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兼士、杨树达二氏语源学研究之比较

曲靖师范学院中文系　陈　伟　包　娜

沈兼士(1887—1947)、杨树达(1885—1956)二位是现代著名的汉语言文字学家，他们对于汉语语源学，无论是实践还是理论，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沈、杨二位是同时代的人，有比较接近的学术背景:一方面他们对中国传统的语言文字学非常熟悉，另一方面他们早年都曾留学日本，学习过欧洲的语言文字以及其他科学。因此二人的眼界都很开阔，既注重批判地继承传统语言文字学的成就，又注意吸收国外的先进理论，诸如历史学、哲学、文化学、发音学、比较语言学等。同时也注重运用卜辞、金文材料，作为语源研究的证据。另外，在研究中还注重历史法、比较法、归纳演绎法等方法的综合运用。可以说他们是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研究汉语语源学的代表人物。因此，比较他们的语源学研究，找出异同之处，可以为我们的语源研究提供一些可以参考的资料。

沈兼士关于语源学的文章见于《沈兼士学术论文集》^[25]，杨树达关于语源学的文章大多收入《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增订本)^[26]、《积微居小学述林》^[27]。

一、关于语源学的一些基本概念

(1)字族学和语源学。沈先生把自己的语源学研究称之为“字族学”，他曾自叙治学的纲要:“余近年来研究语言文字学有二倾向:一为意符之研究，一为音符之研究……二者要皆为建设汉语字族学之张本。”

杨先生径直使用“语源学”这一名称，也是汉语言学领域里较早使用这一名称的。他说:“我研究文字学的方法，是受了欧洲文字语源学(Etymology)的影响的……往年在《清华学报》发表文字学的论文，常常标题为语源学，在这以前，语源学这个名词是很少看见的。”

(2)语根和语源。沈先生说:“语言必有根。语根者，最初表示概念之音，为语言形式之基础。换言之，语根系构成语词之要素，语词系由语根渐次分化而成者。”杨先生有时使用“语源”有时使用“语根”，即“语言之根柢”，但是他没有对这两个概念作界定，也没有作区别。

(3)初文、变易和孳乳。这几个概念是章太炎首先提出来的，沈、杨二位沿用。章先生在《文始·叙例》中说:“夫比合音义，稽撰苍雅，耆秀之士作者众矣。及夫抽绎初文，傅以今字，剀切而不可易者，若楚金以主为炷，若膺以く为涓，不过一二事也。道原穷流，以一形衍为数十，则莫能知其原微。余……于是刺取《说文》独体，命以‘初文’，其诸省变及合体象形、指事与声具而形残、若同体复重者，谓之‘准初文’，都五百十字，集为四百三十七条，讨其类物，比其声均，音义相雠谓之‘变易’，义自音衍谓之‘孳乳’。而次之得五六千名。”^[28]该书提出了“初文”“准初文”“变易”“孳乳”等一些概念，以此来概括汉字之间的同源关系。

沈、杨二位接受“初文”“变易”“孳乳”等概念。但沈先生指出“初文”“是字原而非语根”，文之始并非语之初。他说:“近世学者推寻中国文字之原，约得三说:一于《说文》中取若干独体之文，定为初文，由是孳乳而成诸合体字，此章氏《文始》之说也。一于古文字中(包含卜辞金文)分析若干简单之形，如·—丨×……等体，抽绎其各个体所表示之意象，而含有此等象形体之字，其义往往相近，是此等象形体即可目之为原始文字……一即余近所主张之“文字画”。然三者所论皆是字原而非语根。”

结合上述(1)、(2)来看，语根指同一词族中的词，最先产生而又派生其他词的根词。沈先生所说的“音”，实际上是指音义的结合体——词。所谓字原，是就文字而言。字原只能说明在一个字群中它产生最早，而它所记录的词却不一定是语根。章太炎先生的《文始》正是混淆了“初文”和语根的界限。

杨先生对初文和语源(语根)的区别没有作说明，但是从他的文章中可以看出，初文是指造字之初“因义赋形”的那个字，求初文主要依据文字的形义;而语源则“存乎声音”，求语源则主要依据语音，即“循声类以求语源”。可见，杨先生认为初文和语源(语根)是有区别的。不过杨先生对语源这个概念的含义阐释不很清楚，有时指义同或义近之词，如经和缢，有时指字的结构，如、隻、有、取，这两种情况所说的语源都和语音没有关联。因此没有沈先生就一组同源字来谈语源严谨。

