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沈兼士的方言研究理论

安康学院中文系　周海霞

沈兼士先生很早就认识到了方言研究的重要性，并提出了他自己关于方言研究的观点，但由于他的观点散见于他的文集当中，因此历来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本文从沈兼士先生不同时期的文章当中归纳了他关于方言研究的主要理论和观点，以便于我们重新审视这个理论的实践意义以及在今天依然具有的理论意义和指导意义。

一、沈兼士先生提出的方言研究理论归纳起来有以下四个方面

(1)关于方言的产生，沈兼士先生认为方言之所以产生，有三个重要的原因:第一，言语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当新的语言替代旧的语言的时候，旧的语言会有残留，而残留的部分，便成为一种方言;第二，语言因地理的差异而发生变化，成为一种方言;第三，原来出于两种不同的语言。第一种情况是纵方面的变化，第二、三种情况是横方面的变化，纵横两方面综合起来，就是方言的全体。

(2)关于方言学的研究内容，沈兼士先生认为基于方言的产生有纵横两方面的原因，所以方言学的研究自然也应该包括纵横两个方面。纵方面历史的研究包括:第一，各代记载中的方言之调查和比较，如《公羊》多齐语，《淮南》多楚语，就是绝好的材料，但如果对现代方言分布的状况没有调查清楚，那么这种材料也不容易研究出一个系统;第二，汉语从单缀语渐变为多缀语之历史的研究;第三，语言与文字之分合的研究;第四，语根的研究。横方面比较的研究包括:第一，语汇的调查，这是一切研究的基础;第二，同一意义之各地方言的比较研究;第三，各地单语之词性变化法的比较研究;第四与异族语之关系的研究。

(3)关于方言的研究方法，沈兼士先生的《今后研究方言之新趋势》从三个方面与古典方言学划清了界限。在这篇文章中，沈兼士先生指出，传统的研究是目治的注重文字，现在的研究是耳治的注重语言;传统的研究是进行片断的考证，现在应该用有系统的方法进行历史的研究和比较的研究，以求得古今方言流变之派别，分布之状况;传统的研究只是孤立的研究，现在应该利用与方言有直接或间接关系的发音学、言语学、文字学、心理学、人类学、历史学、民俗学等，作为建设新的方言研究的基础。在具体问题方面，关于歌谣用字和考本字，沈兼士先生指出倘若今字和古字都是依声托事假借来用的字，不必妄生分别，定要用不通俗的古字来代替通俗的今字。“至于歌谣中遇着有音无字的方言，且不必管它应该怎样写法，只要拿注音符号来表现出他的声音就得。倘是考出来的本字的声音，恰好与今语相合，那也不妨拿来应用;但必须有个限定:就是要现无流行的俗字，而其本字的声音，又与今语相合方才可以。”^[31]当然考证方言本字也是方言研究的内容之一，但是沈兼士先生特别强调“我对于研究方言，是抱定‘考证而不轻易改定’的宗旨的”。^[32]

(4)关于方言研究的价值，沈兼士先生认为“为歌谣而研究方言，只是研究方言的目的里面一件事，其实方言仍自有他应该被研究之独立的价值所在。”^[33]他在给魏建功的信中谈到“保存现代方言的真面目:一以备查考音义转变之轨迹，一以备后代研究现代方言的材料，这也是我们应负的责任。”^[34]沈兼士先生还在为魏建功的《古音系研究》写的序言中指出了方言研究对于音韵学的价值，他说“现代古音学理论的研究之异于前人者何在乎?余以为其要点首在于能以历史的眼光认清所研究之对象。行远自迩，登高自备，此至理也;故欲明古代文字之音必先明现代方言之音。现代方言者，古音之尾闾也;不由乎此，则其所得之结论率难免汗漫支离之病。”^[35]

二、沈兼士先生提出方言研究理论的历史背景

综上所述，可以看到沈兼士先生提出的方言研究理论涉及了方言研究的各个层面，而且科学地规划了现代方言学研究的方向。而这个理论的提出离不开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

