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运动中北大四巨子的除夕诗

安康学院中文系　周龙田

在中国新诗的发展史上，1918年3月《新青年》第四卷上刊登的沈尹默、刘半农、陈独秀、胡适四人大年夜的新诗唱和，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虽然它没有周作人五十大寿做诗唱和的影响大，但是对新诗的发展道路的探索，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917年除夕将近，周树人、周作人二兄弟邀请沈尹默、陈独秀、刘半农、胡适四人来家做客。晚上，几位友人兴高采烈地聚到一起。周氏兄弟置办了丰盛的晚宴，宾主尽情畅饮，笑谈自己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勇敢行为。酒酣情浓之中，几位传播新文化的战友，反对封建主义的斗士，竟然诗兴大发，相约以除夕为题每人写一首新诗，再为新文化运动增加新的光辉篇章。

胡适的《除夕》诗这样写道:

　　　　　除夕过了六七日，

　　　　　忽然有人来讨除夕诗!

　　　　　除夕“一去不复返”，

　　　　　如今回想未免已太迟!

　　　　　那天孟和请我吃年饭，

　　　　　记不清楚几只碗。

　　　　　但记海参、银鱼下饺子，

　　　　　听说这是北方的习惯。

　　　　　饭后浓茶水果助谈天，

　　　　　天津梨子真新鲜!

　　　　　吾乡雪梨岂不好，

　　　　　比起他来不值钱!

　　　　　若问谈的什么事，

　　　　　这个更不容易记。

　　　　　像是易卜生和白里欧，

　　　　　这本戏和那本戏。

　　　　　吃完梨子喝完茶，

　　　　　夜深风冷独回家。

　　　　　回家写了一封除夕信，

　　　　　预备明天寄与“他”。

这首诗体现了胡适的“做诗如作文”的主张。他用白话一样的语言，质朴简明地叙述了除夕夜的生活。记述了自己对生活的独特情趣。诗歌内容完全体现出时代的特色，写的是平凡而知足的日常生活，以及知识分子对时代话题的关注。表现了知识分子视觉的新锐。在诗歌的形式上做到了自由创作，不受任何约束的特点。只是结尾有点离题。

陈独秀的《丁巳除夕歌》(又名《他与我》)描写的也是1917年除夕的情景，与胡适闲适的诗作不同，他以满腔悲愤之情诉说当时社会之不公，贫富之不均，寄托了对被压迫被凌辱者的同情，以及对国家、对民族命运的忧思。有人说此时陈独秀也另有苦衷，妻子高君曼和他已有磕磕碰碰，高君曼听信流言，认为陈独秀常逛八大胡同、拈花惹草，吵嘴时骂陈是无耻之徒。陈独秀讥讽高君曼故作清高、资产阶级情调。因为有这些难言之隐，所以陈独秀发出这样的感慨:

　　　　　古往今来忽然有我，

　　　　　岁岁年年都遇见他。

　　　　　明年我已四十岁，

　　　　　他的年纪不知是几何。

　　　　　我是谁?人人是我都非我。

　　　　　他是谁?人人见他不识他。

　　　　　他为何?令人痛苦令人乐。

　　　　　我为何?拿笔方作除夕歌。

　　　　　除夕歌，除夕歌，

　　　　　几人嬉笑几人泣。

　　　　　富人乐洋洋，

　　　　　吃肉穿绸不费力。

　　　　　穷人昼夜忙，

　　　　　屋漏被破无衣食。

　　　　　长夜孤灯愁断肠，

　　　　　团圆恩爱甜如密。

　　　　　满地干戈血肉飞，(www.daowen.com)

　　　　　孤儿寡妇无人恤。

　　　　　烛酒香花供灶神，

　　　　　灶神那为人出力。

　　　　　磕头放炮接财神，

　　　　　财神不管年关急。

　　　　　年关急，将奈何;

　　　　　自有我身便有他。

　　　　　他本非有意作威福，

　　　　　我自投罗网自折磨。

　　　　　转眼春来，还去否?

　　　　　忽来忽去何奔波。

　　　　　人生是梦，日月如梭。

　　　　　我有千言万语说不出，

　　　　　十年不作除夕歌。

　　　　　世界之大大如斗，

　　　　　装满悲欢装不了他。

　　　　　万人如海北京城，

　　　　　谁知道有人愁似我。

其实陈独秀确有一些陋习，常为人诟病。后来还因此被解除了北大文科学长的职务。但这首诗我认为不仅是因此事而引发的内心苦闷。陈独秀作为新文化的先驱者，具有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勇气和胆识。他坚决地传播新思想，反对封建主义。为创建一个新社会而竭尽全力奋斗。诗中流露出对天下百姓的关心爱护，体现了这些先进的知识分子对国家民族命运的担忧。还有对人生命运的感叹，对不自由的个性感到压抑的苦闷，以及英雄人物对人生短暂的慨叹。此诗写得较为含蓄朦胧，诗味深厚。与胡适的平淡大为不同。

刘半农的《丁巳除夕》写道:

　　　　　除夕是寻常事，做诗为什么?

