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沈尹默白话新诗中的悲感意识

安康学院中文系　杨明贵

沈尹默的白话诗均创作于中国新诗发展的童年阶段，即新诗创作以《新青年》为主要阵地的1918年到1920年。在情感系统方面同初期的其他白话诗人相比，沈尹默的白话新诗，几乎都强烈地投射出了一种悲感色彩。正是由于悲色在作者的创作情绪中居于主导地位，因此沈尹默的白话新诗，在思想情蕴上缺少斑斓的色彩。我们阅读沈尹默的白话新诗，最能体味到的是他透过具体的人事、意象、某一瞬间的生存情景，所传达的悲感意识。弥漫于沈尹默白话新诗中的悲观意识，有时像江南烟雨般朦胧，有时却有像朔方风雪般严峻。而正是这些况味各异的悲感意识，构成了沈尹默白话新诗中最感人的“诗意”。

笔者认为，沈尹默白话新诗中的悲感意识，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人道陷落之悲

初期白话诗人关注的虽然主要是诗歌形式方面的变革，但由于他们也都是“五四”思想革命的参与者或赞同者，因此他们的诗歌作品在思想内容方面自然就显示出同旧诗词根本不同的特点。由于人道主义是“五四”时期整个时代的声音，因此，人道主义所包含的个性主义和博爱主义，在初期白话新诗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同时，在五四时期进步知识分子的观念里，人性是人道主义的基础与出发点，道德是人道主义思想的主要内容，对社会的批判是中国新诗的开拓者们从人道主义出发对社会进行观察和评价的结果。沈尹默的《人力车夫》《鸽子》《宰羊》，就是其中的代表作。

《人力车夫》描写的是底层劳动者生存的困苦与悲惨:“人力车上人，/个个穿棉衣，/个个袖手坐，/还觉风吹来，/身上冷不过。/车夫单衣已破，/他却汗珠儿颗颗往下堕。”诗的字里行间，浸透了作者真诚的悲悯。

又如《宰羊》:

宰　羊

　　　　　羊肉馆，宰羊时，牵羊当门立;羊来咩咩叫不止。

　　　　　我念羊，你何必叫咩咩?有谁可怜你?

　　　　　世上人待你，本来无恶意。

　　　　　你看古时造字的圣贤，

　　　　　说你“祥”，说你“义”，说你“善”，说你“美”，

　　　　　加你许多好名字。

　　　　　你也该知他意:他要你，甘心为他效一死。

　　　　　就是那宰割你的人，他也何尝有恶意!

　　　　　不过受了几个金钱的驱使。

　　　　　羊!羊!有谁可怜你?你何必叫咩咩?

　　　　　你不见邻近屠户杀猪半夜起，

　　　　　猪声凄惨，远闻一二里，大有求救意。

　　　　　那时人人都在睡梦里，哪个来理你?

　　　　　杀猪宰羊，同是一理。

　　　　　羊!羊!

　　　　　你何必叫咩咩?

　　　　　有谁可怜你?

　　　　　有谁来救你?

在这首诗中，“羊”是人的生存状态与人的命运的一种象征。其中隐喻着作者对黑暗世道的不满和谴责。在诗里，作者为我们揭示的是一种非人的生存秩序:越是保持善良天性的人，越容易遭到迫害甚至虐杀。在无法逃避厄运，只能痛苦而绝望地发出“咩咩”叫声的“羊”的身上，我们似乎感受到了作者所处那个时代一种使大地战栗的社会声浪:“我为什么受贫穷”、“我为什么受侮辱与损害”……这片社会声浪，来源于底层民众对生存秩序的愤怒拷问。作为一个人道主义者的诗人，在面对这种拷问的时候，不是作出一幅悲天悯人的高姿态，再用空洞的言语进行一番道义上的施舍和安慰。相反，自己生活的优裕同那些弱小者的现实困苦之间的强烈反差，使得诗人在心底会生出一种使自我恐惧的“罪感意识”，并由于被“罪感意识”所折磨而显出卑微与恐惧。社会底层在发出“谁之罪”的质问时，诗人也在叩询自己:“在他们的苦难面前，我难道没有责任吗”，基于这种自然生成的“罪感意识”，诗人又会本能地探索在道义上自我拯救的途径，即“面对他们的苦难，我可以做些什么?”

