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　沈兼士先生与近代学术^[1]

周祖谟

辛亥革命以后，在北京各大学里任教的学者，有很多人是曾经在日本留学而归国的。其中又有些人在东京曾从章太炎先生问学，吾师沈兼士先生就是章氏弟子之一。先生为浙江吴兴人，兄弟三人，长兄是沈士远，次兄是沈尹默，先生最幼，所以人多称为沈三先生。棠棣三人，在二十世纪之初就都名著京师。除士远先生从政外，先生与尹默先生都在北京的大学任教。尹默先生精于诗词，尤善书法，追慕晋唐。先生则精于文字训诂之学，善书甲骨文、金文，石鼓文。作诗，长于五、七言律诗。中年以前尝与堂姊和樊樊山唱和。樊樊山文集中题目有“再同”之名，疑即先生字。可惜没有当面向先生问过，现在朋友中也没有人能道其然否，诚为憾事。

先生写作的诗篇很少发表。1933年林语堂在上海办了一个杂志，名为《论语》。先生写了一篇“打油诗”，是和苦茶庵主的(周作人)。事隔五十七年，我还记得头四句:

误被人称小学家，窗前终日学画蛇。

有山姓氏方为魏，荼苦由来是苦茶。

“有山姓氏方为魏”是北宋徽宗时张有的故事。张有也是吴兴人，字谦中，是个道士，通晓《说文解字》，所作篆书颇有名，著有《复古篇》。他曾经给林摅的母亲魏国夫人写墓碑。“魏”字加山字头，写作“巍”。林摅说写错了，而张有说巍魏是一个字。案《说文》没有魏字，根据徐铉所说，姓氏应有山字头。“荼苦”见于《诗经》的《邶风·谷风》，诗云:“谁渭荼芒，其甘如荠。”“荼”者苦菜，古音如茶(ta)，但古人无“茶”字。南北朝时开始有人饮茶，名曰“茗饮”。茗即茶，早采者为茶，晚采者为茗。前人说唐代陆羽作“茶经”，才减写一笔，以别于苦菜之荼(tú)。先生这首诗充分运用字的形音义，从字的笔画增减上以喻“苦茶”之为“苦荼”。然则“苦茶庵”即“苦菜庵”矣，饶有风趣，一时为人所传诵。

先生年轻时在日本留学，曾加入同盟会，思想先进，富有民主爱国精神，风神俊爽，器宇宽宏。从日本归国后，于1912年到北京，在高等师范学校(师范大学前身)和北京大学讲授“文字学”，深受欢迎。1919年，北京的大学生掀起“五四运动”，先生闻讯奋起，立即与北京大学学生一同列队游行示威，声讨曹汝霖、章宗祥等人办理外交不力，辱国丧权。队伍直趋赵家楼，声势浩大，“莫能御焉”，当时传为美谈。先生内奉甚俭，不求名利，为公为国，必黾勉从事。为教育，为学术，为培养人才，从不吝惜精力。与人接，蔼蔼如也，及门弟子，无不钦仰。

我听先生讲课时，是在1932年入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之后。当时本科一二年级的课程都是由教授讲授，跟现在不一样。先生当时的名义是名誉教授，所教课程为文字学概要和《说文解字》。我在大学那几年，北大的名师甚多，真称得起是国内的最高学府了。我听过讲的先生，讲课的风格各有不同。举例来说:傅斯年(孟真)先生讲课时接近学生，娓娓而谈，时出问语，似在与学生讨论，笑容可掬，极感亲切，钱穆(宾泗)先生讲课，声音清脆，以史论方式讲史，辞甚雄辩，引人入胜。兼士先生讲课则温文尔雅，快慢有度，要言不繁，不枝不蔓，重在诱导，使学生注意自学，意极恳切。诸位先生言谈各异，听者自然如坐春风，不禁欢喜赞叹。可惜这种乐趣如今已享受不到了。