(1)现实背景:20世纪初，西方科学、民主思想大量传入，五四运动以后，平民思潮涌起，过去未被注意的民间风俗、歌谣、方言也成了被重视和研究的对象。北京大学1918年成立“歌谣研究会”，收集记录歌谣。记录歌谣遇到的语音记录和词义解释问题又引起了对方言研究的兴趣。正如沈兼士先生所说“歌谣是方言的文学……所以研究方言，可以说是研究歌谣的第一步基础工夫”^[36]。求新求变的风气加上记录歌谣的客观需要，使得用新的研究方法和理论来研究方言成为一种必然。1924年成立的方言研究会就由沈兼士先生、林语堂先生等负责。

(2)理论背景:首先沈兼士先生受到了他的导师章太炎先生的影响，充分弘扬了章太炎先生“以新理言旧学”和“熔冶哲理”的学术精神。章太炎先生号召借鉴西方近代科学的理论与方法来研究史学，并强调史学研究必须注重条理系统，从而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史学的科学化进程。这种注重科学、注重条理，向西方学习先进理论的精神贯穿了沈兼士先生一生的学术生涯，他将这种精神运用到了他关于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词源学乃至于方言学的研究之中，真正做到了融会中西，并且在这些领域都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其次，方言的研究历史悠久，但在二三十年代，中国现代方言学还未建立起来，这门学科的性质、理论、观念、方法还都属于新生事物，如何让广大的学人认识它，是当时所面临的任务之一，因此当时的名家往往会作研究方法的介绍和指导。所以，沈兼士先生是从时代的要求出发，为建立新的科学的方言学而设计方言学的发展道路，从尽可能广泛的意义上谈研究方法。

三、沈兼士先生提出的方言研究理论的特点

正是在上述理论背景和现实背景下沈兼士先生提出的方言研究理论有了以下特点:

(1)创造性，沈兼士先生的方言理论所包含的很多观点和方法，比如方言是如何产生的，由方言的产生特点所决定的方言的研究要重视历史的和比较的研究等等，都是发前人所未发。

(2)宏观性，沈兼士先生的方言理论是在广泛意义上谈研究方法，涉及了方言学的各个层面，而且他的方言理论是在学习了西方的先进理论之后在一个非常开阔的视野上提出来的。

(3)指导性，沈兼士先生的方言研究理论着重于研究方法的介绍和指导。(www.daowen.com)

(4)前瞻性，沈兼士先生自己曾说他在民国七年的时候就曾经拟过一个调查方言的办法，当时因为机会未至，多数人还未注意到这件事情，也就搁起来了。可见，沈兼士先生很早就关注到了如何运用新的科学的方法调查研究方言的问题。而且他所提出的观点并不仅仅是为了记录歌谣和调查方言，而是为了规划整个方言学的内容和发展方向。所以不仅在当时，中国现代方言学还未建立起来的时候，沈兼士先生的理论具有前瞻性，就是在今天看来，他的很多提法依然具有前瞻性。

四、沈兼士先生的方言研究理论的发展和实践

沈兼士先生的方言研究理论被后来的方言学者们进一步发展完善并实践，在方言学的各个方面都取得了突出的成绩。

(1)关于方言的产生问题，这个问题实际上包括了方言的界定问题，如前所述，沈兼士先生对此提出了三种解释。第一种是从历时角度，认为方言是新旧交替之际所残留的一部分，也就是说方言是古汉语的残留。现代方言学认为由于语言发展的不平衡性和社会、历史等各方面的原因，汉语各方言在不同程度上保留了古汉语的因素，但这并不是产生方言的原因，也不能以此来界定方言。第二情况是言语因地理的差异而发生变化，成为一种方言。这种情况现在已经被公认属于方言的范畴，但对这种情况的界定更完善了。现代语言学对方言的理解有广狭之分，狭义的理解指地域方言，袁家骅、詹伯慧、葛本仪等均持这种观点。袁家骅认为:方言是共同语的继承和支裔，一个方言具有异于其他亲属方言的某些语言特征，在历史时期往往从属于民族的统一标准，这个定义可以包括所谓“语言的地域性变体”。詹伯慧认为:方言就是人们常说的“地方话”，它是通行于某一地点或某一地区的交际工具，语言学家对方言的理解正是着眼于它的地域性，把方言看作“语言的地域变体”的。因此，方言应该具有不同于其他亲属方言的特征，它的内部发展规律是服从于全民共同语的。作为同一语言的不同方言，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分布在不同的地域;二是属于同一古老语言发展的结果。广义的理解将方言区分为社会方言和地域方言，叶蜚声、徐通锵、高名凯是持这一意见的代表，高名凯吸收了前苏联一些语言学家的说法将方言看作“语言的分化”(事实上就是语言的变体)，其外延包括地域方言、社团方言和言语方言三种类型。沈兼士先生提出的第三情况是方言原来出于两种不同的语言。无论是从狭义的还是广义的角度理解，现代方言学都已经将这种情况排除在方言的范畴之外。可见，对于汉语方言的产生和界定问题，现代方言学已经有了比较明晰的认识。