罪感，只是一种情感。对于改造社会现实而言，它的作用有限。但是，对于置身于不公正的现实中的知识分子而言，它意味着并未泯灭的良知。

沈尹默在诗中抒发的人道陷落之悲，是新诗发展历程中永远的诗意。

二、亲友逝去之悲

亲情和友谊犹如我们生活中的阳光，给了我们庇护和扶助。亲情和友谊的逝去，也许不能一下子就摧毁一个人生存的根基，但却可能造成一个人精神记忆中永远的伤痛。天生的诗人的心灵，使得沈尹默多情善感，极重亲情、感情。当命运横暴地将诗人所牵挂的亲人、所信任的朋友掠去以后，诗人只能用文字向亡者倾诉自己那发自至情至性的悲痛凄怆了。这一方面的代表作品有《小妹》《刘三来言子毂死矣》。

据汉阴县“三沈纪念馆”整理的文献记载:“尹默兄妹众多，相处无忧。他们在汉阴读书习字，赋诗作文。课余之时，或登文峰塔远眺百里山川，或访庙宇碑楼寄情于山水。而如今多数已成乡村圈厕基石的秦砖汉石，上面漫漶难辨的秦篆汉隶和奇形怪状的蝌蚪文字，当年不知激起了尹默昆仲兄妹多少研究的兴趣。每当春秋佳日，尹默兄弟姊妹，或翻凤凰山过汉江，前往定远(今陕西镇巴县)同游，或越秦岭沿子午古道至西安造访师友。”^[38]

兄妹之间关系融洽、感情笃厚的少时图景，无疑会成为沈尹默一生中的金色记忆。在沈尹默早年的诗集《秋明诗》中，曾数次出现一个被自己称为“星姊”的女性，如:

寒雨催秋天重阳近矣，即时感怀

与星姊联成四韵，

寄士远南浔、兼士东京(www.daowen.com)

雨意沉秋烟景微(默)，林鸦暮带湿云归。黄花触我年时感(星)，白酒泥人今日非。松老苔芜嗟畹晚(默)，蟹肥稻熟梦依违。羁怀放浪无余事(星)，欲赋登临迟雁飞(默)。

重九卧病忆兄弟，前年是日雨，

在长安与姊联句寄怀，因成一律

九日风烟淡不收，茱萸懒插忆吟俦。清疏坐雨仍三地，黄花雕年又一秋。可有高丘老蜡屐，宁非吾土怨等楼。剩教卧病酬佳节，白酒霜鳌未许求。(时疫医云忌食蟹)

春雨感旧寄兄弟并伯姊

醉梦腾腾有此身，朝糜一呷便忘贫。春风澹宕能容我，夜雨萧疏更忆人。花事几编棠社草，马鞭十里柳堤尘。如今双鬓犹堪在，攀竹烹茶一怆神。(“烹茶双鬓湿，攀竹一襟风”星姊山中旧作也。中更变故，兄弟姊妹散在四方。春朝秋夕犹如昨日，而优游觞咏之乐不可复得矣。)

在这位诗意葱茏的“星姊”身上，我们也许可以感受到《小妹》中“小妹”在沈尹默眼中的光彩。少年时一样的生活环境，一样的家庭教育，使我们有理由作出这样的揣测:“小妹”完全可能和“星姊”一样，也是一位天资聪慧、诗才敏捷的姑娘。

《小妹》作为一首追忆已亡亲人的诗，不同于一般传记偏于客观记叙，而具有浓重的主观色彩和强烈的抒情性。诗人将“小妹”留在自己脑海中的那清晰而动人的记忆，与自己因哀痛而产生的眼前幻觉串接起来，而幻觉之间的每一停顿则直抒哀悼之意，其中的悲痛凄怆完全是发自至情至性，具有催人泪下的情感力量。如:“人力车上坐着一位青年女子，/他用手帕托着腮，/认得他是谁?/仔细看来，/却不是你。/路上遇见三三两两携手谈心的女青年，/他们是谁?/仔细看来/却都不像你。”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诗人在诗中以“你”称呼已亡的小妹，仿佛小妹正活生生地坐在面前，自己因而可以随意的向小妹倾诉衷肠。生者和死者的界限被消除后，哀痛之情的深度和力度都被增强了。在这一方面，这首散文诗跟袁枚所作的《祭妹文》有相似之处。

