秩序之外

——再论沈尹默的新诗创作

安康学院中文系　周龙田

伴随着近代中国走向现代化而诞生的中国现代文学，参与了国家民族文化意识的重建，明显的具有现代话语特征。这样的“文学现代化是与本世纪中国所发生的‘政治、经济、科技、军事、教育、思想、文化的全面现代化’的历史进程相适应，并且是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而在促进‘思想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方面，文学更是发挥了特殊的作用。”^[12]中国现代新诗参与了“五四”时期新的文化建构，在新诗秩序的确立中，我国的知识分子用一种开放的心态来进行探索，他们把创作新诗看的是新文化运动中知识分子的责任，无论是否具有诗歌创作的天分才情，都怀着一颗真诚的心灵参与新诗的创作，有许多诗人留下了大量的诗篇，最终攻克了“古诗”的诗学意识体系，使新诗得以成立。虽然有些诗不具有特有的艺术价值，但是这些新诗中却包含了一种历史的话语，是一种鲜活的历史状态，体现了一种“共时”的心态。包括沈尹默等许多早期的新诗人是新诗秩序创建的参与者，做出了特殊的历史贡献，但是在重建新诗秩序的过程中，为了凸现新诗领袖胡适的地位，他们的贡献被遮蔽，以致被遗忘。重读新诗诗篇，披沙淘金，还原新诗鲜活的主体形象，重新探讨新诗道路的开拓过程，是一件意义重大的事情。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特征就是彻底否定中国传统文化，介绍和引进西方文化，在这种新的文化转型中，西方的民主与科学被大力地宣扬，以人道主义为中心的人学观念广为流传，民主、自由、独立、平等等个人主义的价值观念成为当下的价值体系的中心。但是这些西方的个人主义思想来到中国却发生了变异，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爱国忧民意识与西方关注人的观念发生融合。“所以我说人道主义并非世间所谓‘悲天悯人’或‘博施济众’的慈善主义……”，“所以我说的人道主义，是从个人做起，要讲人道，爱人类，便须先使自己有人的资格，占得人的位置”。^[13]关注人生问题，让世人明白现今人间的状况，明白人的位置是他们的一种历史使命，他们把这种观念转变为一种行为，这是他们创作新诗的真实心态。“而由观念变迁，宣扬西化，到开始从实践中改变行为，创造模式，正是五四运动新一代青年的特征之一”。^[14]所以，当新诗的秩序确立以后，许多诗人也就放下笔，要么术业有专攻，要么开拓新的领域，要么回到个人的传统领域写作自娱自乐的古体诗了。

沈尹默发表在《新青年》上的新诗共十八首，数量虽少，但却与胡适、刘半农等人一起，为新诗的诞生到处出击，寻找新诗发展的资源。在早期新诗的发展过程中，《新青年》对新诗的引导支持，功勋卓著。它在新诗的发展初期，大力译介外国的诗歌。“他们首先将眼光转向国外，力图从域外引入异质资料。一为思想资源，《新青年》最初译介的诗歌为爱国诗与情诗，旨在输入现代爱国爱情观念”。^[15]翻检胡适和刘半农的诗作，早期都是朝着这两个方向发展的，但偏向爱国的观念。纵观沈尹默的十八首白话诗，却发现其中只流淌着一种爱国主义的情感。这种爱国精神与传统文人的忧患意识结合，产生了一种强大的主体意识。争取做人权利，从自我做起，抒发自己张扬的个性;由己推人，关注天下社会现状，百姓疾苦，跳出了古典诗人狭窄的个人情感的范畴。“从思想内容来说，五四运动前后的白话诗文大多言之有物，不作无病之呻吟，具有新的内容和时代精神，有些新诗面向社会人生、诅咒黑暗控诉封建礼教，鼓吹婚姻自由;有些新诗张扬个性解放，表现自我等等，无不蕴含着‘五四’时代精神，表现出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爱国主义思想和感情……”^[16]这使“五四”诗歌内容达到一种整体性的转换，形成一种人文主义的但颇具自我特色的话语系统。