语根、初文、变易、孳乳等这些概念能帮助我们说明同源词之间的族属关系，但是这些概念的含义并非就非常明晰了。比如“语根”的存在形式就值得探讨。按照沈先生的说法，语根就是同一词族中的根词，应该是有确定的音义形式的。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应用右文以探寻语根，其作法是“综合一组同声母字，而抽绎其具有最大公约数性之意义，以为诸字之共训，即诸语含有一共同之主要概念”。照这样说，“语根”只是从诸字中提取的一个抽象的概念，并非有确定的音义形式。林语堂先生也说:“所谓语根系构定的非确知的。西欧语言学初亦以为确可寻求出来，后始知其为一种‘公式’而已。”另外，依照我们认识事物的规律看，一般是由具体到抽象，如果语根是从一组字中提取的抽象概念，那么就意味着先有抽象概念，然后才生出具体事物，这不合情理。比如，从叚声的字多含赤义，不是说先有赤义，然后才有各种包含赤义的事物。相反，赤义应该是从各种具体事物中抽象出来的。这一点杨先生指出来了，他说:“文字抽象的意义，往往是从具体的事物来的。”但是杨先生没有作深入的研究。所以，语根究竟是“确知的”还是“构定的”，这个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张力伟《语根论》提出语根和原型两个概念，语源研究应该把起点放在原型上，而不是语根的所指上。^[29]这对我们认识语根很有启发意义。

二、关于语源学研究的一些理论问题

语言和文字都是表达人类思想的工具，不过前者耳治，后者目治，因此二者是有区别的。但是，一旦文字和语言中的语词建立起比较严格的对应关系时，我们又可以说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因此我们研究语言，尤其是古代的语言必须依据文字。文字包括形、音、义三个方面，因此寻求语词之间的关系可以从这三个方面入手。

(一)音。从字音的角度来寻求语词之间的关系，在我国传统语言学研究中由来已久，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以东汉刘熙的《释名》为代表的声训研究。尽管声训有很多训释都很主观和随意，但是有些材料的确可以为我们寻求语源提供依据。如:“《释名·释形体》:‘腕，宛也，言可宛曲也。’”不过声训以同音字作解释，让人容易有同音必同义的错觉，清代学者就有人认为凡是同韵的字意义都相同，这就无限扩大了音义之间的相互关系，违反了语言学的基本原则。

沈先生对声训有很深入的研究，其贡献有二:一指出声训的不足。他说“声训之法，任取一字之音，傅会说明一音近字之义，则事有出于偶合，而理难期于必然，此其法之有未尽善者。”又指出:“溯自清儒王念孙、段玉裁以还诸小学家，标榜声训，主张声近义通之说者颇多，更有进一步以音义相关为先天的必然性者，如张行孚《说文发疑》之字音每象物声，陈澧《东塾读书记》之声象乎意说，刘师培《原字音篇》之象意制音说，《小学发微》补论声音之起原，谓声起于形，声起于义，以字音象物音诸说皆是，证以事之琐细者，多用心纽之声呼之，物之广大者，多用阳唐之韵读之，其言亦自成理，惟按诸实际，殊难得一普遍适应之定律。”然后他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凡义之寓于音，其始也约定俗成，率由自然，继而声义相依，辗转孳乳，先天后天，交错参互，殊未可一概而论。”

