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汇的深层组织研究与汉字

香港　张颂仁^[39]

字汇的深层组织研究是英国语言学家罗德教授(Professor Robert Lord)的专科，二十多年前，因偶谈及汉字“语根”和“音训”理论，又因值八十年代中沈兼士先生《广韵声系》刚重新排印出版，于是挑起了一些想法。循沈先生的思路向现代语言学的领域做了两三年业余研究，在罗德教授的字汇研究课题下，帮着完成了两三篇论文。由于我不是语言学研究专业，罗德教授返英国后，就不弹此调。近来因谌北新先生之故，才把这两篇旧业从尘封中捡出，作为向沈兼士先生致敬。只是我其实是个外行，专业美术，翻检旧文也为了纪念去年过世的罗德教授。

沈先生的语根和字族研究把语源学的思维从字汇整理的范围推阔，进入到整个语言的义类统计，也就是通过文字来研究中国人的思维组织。他的名著《右文说在训诂学上之沿革及其推阐》，就把前人以声来统领义类的意义作出阐释和推进。我读沈先生的右文和声训论文是带着西洋近代语言学的影响的。十九世纪以来的西欧语言学都是首重语音，以声为语言研究基础，以文法为意义组织枢纽。到了六十年代的《超文法》和《深层结构》理论一举成功，提供了解释所有语言的组织构成机制，就更奠定了以声节分析语言的地位。可是，“超文法”理论有一大陷阱，就是无法解释语汇。语汇对“超文法”是一盘散沙，没有必然的内在结构，对于从小学入手学问的中国学者，语汇的整合恰恰是历代关注的范围。其中，由于字形的稳定，语源和语义演变比拼音文字容易追踪。可是整体的汉字汇如何组织起来，跟思维的结构关系何在，跟非汉语思维的人是否相通或如何不同，这些命题都可以用现代西方语言学参照。罗德教授的研究是回归语汇，以“字”作为语言的基础出发，以补《超文法》研究的不足。他当时一个论点是采取拼音文字的某一音节(字首或字尾但不是文法用的标识符)，分析此音节所涉及的“意义大类”，希望找出字汇组织的意义机制。

于此，汉字提供了很便利的条件。撇开复字词不谈，单字音节只分声、韵两节。而且每个语言(包括方言)都只能从口腔发出有限的声音，单音字汇跟思维的意类组织更为直接。我们当时就顺着沈兼士先生对声训和广韵的工作方面，以粤语(读音依《粤音韵汇》一书)的声节和韵节，分别统计字义，将意义整合归类，以统计思维组织方法。当时所用类别有“状态”“状态转变”“成就状态”“行动——对他人”“行动——对物”“行动——人”“质——于物”“内质与外质”“人际活动”等。这些“意义大类”跟罗德教授以英语以前曾经作的局部统计呈现差异，反映文化距离。关键是汉字音节简略，而且还因字形能与字源互相参照字义，因此更具说服力。

至于用粤语为对象的原因是为了摆脱历史字义多层关系，纯用近代字典用义(当然包括通行的“旧义”)，以贯彻现代语言学研究的精神。此外，“意义大类”的划分须说是统计中出现的划分，但明显受到西欧亚里士多德系统左右。我当时也曾考虑到中国传统中的思维分类系统，如类书的分类，易经卦象等，但没有找到很适当的解决方案。还有一个想法是援用沈兼士先生的《广韵声系》已完成的工作来进行分析，但碍于旧字浅薄，不敢轻举妄动。

总的来说，汉字汇作为具有字义上的“深层结构”的语文系统是无出其右的。音符与意符的相配在历代文字使用者的手下调理出一个值得深思的组织。沈先生所打的基础既深且扎实，不但提供了研究旧字的方便，也开迪了与新西洋思潮斡旋的活泼思维。

【注释】

[1]唐兰:《中国文字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

[2]沈兼士:《沈兼士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

[3]王宁:《汉字构形学讲座》，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4]沈兼士:《沈兼士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

[5]王宁:《汉字构形史丛书》总序，见赵学清《战国东方五国文字构形系统研究》，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

[6]沈兼士:《沈兼士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

[7]王宁:《汉字构形学讲座》，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8]沈兼士:《沈兼士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

[9]沈兼士:《沈兼士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

[10]沈兼士:《沈兼士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

[11]于省吾:《沈段砚斋杂文序》，载《沈兼士学术论文集》附录。

[12]裘锡圭:《文字学概要》，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

[13]刘坚:《二十世纪的中国语言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14]李荣:《语言演变规律的例外》，载《中国语文》1965年第2期。

[15]李荣:《汉字演变的几个趋势》，载《中国语文》1980年第1期。

[16]吕叔湘:《语文常谈》，三联书店1980年版。(www.daowen.com)

[17]朱东润:《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

[18]《宋本广韵》，北京中国书店1982年版。

[19]葛信益，朱家溍:《沈兼士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纪念论文集》，紫禁城出版社1990年版。

[20]沈光海:《沈兼士先生治语言文字学之方法》，载《湖州师专学报》1991年第2期。

[21]陈保亚:《20世纪中国语言学方法论》，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22]沈兼士:《沈兼士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

[23]龚自珍:《龚自珍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

[24]竺可桢:《科学之方法与精神》，载《思想与时代》1941年第1期。

[25]沈兼士:《沈兼士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

[26]杨树达:《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增订本)》，中华书局1983年版。

[27]杨树达:《积微居小学述林》，中华书局1983年版。

[28]章太炎:《章氏丛书》，浙江图书馆校刊本。

[29]张力伟:《语根论》，载《沈兼士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纪念论文集》，紫禁城出版社1990年版。

[30]赵振铎:《训诂学史略》，中州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

[31]《沈兼士学术论文集》，第15，17，42，329页。

[32]《沈兼士学术论文集》，第15，17，42，329页。

[33]《沈兼士学术论文集》，第15，17，42，329页。

[34]《沈兼士学术论文集》，第15，17，42，329页。

[35]《沈兼士学术论文集》，第15，17，42，329页。

[36]《沈兼士学术论文集》，第15，17，42，329页。

[37]《中国现代语言学史》，第413页。

[38]《二十世纪的中国语音学》，第53页。

[39]此文为张颂仁先生二〇〇七年九月在第二届三沈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提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