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本事类型的特征

不同类型的本事具有不同的文体特征，这些不同特征是我们对本事进行类型划分的依据。不过三种类型之间的文体差异实有远近之分，相对而言，志怪性本事与杂录性本事大同小异，传奇性本事与其他两类本事则相去甚远。本书拟从本事的行文特点、叙写目的、价值取向三个方面将不同类型的本事进行对照，从而更深入地把握各自的文体特征。

一、行文特点

传奇性本事一般是自觉的小说创作的结果，讲究虚构和辞藻，具有明显的故事化倾向和文章化倾向。志怪性、杂录性本事则大多直白记事，注重写实。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对唐传奇的文体特征曾作过一段堪称经典的说明：

小说亦如诗，至唐代而一变，虽尚不离于搜奇记逸，然叙述宛转，文辞华艳，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者较，演进之迹甚明，而尤显者乃在是时则始有意为小说。^[5]

指出唐传奇有两大特征，一是“叙述宛转”，二是“文辞华艳”，而且认为这是唐人“有意为小说”的结果。那么，什么是有意为小说呢？鲁迅说：“胡应麟（《笔丛》三十六）云：‘变异之谈，盛于六朝，然多是传录舛讹，未必尽幻设语，至唐人乃作意好奇，假小说以寄笔端。’其云‘作意’，云‘幻设’者，则即意识之创造矣。”可见，有意为小说指自觉的艺术创造，即借助想象，虚构故事。鲁迅还指出：“传奇者流，源盖出于志怪，然施之藻绘，扩其波澜，故所成就乃特异。”^[6]又将唐传奇的特征表述为“文采与意想”。其实，两种表述并不矛盾，因为“叙述宛转”，“扩其波澜”指故事情节的曲折委婉，迭宕起伏，而这一特征正是“意想”的产物。

传奇小说运用虚构、讲究辞藻的创作倾向对唐诗本事产生了直接影响。且不说那些原本属于传奇小说的唐诗本事，就是那些单纯的唐诗本事也因取法传奇小说，同样具有“叙述宛转，文辞华艳”的特征。前文已引录崔护题诗和崔郊感妓两则本事，并指出前者语言生动细腻，后者情节引人入胜，谋篇行文，有鲜明的传奇小说色彩。这些特点在《唐阙史》卷上“杜舍人牧湖州”中有集中表现：

杜舍人再捷之后，时誉益清，物议人情，待以仙格。紫微恃才名，亦颇纵声色，尝自言有鉴裁之能。闻吴兴郡有长眉纤腰有类神仙者，罢宛陵从事，专往观焉。使君籍甚其名，迎待颇厚。至郡旬日，继以洪饮，睨观官妓曰：“善则善矣，未称所传也。”览私选曰：“美则美矣，未惬所望也。”将离去，使君敬请所欲。曰：“愿泛彩舟，许人纵视，得以寓目，愚无恨焉。”使君甚悦，择日大具戏舟讴棹较捷之乐，以鲜华夸尚，得人纵观，两岸如堵。紫微则循泛肆目，竟迷所得。及暮将散，俄于曲岸见里妇携幼女，年邻小稔。紫微曰：“此奇色也。”遽命接致彩舟。欲与之语，母幼惶惧，如不自安。紫微曰：“今未必去，第存晚期耳。”遂赠罗缬一箧为质。妇人辞曰：“他人无状，恐为所累。”紫微曰：“不然。余今西航，祈典此郡，汝待我十年不来而后嫁。”遂笔于纸，盟而后别。紫微到京，常意霅上。厥后十四载，出刺湖州，之郡三日，即命搜访。女适人已三载，有子二人矣。紫微召母及嫁者诘之。其夫虑为所掠，携子而往。紫微谓曰：“且纳我贿，何食前言？”母即出留翰以示之，复白曰：“待十年不至，而后嫁之，三载有子二人。”紫微熟视旧札，俯首逾刻，曰：“其词也直。”因赠诗以导其志。诗曰：“自是寻春去较迟，不须惆怅怨芳时。狂风落尽深红色，绿树成阴子满枝。”翌日，遍闻于好事者。

这篇故事的情节至少经历了三层转折：杜牧初至吴兴，专意寻访美女，然未有所得，此一层转折；后泛舟纵观，得遇民女，并以罗缬为质，此又一层转折；14年后，命人搜访，然民女已嫁人生子，此第三层转折。末一转折内部情节也环环相生，迥出意表。就其情节的丰富曲折而言，此一本事完全可与“叙述宛转”的传奇小说相媲美。当然，全篇语言清丽隽雅，即使置于传奇小说之林，也毫不逊色。