兼士先生讲课的特点是不为旧说、旧书本所囿，重视科学的理论，重视调查研究，重视实证。例如他讲文字的产生和文字的发展，破除“六书”旧说，而参验古文字，从文字发展的次序和思想进化的历程来分别，为四个层次，曰文字画，曰象形文字，曰义字(即会意字)，曰表音字。如此之类，时有新鲜。但又反对一味疑古。他不曾大喊废除汉字，引人误入歧途。他主张凡研究一种学问既不可囿于古人的成说，也不可穿凿附会，要“抱定独立之精神，平心静气地来平等观察各家学说，而究其异同变迁之所以然”(见所著《文字形义学》)。这种态度是对的，对近代学术的影响也极大。他在讲课中最可贵处是为学生指出问题之所在、研究的方法以及须要参考的书籍，并且评论其得失利弊，我感觉在这方面受益最大，也最多。因此后来我在教学中也就以师法为法，希望能对学生有所帮助。先生一生从事教育事业，无时不以奖掖后进、发扬学术、为国家培育人才为己任。先生常常道及清代的朱珪、朱筠二人之能得士，不断勖勉诸生当知有以自立，敦谕有加，如张之洞之在川蜀，后学无不感奋。

中国的学术，在文史部门从三十年代之初有不少新的学科在先生的倡导鼓舞下有了开端，到现在已经发展成为重要的学科。1921年蔡元培先生任北京大学校长，聘请先生为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主任。先生精心擘画，除成立编辑室，编辑各种字书，类书的索引，并辑录古籍以利于开展研究工作以外，又成立考古学研究室、内阁大库档案整理会、歌谣研究会，风俗调查会，并刊行《国学季刊》。先生如此安排，我想，其目的即在于脱离旧学的窠臼，走向革新的坦途，使学术有一番新的发展。先生曾经这样讲:

溯民国二十余年间(指1911—1935)，北京大学之于研究国学，风气凡三变:其始承清季余习，崇尚古文辞;三四年之后，则倡朴学;十年之际，渐渍于科学，骎骎乎进而用实证方法矣。以为向来文士尽信书之弊当有以矫之，故研究所国学门于古代研究，则提倡考古学，注意古器物之采集;于近代研究，则侧重公家档案及民间风俗。持此纵横两界之大宗新资料，以佐证书籍之研究，为学者辟一新途径。(见所著《方编清内阁库贮旧档辑刊序》)(www.daowen.com)

这正说明先生着手推动学术的革新，以矫正时弊，开展资料之收集，充实研究之内容，清代的学术以朴学始，也以朴学终。到了民国时代，由于欧西文化的东渐，产生了新的思想，“独抱遗经究终始”的风气也变了。先生起来倡导学术的革新，自然形成一种新的趋势了。

先生不仅对中国的历史文化和各种学术有深刻的理解，而且对西方的科学文化的发展也极为重视。他不是一位抱残守缺的学者，而是一位博识古今中外的通人。太炎先生的学问之精深是没有人不称赞的。可是他不相信甲骨文，而专崇拜许慎，认为许慎《说文解字》的解释都是字的本义。讲到声音的转变，立“成均图”，有对转、旁转、旁对转之目，学者翕然宗之。兼士先生则雅不以为然。先生提倡古文字学，主张研究卜辞和金文，一方面从中认识古代文字发展的阶段，另一方面要利用古文字的材料研究古代的语言和古代的社会文化。许氏的《说文》只应看作考释古文之起点，不能视之若天经地义而不敢怀疑(见《文字形义学》)。至于字的本义也须要参验甲骨文、金文以及古书中的应用意义来确定。至于语言声音的转变，则可以双声、叠韵两种轨辙概括，而双声是主要的，前人好言“一声之转’，含糊不明，未可尽信。这些见解在当时(1920年)都是很新的，对语言文字之学起了推动的作用。古文字学在先生的关切下，容庚(希白)先生著有《金文编》，商承祚(锡永)先生著有《殷墟文字类编》。此后古文字的研究不断发展，蔚为大观，进而有的学者又利用古文字的资料以研究古代的社会文化，成绩卓著，耳目一新。

先生为学的根本精神可以概括为两方面:其一是不专信书本，而重实证，其二是今古相参验，综合比较。其方术，则纵横兼顾。纵即探本溯源，横即取资现代。因此，他在史学上提倡考古，建立考古学，取古物以考证古史，同时又从事近代档案的整理工作，建立历史档案学，并提倡考察各地风俗，建立民俗学，以补证书籍之不备。在语言学上，他提出要探求语源，做语根的研究，建立语源学;同时又主张调查现代方言，建立方言学。凡此种种，都表现出一种新的观点，新的精神，旧有的学术在原来的基础上也增加了新的活力，开始出现新的进展。

