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文言小说的支流

如果说汉代诗学著作在诗与事的联系方式上成为唐诗本事的模仿对象，那么，唐前文言小说则是唐诗本事作为叙事文体的来源。

怎样认识唐诗本事的文体性质，这也许是这一研究领域涉及最早、关注最多的议题之一，前人对《本事诗》、《云溪友议》及《抒情集》的文体认定可以看作是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在这三部唐诗本事的专门著作中，《云溪友议》一直列入历代书目的小说类。《本事诗》和《抒情集》虽多列入总集类，但宋人编小说集《太平广记》和《类说》时，已收录《本事诗》，王谠《唐语林》序目也列为小说家，明人胡应麟进而认定：“究其体制，实小说家者流也。”^[18]《抒情集》在《遂初堂书目》中已入小说类，葛立方《韵语阳秋》径称其为小说^[19]，胡应麟《诗薮》外编卷三还说：“卢有《抒情集》，亦《本事诗》类也。”应该说，前人对以《本事诗》等为代表的唐诗本事作为小说文体的认识是趋于一致的。这一认识后来产生了决定性影响，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认为“《本事诗》出于笔记小说”，这一说法可以视为对前人观点的回应和总结。

但是，对唐诗本事文体性质的认识，目前还停留在较为空疏的概念化阶段，缺乏深入的探讨和具体的分析，本文拟从本事的文体来源、文体特征及故事特质三方面作进一步探讨，以期对此有更为明确的认识。

一、本事的另一来源

六朝有大量的说诗故事，它们后来成为唐诗本事最重要的来源之一，这类故事为数不少，现撮其要者引录如下：

文帝尝令东阿王七步中作诗，不成者行大法。应声便为诗曰：

“煮豆持作羹，漉菽以为汁。萁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帝深有惭色。（《世说新语·文学》）

嘉平中，汲县民共入山中，见一人，所居悬岩百仞，丛林郁茂，而神明甚察。自云孙姓登名，字公和。（嵇）康闻，乃从游三年。问其所图，终不答，然神谋所存良妙，康每然叹息。将别，谓曰：“先生竟无言乎？”登乃曰：“子识火乎？生而有光，而不用其光，果然在于用光。人生有才，而不用其才，果然在于用才。故用光在乎得薪，所以保其曜，用才在乎识物，所以全其年。今子才多识寡，难乎免于今之世矣。子无多求。”康不能用。及遭吕安事，在狱为诗自责云：“昔惭下惠，今愧孙登。”（《世说新语·栖逸》刘孝标注引《文士传》）

王处仲每酒后，辄咏“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以如意打唾壶，壶口尽缺。（《世说新语·豪爽》）

袁羊尝诣刘恢，恢在内眠未起。袁因作诗调之曰：“角枕粲文茵，锦衾烂长筵。”刘尚晋明帝女，主见诗不平，曰：“袁羊，古之遗狂。”（《世说新语·排调》）

《谢氏家录》云：康乐每对惠连，辄得佳语。后在永嘉西堂，思诗竟日不就，寤寐间，忽见惠连，即成“池塘生春草”。故常云：“此语有神助，非我语也。”（钟嵘《诗品》卷中）

文惠太子在东宫，作“两头纤纤”诗，后句云“磊磊落落玉山崩”。自此长王宰相相继薨徂，二宫晏驾。文惠太子作七言诗，后句辄云“愁和谛”，后果有和帝禅位。（《南齐书·五行志》）

柳恽字文畅，河东解人也。……恽立行贞素，以贵公子早有令名，少工篇什。始为诗曰：“亭皋木叶下，陇首秋云飞。”琅琊王元长见而嗟赏，因书斋壁。（《梁书·柳恽传》）

王籍《入若耶溪》诗云：“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江南以为文外断绝，物无异议。简文吟咏，不能忘之，孝元讽味，以为不可复得。（《颜氏家训·文章》）