“五四”文学革命首先是从人的觉醒入手。他们尊重个性，要求个性的独立，自由、平等，在重建时代的脚步中，体现个人的价值，要像“天狗”一样，破坏一切，相信自己是“全世界能量的总量”^[17]沈尹默虽没有如此澎湃的激情，但在《月夜》中却自信地做出了阐释。“霜风呼呼的吹着，月光明明的照着。我和一株顶高的树并排立着，却没有靠着。”作者先极力渲染了一种凄清孤冷，寒气逼人的自然境象，烘托出令人压抑的生存氛围，这无疑是当时社会情状的象征。作为当时初步觉醒的知识者来讲，身外的世界是那样不可理喻和让人感到恐惧，然而在这冷寂的画面中出现了两个形象“我”和“树”，“我”没有任何修饰，孤单渺小，柔弱，缺乏同伴，这是当时走出家门踏入社会开始奋斗的青年人的形象。他们既要面对霜风的催逼，又没有同道之人，还面临着“树”这样高大的形象，这也许是历史上作者崇拜的偶像，也许是先走一步的同时代的伟人，他们高不可攀，耸立在眼前，甚至遮蔽了前行的方向，但“我”毫不惧怕，自信而自豪的宣称“并排的站着，却没有靠着，”他要显示自我价值。这是一位具有强大的自我意识，独立的人格力量，决不做奴隶的新的人类的象征，因此孙玉石说《月夜》是“觉醒了一代人的声音”。^[18]钱理群认为沈尹默的《月夜》和舒婷的《致橡树》体现了一种不同的声音。“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发端期与新时期文学的起点上，两位敏感的诗人都同时提出了‘独立不依他’的歌声;这相距60年的‘巧合’，使本书作者都产生了一种顿悟，这独立意志与平等意识是贯串20世纪的时代精神，正应该从这里开始去接近鲁迅这位20世纪时代巨人”。^[19]因此，我们也要以这种精神去接近沈尹默，感悟这种独立的时代精神。《白杨树》里的“白杨树”无疑是一种象征，那吹过白杨树的“微风”则是象征当时时代的新思想，它们紧紧抓住了青年人的心，那些最先觉醒的青年人，最先感受到新思想的暖流，随即就把这种暖流化作行为，救助社会，启蒙众人。于是觉醒以后甚为不满。因为作者感到这个院子周围是一种寂静无声，毫无生机的世界，“地下睡着的一般人，他们默默的睡着，永远没有觉醒时”。这是鲁迅小说中“铁屋子”形象的重现，在这样混沌麻木的世界里，鲁迅说:“不在沉默里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20]显然沈尹默也走到了时代的前沿，洞悉了国民生存现状，喊出了改造国民性格的呼声，所以他压抑不住地反问:“难道他们也快乐吗?这样寂寞的快乐!”最值得关注的是他在诗的最后写到“白杨树!白杨树!现在你的感觉是怎样的，你能告诉我吗?”这与诗篇开头相比，一是要呼吁白杨树从个人的快乐走出，去关注那些睡着的人的生存，不由产生一种沉重而痛苦的感觉，二是发出了一种个人诉求，从个人的快乐中走出，去寻求救治民众的方法，把“五四”的时代精神化作行动，体现了一种实践品格，达到了“五四”时代的最高思想境界。(www.daowen.com)

中国传统文化中追求人格的高洁，修身养性，这种精神与“五四”人文精神相遇，变成了关注他人，同情弱者，追求人格独立完美的个人主义价值观。人力车夫是当时作家们关注的热门话题。沈尹默和胡适的《人力车夫》同时发表在1918年1月《新青年》第4卷1号上，此期刊物全面用白话，这一期上发表胡适、刘半农、沈尹默三人的九首白话诗，不仅相互唱和，更具有试验性质。因为胡沈二人都写了以《鸽子》和《人力车夫》为题的相同的题材。胡适的《人力车夫》写了“客与车夫”的问答，表示了对人力车夫的同情，但这首诗作者按照“作诗如作文”的主张，用对话体来写，虽然是白话，但其中车夫与客心灵难以相通，显得机械与冷漠，看不出感人的情怀，更多是诗体的实验。