在沈先生看来，语言符号形成之初是任意的，声音和意义之间不存在先天必然性;但是语言符号一旦约定俗成以后，又的确有“声义相依，辗转孳乳”的现象。很多学者没有看到这种联系，导致片面夸大了声训的作用。沈先生的论断，澄清了许多学者的糊涂观念，引导人们从声训这一迷阵中走了出来，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是对声训的分类。沈先生按照训词与被训词之间的关系，他又把声训概括为六种类型:一曰相同，谓字虽异而语则同，即《说文》所谓“重文”，《文始》所谓“变易”;二曰相等，谓字异音转而语义仍相等，即扬雄《方言》所谓转语代语，章太炎《转注假借说》所谓形虽枝别，语同本株之转注字;三曰相通，谓其语根本同，义相引申而通，即《文始》所谓义自音衍谓之孳乳者;四曰相近，谓其语根未必同，而其义类则有相近之点;五曰相连，谓训词与被训词之为复音连语者;六曰相借，以本借字为声训，音同而语异，虽自冒于声训之列，实则似是而非是。进而总结说:六例之中，以相等、相通、相近、相连四例有关于词类分化蕃衍者甚巨，“学者倘能准此以理董自来之声训，进而总汇之，编纂成书，以为研究汉语字族者之参考，其功用当不在推阐右文之下也。”沈先生对声训材料的分类，基本上概括了各种情况，有助于对历代声训材料进行系统的研究和事实求是的评价。

杨先生对声训没有作专门的评述，但是他说:“盖声音之为物也，广漠无涘，未可准依。故自成国《释名》，已多穿凿之论。独清儒高邮王氏，跬步不失，严而有节，精诣所至，二千年来未之有也。余杭章君创为《文始》，寻音求义，间有善言。然其皮傅失真，未能免也。后之学者允宜撷前人之善说，仿王氏之精思，以扩及全文，其不可知者，则姑阙焉，庶寻音求义之学得其指归，斯可矣。”可见，杨先生认为声音和事物之间也没有必然的关系，因此声训、寻音求义(按，与“循声类以求语源”不同)往往不免有穿凿附会之嫌。必须像王念孙父子那样，既“精通声韵”，又能“声义通贯”，才能得出比较真实的结论。这也跟杨先生的主张有关系，他认为“小学以义训为主”。

第二个方面是以扬雄《方言》为代表的“转语”材料。方言、转语就是“一语数音”现象，拿文字来说，就是在方言及文献中因语音变异而形成的不同写法。沈先生沿用章太炎先生说法称之为转注字，即“因音变而后变其形，义固相同也”。如扬雄《方言》中的“党，晓，哲，知也”，以通语“知”疏证方言“党”“晓”“哲”三语。“党”“哲”“知”三语，古为双声，殆同一语根。“知”“哲”是转注字，“党”是假借字。今语又有“懂”字，当是“党”的转注字。

后代学者由“转语”材料总结出音转理论，这一理论可以指导我们研究语词之间的语源关系。清代利用音转理论归纳同源词的著作，当以程瑶田的《果臝转语记》为最早，但是比较粗疏。其后王念孙《释“大”》也运用了音转理论，不过有些解说也很随意。章太炎的《文始》充分利用了音转理论研究同源词，但是他所确立的“对转旁转则无所不转”(林语堂语)，因此章先生的音转未免失之过宽而实据不足。

沈、杨二位注意吸收章太炎等前辈学者的音转理论，以语音系联意义来推求语词的演变。但是沈先生又指出:“如取声转，亦必音证义证兼具而后可。”与前辈学者相比这是很严谨的。

另外，沈、杨二位还注意利用现实中的方言材料。沈先生举例:“岨臚也者，犹错也，谓石之错落不平如锯牙然，今河北人谓天寒手冻皮肤粗皵为起岨臚，犹古语也。”杨先生有时也用到方言材料，如有些人认为《说文》里面有一些罕见的字是死语，不足存，杨先生认为不是这样。实际上现在有些方言里保存着这些古语词，如《说文》谓恶毛之犬为，兰州今存其语;牛羊无子曰，平江今有其言。杨先生认为“《仓》、《雅》故训，周、汉古音，往往散在四方，播于人口”，因此“往往一字在八方为废语，在一地为恒言”。

因为他们都有这样的认识，语言变化，不仅有今古之殊，尤有方域之异。因此考证一个词语的发展历史，既要注意古训和今语的关系，也要注意通语和转语的关系。这样才是全面的研究。但是方言研究，从汉代到清代都比较薄弱，除了扬雄《方言》以外，清代学者有些方言著作，但是影响都不大，影响较大的只有章太炎先生的《新方言》。所以真正可以利用的材料也不多。