同《诗序》和《韩诗外传》相比，这些说诗故事与唐诗本事更为接近，其渊源关系也更为明显，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说诗内容接近。这些说诗故事在内容上可大致分为三类：一是说明写作背景及写作缘起，揭示诗歌意旨，如曹植、嵇康、袁羊的咏诗故事。二是描述创作过程及其状态，如《诗品》所引《谢氏家录》中谢灵运梦得佳句的故事。此一故事虽未超出诗歌创作的范围，但也止于描述创作的进行，而不交代创作的发生，内容侧重于诗歌的构思，特别是字句的锤炼，而较少涉及诗歌意旨。三是记载诗歌的品评与欣赏，如王处仲对曹操诗歌的沉迷及时人对柳恽、王籍诗句的欣赏。此外，还有《世说新语·文学》记载的袁宏月夜诵诗而为袁尚所知的文坛佳话。这类故事在六朝多有流传，反映了时人对诗歌的爱好和崇尚。一般来说，《诗序》解诗，仅限于说明写作缘起，揭示诗歌本旨，而并不涉及上述后两项内容。比较而言，六朝说诗故事与唐诗本事更为接近，内容也更符合前文对本事的界定。

第二，说诗范围相同。《诗序》序《诗》，揭示诗歌本旨，乃依据全篇，没有仅就个别诗句所作的解说。六朝说诗故事则完全不同，上引八则故事，有七则是片言单句的故事，并不涉及全篇。从《诗序》到六朝说诗故事，说诗范围大为扩展，说诗对象已由单一的全篇延伸到片言单句，前文引录具有代表性。唐人继承了六朝说诗的传统，也将片言单句纳入说诗范围，因而唐诗本事中出现大量有关诗句的故事，《本事诗》及其他唐宋笔记对此类故事多有载录。需要指出的是，《本事诗》对此类故事的文体特征的判断极易引起误解。序云：“亦有独掇其要，不全篇者，咸为小序以引之。”似乎此类故事源于《诗序》，属于《诗序》性质，但由前文例证可知，此类故事实自六朝说诗故事演变而来，与《诗序》并无关联。

第三，故事形态类似。在六朝说诗故事中，我们可以发现唐诗本事的若干母题及故事形式。《本事诗·嘲戏第七》专记唐人以诗相谑的故事，而同类故事在六朝说诗中即已存在，如前文所引袁羊嘲戏刘恢的故事，还有孙皓戏晋武帝^[20]及何点、张融作诗互嘲的故事^[21]。《本事诗·征咎第六》记刘希夷、崔曙诗谶故事，而前引文惠太子诗谶事亦属同类。《诗品》引《谢氏家录》记载谢灵运梦得文思故事，这段故事后来广为流传，成为钱起夜闻鬼谣故事的直接来源。可见，六朝说诗故事早已孕育了唐诗本事的重要母题和故事形式。唐诗本事不仅不断重复六朝说诗故事已有的母题，而且不自觉地复制前代故事中的重要情节。殷璠《河岳英灵集》卷下记载，王湾词翰早著，作《江南意》诗云：“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张说手题政事堂，每示能文，令为楷式。题诗堂壁一节与《梁书·柳恽传》记载的琅琊王元长书柳恽诗于斋壁的情节类似。

以上三点试图说明六朝说诗故事与唐诗本事的渊源关系。需要指出的是，我们说唐诗本事源于文言小说，但实际上六朝说诗故事与文言小说并不完全等同。以前引故事为例，这八篇故事，除出自小说者外，有的出自杂传，如嵇康故事出自《文士传》；有的出自正史，如柳恽故事出自《梁书》本传；有的出自子部杂家著作，如王籍诗故事出自《颜氏家训》。可见，六朝说诗故事的文体来源较为复杂，需作具体分析。但是，这种文体歧异并不妨碍我们对六朝说诗故事文体性质的总体把握。杂传、子部杂家著作以及六朝正史大多杂采小说，其中一些故事属于小说家言，因此，不能把出自这些著作的故事同小说对立起来。判断此类故事的文体性质，不能单纯依据故事直接的文体来源，还应考察其原始文本的文体性质。根据这一原则，我们说本事源出于小说，这是大致不错的。

