举日帘前献诗裴坦一事，诗也仅存一首及此一联。此所谓“嗜酒”，当出于后引“诗句”，别无文献依据。因此，引诗证事其实是“自证自”，在这里，“事”出于对“诗”的解读，“诗”是作为“事”来运用的，“诗”、“事”如一。下一条“讥刘不能变态”的叙述，显然出自前引诗句，证事特点与上一条相同。上述证事特点是此前本事所无，可视为以诗证事的变异形式。这种以“诗”为“事”的新形式为后世学者从诗中勾稽诗人生平事迹提供了方便法门，因而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这一时期的志怪性本事也大多出于上面几种著作。《鉴诫录》有5条：“鬼传书”（卷二）、“怪鸟应”（卷六）、“走山魈”（卷八）、“高僧谕”（卷十）、“鱼还肉”（卷十）。《北梦琐言》有4条：高骈风筝诗事（卷七）、“刘山甫题天王”（卷九）、“薛准阴诛”（卷十）、“杨鼎夫是盐里人”（《太平广记》卷一五八引）。《郡阁雅谈》有4条：范摅之子及欧阳彬之子诗谶、陈省躬见书生高咏、许鹊题歌上升、张嘏鬼魂咏蝴蝶。《江南野史》有2条：沈彬葬处冢中碑文事、卢绛梦白衣妇人咏诗事。其他笔记或文记，如陈纂的《葆光录》、王仁裕的《玉堂闲话》、郭廷诲的《广陵妖乱志》等，也载有此类本事。本事的内容也是四类：一是鬼神。如“鬼传书”、“高僧谕”、“刘山甫题天王”、“薛准阴诛”等，其中有言及因果报应者。二是诗谶。如“怪鸟应”、高骈风筝诗事、范摅之子及欧阳彬之子诗谶等。三是灵怪。如“走山魈”、“鱼还肉”等。四是记梦。如卢绛梦白衣妇咏诗事。唐末五代的时间仅70余年，但现存的志怪性本事多于初盛唐，成为本事中很重要的一部分。这一时期的志怪性本事在形式上没有变化，可以看作是此前同类本事的自然延伸。

应该说，唐末五代不是一个产生传奇性本事的时代，虽然宋张齐贤《洛阳搢绅旧闻记》卷一“梁太祖伏侍文士”条记载的杜荀鹤诗事属传奇性本事，但这只是个别情况，这种偶然的特例不过是此类本事消亡之前的回光返照罢了。

【注释】

[1]《鲁迅全集》第九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70～71页。

[2]《鲁迅全集》第九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3页。

[3]《本事诗序》。

[4]《少室山房笔丛》卷二九丙部《九流绪论》下。

[5]见《鲁迅全集》第九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70页。

[6]见《鲁迅全集》第九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70页。

[7]见缪钺《杜牧年谱》，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92～194页。

[8]见《考证篇》“30杜牧”条。

[9]《国史补》序。

[10]《大唐新语》序。

[11]陶敏有《〈景龙文馆记〉考》，文载《文史》第四十八期，第221～236页。贾晋华有《唐代集会总集七种辑校·景龙文馆记》，见《唐代集会总集与诗人群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81～278页。

[12]中华书局整理本包括补遗、逸文、辑佚，此用中华书局整理本。

[13]详见吴企明《唐音质疑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82～84页。

[14]详见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一四，吴企明《唐音质疑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27～29页。

[15]详见吴企明《唐音质疑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87～88页。

[16]1.唐太宗定州见慕容垂鬼吟诗（《太平广记》卷三二八引《灵怪集》）；2.开元六年河湄鬼吟诗（《太平广记》卷三三○引《灵怪集》）；3.调露中巴峡鬼吟诗（《太平广记》卷三二八引《纪闻》）；4.开元末裴武公夜得鬼诗（《龙城录》卷上）；5.武则天腊月宣诏幸上苑诗事（《广卓异记》卷上）；6.郭元振题诗怪异面颊（《酉阳杂俎》前集卷一四）。

[17]《剧谈录序》“：乾宁二年建巳月池州黄老山白社序。”

[18]《本事诗序》云“：时光启二年十一月，大驾在褒中。”《本事诗》完成后有续补，说见胡可先、童晓刚《〈本事诗〉新考》，文载《中国典籍与文化》，2004年第一期，第78～80页。