第三个方面是从宋代开始的形声字声符，即所谓“右文”的研究。这是真正同源词研究的滥觞。宋代王子韶、戴侗等人发现形声字同声符的字往往字义相同或相近。因为形声字的声符多在右旁，所以叫做“右文”。清代小学家段玉裁、王念孙、焦循、阮元、黄承吉、刘师培、章太炎等人把这一研究加以发展，得出“凡从某声皆有某义”的普遍规律，并提出“因声求义”的方法，但是对方法论原则的讨论却不深入，对规律的总结也不免有以偏概全之弊。

沈先生总结前人的“右文”研究成果，扬弃旧说的不足，使“右文”说得到了较大的发展。

首先，沈先生对形声字的声符作了很精细的分类，因为“右文”说最根本的一条是以此作为研究的对象。沈先生先把形声字声符区分为两种，一类是和意义有关的，一类是和意义无关的(如江河字，右旁的“工”“可”，只是表示声音，丝毫不表意义)。然后对声符和意义有关的形声字作区分，一类是声符兼义而非其语根者，一类声符兼义且即为其语根者(如从“斯”声的字多有析散义)。最后对声符兼义而非其语根者作区分，一类是声符表示语根的本字可以求得(如从“农”声的字含有厚大义，其语源不出于“农”，而出于“乳”)，一类是声符表示语根的本字无法求得(如从“非”声含有赤义者，其语根无法求得)。(www.daowen.com)

其次，沈先生指出“右文”说的优点:“右文说之异于前人者:(一)右文说为研究一组同从一声母之形声字与其声母在训诂上之关系，较但说形声兼会意者为有系统。(二)所用以解释同声系字之共训，乃归纳声母及形声字中含有最大公约数性的意义而成者，较之仅据声母，望形生训者为近于真实。”同时又指出:“然形声字不尽属右文”，因为有些形声字的声符并没有意义。这与清儒的“凡从某声皆有某义”说相比，要严谨许多。

杨先生也继承了“右文”说，尤其是清代学者提出的声近义同、声义相通学说，主张从形声字声符入手研究字义和语源。杨先生说:“语源存乎声音，《说文解字》载了九千多字，形声字占七千多，占许慎全书中一个绝大部分，所以研究中国文字的语源应该拿形声字做对象，那是必然的。”“以我国文字言之，形声字居全字数十分之九，谓形声字义但寓于形而不在声，是直谓中国文字离语言而独立也，其理论之不可通，固灼灼明矣。”杨先生提出“形声字中声旁往往有义”“形声字声类有假借”说，以此作为他研究语源学的重要理论。但是杨先生又说:“今字之声旁无义者，得其借字而义明。”他认为形声字的声符往往兼义，这有点扩大了声符和意义联系的范围。

(二)形。汉字和拼音文字不同，不论是就单个字义的来龙去脉来说，还是就不同汉字之间(异体字、古今字等)的关系而言，往往要从分析字形入手。字形在考释同源词时可以给我们启示，我们可以由相同的声符去系联音义相关的语词。

字形分析还要充分利用甲、金文材料，这对我们了解词的本义有帮助。如果不注意利用甲、金文材料，有时就会出错。如“伪”字为什么从“为”得声?杨先生引《说文》:“为，母猴也。其为禽好爪。”进而加以发挥:“好爪者，言其喜动作屑屑，故为引申为作为之为，又引申为诈伪之伪，又引申为伪言之，皆受义于母猴之为。”这样的引申已经是很主观了。沈先生指出:“许君说为字有误，近人已据卜辞金文驳证之。为，卜辞、金文均象手牵象之形。古者使象以助劳役，犹服牛乘马也。”

字形分析还应该注意利用异体字。异体字，《说文》叫做“重文”，从甲骨文到楷书都有大量的异体字。异体字可以为我们提供语源上的线索。如《说文·木部》:“柄，柯也，从木丙声。”或作棅。我们可以由棅字探知柄的语源。因为棅字从秉，《又部》“秉，禾束也，从又持禾”，即秉有把持之义，柯柄可以把持，所以字从秉，实得义于秉。柄字从丙，不过是丙与秉同音(按，古音同在唐部)，借音而已。