而沈尹默的诗，诗味浓郁，构思巧妙，情感动人。作者先从天气写起，“日光淡淡，白云悠悠”一幅天高气爽的秋天景象，这本是一个赏景游玩的好日子。特别是此诗写于北京，此时是一年之中的好日子。然后作者笔锋一转:“风吹薄冰，河水不流”，天气渐冷，凉风刺人，一个冰冷的感觉。就在这个背景上，在这喧哗的人世上，“人力车上人，个个穿棉衣，个个袖手坐，还觉风吹来，身上冷不过。车夫单衣已破，他却汗珠儿颗颗往下堕”。这一对比，体现了两个不同世界，不公平的世道。作者把对人力车夫的同情，悲悯融入了细腻的铺叙之中，摆脱了早期白话诗的简单的议论说理和叙述描写，显得深沉含蓄。《除夕》是当年与胡适等人唱和之作。“年年有除夕，年年不相同;不但时不同，乐也不同”。开篇就具有现代意味，感受到时间易逝、岁月难留、生命的流逝，无可挽回。从七八岁时童年之乐，到十五岁时“多过一年，乐减一分;难道不乐?——不如从前烂漫天真。”心智成熟却少了儿童之乐，到了十九、二十多时，“好比岁烛，初烧光明、霎时结花，渐渐暗淡，渐渐销磨”，此时，青春的活力、人生的幻想都随岁月而消逝，它暗示了沈尹默这一代知识分子在时代的风浪中屡次被冲击后，疲惫的心态。然而这背后却有希望，要把自己的欢乐寄赠给儿女，相信儿女们有童年般灿烂的明天。这恰是当时流行的进化论观点，即一代胜过一代，在岁月流逝中，虽然感受到生命的艰难和短暂，生活的艰难和困苦，却没有内心的绝望撕裂，依然相信未来，这就是当时知识分子单纯而可爱的青年气息。《刘三来言子榖死矣》一诗既是写奇人奇事，更是诗人个性的流露。其中蕴含着对人生的品味，对特立独行的个性的颂扬。刘三即北大教授刘季平、著名书法家，沈尹默在北大时的同事。子榖，清末民初著名小说家苏曼殊，字子榖。作者早年在杭州相识成为好友。子榖早年留日参加革命，曾加入过“青年会”“抗俄义勇军”“军国民教会”“亚洲会”革命组织，满腔救国救民的热血，后写《断鸿零雁记》言情小说，抒写身世之痛和家国之忧，爱国情怀激荡世人。但后来却因不满黑暗现实，皈依佛祖。“苏曼殊为人处事，不无夸张造作，惊世骇俗之举。今削发为僧，皈依我佛却是真诚的，并非弃圣绝智的‘出世’，而是脱苦脱俗的‘解脱’”^[21]。子榖的行为曾经轰动一时，这包含着传统文人的入世和出世的矛盾心态。社会的黑暗、新思想的冲击，使知识者难以置身事外，往往顺流而上，忧国忧民，仗义执言。然而时代的矛盾，使他又感到力量的单薄，无力改变黑暗社会，扭转时代方向，往往幻想退回内心、回归世外。然心有不甘，闻言子榖死讯，“满座谈笑人，一时皆太息”。叹子榖的命运多难，叹子榖壮志难酬，叹自己似曾相识的人生。“平生独可怜，痴黠人莫识。”子榖一生有谁人知他内心。当年出家后，还有暗杀保皇党康有为的计划，追求“壮士横刀看草檄，美人挟瑟请题诗”的革命幻想，革命和美人是他都不能放弃的，何等伟大又何等多情。身为佛教子弟，“既不游方外，亦不拘绳墨，任性以行游，关心惟食色，大嚼酒案旁，呆坐歌筵侧”。真可谓似僧非僧，佛祖心头坐，酒肉穿肠过，超凡脱俗的生活方式显示了子榖高扬的个性，不拘佛法的特异品性。更为重要的是内心的不安分，佛教的慈爱，普渡众人实是他们不能在社会危难之际闭上眼目。子榖一生身为佛徒，可内心没有一日安静，佛祖的净化，压抑不住天下为己任的革命雄心，因此表面狂放不羁，脱俗潇洒，远离是非，不食人间烟火，实为内心骚动不安，忘不掉天下百姓。因此子榖吃肉喝酒，混际歌筵，“呆坐”一旁，以此来掩饰内心的激流，对此作者深有体查，大为赞赏“寻常觉无用，当此见风力”，这才是真性情，高境界，但作者更看重的是实践品格“十年春申楼，一饱犹能忆，于今八宝饭，和尚吃不得!”希望大家不要寄寓人下，等待遣用，不要游于世外，在性情中挣扎，要行动起来，踏上时代的步伐，实现人的价值。在社会重建之中追求人的独立、自由，完成真正的个性完美，价值永存，这无疑是传统文人品格的现代体现。