考古学是民国时代以前所没有的。旧时只有金石学和古器物学，而没有真正的考古学。先生所提出的考古学是要集合专门学者从事古代文物遗址的发掘，进行科学的研究和整理，取得新的知识。1922年至1923年之间，先生即提出应当进行安阳殷墟的发掘，应当进行渑池石器时代的古物和新郑周代古文物的考察。首先在北大研究所设立了考古陈列室，购入了一部分研究资料，这在国内是首创之举，影响也大。后来自从董作宾(彦堂)先生发掘安阳小屯以后，科学的考古工作大为发展。燕下都考古，新疆高昌考古，都有许多收获。新中国成立以后，考古事业更蔚为大观。推溯其根源，先生之倡导，北大之成立考古研究室是其先声，在学术上起了推进的作用。

对于档案，先生一直怀有很浓厚的兴趣，因为那是记载历史事实的真实可信的材料。1922年先生主持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即提请教育部将历史博物馆所存的内阁大库档案的一部分委托北大整理，因而设立了内阁大库档案整理会，这是学术机关整理档案之始。内阁大库在清故宫文华殿的后面，即明代文渊阁所在。所存档案内容包括大量的题本、报销册和明代兵部题行稿、明清实录圣训史稿等件，是研究明清历史的极宝贵的史料。在整理这批档案的过程中，许多史学系的学生参加，取得不少经验，也发现了有关某些问题的要件，如明代边事、清代文字狱之类。在此之后，约于1925年，先生任故宫博物院文献馆馆长。他所接触的内阁和宫中各处以及军机处、清史馆等处的档案更多，纷然杂陈，逐步分清类别，从中获得科学的整理方法，为历史档案学奠定基础。向来不为人所珍视的材料经先生呼吁而保存下来，免于散失，并躬自参与整理之役，创通条例，后之辑录明清史料的也有了借鉴之资。先生有功于史学之大不言而喻。

语言文字之学前人大多墨守《尔雅》《说文》，如章太炎、刘师培二人，可以说是能精通雅训，深造自得之士，然而也好谈本字本文，不免失之于拘。先生不同意动辄推求本字，也不认为《说文》所说的都是字的本义，但是也颇受章氏《文始》和《新方言》的影响，所以提倡语根的研究，提倡方言的研究。其不同于章氏的是辨明了文字与语言的关系，不株守于文字，而从语言实际的音义出发，以词为本位，这就为语言的研究树立了新的轨范。他为了研究语根，首先从字族研究入手，推考一字族内文字的词义，或为单字，或为复词，或为双声叠韵词，相互比证，以发掘其语根，求其义类的脉络。这是前人没有做过的，而且上升为理论，给语根的研究开创道路(见论《释名》潏字的义类和《右文说在训诂上之沿革及其推阐》)，影响很大。

在调查方言方面，先生特别提出注意调查语汇，就同一意义的各地方言做比较的研究，统计同一方言的流行区域，研究各地单语的词性变化法。对于国内西南一些民族的语言也应进行调查，以便研究语言与语言之间的关系。如不及早调查，日久就会湮没，无从知晓。这些意见(见1923年所作《今后研究方言之新趋势》)都给现代的方言学指明了趋向，对后来从事方言研究的工作起了指导作用。

先生学识广博精深，识见超卓宏通，对文史各方面的学术倡导革新，不为古人为学的方式所圃，一切从实证出发，以科学的精密方法搜集可供研究的确实材料，这种学风，影响深远。先生所提倡的几种学术，后来都为南京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承接而又发扬之。史语所有考古组、历史组、语言组，包容甚广，人才济济，成绩显赫。追溯其源，不能不说是先生最早倡导之力。讲中国近代学术发展史，先生之功诚不可没。祖谟往时幸得亲炙问业，获闻绪论。可惜先生逝世过早，缅怀德业，戚焉兴感，因就个人所体会的略为陈说，读者以此为学术史话可也。

【注释】

[1]本文原刊《燕都》199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