沈先生对《说文》中的重文做过专门的研究，如《汉字义读法之一例》，另外在作《广韵声系》时，沈先生“复令诸生研究《广韵》《集韵》中之重文”。不过沈、杨二位研究重文的作法不一样，沈先生主要是清理重文，以此最为词族研究的准备;而杨先生常以重文作线索寻找语源，如“齗”《说文》训“齿本肉”，而《说文》“垠”或作“圻”，由此推测“齗”字从斤犹之从艮，实得义于根。恰好《仓颉篇》“齗”正训“齿根”(按，本、根同义)。由此“齗”的语源就清楚了。

(三)义。从字义来寻求意义之间的联系，沈先生提出“义通换读”的理论，指意义相同、相通而读音不同的词可以相互换读。如辂和迓，《史记·晋世家》:“辂秦穆公。”服虔曰:“辂，迎也。”《索隐》:“辂音五嫁反。”五嫁反为“迓”之切音(《说文》作“讶”)。“辂”本为车軨前横木，大徐本音洛故切，引申为“迎”，义与“迓”同，故读为“迓”。辂和迓，二者读音迥异，因为义同，所以才换读。这与古注中之“读若”“读为”有别，“传注之言‘读为’者，必易其字。此则字义本同，无分本借，斯其异也”。同时，传注中“某读若某”“某读为某”，二字必音同或音近。但义通换读二字读音并无联系。因为“初期注音，往往随文义之便而设，多含有不固定性……未有韵书以前，文字仅注重表示某种语意，而非必代表某个语辞之音。换言之，即同一文字，常能表示数个同意异音之语辞，故其音切往往分歧，不必仅合于后世所谓音轨者。”所以产生了这种读音不同的同义换读现象。这类异文，形、音都无关联，既不是异体字，又不是假借字，也不是转语。只是由于古代同一个文字常能表示两个同义异音之词，才使它们能够换用。这一理论为我们解释文献中那些字义相同、相通，但是形、音却没有关联的字提供了帮助，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对沈先生提出的“义通换读”说，杨先生是很赞同的，他说:“同义通读之事……或可由吾二人定之乎!”

杨先生由字义研究语源，提出“字义同源于语源同”，这是他研究语源学的又一重要理论。把这一理论细化，包括以下内容:

1.字义同，得义之故往往相同。如“缢”和“经”均得义于以系繋颈部。“以系繋咽谓之缢，以系繋颈谓之经，义同由语源同也。”不过这里杨先生说的“语源”是与语音无关的。

2.字义同由于字形之构造同。杨先生说:“语源同或云构造同……文字先有义而后有形，义同，故以相同之构造表之也。”如、隻、有、取，“以手持贝谓之，手持隹谓之隻，手持肉谓之有，手持耳谓之取，义同由组织同也。”

3.同义或义近的形声字，其声类(声符)的意义往往相同。杨先生说:“字义既缘声而生，则凡同义之字或义近之字，析其声类，往往得相同或相近之义，亦自然之结果也。”如谐、詥、諴、詷，“四字义近，声类皆、合、咸、同义亦相近。”

既然“字义同缘于语源同”，那么反过来，由源至流，杨先生又得出下面两个结论:

1.语源同则字义同。如:沚、坻、渚，“水之所止谓之沚，水之所底谓之坻，水之所附著谓之渚。语源同，故字义同也。”

2.语源同其孳乳亦同。如颊和，“左右谓之夹，在傍谓之挟，目旁毛谓之，面旁谓之颊，两膀谓之脋(按劦与夾音近)，其义一也。”“甲与夾古音同，旁与甫古音为对转。在面之两旁，故谓之，又谓之颊;颔车在口之两旁，故谓之辅，又谓之颊;人肩在颈之两旁，故谓之髆(按，尃从甫声)，又谓之甲;脋在肩之两旁，故谓之膀，又谓之脋。语源同，故其孳乳亦同矣。”

不过，杨先生“字义同源于语源同”的提法似嫌含混。同源字应该是同义字，但同义字并不全是同源字，因为有同流而异源的情况(如“原”和“元”)，所以并不是所有字义相同的字都源于语源相同。另外，字义同也可能只是同义词，而没有语源关系。就以《字义同源于语源同例证》列举的第八组“赠、贶、赏、贺、貱、赐”而言，只是一组同义词，它们并不是同一语源的族属关系，也不存在共同的语音形式。