变幻曲折的故事情节往往出于自觉的艺术构思，是想象、虚构的产物。崔护题都城南庄诗只是叙写了两次春游的所见所感，事件细小，故事平淡，但在本事作者的笔下却化生出一段因情而死、又因情而生的动人故事，作者只取诗歌情事大体，一些情节出自联想虚构。杜牧牧湖州的故事历来作为杜牧的风流韵事而传为美谈，但是，这篇故事并不真实，其中情事与杜牧形迹及史事颇多乖舛，于情理亦有不合^[7]，只不过是好事者穿凿诗意的附会之谈。

与传奇性本事运用虚构、讲究文采不同，志怪及杂录性本事一般注重写实，叙事简单直白。志怪性本事虽涉及鬼神怪异，荒诞无稽，但出于“传录”，并非有意虚构，此点前文已有论及。杂录性本事大多为实录，一般以记载实事的面貌出现。当然，杂录性本事所记并非全为实事，其中也有乖误不实之处。这不实的原因，大致有二：一是误读与附会。本事作者误读诗句，并由此附会诗事，诗事情节的一部分或全部不真实。如《本事诗·高逸第三》记杜牧于洛阳李司徒席上吟酒赋诗、恣纵狂放的故事，其中一些细节不实，实误读所致^[8]。二是传闻之误，如贾岛“推敲”的故事在唐末五代出现过不同的故事“版本”，其中情节多有不实者，这种不真实大多是流传中产生的。需要辨析的是，传奇性本事的虚构也有出自附会穿凿和传闻不实者，如上引杜牧牧湖州一事。但二者仍然呈现不同面貌。一般来说，虚构的情节在杂录性本事中不作艺术的放大，并以写实的面貌出现，此类本事通常简短直白，只有一个片段，并无“叙述宛转，文辞华艳”的特征。

二、叙写目的

传奇性本事与志怪性、杂录性本事的行文差异是由各自的写作目的决定的。概而言之，传奇性本事以叙述或敷演故事为目的，而志怪性、杂录性本事以说诗、传诗为目的。

一般来说，传奇性本事以叙述故事为中心，着力于丰富曲折的故事情节，叙述故事既是本事写作的第一要务，又是其写作的目的，叙事本身完整自足。因此，在传奇性本事中，诗的地位和作用是次要的，它们或者成为故事叙述的一部分，正如传奇小说中的诗歌，或者成为故事内容的佐证，一些以诗证事的本事，如《云溪友议》中“苗夫人”，《甘泽谣》中“陶岘”等，均属于此类情况。

与传奇性本事不同，志怪性、杂录性本事以诗歌为中心，故事的意义以诗歌的存在及其与诗歌的关系为前提，说诗、传诗为第一要务。

志怪性、杂录性本事只是一个说诗的片段，最初仅为谈资，诗事围绕诗歌展开，或交代诗作背景，或揭示诗旨，或叙说诗作的流布与欣赏，并无独立于诗的叙事追求。这种篇幅短小、情节简单的说诗片段与《诗序》类似，后来，本事的收集、整理者由此引出本事的解诗功能。《本事诗》序云：“抒怀佳作，讽刺雅言，……其间触事兴咏，尤所钟情，不有发挥，孰明厥义？因采为《本事诗》。”说明本事意在“发挥”，揭示诗旨。该序径称本事为“小序”，认为本事与说《诗》、解《诗》的《诗序》性质相同，可见《本事诗》的辑录意在发挥本事的解诗功能。《本事诗》中的本事，体制不一，既有杂录性、志怪性本事，又有传奇性本事，但是，序文中本事解诗的表述显然是由与《诗序》体例相近的志怪性、杂录性本事引申而来，《本事诗》录入传奇性本事不过因类而及。其实，就体例和叙写目的而言，传奇性本事与说诗、解诗一体相去甚远。

本事由诗和事构成，如果说本事的说诗、解诗侧重于事的意义，那么，本事的录诗、传诗则更注重于诗的意义。志怪性、杂录性本事多著录名篇佳句，此类本事的流传和记载意在保存和流传篇什。这一倾向可以《大唐新语》卷八“文章”中的一些本事说明：(www.daowen.com)

陆余庆孙海，长于五言诗，甚为诗人所重。性峻，不附权要。出牧潮州，但以诗酒自适，不以远谪介意。《题奉国寺》诗曰：“新秋夜何爽，露下风转凄。一磬竹林里，千灯花塔西。”《题龙门寺》诗曰：“窗灯林霭里，闻磬水声中。更筹半有会，炉烟满夕风。”人推其警策。