沈尹默诗歌中有强大的生命意识。“五四”话语的另一分支，那就是在人道主义情感中对自然万物的“爱”和“美”的追求。这种意识也是来自于传统文化庄骚遗风。屈原被放逐寄情山水，抒发内心情志，外在自然是诗人的化身，这也是一种托物言志手法，然而沈尹默的这种“爱”与“美”的追求是基于“五四”时期人性纯真，平等自由的根基，与自然万物对话，探讨个人存在，生命意义的精神问题。任何民族在社会转型时期，都面临价值重建的问题，这是因为在一种新品文化的导引下，他们看清了世界与自我的离异状态，不由自主地去关注生活问题的普遍意义，这是人性的要求，人们因此感受到爱与恨、善与恶、沉沦与拯救，希望与绝望的生命意义分裂状况，要解决这种人性原始对抗，其中一个方式就是通过审美之路，将有限的生命领入一个沉醉迷离的歌唱世界，“审美态度依凭生命的各种感官，本能和情感诗化人生，使世界转换为形式图画，灵魂由此得到恬然逸乐的安宁，在理想之中享受生命的全部激情，无需担心因卷入激情造成的毁灭”^[22]在《鸽子》《宰羊》这些客观写实的诗中，抒写了无法主宰的个人命运和对生命消失的感叹背后，也包含着生与死、希望与绝望的生命冲突。作者视野对此的关注，也就是对此生命状态的思考与强化，用一种爱心来挽救生命，进而作者回归自我，展示灵魂世界的拷问。《月》写到:“明白干净的月光，我不曾招呼他，他却有时来照着我，我不曾拒绝他，他却慢慢的离开了我，我和他有什么情份?”在这象征性的描写背后，是一个心灵的纠结，希望与失望。“明白干净的月光”无疑也是美好人性的神圣之光，曾经笼罩着我，我展开双臂欢迎他，视他为精神的知己，从不曾拒绝他，然而他却消失。永恒的追求和美的光芒的短暂，构成了人性的失衡状态，留下了人性的伤疤。《落叶》一诗更是突出了人生的怪异之状，黄叶飘飞，不忍离树，是对生命的留恋。黄叶落地，更有小孩戏弄，旁人冷眼相看，风雨吹打，世人践踏，这是生命的横遭践踏，意义的消失。因此“如叶有知时，旧事定能忆，未必愿更生，春风幸莫至”，在这爱与恨的情感中，感知落叶命运的离异，如果落叶有灵，它一定能回忆翠绿的年代，吸风饮雪，翠色欲滴，生命鲜活，如今却眼看生命衰竭，遭人摧残，发出不愿更生，不愿春风来到的反常之语，因为那意味着生命的最后消亡。

但是沈尹默并没有走向现代派诗人对生命终极形态的探讨，探索生命的撕裂和变异与绝望。因为“五四”前的他们还是青年，他们受着时代潮流冲击，用人道主义的眼光来看世界，追求“爱”与“美”。当年，王统照用“美”来救助感化世人。叶圣陶相信“爱”与“美”能够改变人心。冰心更是高唱“爱的哲学”，让青年人感到温馨。沈尹默固然没有宣扬“爱”与“美”，但是他在诗中给我们描写了美好秋天，充满生机的世界。《秋》里写到了生命受到迫害，但作者把人们引导到一个色彩缤纷的世界，在这里充满着一种生机，充满一种活力，给人以生命旺盛的诗意感受。而《生机》有:“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哲理，这里是生命与灭亡的生命情感，“残雪”、“风”象征一种外力，对“山桃花”等花造成一种生存危机，生命状况发生变异，然而“山桃花虽是开着，却冻坏了夹竹桃的叶;地上的嫩红芽，更僵了发不出”。生命受到压抑，生命即将消亡，然而最终生存战胜消亡，路旁的柳条用绿色展示生命的存在，显示生命的强力。这是从自我灵魂得出的体悟到的生命意识，当然也表现了“五四”时代知识者对人生美好远景的张扬肯定，充满着一种人道主义情怀。