(2)关于方言的研究内容，沈兼士先生曾提出要从纵横两个方面，共八个角度研究，其中，汉语从单坠缀语渐变为多缀语之历史的研究，语言与文字之分合的研究，语根的研究，与异族语之关系的研究都不属于现代方言学的研究范畴。除此以外，我们将沈兼士先生提出的研究内容与现代方言学的研究现状进行对比，就可以知道哪些角度已经研究过了，哪些还没有进行研究或者研究的还不够。

对当代方言的描写研究是现代方言学研究最充分的方面。在五四以后的三十年时间里，就已经出版的材料看，全国已经调查过的方言有170多个点。重要的著作有《现代吴语的研究》(赵元任著，1928)，《钟祥方言记》(赵元任著，1939)，《厦门音系》(罗常培著，1931)，《临川音系》(罗常培著，1941)，《闽音研究》(陶燠民著，1936)，《华阳凉水井客家话记音》(董同龢著，1948)，以及赵元仁、杨时逢、丁声树、董同龢、吴宗济调查的湖北、湖南、四川、云南四省方言，其中《湖北方言调查报告》于1948年出版，其余三种在台湾出版。新中国成立后的方言普查，是国家语言文字政策的一部分，这个时期的成果主要有:全国普查1849个点(调查点为县的人民政府所在地)，写出方言调查报告1200份，学习普通话手册320种(出版72种)，18个省市写出全省或全市范围的方言调查总结报告，出版的有江苏省与上海市及河北、安徽、四川等省的方言概况。70年代以后，方言学更是蓬勃发展，据不完全统计，70年代以后海内外出版发行的汉语方言调查研究论著在六百种以上。其中比较重要的有:《中国语言地图集》(1987—1989)，《晋语研究》(侯精一著，1989)，《烟台方言报告》(钱曾怡等著，1982)，《当代吴语研究》(钱乃荣著，1992)，《上海市区方言志》(许宝华、汤珍珠主编1988)，《苏州方言志》(叶祥苓著，1988)，《闽语研究》(陈章太，李如龙著，1991)，《客赣方言调查报告》(李如龙、张双庆主编，1992)，《广州方言研究》(李新魁等著，1995)，《湖南方言调查报告》(杨时逢著，1974)，《四川方言调查报告》(杨时逢著，1984)等等。

在古代方言的描写研究和考证方面，重要的著作有:《唐五代西北方音》(罗常培著，1933)，《宋代汴洛音考》(周祖谟著，1942)，《金元戏曲方言考》(徐嘉瑞著，1948)，《经籍旧音辨证》(吴承仕著，1986)，《说文解字引方言考》(马宗霍著，1959)，《杨雄方言研究》(刘君慧等著，1992)，《先秦两汉齐语研究》(汪启明著，1998)，《楚辞方言今证》(易祖洛著，1986)，《文献中的山东古方音》(虞万里著，1989)，《周秦汉魏晋南北朝方言共同语初探》(董达武著，1992)，《郭璞＜方言注＞中的晋代方言》(张全真著，1999)等等。