神龙之际，京城正月望日，盛饰灯影之会。金吾弛禁，特许夜行。贵游戚属，及下隶工贾，无不夜游。车马骈阗，人不得顾。王主之家，马上作乐以相夸竞。文士皆赋诗一章，以纪其事。作者数百人，惟中书侍郎苏味道、吏部员外郭利贞、殿中侍御史崔液三人为绝唱。味道诗曰：“火树银花合，星桥铁锁开。暗尘随马去，明月逐人来。游妓皆秾李，行歌尽《落梅》。金吾不禁夜，玉漏莫相催。”利贞曰：“九陌连灯影，千门度月华。倾城出宝骑，匝路转香车。烂熳唯愁晓，周旋不问家。更逢清管发，处处《落梅花》。”液曰：“今年春色胜常年，此夜风光正可怜。鹊楼前新月满，凤凰台上宝灯燃。……”文多不尽载。

魏求己自御史左授山阳丞，为诗曰：“朝升照日槛，夕次下乌台。风竿一眇邈，月树几徘徊。翼向高标敛，声随下调哀。怀燕首自白，非是为年催。”郑繇少工五言。开元初，山範为岐州刺史，繇为长史，範失白鹰，深所爱惜，因为《失白鹰》诗以致意焉。其诗曰：“白昼文章乱，丹霄羽翮齐。云间呼暂下，雪里放还迷。梁苑惊池鹜，陈仓拂野鸡。不知辽廓外，何处别依栖？”甚为时所讽咏。

《大唐新语》卷八“文章”录本事诗22首，明确说明为人传诵者10首。此外，其他卷中，上官仪洛水堤步月入朝诗，刘希夷《白头翁咏》诗句，都是流播人口的名篇佳句。可见，著中本事以保存名篇为目的。《大唐新语》的收录情况颇具代表性。与此相类而又集中收录本事诗者尚有《唐摭言》、《鉴诫录》等，不同的是，其中所选录，《大唐新语》以咏物言志为尺度，《唐摭言》以科举应试为范围，《鉴诫录》则以政教风化为依归。此外，一些散见于唐人笔记的诗歌本事也多采录名篇佳句。概而言之，这些本事诗大多各具特色，或以风教，或以气骨，或以文采，或以境界，或以趣味，其文足有可传者，故作者采入笔记。这些存录名篇、流传佳句的诗歌本事，最能体现唐诗本事存诗、传诗的目的和功能。计有功编著《唐诗纪事》时，曾于唐人文集之外，广搜杂说、传记、遗史等，而唐诗本事是该书辑录的重要部分，那些并无文集传世的诗人及其诗作颇赖本事辑入该书，从而流传后世。

三、价值取向

传奇性本事与志怪性、杂录性本事完全不同的叙写目的是由各自不同的价值取向决定的。一般来说，传奇性本事追求文学的、审美的价值，志怪性、杂录性本事则追求历史的、文献的价值。

传奇性本事的主体是叙事，此类本事对文学、审美价值的追求主要是就叙事而言。同传奇小说一样，此类本事的文学色彩和审美特征除表现于情节的安排和语言的运用外，还表现于人物形象的塑造。

除了那些原本属于传奇小说的传奇性本事，如《柳氏传》、《陶岘》、《红线》等，一般来说，传奇性本事中的人物形象不够丰满，刻画也不够精细。但毫无疑问，此类本事中的人物大多个性鲜明，生动可感。在这些本事中，有深情执着的女子，如《玉箫化》中的玉箫，崔护题都城南庄故事中的村女；有风流倜傥的才子，如《杜舍人牧湖州》中的杜牧，《本事诗》中的崔护；有明于道义的公侯，如戎昱感妓故事里的韩滉，《襄阳杰》中的于頔。还有附庸风雅的武将，如《剧谈录》“王侍中题诗”中的王智兴。此外，《本事诗·征异第五》中骆宾王的高逸隐僻，《云溪友议》卷下“窥衣帷”中王韫秀的倔强刚烈，《苗夫人》中张延赏的势利昏悖及苗夫人的明敏多识，等等，都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这些人物形象进一步使此类本事进入审美领域，成为具有浓厚文学色彩的叙事形式，甚至成为文学的一部分。

与传奇性本事不同，志怪性、杂录性本事追求历史的、文献的价值，因而成为文学史料的一部分。这两类本事在历史、文献方面的价值可以从《云溪友议》和一些载录两类本事的唐人笔记的序文中得到说明：

近代何自然续《笑林》，刘梦得撰《嘉话录》，或偶为编次，论者称美。余少游秦、吴、楚、宋，有名山水者，无不弛驾踌躇，遂兴长往之迹。每逢寒素之士，作清苦之吟，或樽酒和酬，稍蠲于远思矣。谚云：街谈巷议，倏有裨于王化。野老之言，圣人采择。孔子聚万国风谣，以成其《春秋》也。江海不却细流，故能为之大。摅昔藉众多，因所闻记，虽未近于丘坟，岂可昭于雅量。或以篇翰嘲谑，率尔成文，亦非尽取华丽，因事录焉，是曰《云溪友议》。傥论交会友，庶希于一述乎！（《云溪友议序》）