《刘三来言子毂死矣》讲述了诗人闻知子榖死讯时的瞬间心理感受，并对亡友生前的形象进行了回忆。据沈尹默弟子戴自中整理的《沈隐默生平年表》所记: 1908年，26岁的诗人“在杭州两级师范学校任教。与苏曼殊《子毂》相识。曼殊赠画属题漫写二韵，是年作诗存稿十二首，词十四首，见《秋明集》。”又:“1909年在杭州第一中学任教。校长马裕藻(幼渔)与先生三弟兼士，均为章太炎先生弟子。因兼士关系，认识周树人(即鲁迅)。又在周梦坡处与陈叔通(敬第)相识。苏曼殊善画，先生以诗题之。是年作诗存稿六首，见《秋明集》。”苏曼殊是二十世纪初中国的“拜伦式”诗人。在当时，他以和尚、革命者、情痴的混合身份，以时而激昂时而颓废的生存姿态，既被人广泛地指责着，又被人广泛地模仿着。同样是据《沈尹默生平年表》，我们发现诗人跟苏曼殊的交往并非很多，甚至相互之间只不过是几次诗画交流而已。但诗人在此诗中表现出的如此深切的哀痛之情，说明了他已经把比自己年小一岁的苏曼殊当成了自己精神上的知己。诗人是当时为数不多的能从苏曼殊那“壮士横刀看草檄，美人挟瑟请题诗”的狂乱表象背后，看见一个纯粹的诗人的灵魂的人。同时，诗人与苏曼殊精神深处的相似之处，也可以通过他们二人在古体诗词创作中，都以对孤独和伤感的情绪的抒写作为自我整体风格的现象来说明。

对诗人这样纯粹的知识分子而言，亲情和友谊，既是维系现实生活中血肉骨架的重要支柱，也是精神王国里催生诗意的永恒的绿色。亲情、友谊的凋落或缺损，可以使人的心灵暂时或永久地失去光明，从来都是人类可能的不幸之源。诗人那凝结在语言中的伤感和哀痛，永远都是人类的此时之痛。

三、在孤独中坚守之悲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喧哗与热闹中，诗人依然是孤独的，但他在孤独中选择了坚守的姿态。最能表现这种真实的孤独感以及诗人那坚守于孤独中的意志的诗，是《月夜》。

月　夜

　　　　　霜风呼呼地吹着，

　　　　　　月光明明地照着。

　　　　　我和一株顶高的树并排立着。

　　　　　　却没有靠着

此诗写的是一个冬夜，北风呼啸，寒霜浓重;明月高照，冷气逼人。环境是萧森的，人物是孤独的，“这是一种时代气息的暗喻和烘托，一种压抑人们个性、扼杀人们生机的时代氛围的象征。”^[39]诗中挺然而立的大树，显然也是一种代表威权和主流的环境的象征，相对于身处这寒风凛冽的秋夜中的“我”来说，这“顶高的树”是一种对抗性的意象。面对这样的人世，这样的处境，“我”表现了独立不依的坚强性格和奋斗精神:与高树并排立着，而不是靠着。在严寒下不妥协，在孤独中不退缩。在这幅以“我”为中心的寒夜图景里，“我”是被赞美、被肯定的意象。因为，在那“顶高的树”的映衬下，“我”显示出了蕴藏于心中的一中强大的意识:追求人格独立的精神。这正显示出“五四”前夕一代青年的普遍觉醒。追求人格独立，追求个性解放和思想自由，进而唤起国人的觉醒，民族的觉醒，是那时先进青年的奋斗目标，而摆脱传统思想的束缚，追求独立奋进的精神和个性解放的思想，也是那个时代潮流中最美丽的浪花。

诗中的“我”虽然强烈地表现出了这感人而强大的意识，但是，诗人却没有诗行中释放出一丝乐观的气息。那浓重的夜幕、呼啸着的霜风、寒凝的冷意，以及那空旷的背景，都似乎暗示出了一个信息:与那“顶高的树”并排立着的“我”，此时却身处一种孤独的境况之中。“我”也清楚，自己的孤独处境的形成，正是由于自己对人格独立的坚持。跟“我”处于对抗关系中的那些意象，似乎以一种习惯性的耐心，等待着在“我”孤独中的最终屈服——放弃对独立人格的追求。而“我”，依然坚持着与那“顶高的树”并排立着的姿态，甚至，在那压迫着“我”的寒夜里，我们依稀听见了“我已习惯了这孤独，我渴望这孤独”的呐喊。此时，在那挺立于痛苦的孤独中的身影上，我们看到了一种悲壮和崇高。而诗中的“我”，又何尝不是诗人自己的写照呢?