[19]这16部笔记包括《唐摭言》、《本事诗》、《云溪友议》、《抒情集》、《国史补》、《杜阳杂编》、《唐阙史》、《剧谈录》、《卢氏杂说》（据《太平广记》引）、《玉泉子》、《北里志》、《闽川名士传》（据《太平广记》引）、《酉阳杂俎》、《金华子杂编》、《刘宾客嘉话录》、《北梦琐言》。

[20]今以《历代诗话续编》本为依据。《本事诗》篇目及内容，各处载录不一。《太平广记》卷二七五“李琦婢”条记杜牧《杜秋娘诗》本事，云出《本事诗》。《类说》卷五一《本事诗》所录“郎中员外”、“活剥生吞”、“陶隐居”、“马自然诗”、“白二十韦十九”、“登崖州城诗”7条，为《诗话续编》本所无。《绀珠集》卷九《本事诗》亦多出“金锁诗”、“红叶诗”（记卢渥事）、“张好好诗”、“剪水作花”、“米家荣诗”、“石头城诗”6条。《竹庄诗话》卷二○亦以“白二十韦十九”条出自《本事诗》。然《类说》所录“马自然诗”出自《续本事诗》（《诗话总龟·前集》卷三六引《诗史》云出《续本诗集》），“白二十韦十九”及“登崖州城诗”两条出自《云溪友议》卷中“中山诲”、“赞皇勋”，并不出自《本事诗》。“郎中员外”、“活剥生吞”均出自《大唐新语》，是否亦见于《本事诗》，疑不能定。《绀珠集》中“金锁诗”出自刘斧《翰府名谈》（《诗话总龟·前集》卷二三引）及《唐诗纪事》卷七八“僖宗宫人”，“红叶题诗”条出自《云溪友议》卷下“题红怨”。这两条与《本事诗》中顾况题叶诗前后相接，疑因类而及。“剪水作花”条见于《云溪友议》卷中“吴门秀”。“米家荣”、“石头城诗”两条俱见《云溪友议》卷中“中山诲”。则《类说》、《绀珠集》等所录已与《云溪友议》、《续本事诗》等相混，难以作为文本依据。

[21]商濬《稗海》本作十二卷。

[22]《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四○《云溪友议》提要云：“《唐书·艺文志》注称为咸通时人，而书中李涉赠盗诗一条，称乾符己丑岁客于霅川，亲见李博士手迹。考乾符元年为甲午，六年为己亥，次年庚子改元广明，中间无己丑，己丑实为咸通十年。疑书中或误咸通为乾符，否则误己亥为己丑。然总之僖宗时人矣。”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卷一七子部八《云溪友议》以为“其误不在年号，而在干支”。

[23]另《诗话总龟·前集》卷二三引“李翱女”条，注出《南部新书》，卷三六引“韦检”条，注出《脞说前集》，卷三八引“周”条，注出《南唐近事》。

[24]重编《说郛》卷二三收有《抒情录》，题宋代卢懷，“懷”当为“懷”之误，谓卢宋人，大误。文录八条，其中“江邻几”条实出宋代刘攽《中山诗话》。此引录之误，源出《诗话总龟》。《诗话总龟·前集》卷四三“伤悼门”即引该条，注出《唐贤抒情》。重编《说郛》误以卢为宋人，盖出于此。重编《说郛》所引文字与《中山诗话》原本多有歧异，但与《诗话总龟》所引文字略同。又重编《说郛》所录《抒情录》各条全部见于《诗话总龟·前集》。可见该书辑自《诗话总龟·前集》，并非《抒情集》的原书残帙。

[25]详见《考证篇》“3徐安贞”条。

[26]详见《考证篇》“22李涉”条。

[27]四相所咏为宣宗大中三年收复河湟事。据《旧唐书·宣宗纪》，“（大中）三年春正月丙寅，泾原节度使康季荣奏，吐蕃宰相论恐热以秦、原、安乐三州及石门等七关之兵民归国”，朝廷令灵武节度使朱叔明、邠宁节度使张君绪，各出本道兵马接应。这年六月，“康季荣奏收复原州、石门、驿藏、木峡、制胜、六盘、石峡等六关讫”。八月，“凤翔节度使李玭奏收复秦州”。四相中马植诗云：“四师有征无汗马，七关虽戍已弢弓。”乃咏其事。《旧唐书·宣宗纪》虽记载白敏中于大中五年五月充邠宁节度观察、东面招讨党项等使，但并无统帅诸军收入河湟之事。因此，此一诗事不实。