二、本事的文体特征

唐诗本事来源不一，载录本事的著作性质不同，文体各异，这给唐诗本事的文体认定带来了困难。但是，只要找出唐诗本事出自哪些著作，并对这些著作的文体进行分析，就可以对唐诗本事的文体性质作出切实的考察。

前文已述及，唐诗本事专书《本事诗》、《云溪友议》和《抒情集》属于小说。虽然《本事诗》和《抒情集》在历代目录著作中多归入总集类，但这种归类主要是从功能着眼，而不是从文体考虑，故考察这两部书的文体，不能以此为依据。《本事诗》多采录其他文献，或一事两传，为同期其他文献所采录。我们可以从分析这些文献的文体性质入手，考察《本事诗》的文体性质，下面是《本事诗》采录其他文献或另见其他文献的情况：

①许浑《，逸史》作许瀍。

②《太平广记》卷一九八引。

③见《绀珠集》卷七。

④见《唐诗纪事》卷九“李适”《，四部丛刊·初编》本。

可见，《本事诗》条目采录或另见的其他文献包括《隋唐嘉话》、《朝野佥载》、《云溪友议》、《柳氏传》、《明皇杂录》、《次柳氏旧闻》、《逸史》、《酉阳杂俎》、《大唐新语》、《刘宾客嘉话录》、《乾子》和《景龙文馆记》。这些著作中，《柳氏传》属传奇小说，其他著作的文体，可以参照历代书目分别加以考察。

①《隋唐嘉话》按其分合又称《传记》、《国朝传记》。

以上列表显示，这些著作在历代书目中属于小说、杂史、传记，收入《四库全书》的，一概归为小说，而且多入“杂事”一体。《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四一“小说家类”、“杂事之属”末案云：“纪录杂事之书，小说与杂史最易相淆。诸家著录，亦往往牵混。今以述朝政军国者入杂史，其参以里巷闲谈词章细故者，则均隶此门。”《提要》对旧有的图书分类进行了调整，原来史部杂史中有关“朝政军国”的图书仍归入杂史，那些属于“里巷闲谈词章细故”的图书则划入小说。应该说，这一调整是恰当的。

唐诗本事大多出自《本事诗》、《云溪友议》和《抒情集》以外的其他著作，这些著作种类更为繁多，文体也更为歧异。这些分散记载的本事占整个唐诗本事的大部分，其文体性质决定了整个唐诗本事的性质，因而必须全面具体考察。

唐代以后，采录唐诗本事最为繁富的著作是计有功的《唐诗纪事》。该书基于诗人生平考订及诗作解读的需要，引录了大部分唐诗本事，到目前为止，这是一部收录最为广泛的著作。本书以《唐诗纪事》所收唐诗本事为依据，对散见各书的唐诗本事的文体性质作一全面考察。

本书参照王仲镛《唐诗纪事校笺》，录出在《唐诗纪事》中有3篇以上本事引录的唐五代著作及正史24种，除正史《旧唐书》（《纪事》引录18条）、《新唐书》（《纪事》引录3条）及《续仙传》^[22]（《纪事》引录3条）外，其余21种著作在《唐诗纪事》中的引录数量及历代书目文体划分的情况可于下列表格概见^[23]：