沈尹默对新诗最大功劳是实验的开放性。新诗在尝试期，如何脱尽旧诗的因子，却又具有旧诗的神韵是大家热心实践的问题。俞平伯说:“白话诗必须具备下列三个条件:一是用字要精美，做句要雅洁，安章要完密。二是音节务求谐适，却不限定句末用韵。三是说理要深透，表现要切至，叙事要灵活”。^[23]沈尹默精心创造，把旧诗的音韵引进新诗的写作，为新诗音韵使用大力探索。张德新说:“沈诗语言通俗晓畅，基本押韵，借鉴旧体诗词音节组合方式，运用双声叠韵，使新诗具有音乐美”^[24]胡适在《谈新诗》中，闻一多对《冬夜》的评论中都重视新诗的音节。胡适说:“现在攻击新诗的人，多说新诗没有音节，不幸有一些做新诗的人也以为新诗可以不注意音节，这是错的”。新诗没有绝对的主张不要音节，一切都顺其自然，如果能把古诗的音节巧妙运用到新诗中来，胡适也是大为赞赏的。他说:“诗的音节全靠两个重要分子:一是语气的自然节奏，二是每句内部所用字的自然和谐，至于句末的韵脚，句中平仄，都是不重要的，语气自然，用字和谐，就是句末无韵也不要紧”。^[25]《月夜》一诗，全诗外在形式上押“着”韵，特别全诗节奏明显，和谐自然。“霜风——呼呼的——吹着，/月光——明明的——照着。/我(和)——一株——顶高的——树——并排——立着，/却——没有——靠着。”和谐的节奏中蕴含着一种张力，强调着“我”与“树”的关系，体现着一种人格尊严。《生机》《落叶》二诗，借用古诗的外形，表达新的时代精神。《落叶》一诗慨叹生命的消失和生存的困境，作者全诗选用五言古诗的形式，以端庄凝重的语调来抒写内心的思考与无奈。而《生机》一诗突出了自然生命旺盛，生机满园的画面，作者采用了散文的句法，细致描摹园中花朵的遭受风雪吹打，但生机无限的景色。语句自然、清新，采用口语平易亲切，使人感受到充满希望的生机。而能把自然的语调，优美的意境，和谐的韵律蕴含在一起的当推《三弦》，这首诗以节奏的音乐美闻名于诗坛，诗中的长句在节奏上很出色。如“旁边有一段低低的土墙，/挡住了个弹三弦的人，/却不能隔断那三弦鼓荡的声浪”，“‘旁边’是双声，‘有一’是双声，段、低、低、的、土、墙、挡、弹、的、断、荡、的，十一个都是双声。这十一个字都是端透定(D、T)的字，模写三弦的声响，又把‘挡’、‘弹’、‘断’、‘荡’四个阳声的字和七个阴节的双声字(段，低，低，的，土，的，的)参错使用，更显得三弦的抑扬顿挫”。^[26]“这就使‘三弦’这种弹拨乐器的轻重、缓急，清浊和韵调跃然于字里行间。”^[27]“三弦鼓荡的曲调之声分外优美，而诗的节奏悦耳动听。由于诗的这种节奏源于生活本质，因而它能够给人以丰富的音乐美感，字字有声，和谐自然”。^[28]当然沈尹默还大量使用重叠词，它不仅能增加诗的和谐节奏，更能达到音乐美，但更值得称道的是写出了意境，外在的音韵与内在的情感达到了契合。达到新诗追求的“意境与声律相称”，“节奏与词意俱佳”。^[29]《月夜》中“呼呼”直写风力之大，突出某种外力对“我”的压抑，正因为如此，我却没有任何惧怕和退缩，最后是与大树并排，显示自我存在的强大。《落叶》中写落叶“翩翩翻翻飞”，以树叶的轻盈之态反衬离别母体的伤感，取得出人意料之外的效果，这些叠词的妙处就在与诗的情感浑然一体，达到了情与思的融合，正如宗白华所说:“‘诗的意境’就是诗人的心灵，与自然的神秘互相接触映射时造成的直觉灵感，这种直觉灵感是一切高等艺术产生的源泉，是一切真诗好诗的Goniale kon-ceptiouo。”^[30]

早期新诗的重心是求得诗体的解放，打破古典诗词的范式，然而过分追求诗体解放，导致白话诗的内涵的过分透明，如梁实秋所说:“收入了白话，放走了诗魂”。沈从文也说:“新诗当时侧重推翻旧诗，打倒旧诗，富有革命意味，因此在形式上无所谓，在内容上无所谓，只独具一种倾向，否认旧诗是诗”。^[31]这种倾向必然引起人们对新诗的质疑，导致人们对新诗是否具有诗的特质产生质疑。而沈尹默在新诗创作之初，也许就意识到这个问题，他为新诗找到了一条道路，那就是用象征的手法来抒写外在内容与内在情感，使新诗变得厚重而意蕴丰厚。可以说，沈尹默是中国最早的象征主义诗人。这是他对新诗的最大历史贡献。