[28]《唐阙史》序云“：甲辰岁清和月编次。”

[29]见《诗话总龟·前集》卷四一。

[30]见《唐诗纪事》卷三○“冷朝阳”，《四部丛刊·初编》本。

[31]详见傅璇琮《靳能所作王之涣墓志铭跋》，文载《唐代诗人丛考》，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6～65页。

[32]李剑国先生定传奇文兴盛期为约建中初至大和初，传奇集兴盛期为约大和中至乾符末。见《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南开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8～47页。

[33]唐兰《〈刘宾客嘉话录〉的校辑与辨伪》，《文史》第四辑，第91页。

[34]1.酒肆布衣《醉吟》（《太平广记》卷八三引《潇湘录》）；2.广陵道士《戏吟》（《续仙传》卷中）；3.樵夫《贻白永年诗》（《神仙感遇传》卷二）；4.李公佐仆《留诗》（《云笈七签》卷九九）；5.李叔霁《死后诗》（《太平广记》卷二七九引《广异记》）；6.虎丘山石壁鬼《诗二首》、《祭后见石上诗》（《太平广记》卷三三八引《通幽记》）；7.元载诗谶（《太平广记》卷一四三引《通幽记》、卷三三七引《玄怪录》）；8.陆凭《咏浮云》（《太平广记》卷三三九引《通幽记》）；9.韩弇《呈李续》（《太平广记》卷三四○引《河东记》）；10.襄阳旅殡举人诗（《酉阳杂俎》前集卷一三）；11.顾况丧子诗（《酉阳杂俎》前集卷一三）；12.河中鬼《踏歌》（《太平广记》卷三四六引《河东记》）；13.张省躬《梦张垂赠诗》（《酉阳杂俎》续集卷二）；14.商山客死书生《述怀》（《太平广记》卷三四四引《会昌解颐录》）；15.安邑坊女《幽恨诗》（《太平广记》卷三四六引《河东记》）；16.苏检妻《与夫同咏诗》（《太平广记》卷二七九引《闻奇录》）；17.高侍郎诗（《太平广记》卷四五四引《会昌解颐录》；18.石季武《梦中诗》（《太平广记》卷二七九“李愬”条引《续幽怪录》）；19.卢献卿《梦中诗》（《本事诗·征咎第六》）；20.国邵南梦崔暇妻诗（《酉阳杂俎》续集卷三）；21.峡中白衣人《赠马植》（《本事诗·征异第五》）；22.许浑梦中诗（《本事诗·事感第二》）；23.兴元山寺老僧《示段文昌》（《中朝故事》）；24.清僧《示赵宗儒》（《太平广记》卷一五五引《定名录》）；25.武元衡诗谶（《郡斋读书志》卷一七）；26.杜牧题汴河诗谶（《感定录》）；27.卢骈诗谶（《唐阙史》卷下）；28.苎萝遇（《云溪友议》卷上）；29.宗兄悼（《云溪友议》卷上）；30.买山谶（《云溪友议》卷中）；31.李群玉题二妃庙诗（《云溪友议》卷中）；32.赵嘏诗谶（《唐摭言》卷一五）；33.章孝标题杭州樟亭驿诗谶（《云溪友议》卷下）；34.曹唐诗谶（《太平广记》卷三四九引《灵怪集》）；35.沈询诗谶（《南部新书》庚）；36.庙中土偶咏诗（《诗话总龟·前集》卷五○）；37.元和士人见屏上妇人踏歌（《酉阳杂俎》前集卷一四）。

[35]按：即“高侍郎诗”事。

[36]孙猛《郡斋读书志校证》：“公武避父讳改‘冲’作‘同’。若冲，太平兴国六年以右赞善大夫知扬州，官终桂林守。”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583页。

[37]《诗话总龟·前集》卷三录李白“醉吟诗”及“忆贺知章”诗，然该条又见于《太平广记》卷二○一“李白”条引《本事诗》，文字略同。

[38]详见《考证篇》“34薛能”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