以上统计对照表明，这些著作的文体集中于小说、杂史、传记、正史和载记，除正史和伪史外，其他文体在《四库全书总目》中一概归入小说家。属于正史和载记的，有《旧唐书》、《新唐书》和《十国春秋》，采入这些史著的唐诗本事就其文体来说其实与小说、杂史接近，甚至一些本事直接采自这些文体的著作。例如《旧唐书·李百药传》所载百药与太宗并作《帝京篇》事采自《大唐新语》；《旧唐书·崔善为传》所载时人嘲善为事亦见《大唐新语》；《旧唐书·钱徽传》所载钱起夜闻“鬼谣”事纯属小说家言。《新唐书·孟浩然传》所载浩然遇明皇诵“北阙休上书”诗事出自《唐摭言》和《北梦琐言》。《十国春秋》是清代吴任臣采择旧籍汇纂而成，《四库全书总目》卷六六云：“任臣以欧阳修作五代史，于十国仿《晋书》体例为载记，每略而不详，乃采诸霸史、杂史以及小说家言，并证以正史，汇成是书。”其中诗歌本事当出自杂史及小说。

以上分析证明，唐诗本事虽然出自不同文体的著作，但其基本文体属于小说，是唐代小说的一支。

三、故事的类型化倾向

唐诗本事中的故事有明显的类型化倾向，这是唐前志人小说和唐代杂事小说影响的结果。

南朝时期，小说开始出现以类编排的体例。南朝宋时刘敬叔《异苑》各卷大致以类编排，这一时期，刘义庆及其门下文士广事搜集，编成《世说新语》。该书按内容分类系事，有德行、言语、政事、文学等36篇。以《世说新语》为代表的类编方法不仅奠定了后世杂事小说的编辑体例，而且突现了这时志人小说的类型化倾向，为后世杂事小说确定了可资模仿的范型。唐宪宗元和时，刘肃采择唐200年间国史旧闻，撰成《大唐新语》13卷。该书原名《大唐世说新语》，分匡赞、规谏、极谏、刚正等30个门类。书名既已沿用，体例亦有因袭，其中多数门类与《世说新语》类目近似，由下表可概见其对应分合关系。

类目的对应性体现故事的趋同性，唐人自觉以《世说新语》为范本，或从中吸取母题，借鉴形式，或以其中故事类型为参照，对流传的国史旧闻进行采择编录，经过不断模仿、复制，原有的故事类型进一步定型化。另一方面，唐人杂事小说中的一些内容又不能完全归入《世说新语》的故事类型，唐人对其中一些内容相近，主题相同的故事作了新的归类，因而衍生新的故事类型，如《大唐新语》中的谀佞、惩戒、酷忍等门类，为《世说新语》所无。唐代杂事小说的类型化倾向在宋人孔平仲的《续世说》及王谠的《唐语林》中有全面的展示。前者取宋、齐、梁、陈、隋唐五代事迹，分38类编排，和《世说新语》比较，不列“豪爽”一类，多出“直谏”、“邪谄”、“奸佞”3类。后者取有唐一代国史旧闻，模仿《世说新语》分35类，又新增17类，共52类。模仿的门类比《世说新语》少“捷悟”一类，余皆仍旧。新增门类有嗜好、俚俗、记事、任察、谀佞、威望、忠义、慰悦、汲引、委属、砭谈、僭乱、动植、书画、杂物、残忍、计策。这些分类或许有削足适履之嫌，但也说明唐代杂事小说的类型化是一种普遍现象。