在思潮繁杂、时局变幻的“五四”时期，沈尹默始终是一位纯粹的文人。他既没有率性无常的狂气，也没有汲汲于功名的焦灼。在那基本以是否“革命”为裁决尺度的时代，沈尹默既没有以革命者自居，以他那如椽之笔为革命摇旗呐喊;也没有隐居山林，在以禅理彻悟心境之余，轻蔑地说出自己对世俗纷争的厌弃;同时，他也没有在对立的两派中间，将自己装扮成彰显所谓中庸精神的调停者。甚至，在“五四”新文化运动，这个中国的“狂飙突进”时代，沈尹默几乎没有真正参与过一次论争。在那个以传布和标榜自由竞争法则的时代，人们对飞来好运的期待变得异常炙热，耽于好梦和幻想成为普遍的社会心理状态，而此时身处充满喧嚣和诱惑的人性竞技场上，有多少人还能继续坚持只做一个“诗人”的追求?在看到自己的同事、战友、朋友、学生，要么通过攀附权贵，要么通过背叛信仰而获得使时人艳羡的地位或名利时，又有多少人能继续坚持对独立精神、高尚人格的追求?沈尹默就是这为数不多者中的一位。坚守做一名“诗人”理想，容易招致时人的怀疑甚至讥讽。就连目光锐利的鲁迅先生，也曾在不经意间，似乎稍稍表达了自己对沈尹默的一种怀疑。鲁迅先生在1929年5月17日给许广平的一封信中，这样写到:“……尹默、凤举，似已倾心于政治，尹默之汽车，晚天和电车相撞，他臂膀也碰肿了，明天也想去看他，并还草帽……”^[40]鲁迅先生在写这封信时，沈尹默或已在河北省教育厅厅长任上，或即将赴任，至少，鲁迅先生此时已耳闻与此相关的比较确切的消息(已有的沈尹默的生平资料，对其任教育厅长一职的时间在当年5月前还是5月后，未作出具体交代)。鲁迅先生在信中作此讲述时，可能还坚持着比如“诗人与政治绝缘”一类的观念。当然，鲁迅先生作此讲述时，也可能包含着某种惋惜，甚至是担心，这也许又基于一个普遍被认同的经验:在权力本身可赋予行为以超越一切(包括世俗的道德和是非标准)的品格的时代，一个真正的诗人只能成为权力角逐中的牺牲品。

事实上，我们不能因为沈尹默曾经当过国民政府的教育厅长，还有以后的监察委员，就简单地判定他不再坚守人格的独立，不再是一个真正的诗人。在一定的意义上讲，沈尹默是以出世的心做入世的事而已。所谓出世的心，在某种程度上讲，包含着诗人之真心、诗人之良心。在那个士人急于捞权谋利、诗意严重稀薄的时代，沈尹默坚守着属于自己的诗的王国，坚守着属于自己的诗人身份。在沈尹默的诗里，没有狂暴的政治宣谕和柔媚的风月情色，没有庄重的道德说教和平温的心情絮语，同时，也没有带有现代主义色彩的焦虑和混乱。沈尹默只是用诗的语言记述着属于自己的那颗诗人的心。他以诗来抒发自己的爱恨悲愁，以诗来记述自己的人生感悟，以诗来呼唤爱和正义，以诗来阻绝身外俗音。“诗人”，成了代表坚贞的处世姿态的符号，成了高洁人格的象征。

但是，又有多少人相信诗人是在真的做着这样一种坚守呢?沈尹默的悲哀，正是源于坚守“诗人”身份时的那种可怕的孤独。沈尹默的孤独，使我们想起了鲁迅先生当年那种“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的孤独。孤独，也许是诗人的人生必须经历的祭坛，也许只有在经历了自我的献祭和救赎之后，诗人的心才会变得更纯、更坚。沈尹默没有逃避孤独，在孤独中选择了坚守。而沈尹默坚守在孤独中的那幅月下身影，跟鲁迅先生的“反抗绝望”的精神风骨，在内涵上又何其相似!

但是，沈尹默毕竟处在巨大的孤独的重压之中，这是不幸时代的诗人之不幸。这种孤独，给沈尹默的诗人形象自然地抹上了一层色。沈尹默的悲哀，有似历代多少诗人共同的悲哀呀!