沈尹默的新诗与旧诗歌确有密切关系，但把他的新诗表达手法，归结为比兴，我认为值得商榷。“比喻是物与物的类比，有本体，喻体，两者有其特定，明确的关系……比喻的艺术意义是，让不具象的事物具象，让一般的事物生动，可感，新鲜。比的特征是意象一致。象征是物与物的类拟，有本体，象征体，象征体不出场，本体与象征体两者没有明确的关系。象征的艺术意义是，让一般的事物内涵更深广，从而赋予超越性意义。由于象征体不出场，则超越性依人而异，殊不相同，又由于人言言殊，因而象征体都是多义性;又由于象征都是由本体对象征体进行暗示，因而象征都有朦胧特征。因此作者认为，象征的特征是意象不一，意在象外，意大于象。”^[32]由此可以看出沈尹默的诗艺不是传统的比兴手法的运用。孙玉石在《现代诗歌导读》中把沈尹默列为中国象征诗歌的第一人是有道理的。《月夜》是最具有象征诗意的一首诗，这里的“霜风”象征着“五四”前后多种社会势力，“月光”象征着某种新思潮，“树”象征着一种理想的境界。“我”既是自我形象，也是一代人的象征，全诗既象征了追求一种人格独立的时代精神，又象征着一种个性主义的理想，难道不也能理解为某些女性走出家庭争取与男性的平等自由的人格吗?当然也可以忘却时代背景，象征着现代人的觉醒，追求做人的权利与尊严。这样的诗既能还原历史现场，感受时代气息，又能超越时空，具有再创造的可能，诗意朦胧。《鸽子》一诗以“鸽子”作为象征体，抒写了“飞着的鸽子”“关着的鸽子”，“手巾里兜着的鸽子”这里有人道主义的同情，然而这也象征着三种人生生存方式。“飞着的鸽子”虽然在天空中高高飞翔，可却受着人家指使，要唱别人喜欢的歌，这就是那些还肩负着时代重负的青年形象，他们渴望自由，然而身不由己，他们还挣不断与传统的脐带;而“关在笼子里的鸽子”无疑是被封建的思想禁锢着的人，他们有着可爱的青春形象，然而却只能做别人的陪衬，无法冲破一道高坎，只好在无奈中消磨青春;那“在手巾里兜着的鸽子”是当时被各种恶势力吞噬的可怜人的象征。所以这首诗象征性地描写了“五四”前的新青年们在时代潮流中坎坷的命运和艰难的挣扎，作者对此给予人道主义的关怀。《落叶》更是由树叶飘落来象征人生的无奈，生命的短暂，当然也可指人生的失落和怪异之状。也可象征性地表达理想被践踏和内心的留恋之感。《雪》当然可以指当时教育界的黑暗，然而也象征着人们对幻美之景的清醒认识;或者人在某种绝望之境中的感悟，希望永远沉寂在这种灵魂之中，不希望清醒的矛盾心理，《月》更具有现代派的浓厚的特征，象征着外在与内在的冲突;或者也可当做一首情诗。“月光”与“我”若即若离的关系，不就是“她”与“我”的情感波动吗?《三弦》中那个弹三弦的是什么人?“或许就是这个家庭的主人吗，他是出于悠闲，抑或出于伤感，或者出于预卜未来的命运，弹着那副或许也陈旧了的三弦，对于这个情与境，读者只能是猜想，得到一个模糊的境界。”^[33]由此出发，我们能说这首诗只有一解吗?《生机》《白杨树》《秋》等诗，都是用象征的手法来抒写诗情，诗意朦胧的篇章。沈尹默的诗大多发表在1920年以前，此时正是新诗的实验期，探索新诗道路就成为大家的责任，许多人热衷于形式的探索，而沈尹默找到一条象征道路，改变了新诗瘦弱的身躯，当时没有引起人们注意。而当时流行的是“胡适之体”，但他的探索在20年中期“纯诗”的追求中，得到响应。周作人说:“中国的文学革命是古典主义(不是拟古主义)的影响，一切作品都像一个玻璃球，晶莹透彻得太厉害了，没有一点朦胧，因此也似乎缺少了一种余香与回味，正当的道路恐怕还是浪漫主义——凡诗差不多无不是浪漫主义的，而象征实在是其精意，这是外国的新潮流，同时也是中国的旧年代，新诗如往这一路上去，融合便可成功，真正的中国新诗也就可以产生出来了。”^[34]沈尹默的诗就代表着中国新诗发展的正确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