唐前志人小说和唐代杂事小说的类型化倾向给唐诗本事带来深刻影响，本事故事因此出现相应的类型化倾向，一些故事其实可以归入《世说新语》和唐代杂事小说的类型。如《尚书故实》记载，顾况志尚疏逸，近于方外，时宰招以好官，况以诗答曰：“四海如今已太平，相公何用唤狂生。此身还似笼中鹤，东望沧洲叫一声。”此事可归入“栖异”类。《北梦琐言》卷七记载，令狐绹拜相以后，疏远李商隐，李商隐题诗云：“郎君官重施行马，东阁无因许再窥。”此事可归入“忿狷”类。《鉴诫录》卷七记载，元稹、刘禹锡、韦楚客和白居易相聚论南朝兴废之事，请各赋《金陵怀古》一篇。刘禹锡诗先成，白居易叹服，诸人于是罢唱。此事可归入“品藻”类。《河岳英灵集》卷下记载，张说题王湾诗“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两句于政事堂，每示能文，令为楷式。此事可归入“赏誉”类。《明皇杂录》卷上记载，刘晏以神童为秘书正字，年方10岁，聪悟过人。贵妃令咏王大娘戴竿，晏应声诗成。此事可归入“夙惠”类。《国史补》卷上记载，驸马郭暧集文士赋诗，李端《中宴》诗有荀令、何郎之句，众称妙绝，或谓宿构。端请再赋一韵，复有金埒、铜山之句。此事可归入“捷悟”类。《唐摭言》卷一一记载，孟浩然遇明皇，念诗曰：“北阙休上书，南山归敝庐。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玄宗闻之怃然，因命放归南山。此事可归入“尤悔”类。《大唐传载》记载，太宗怒徐贤妃久召不至，妃进诗曰：“朝来临镜台，妆罢暂徘徊。千金始一笑，一召讵能来？”此事可归入“贤媛”类。《本事诗》中有嘲戏一类故事，可归入“排调”类。《云溪友议》卷上记载，冯道明因诵雍陶诗名句而得雍陶青睐。此事可归入“奸佞”、“谀佞”类。前9则故事受以《世说新语》为代表的文言小说类型的影响，最后一篇则受唐代杂事小说类型的影响。这些影响不仅反映在具体本事的创作与流传中，也反映在唐诗本事专集的编纂中。《本事诗》将本事分为7类，其中“高逸”、“怨愤”、“嘲戏”3类与唐前志人小说及唐代杂事小说类型吻合，是此类小说影响的结果。

一般来说，故事的类型化是文体的显著特征，唐诗本事的类型化倾向再次显示唐诗本事的文体来源及归属。

四、故事的神异化色彩

唐前小说集有两大支流，一是志人小说（或称轶事小说），二是志怪小说。前者至唐代流为杂事小说，受其影响，唐诗本事呈现类型化倾向；后者至唐代进一步发展，成为志怪传奇，受其影响，唐诗本事呈现明显的神异化色彩。这种神异化色彩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事杂鬼神(www.daowen.com)

唐诗本事多杂鬼神之谈，其中鬼神吟诗和人神相感的故事较为普遍。鬼神吟诗的故事，如《本事诗·征异第五》记载，开元中，有幽州衙将张姓者，妻孔氏，生五子，不幸去世。后妻悍怒狠戾，虐遇五子。五子不堪其苦，哭于母葬处。母忽于冢中出，抚其子，悲恸久之，因题诗以赠张。又《太平广记》卷三二八引《灵怪集》记载，唐太宗征辽，行至定州，路遇一鬼。遣使问之，答曰：“我昔胜君昔，君今胜我今。荣华各异代，何用苦追寻。”言讫不见。问其处，乃慕容垂墓。此类故事还有武丘寺鬼题诗^[24]、九华山白衣丈夫吟诗^[25]及西川赵畚故相鬼魂显灵遣使传书^[26]等事。人神相感的故事，最著名的当属王轩昼遇西施的故事：

王轩少为诗，寓物皆属咏，颇闻《淇澳》之篇。游西小江，泊舟苎萝山际，题西施石曰：“岭上千峰秀，江边细草春。今逢浣纱石，不见浣纱人。”题诗毕，俄而见一女郎，振琼珰，扶石笋，低回而谢曰：“妾自吴宫还越国，素衣千载无人识。当时心比金石坚，今日为君坚不得。”既为鸳鸾之会，仍为恨别之词。（《云溪友议》卷上“苎萝遇”）