自庖牺画卦，文字聿兴，立记注之司，以存警诫之法。传称左史记言，《尚书》是也；右史记事，《春秋》是也。洎唐虞氏作，木火递兴，虽戢干戈，质文或异。而《九丘》、《八索》，祖述莫殊。宣父删落其繁芜，丘明捃拾其疑阙，马迁创变古体，班氏遂业前书。编集既多，省览为殆。则拟虞卿、陆贾之作，袁宏、荀氏之录，虽为小学，抑亦可观，尔来记注，不乏于代矣。圣唐御寓，载几二百，声明文物，至化玄风，卓尔于百王，辉映于前古。肃不揆庸浅，辄为纂述，备书微婉，恐贻床屋之尤；全采风谣，惧招流俗之说。今起自国初，迄于大历，事关政教，言涉文词，道可师模，志将存古，勒成十三卷，题曰《大唐世说新语》。聊以宣之开卷，岂敢传诸奇人。（《大唐新语序》）

唐自广明乱离，秘籍亡散，武宗已后，寂寞无闻，朝野遗芳，莫得传播。仆生自岷峨，官于荆郢，咸京故事，每愧面墙，游处之间，专于博访。顷逢故凤翔杨玭少尹，多话秦中平时旧说，常记于心。……厥后每聆一事，未敢孤信，三复参校，然始濡毫。非但垂之空言，亦欲因事劝戒。三纪收拾筐箧，爰因公退，咸取编连。……凡纂得事成三十卷。（《北梦琐言序》）

作者认为这些笔记属于史的范畴，或成为史的一部分。《云溪友议》序虽仅以为谈资，但又引述“孔子聚万国风谣，以成其《春秋》”的先例，表明该著实有补史之意。自汉代以来，人们认为小说出于史官之流，为史官末事，这使小说成为正史的附庸。但另一方面，小说因此贯穿了史家意识，注重史料的价值。《云溪友议》以记本事为主，《大唐新语》、《北梦琐言》也采择大量本事，序文中表述的著述目的及价值取向当然也包括本事在内。

小说既然属于史，在写法上必须取法史书，必须遵循“实录”和“传信”的原则。但是，不同小说作家对这一原则的理解不同，具体作法也不尽相同。一些作者严守信实原则，如《国史补序》云：“言报应，叙鬼神，征梦卜，近帷箔，悉去之；纪事实，探物理，辨疑惑，示劝戒，采风俗，助谈笑，则书之。”这就把志怪小说排除在史料之外。另一些作者的信实观念则较为宽泛，如《北梦琐言序》虽谓“未敢孤信，三复参校”，但书中却采录了部分志怪小说。这两种不同的史实观自然会影响到对唐诗本事史料价值的判断。那些具有怪异色彩的志怪性本事在一些作者看来，就不具有史料的价值。

传奇性本事因为讲求虚构，或具有浓厚的文学色彩，一般不作为史料。需要说明的是，一些笔记虽然收录传奇性本事，但并不表示作者已确认这些本事具有史料性。《云溪友议》中收有“玉箫化”、“苗夫人”、“窥衣帷”，《唐阙史》中收“杜舍人牧湖州”、“韦进士见亡妓”等具有传奇色彩的本事。前已述及，《云溪友议》有补史之意，《唐阙史序》也明言该书拾遗补阙之功，似乎把这些传奇性本事也纳入史料范围，但《云溪友议序》称该书乃步武何自然续《笑林》、刘禹锡（实为韦绚）的《嘉话录》。则体例依照此前的志人、杂事小说，补史之说也是针对此种体例小说而言。《唐阙史》序交代叙写缘起时也作过这样的说明：

皇朝济济多士，声名文物之盛，两汉才足以扶轮捧毂而已；区区晋、魏、周、隋已降，何足道哉！故自武德、贞观而后，吮笔为小说、小录、稗史、野史、杂录、杂纪者多矣。贞元、大历已前，捃拾无遗事，大中、咸通而下，或有可以为夸尚者、资谈笑者、垂训诫者，惜乎不书于方册，辄从而记之；其雅登于太史氏者，不复载录。

作者取法的对象是小说、小录、稗史、野史、杂录、杂纪。这里的“小说”应指街谈巷议、道听途说之类，即传统目录学意义上的小说，是不包括唐人传奇的。可见作为史补的是杂史和杂事小说，所谓叙写也不过“捃拾”，这与传奇这种“幻设”之文有所不同。据此，《云溪友议》、《唐阙史》是基于传统意义上的小说观念而提出小说的补史功能的，采录传奇性本事与这一著述目的并不完全吻合，属于体例不严，采择不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