四、世相破败之悲

世相破败，是统治手段野蛮、社会道德沦丧、文化经济落后、民族精神卑弱的老中国子民的一种普遍的生存感受。《三弦》这首诗，就在一种透射着逼人的灼热感的沉闷意境里，集中地传达出了诗人在目睹世相破败的光景时所生发的那种强烈的悲感。

三　弦

中午的时候，火一样的太阳，没法去遮阑，让他直晒在长街上。静悄悄少人行路，只有悠悠风来，吹动路旁杨树。

谁家破门大院子里，半院子绿葺葺细草，都浮着闪闪的金光。旁边有一段低低土墙，挡住了个弹三弦的人，却不能隔断那三弦鼓动的声浪。

门外坐着一个穿破衣裳的老年人，双手抱着头，他不声不响。

诗中的三小节依次由远及近，清晰地表现为远景、中景、近景，从而又共同组合成有层次、有意境、逼真浑融的完整画面。诗人描画的远景，重点突出了“火一样的太阳”和“少人行路”的长街，强烈的日照，无人的街道，使画面显示出孤独的静感，这“夏日中午炎热而冷清的自然景象烘托了一种寂寞衰落的时代氛围。”^[41]但是，此时的这种孤独的静感与传统诗文中描写的静夜不同。夜晚的静，往往清冷恬淡，而夏日正午的静，却反照出一种灼热感，使人觉得沉闷。“在这沉寂的背景中，唯有三弦的声浪在断墙颓垣边鼓荡，使原先的那种寂寞、烦闷感又平添几分沉重。这便是作者在第二节中着意所渲染的一种气氛。”^[42]在这节诗中，作者没有描绘三弦的弹奏者，而旨在表现三弦的声响与节奏，然而，就在这一静一动之中，画面与音响交融一体，互相映衬，奠定了诗的整体格调。在诗的第三节中，诗人用特写的方式，描画了一个身穿破衣，双手抱头、不声不响的老人，他的面貌神情虽不可见，然而，他的动作、神情、姿态却表明，在这首诗里，他同弹三弦者之间群构成了一种复杂的、甚至使人揣摩不透的关系。那“鼓荡的声浪”是破坏自己午间美梦的恼人的噪声，还是关于自我凄苦人生的哀歌?老人对于弹三弦者，是精神上毫无关联的过客，还是有意要扮演一次心灵的倾听者?结合诗的整体意境和构思，比较可信的解读是:那声声拨动的三弦，正在激起老人心中的共鸣，而那“鼓荡的声浪”，也表现出了老人内心的孤寂与沉痛。

一截低低的土墙，分割出了两个世界。一个有声，一个无声;一个是哀伤的有产者，一个是可怜的劳动者;一个是败落家庭中的闲居者，一个是温饱不能实现的流浪者;一个吟唱着对现实的迷惘，一个梦想着明日的温饱;一个焦灼于虚幻的未来，一个痛苦于贫穷的现在;一个以三弦的哀音诉说着人世兴衰的感叹，一个以无言的静默咀嚼着人生的悲哀。“墙里人与墙外人可能身世不同，心境各异，而那三弦的哀音却把二人无形地联系在了一起。”^[43]他们都处在人生的苦境当中，他们的心灵都被浸泡在无言的悲苦之中。这种悲苦的产生，也许是因为他们在混乱而疯狂的世界里，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无法获得人的尊严，无法争取真正属于自我的地位，无法消除与他人之间的隔膜和距离感……这种悲苦，是那个世道中小人物共有的情绪，而这些小人物，又是破败世相中的一种典型。

诗中的“这幅以人物为主角，以景物、音响为背景的图画，真实地表现出当时社会人生的一个侧面，将古老的中国北方城镇的衰老与没落描画得极为传神，”^[44]整幅画面意象苍老、破败，情绪低回沉重而又焦躁，作者在此着力表现的就是表现的是一种世相破败的光景。

在这一幅破败的世相图上，我们透过凝结着冰冷甚至绝望的叙述语言，不仅能够感受到一种使人窒息的时代和人生氛围，更能感受到隐藏在画面背后的诗人的那深切悲哀和叹息。诗人的悲哀和叹息表现出了对破败世相的强烈的厌弃，也饱含着对破败中的老中国的真诚焦虑。

浸润在沈尹默白话新诗里的这些丰富而真诚的悲感意识，不仅使沈尹默的白话新诗在情感系统方面有了鲜明的个人特征，也使其白话新诗跟同一时期的其他白话诗人的作品相比，具有更深厚的人文质地和更强烈的情感力量。

同时，如果说这些况味各异的悲感意识，生发出了沈尹默白话新诗中最感人、最深刻的“诗意”，那么，在我们当下所处的这个诗苑萧条、诗意稀薄的时代，在我们困惑于“诗意何来”与“诗人何为”这些尖锐的问题时，我们难道不能从沈尹默的白话新诗里得到某种启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