同类故事还有诗人许浑梦遇仙人^[27]、刘山甫题诗天王庙^[28]及李群玉因题诗黄陵庙而得遇二妃等事。这些故事无一例外地宣扬幽明实有，神道不诬，其思想理念及表现形式源于六朝志怪小说。干宝的《搜神记》是六朝志怪小说的集大成著作，集中卷四、卷五专记神灵感应之事，其中包括人神结合的故事。卷一五、卷一六则专记鬼事及还魂事，包括人鬼恋爱、人死而复生及鬼魂显验故事。此外，刘义庆的《幽明录》等其他志怪小说多记同类故事。这些故事形式成为唐诗本事此类故事的直接来源。

第二，趣尚怪异

除记鬼神事外，唐诗本事还有其他异闻怪录，这些故事更能体现本事的搜奇记异倾向。一般来说，这些本事具有不同的故事类型：第一、写物怪变化。如《酉阳杂俎》前集卷一四记载，郭元振尝中夜见人面如盘，瞬目出于灯下，于是题其面颊云：“久戍人偏老，长征马不肥。”其物遂灭。数日，见巨木上有白耳，上有所题诗句。第二、叙妖媚惑人。如《会昌解颐录》记载，张立本有一女，为妖物所魅，自称高侍郎。一日吟诗云：“危冠高袖楚宫妆，独步闲庭逐夜凉。自把玉簪敲砌竹，清歌一曲月如霜。”后得高僧解救。第三、记载幻觉。如《旧唐书·钱徽传》记钱起《省试湘灵鼓瑟》诗中“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两句出自鬼谣。第四、记载异梦。如《酉阳杂俎》续集卷三记载，曹州兵马使国邵南梦中书舍人崔嘏弟崔暇妻李氏持红笺题诗一首，笑授崔暇，暇因朗吟，梦后一岁，崔暇妻卒。就故事形式而言，这些本事与唐代及唐前志怪小说并无不同。同多数唐代志怪小说一样，它们只是六朝志怪小说的延续。此类本事中的诗句，不论叙事还是写景，均本于写实，并无志怪内容。本事的怪异题材及怪异色彩出于本事作者的主观作用，是好奇尚异的结果。

第三，诗关休咎

中国古代有神理为文的观念，这种观念的表述始于儒学对八卦及《周易》的论述。《系辞下》云：“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说卦》亦谓：“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幽赞于神明而生蓍。”这些观点虽然只是对八卦及《周易》的看法，但深刻地影响了人们的文学观念，成为后世文学本质论及文学起源论的源头。神理为文观念在本质上是把文学看作神灵的启示。中国古代，宿命论普遍流行，人们相信生死祸福出自上天的安排，是神灵的意旨。既然神灵可借助文学传达天命，那么文学也就成为人类窥测神意、预知吉凶的神秘工具。

唐诗本事中有很多诗谶，诗谶的出现是建立在上述神理为文的观念之上的。这类故事大多神秘诡谲，具有怪异色彩：

大历九年春，中书侍郎平章事元载，早入朝，有献文章者，令左右收之。此人若欲载读。载云：“候至中书，当为看。”人言若不能读，请自诵一首。诵毕不见，方知非人耳。诗曰：“城东城西旧居处，城里飞花乱如絮。海燕衔泥欲下来，屋里无人却飞去。”载后竟破家，妻子被杀云。（《太平广记》卷三三七引《玄怪录》）

唐进士来鹏，诗思清丽，福建韦尚书岫爱其才，曾欲以子妻之，而后不果。尔后游蜀，夏课卷中有诗云：“一夜绿荷风剪破，赚他秋雨不成珠。”识者以为不祥，是岁不随秋赋，而卒于通议郎。（《北梦琐言》卷七）

