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拉美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

拉美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是与其经济发展战略和工业化发展模式的选择直接相关的。20世纪30、40年代，拉美国家开始逐渐改变初级产品出口发展模式，采取“进口替代”战略发展本国工业。大部分拉美国家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从发达国家引进资本和技术，大力发展加工制造业，积极推进“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模式，重点和优先发展以加工制造业为中心的工业化。到20世纪80年代，拉美国家工业化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巴西、墨西哥、阿根廷等国家先后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重工业达到较高水平，成为新兴工业化国家。然而，拉美国家的经济在经历了30多年的稳定增长之后，开始出现了从“奇迹”到“陷阱”的转变。导致这些国家步入“中等收入陷阱”主要有经济发展模式与产业结构、负债增长、经济增长与社会公正、政府宏观政策等几方面因素。

一、经济发展模式与产业结构因素

拉美一些国家GDP增长的显著特点就是依靠其自身的廉价优势来谋求发展，以“量”的变化来刺激速度。简单说来，拉美国家GDP的迅速增长是与其廉价的土地、劳动力和生产要素价格分不开的，即对其经济增长贡献大的是其低成本而不是高效率。这些国家在产业上并没有形成强大的国内产业及企业，在产业上高度依附于发达国家，是发达国家的“原料产地”、“加工厂”和“制成品销售市场”。但是，当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时，一些先前的比较竞争优势降低并逐渐丧失了，依靠低廉的生产要素优势争取国际竞争力并借以发展的道路行不通了。只有自身具备强大的工业制造基础和强大的具有市场竞争力的企业，才能使经济增长持续稳定，并使经济发展能够不断创新。但是，拉美没有在达到人均GDP1000美元后乘势而上，在消费结构升级的同时优化其产业结构，没有形成自己的产业优势和核心竞争力。为了维持高经济增长率，唯有不断追加投资、扩大投资规模，但是在国内储蓄率较低的条件下，拉美国家将大量引进外资、举借外债作为了解决问题的突破点，并没有重视技术的进步和生产效率的提高。在人均GDP增长的同时，经济增长方式没有得到根本转变，仍旧依靠高投入、高消耗的粗放型增长。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产业结构发展失衡

拉美国家在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后制造业的发展一直比较缓慢，对经济增长没有起到较大的拉动作用。在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后的20年间，其制造业始终没有形成竞争优势。制造业不发达不仅无法支撑经济的较快增长，而且也不利于拉美国家利用国际市场促进国内产业结构调整。同时，由于政府过于强调工业化，忽视了农业的发展，也使农业产业收益过低，产业结构失衡。

（二）产品缺乏国际竞争力

在发展中国家中，拉美国家对科技进步的重视并不晚。早在19世纪后期，阿根廷、墨西哥、智利等国家就开始重视科学技术的发展，引进国外资本和先进技术，推动了早期工业化的发展。但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拉美经济陷入危机，东南亚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崛起和快速发展，拉美的技术发展相对落后了。尽管有所改善，但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仍没有恢复到20世纪80年代初的水平。也就是说，20世纪最后20年拉美的技术进步基本上是停滞不前的。而同期发达国家的全要素生产率在GDP中所占的贡献为 60%左右。二十多年来，人均GDP达到和超过1000美元的绝大多数拉美国家，其生产力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进一步拉大，这成为拉美经济增长持续低迷的原因之一。

二、负债增长因素

这一时期拉美经济的持续增长是与该地区的投资水平不断提高直接相关的。拉美地区的固定总投资系数1950年为17.8%，1960年为18.4%，1970年为19.6%，1977年为22.1%。1967—1974年是拉美地区人均GDP达到和超越1000美元的阶段，恰恰也是该地区投资增长最快的阶段，其年均增长率为12.8%。但是由于国内储蓄率长期偏低，拉美对外资的依赖十分严重，国内经济增长的乐观前景和当时便利的国际借贷环境，使得拉美各国纷纷采取了负债增长的经济模式。

拉丁美洲国家走上负债增长的道路是内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从国际形势看，20世纪60年代末及以后，国际金融体系的变化对外国银行向拉美放贷极具吸引力。由于石油美元大量积聚于国际金融市场，西方大国有大量的游资，为迅速找到新的有利可图的贷款途径，各个银行纷纷把目光投向了拉美。而拉美也十分迫切希望得到贷款。拉美国家的工业发展顺序是先发展非耐用消费品生产，继而发展耐用消费品生产，然后再到建立资本货物工业，而这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与支持才能维持其产业的生存和发展，但是，拉美国家的内部资金积累严重不足，依靠外部力量成为大多数国家的选择。而且，这一时期拉美各国被眼前的快速发展所迷惑，对形势的估计过于乐观，在发展战略上过分追求高速度、高指标，推行过于庞大的发展计划，政府赤字严重，对资金的需求缺口大增。这样，大量石油美元、游资涌入拉美，各国外债激增。但是拉美的负债增长模式却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主要原因有以下方面：(www.daowen.com)