　　　　　不当它除夕，当做平常日子过。

　　　　　这天我在绍兴县馆里，馆里大树颇多。

　　　　　风来树动，声如大海生波。

　　　　　静听风声，把长夜消磨。

　　　　　主人周氏兄弟，与我谈天:

　　　　　欲招缪撒，欲造“蒲鞭”。

　　　　　说今年已尽，这等事，待来年。

　　　　　夜已深，辞别进城，

　　　　　满街车马纷忧，

　　　　　远远近近，多爆竹声，

　　　　　此时谁最闲适?

　　　　　地上只一个我，天上三五寒星。

杨扬在辑补刘半农的诗时评说:“与周氏兄弟在风声中谈诗文革新的来年随想，快事也。谈有所得，适意也。末尾夜街情景写得颇简练有味。前两段当如赵景深先生所评，改去散文句，就更好了。”^[35]此诗与胡适的诗有相同之处。都是以诗体的试验为主，诗歌叙述自己当时的内心感受和自己深夜行走在街道上的孤独心情。是因当时同道者稀少缘故而引发的内心世界情感的泄密。

沈尹默的《除夕》写道:

年年有除夕，年年不相同;不但时不同，乐也不同。

记得七岁八岁时，过年之乐，乐不可当，——乐味美深，恰似饴糖。

十五岁后，比较以前，多过一年，乐减一分;难道不乐?不如从前烂漫天真。

十九娶妻，二十生儿。那时逢岁除，情形更非十五十六时，——乐既非从前所有，苦也为从前所无。好比岁烛，初烧光明，霎时结花，渐渐暗淡，渐渐消磨。

我今过除夕，已第三十五，欢喜也惯，烦恼也惯，无可无不可。取些子糖果，分给小儿女，——“我将以前所有的欢喜，今日都付你!”

沈尹默的诗，用散文化的句子，抒写自己在除夕之夜的复杂心情。一是随着岁月的流逝，沈尹默感到生命流逝的焦虑。这是强烈的生命意识的体现，是对个人价值的尊重。体现的是“五四”的时代精神。二是对小儿女的关心，流露出深厚的父子之情。全诗抒情意味浓厚，引人回味。

这四人的诗酒唱和为我们揭示了另一种历史现场画面。在1917年前以北大为中心的新文化阵营是多么的和谐团结。他们在“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的号召下，同心协力，宣传新文化新思想，为建立一个现代中国而共同奋斗。沈尹默说:“‘五四’前后，有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每逢元日，八道湾周宅必定有一封信来，邀我去宴集，座中大部分是北大同人，每年必到的是:马二、马四、马九弟兄，以及玄同、柏年、逖先、半农诸人……从清晨直到傍晚，边吃边谈，作竟日之乐。谈话范围极其广泛，有时也不免臧否当代人物……”^[36]可见当时周宅的热闹景象以及沈尹默和鲁迅等人的亲切关系。我们完全可以想象，许多的历史事件就是在这种场合里被大家筹划出来的，许多社会问题被大家关注议论，许多的名篇佳作就是在这里受到启发而构思出来的。

这四个人的同题唱和的诗作，“题材相同，题目相同，但主题、形式却不同，纪实、抒情、议论与哲思各有所重。”“而《新青年》同人的同题唱和，则是相当严肃的行为。他们不但以诗抒情言志，而且探讨白话诗这一事关中国启蒙、诗歌转型的时代课题。”^[37]正因为如此，这四个人的诗歌唱和为新诗开创了两条道路。胡适和陈独秀的诗作，真实地叙述了自己的内心感受。胡适用客观冷静的写实手法，叙述自己在晚宴上吃到的东西，并且与自己家乡的物产加以比较，表达内心的不平。以及晚宴中大家谈论到的问题。体现了白话诗的自由写实的特点。陈独秀的诗作，写了除夕社会的不公平现象特别是穷人的悲惨生活。在表达主题时，选用几幅穷人艰难生存的典型画面来抒发自己内心的苦闷。这种诗歌创作倾向代表了新诗写实主义的诗歌道路。而刘半农和沈尹默的诗歌写的是自己在除夕的内心微妙的情感。无论刘半农的“此时谁最闲适?地上只有一个我，天上三五寒星。”或是沈尹默新年的人生体验，都显得内涵朦胧，诗意丰富。他们以抒情为主，采用借景抒情的手法，形成了新诗的浪漫抒情的象征主义的道路。他们用自己的行动向人们宣示了白话诗自身的魅力。为新诗的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成为新诗史上广为流传的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