在方言词汇方面，除方言志综合描写中包括的词语部分外，还出现了许多有关的专题论著。各种方言词典和方言词语集也编辑出版了，并且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大规模的如《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41分卷和综合卷)，《汉语方言大词典》(5卷)，《普通话基础方言基本词汇集》(语音和词汇共5卷)。地方方言词典和词语集比较有影响的有:《北京方言词典》(陈刚编，1985)，《福州方言词典》(李如龙等，1994)，《潮语词典》(蔡俊明编，1976)，《客家语基础语汇集及索引》(桥本万太郎著，1972)，《福建省汉语方言基础语汇集》(中岛干起著，1977)，《现代闽南语词典》(村上嘉英著，1979)等等。

关于方言分区的问题，一直是人们关注的问题，因为方言的分区既是方言研究的结果，又是方言研究的基础。从1934年起，史语所先后三次对汉语方言做了划分。黎锦熙和王力也对汉语方言做过分区。现在，方言分区大的格局算是定下来了，但还存在不少问题，还要进行精细深入的研究。

方言的语法研究一直是方言研究的薄弱环节，70年代以后比较有影响的方言语法研究专著有:《汉语方言体貌论文集》(胡明扬主编，1996)，《客语语法》(罗肇锦著，1984)，《台湾闽南语语法稿》(杨秀芳著，1991)，《香港粤语语法研究》(张洪年著，1972)，《动词的体》(张双庆主编，1996)，《汉语方言语法比较》(余蔼芹著，1993)等。

综上所述，与沈兼士先生提出的研究内容相比，现代方言学研究的还不够充分的有:各代记载中方言之调查和比较，同一意义之各地方言的比较研究，各地单语之词性变化法的比较研究。这三项都是强调比较的研究，古代方言和现代方言的基础研究做完之后，正可以做这种比较的研究，这也可以为现代方言学的发展提供一些启示。

(3)关于方言的研究方法，改革开放以后，方言研究的方法有了很大进步，从以语音为主到语音、词汇、语法的全面铺开，从现象描写到趋于规律的探求，从单纯的音系调查到进一步注意语流音变的研究，从单点调查进入到成片的比较，从共时到历时，并注意方言与地方历史文化的结合，注意方言学与音韵学的结合。并且专讲方言研究方法的专著也开始出现，影响较大的有《汉语方言及方言调查》(詹伯慧主编，1991)，《汉语方言及方言调查》(翟时雨著，1986)，《汉语方言学导论》(游汝杰著，1992)等。汉语方言研究进入到一个前所未有的繁荣的局面。但是，汉语方言研究方法的理论基础目前还是主要运用西方的理论，还有与汉语方言的特点不太适应的地方，汉语方言研究方法自身的理论基础还是很薄弱的。

五、重新审视沈兼士先生的方言研究理论的意义

今天当人们提起沈兼士先生在现代方言学史上的贡献时不外乎以下的评价:“现代方言学的发展经历了前后两个阶段。前一个阶段以1924年北京大学成立‘方言调查会’为标志……沈兼士的《今后方言研究的新趋势》是这一时期产生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文献，从三个方面与古典方言学划清了界限……沈兼士、林语堂等人所提倡的方言调查为第二阶段的到来作了舆论上、理论上的准备。”^[37]“沈兼士注重方言研究法历史的变迁，对于以后成立‘方言调查会’及后来的方言调查都起了促进作用。”^[38]但是，对沈兼士先生关于方言研究的具体理论以及这种理论的意义却很少有人提及。比如沈兼士先生曾提出方言研究要做历史的和比较的研究，而现在的方言学不正是在做这个工作吗?而且可以说现代方言学正是因为运用了历史和比较的方法才有了今天的成绩。并且至今为止，方言的比较研究还是现代方言学的弱项。此外，沈兼士先生曾倡导的“应该利用与方言有直接或间接关系之发音学、言语学、文字学、心理学、人类学、历史学、民俗学等，以为建设新研究的基础”，依然还没有引起重视。

回顾现代方言学所走过的道路，便可以清楚地看出，现代方言学正是沿着沈兼士远见卓识所规划的方向走。这才是重新审视沈兼士的方言研究理论的意义所在，因为可以以沈兼士的方言研究理论为参照，审视现代方言学研究所忽略的地方，从而对当代方言学的发展起到借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