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拉美“中等收入陷阱”概述

20世纪 60—80年代，拉美经济发展进入腾飞期，拉美主要国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相继超过了1000美元，经济增长势头强劲，前景十分看好。但是，拉美国家在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之后，并没有如预期的那样乘势再上一个新的发展台阶，而是停滞不前，接连出现了各种问题，成为了至今仍令世人关注的一个“问题大陆”。1982年，拉美经济陷入了严重的债务危机，之后便是80年代“失去的十年”，期间拉美人均GDP出现负增长。面对困境，拉美采取了进行全方位改革的应对方式。但是，拉美在其发展过程中累积的问题和弊病不是一朝一夕可以解决和根除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也没有使拉美摆脱困境。 自1994年墨西哥的金融危机开始，拉美经济相继遭受墨西哥、巴西和阿根廷三场金融危机的打击，90年代中后期又陷入了低迷期，自1998年起又出现了“失去的五年”，直到2003年才开始慢慢走出低速增长的尴尬处境。期间拉美各国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等领域出现了种种问题，不断面临新的挑战。

一、经济增长低迷，持续期间长

拉美的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智利等国，在20世纪 70年代均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直到2007年，仍然挣扎在人均GDP3000～5000美元的发展阶段。其中阿根廷在20世纪90年代一度高速发展，但却很快遭遇金融危机，重回3000美元的水平；智利于1971年人均GDP达到1097美元，乌拉圭1973年达到1405美元，到2011年这两个国家才突破10000美元的关口，开始朝着高收入行列迈进；墨西哥1974年（1255美元）和巴西1975年（1144美元）也分别达到中等收入水平，2009年分别是8144和8121美元；哥伦比亚1979年人均GDP达到1063美元，2009年为5126美元。阿根廷早在1962年人均GDP就达到1145美元，但2009年仅为7666美元（见图5-1）。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0年10月的一项预测，在未来五年内，阿根廷人均GDP与高收入标准仍存在较大距离（IMF，2010）。截至2011年，拉美地区上述国家在“中等收入陷阱”平均滞留时间为37年，其中智利40年，乌拉圭38年，墨西哥37年，巴西36年，哥伦比亚32年，阿根廷更是长达49年。

图5-1　拉美各国人均GDP增长趋势

二、经济发展依赖于单个部门，产业结构不合理

由于过分看重经济增长的速度以及提高政绩的需要，拉美许多国家的政府为追求看得见的经济增长效果，不顾全面发展和国民经济结构的合理调整，一味靠投入和干预来谋求当前的经济增长，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将资金集中投向某一领域，依靠少数部门的增长拉动GDP的增长。拉美国家实现人均GDP1000美元的方式主要有三种：工业转型推动型、自然资源开发型和第三产业拉动型。尽管拉美不少国家拉动经济增长的方式不同，但是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其经济结构发展的不协调性，单一或少数部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偏高，而政府的政策倾斜也十分明显。这样，一旦这些受依赖的部门出现变化和问题，经济增长就会受到严重的影响。

以拉美大国之一墨西哥为例，墨西哥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经历了经济的快速发展。按1970年不变美元价格计算，其国民生产总值1960年为124亿美元，到1980年则达到了1670亿美元，其经济总量居拉美第2位和世界第11位。人均GDP方面，在70年代中期就达到了人均GDP1000美元的水平。但是，这一时期墨西哥经济的增长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于其石油资源，尽管存在工业转型和国民经济结构调整的因素，但是基本上石油生产和出口是其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国内其他工业部门的发展和政府各项发展计划的资金主要来源于石油的出口收入。另外，墨西哥在这一时期举借外债发展经济也以其丰富的石油资源为依托，石油资源的优势给墨西哥带来了急需的资金。由于经济增长完全依赖石油，在石油经济带动下的人均GDP的迅速增长并不是建立在经济协调发展的基础上。过度依赖石油收入来发展其他的工业部门和促进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使得墨西哥的宏观经济严重受制于世界原油市场形势。当20世纪80年代国际石油市场上原油价格连续下跌之后，墨西哥经济便失去了赖以维持的条件，不仅无法继续增长，而且国际收支缺口也无力弥补，很快陷入了债务和经济危机。相同的例子在委内瑞拉和厄瓜多尔等过多依赖石油产业的国家也有出现。

三、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社会问题严重

拉美地区经济的发展没有解决反而加剧了地区收入分配不公和贫困问题，社会财富的两极分化和过度的城镇化发展步伐，导致了诸多社会问题的出现，利益集团之间的冲突不断加剧，社会阶层之间的分歧不断加深、矛盾逐渐加剧，出现了经济和社会上的一系列问题。