马相植罢安南都护，与时宰不通，又除黔南，殊不得意。维舟峡中古寺，寺前长堤，堤畔林木，夜月甚明，见人白衣缓步堤上，吟曰：“截竹为筒作笛吹，凤凰池上凤凰飞。劳君更向黔南去，即是陶钧万类时。”历历可听，吟者数四。遣人邀问，即已失之。后自黔南入为大理卿，迁刑部侍郎，判盐铁，遂作相。（《本事诗·征异第五》）

此外，还有前文叙及的崔曙《明堂火珠》诗谶。这些诗谶或记凶兆，或记吉验，都宣扬具有神秘色彩的宿命论。六朝志怪小说多记休咎凶吉之事，如《搜神记》卷六至卷九写妖祥之事，《异苑》卷四记吉验凶兆之事，这些故事成为唐代诗谶的重要来源。

志怪小说对唐诗本事的影响是全面广泛的。此类本事数量很大，《本事诗》序谓“其有出诸异传怪录，疑非是实者，则略之”，但集中《征异第五》和《征咎第六》均记具有怪异色彩的本事，可见此类故事的广泛存在。值得注意的是，此类故事的性质并不完全相同。有的本事，诗作者及诗歌是真实的，不是出于假托和臆造，只是故事出于附会和虚构，如前引李群玉诗、郭元振诗、钱起诗、元载诗及崔曙、来鹏诗。另一些本事，不仅故事虚妄，人物、诗歌也均出依托、臆造，如前引孔氏诗、慕容垂鬼魂诗及元载败亡故事中的谶诗。这后一类本事与志怪小说已难于区分了。

【注释】

[1]《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诗序》。

[2]见《毛诗正义》卷一《毛诗序》。

[3]见《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一一二《读韩诗外传》。

[4]见《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韩诗外传》案语。

[5]见《东塾读书记》卷六。

[6]《容斋随笔》续笔卷八“韩婴诗”。

[7]《孔丛子·儒服篇》。

[8]《论语注疏》卷一。

[9]《论语注疏》卷三。

[10]皮锡瑞《经学通论》二《诗经》第3页，中华书局，1982年版。

[11]《论语·季氏》。

[12]皮锡瑞《经学通论》二《诗经》第3页，中华书局，1982年版。

[13]见《云溪友议》卷中。

[14]见《甘泽谣》卷中。

[15]《全唐诗》卷五七八。

[16]本事引李群玉《黄陵庙》诗，述李群玉与娥皇、女英相会事。文中李群玉“题二妃庙诗二首”，《全唐诗》卷五六九及五七○均题作《黄陵庙》，前一首为吊古之诗，写一时见闻；后一首写棹女轻舟，是即景即事之作，内容与二妃故事无关。第三首诗《全唐诗》题作《题二妃庙》，诗中“不知精爽落何处，疑是行云秋色中”两句写庙前景象触发的联想。本事中人神感遇故事当即由此附会而来，文中所谓“云雨之游”也当由“行云”等语化出。这本是一段荒诞不经的艳想故事，但本事作者欲坐为事实。文末引段成式诗云：“曾话黄陵事，今为白日催。”诗中“黄陵事”已不可考，但决非本事所谓人神相遇之事，引此诗为证，似是而非。

[17]朱熹《诗序辨说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8]《少室山房笔丛》卷二九。

[19]《韵语阳秋》卷一九谓“小说卢環（当作‘環’）《抒情》”。

[20]见《世说新语·排调》。

[21]见《梁书·何点传》。

[22]《续仙传》，吴沈汾撰，传奇志怪集。《崇文总目》归入道书类，《新唐书·艺文志》、《四库全书总目》归入道家类，《直斋书录解题》、《宋史·艺文志》归入神仙类。

[23]有一文出自两种文献者，两处皆计入。

[24]《太平广记》卷三三八引《通幽记》。

[25]《宣室志》卷六。

[26]《鉴诫录》卷二“鬼传书”。

[27]见《本事诗·事感第二》。按：卢肇《逸史》作许瀍事。

[28]见《北梦琐言》卷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