从客观方面讲，过分依赖外债谋求发展本身就是行不通的。首先，国外资金的恰当作用应是弥补国内储蓄的不足，而不是取而代之。过分依赖外债会引起经济过热、经济形势恶化，甚至陷入债务危机。其次，拉美举借外债的一个初衷便是依靠这些资金支持发展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的制造业，培养起自己的产业链和提高国际竞争力，但是，大量资金被用于资本货物以及工业中间产品和部件的进口，拉美的制造业仍局限于低附加值的产品加工，由于缺乏核心技术和自主知识产权，其生产效率和产品竞争力始终无法有根本性突破。再次，拉美国家举借的外债很大一部分被用来弥补政府的财政赤字，但是外债用以弥补财政赤字，不仅掩盖了经济运行的深层次矛盾，还产生了债务危机隐患，进一步加剧了国内的通货膨胀。

三、经济增长与社会公正因素

受传统的西方经济学思想影响，拉美各国普遍过分强调增长，强调效率优先，认为根据所谓的漏滴机制和溢出理论，只要经济不断发展，社会财富不断增长，那么增长的效应自然会不断扩展，漏滴效应或溢出效应最终会使各个阶层普遍受益。据此，拉美诸国普遍采取了先增长后分配的发展模式，认为平等与公正问题会随着经济的发展迎刃而解。当时许多拉美国家长期盛行一种观念，即经济增长与社会公平在一定时期具有不兼容性，首先必须实现经济增长，而经济增长所产生的效应会使大多数人受益，从而使收入分配得到改善。这种观念过分相信经济增长的自然效果，而忽视了社会政策的作用。它一方面主张推动经济增长和现代化，另一方面却又避免在社会结构、价值观和权力分配等领域实行变革，或者至少要把这类变革减到最低限度。在这种意识形态主导下，拉美国家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始终伴随着社会财富占有的不断集中，社会差距也越拉越大，社会利益集团之间的冲突不断加剧，社会阶层之间的矛盾不断加深，造成社会动荡、政局更迭，在社会问题不断涌现的同时，社会经济发展也受到了严重阻碍，要实现快速稳定发展自然困难重重。

四、政府宏观政策因素

政府的干预对一个国家经济的宏观运行具有重要意义，有效的政府干预对促进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升级和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具有重大作用。拉美国家这一时期普遍存在政府干预不力的问题，主要表现在：

（1）当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之后，政府没有根据经济发展阶段的转变和工业化进程的演进，推动发展战略和经济结构的调整和转化，导致贸易状况逐步恶化，经济增长乏力。这一时期拉美国家的发展模式虽然进行了一些调整，但是仍然处于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战略阶段。这种发展模式的一个明显不足就是政府的干预过多，对国内企业实行高保护政策。在国内市场有保障和缺乏外来竞争的情况下，拉美国家的本地工业投资水平低、产品质量差、技术含量低，对国外先进技术依赖性大，成本高，在国际市场上缺乏竞争力，因而其国际贸易状况逐步恶化，国际收支压力越来越大，结果不仅经济增长缺乏动力，而且还因大幅引进国外技术和增加进口加重了外债负担。

（2）没有因势利导，适时采取有效的宏观调控政策，控制通货膨胀恶性发展和外债过度增加的状况，致使国民经济受到恶性通货膨胀和债务危机的严重冲击，宏观经济不稳定，社会和政治局面动荡。拉美国家在20世纪50年代就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并形成了通胀惯性。一些国家在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之后，通胀势头不仅没有得到遏制，反而进一步加剧。阿根廷在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之后的第一个十年，年均通胀率为21%，第二个十年上升为136%，第三个十年提高到395%；巴西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后第一个十年的年均通胀率为97.7%，第二个十年上升为408.2%；墨西哥的相应通胀率也分别为37.4%和40.9%。恶性通货膨胀不仅引起经济波动，严重影响社会、政治的稳定，而且使货币不断贬值，导致了“有增长无发展”的后果。此外，经常性的高通货膨胀还严重损害了工薪阶层的实际收入，降低了他们的生活质量。

（3）没有合理的城乡发展规划来及时控制过度城市化的趋势，造成城市失业人口和贫困人口大量增加，农村发展缺乏劳动力，城乡差距不断扩大。拉美国家从早期工业化阶段就一直采取鼓励国内移民的政策，希望借以缓解农村因土地问题引发的社会冲突，将向城市移民视作缓解农村社会冲突的“排气阀门”。但由于缺乏合理的城乡发展规划来及时控制过度城市化趋势，导致农村和农业的就业潜力没有得到发挥，农村发展缺乏劳动力，而城市无法吸纳过快过多增加的劳动力，城市失业人口和贫困人口大量增加，社会冲突激化。一方面是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差距越拉越大，另一方面是城市内出现了大批贫民区，边缘化现象严重，而政府在解决这些问题时显得有些束手无策。

（4）没有实行合理的收入分配政策，在某种程度上放任了分配不公和收入差距扩大趋势。首先，拉美国家的税收政策、信贷政策等长期有利于高收入阶层，影响了收入分配。大多数拉美国家的税收结构都以间接税为基础，财产税所占比重十分有限，这说明拉美国家的财政收入主要来自占人口大多数的劳动群众，而不是来自富人阶层，出现了“劫贫济富”的逆向调控。其次，政府没有有效发挥调节收入分配的职能，既没有为劳动者和低收入阶层建立完整的社会保障机制，也没有使这部分人在教育、卫生、医疗等社会福利方面分享到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成果。

总之，拉美国家在经济发展阶段转变过程中由于政府干预不力，导致很多问题和矛盾激化，原来积累的问题和矛盾进一步突出以至失控，经济社会发展受到了严重影响，阻碍了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