（一）社会收入分配两极分化

直至21世纪初，拉美大多数国家的经济发展仍处于20世纪90年代的水平。贫困人口总数已经达到2. 27亿，占到拉美国家总人口的44%，其中极端贫困人口已经达到1.03亿。由于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对发展公平性重视不够，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收入差距迅速扩大，导致中低收入居民消费严重不足，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减弱。在贯彻“应急型”经济救助过程中，大量削减用于公共卫生、教育和社会福利的开支以及冻结工资等，严重影响了中下层人民的生活，加剧了社会贫困化。截至1990年，拉美约有1. 96亿人生活在贫困之中，约占全地区人口的46%（见表5-2），贫困人口年均增长率从2%增至3.6%。农村中贫困现象尤为严重，60%以上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与此同时，拉美国家的财富日益集中到少数人手中，仅占拉美人口20%的富人却占有全部收入的50%，而20%的最贫穷者只占有总收入的4%。以阿根廷和巴西为例，1980年阿根廷最穷的40%的家庭占总收入的比重为17.4%，最富有的20%的家庭占总收入的45.3%。而到1990年前者占总收入的比重下降到14.9%，而后者则上升到50%；在1980—1990年，反映收入分配不公的基尼系数则由0.375上升到0.423。同样的指标在巴西更为糟糕，1979—1990年40%最穷的家庭占巴西总收入的比重由11.8%下降到9.7%，而20%最富的家庭所占比重则由56%上升到59.7%，基尼系数由0.493提高到0. 535。(www.daowen.com)

表5-2　拉美国家贫困人口占比分析

资料来源：美洲银行

（二）过度城市化

在拉美人均GDP迅速增长的同时，拉美国家的城市化进程也愈演愈烈。随着进口替代工业化的深入发展，拉美的现代化进程步伐加快，以城市为主体的经济发展圈逐步形成。拉美的工业主要集中在首都、沿海港口和交通枢纽的大城市，这些地方的发展非常迅速。由于城市工业和服务业的发展，城市就业的机会增多，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大量涌入城市。在1950—1975年间，拉美城市人口从5400万增加到1. 92亿，到1995年，城市人口已达到3. 5亿左右。城市人口比重不断提高，从1945年的39%发展到1970年的57%，1985年达到68%，而到1995年，拉美城市人口比重已达73.4%，这种发展趋势是大大超前于拉美的宏观经济发展水平的。拉美城市化出现“超前”现象，与经济发展水平不相适应，城市无法为急剧膨胀的居民提供就业及其他生存与发展条件，从而造成更加尖锐的社会问题：第一，城乡差异、地域差异问题。由于城市化发展过快和缺乏规划，使得拉美人口的地理分布极不平衡，加剧了拉美国家地区之间经济发展的差距。第二，城市内部两极分化问题。在拉美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中，城市内的两极分化也日益严重，大量人口被边缘化，生活十分悲惨。大量的农村劳动力不断涌向城市，而城市里工业化和现代化水平比较高，机械化和自动化日渐取代人的劳动，劳动岗位出现了相对萎缩趋势，造成失业率居高不下。

四、资金大量流入，拉美国家出现债务危机

拉美国家在实行进口替代战略的过程中，中间产品及制成品生产的资金要求越来越强烈，国内有限的资金在政府的指导下集中用于这些产业的发展，使得国内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难以获得发展所必需的资金，丧失了在资本积累中本应发挥的重要作用。而这些从事制成品生产的部门在政府的长期保护下缺乏竞争，经济效益低下，同时因为生产成本高，前后向联系不大，又难以承担资本积累的重要职能，建立在工业化基础上的积累机制根本没有形成。为满足经济高速发展和高级进口替代的资金需要，拉美国家只能借助外部资金的力量，大量举借外债。并且，为了满足国内进口替代的大量资金需要，拉美国家甚至忽视了外债结构的合理性，借入的短期外债占外债总额的比重不断上升（见表5-3）。

表5-3　拉美地区在1960—1982年间的外债增长情况

资料来源：拉美经委会、美洲开发银行

一些拉美国家从20世纪70年代末起，就一直处于债务危机的阴影中。由于借债数额极大，外债规模急剧膨胀超过支付能力，在 80年代初就陷入了债务危机。据拉美经委会统计：1982年底，拉美19国外债总额3287亿美元。其中墨西哥外债876亿美元，巴西913亿美元，阿根廷436亿美元，委内瑞拉350. 6亿美元，四国外债总额2575. 6亿美元，占拉美外债总额的78.36%。沉重的债务负担使拉美国家每年偿还的外债本息占国民收入的很大一部分，直接影响了国内投资，使经济极为脆弱。1982年墨西哥外汇储备下降到危险线水平，到期须支付的外债本息高达268.3亿美元。墨西哥已无力支付到期本息，故要求外国银行允许延期偿付，但遭到拒绝。墨西哥政府迫不得已于1982年8月12日宣布本国发生支付危机，无力支付1982—1983年到期的债务本息195亿美元，从而引发了拉美国家的债务危机。继墨西哥之后，拉美一大批债务国，如巴西、阿根廷、委内瑞拉等也相继告急，先后宣布停止支付到期外债。 自此，第三世界一场震撼全球金融体系的债务危机全面爆发，并一直持续到90年代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