尽管语源研究可以从汉字的形、音、义任何一个角度入手，但是这三个方面是一个整体，研究中必须综合这三方面，才能得出比较真实的结果。沈先生说:“余窃以为今日之研究小学，应以《说文》始，以金文卜辞终，其间贯串证发之事，则仍当本段氏《说文注》三者(按，指形体、声音、训诂)一贯之法以求之，开来继往，舍此莫由。”杨先生说:“文字之学，析为形音义三端，而义实为其主。”“夫文字之生也，有义而后有音，有音而后有形，三事递衍，而义为之主。”“夫说义者不能舍形音，举其全也;治形音者可不说义，事其偏也。”不过，杨先生在研究中大多是“拿形义密合做出发点”的。沈、杨二位从三个方面都提出了相关的理论，为我们今后的语源研究提供了借鉴。

三、研究语源学的方法和步骤

杨树达先生曾说，与清代学者相比较，自己的成绩似乎有比段、王进步了一些的地方，但是并非自己的学力超过段、王，主要是自己的研究方法与前人大有不同。这是很中肯的。沈、杨而二位与前人相比，研究的方法的确更为科学、更为系统。

论述研究方法可以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来分析。宏观着眼于大的原则，比如历史的研究，纵横两方面的研究，归纳法、演绎法的综合运用等，这反映出研究者的眼界很开阔。微观着眼于具体的操作方法，可行性较强。本文所说的方法指后者。

沈先生自述其研究字族的步骤及方法:“余意以为研究中国语中之字族，须先从事一种筚路蓝缕之预备工夫，因我国语言与文字之纷乱纠扰，实含有三种情形:一语数字，所谓‘重文’‘变易’，如曰与欥，欻与之类，一也。一语数音，所谓‘方言’、‘转语’，如聿与筆、鴥与翚之类，二也。语异而义可通，字别而音犹近，词类无间于事物，音读不拘于单复，所谓‘孳乳’、‘字族’者，如潏、術、曰、筆、馬軍、湀辟、回”之类，三也。

学者须先从第一第二两项下一番工夫，然后方能进行第三项汉语字族之研究。余之作《广韵声系》，复令诸生研究《广韵》《集韵》中之重文，并将古籍中之声训材料汇集成书，皆是为搜讨字族之张本。又王氏《广雅疏证》之材料既丰富，去取复精审，亦令其以上列三法分别整理，小作试验，尚未知效果如何耳。高本汉君之《汉语词类》，欲以读音之形式定语辞之义类，而其取字说义似均可商，余不自揣，欲别辟一途径以研究汉语之历史。

这里所说的“语言和文字之纷乱纠扰”的三个方面，基本上包括了同一语源而语音、字形发生变易的各种情况。搜集、整理好这些材料，可以为同源词研究做准备。

语源研究应该突破字形的束缚，以语音为线索，因此我们应该充分利用古代的声训材料。不过，古代的声训，往往随心所欲地用音同或音近的字比附、系联，沈先生对此评论说:“古代声训，条件太简，故其流弊，易涉傅会。”鉴于历代声训的流弊，沈先生提出了匡救的办法:“欲匡救一般声训之流弊，而增加其可信之力，则不得不补充其条件。条件为何，即须以同声母字为声训对象之范围，如取声转，亦必音证义证兼具而后可。”沈先生所说的“声母”，即形声字的声符。同声符的形声字，读音相同或相近，义往往相关;将声训对象基本限定在同声符的形声字范围类，可靠性就大得多。

他又拟定了七条“审辨声训义类法”，即辨别声训是否可信的七条途径，分别是:“一用卜辞金文校正篆体以明其形义相依之理。二本初期意符字形音义不固定之原则以溯义类之源。三用右文法归纳同谐声字之义类。四藉声母互换之法以索义类之隐。五据经典异文以证其义类之通。六由音读之声类韵部以断定义类表示之倾向。七藉联绵词辅助推测词义之引申。”按照这些方法审定前人的声训材料，可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可以避免主观性、片面性，使声训这一训诂方法成为研究汉语词族的科学方法。

研究语源学的方法，杨先生归纳为六条，他说:“粗略地说来，第一，受了外来影响，因比较对照有所吸取。第二，思路广阔了，前人所受的桎梏，我努力挣扎摆脱他，务求不受他的束缚。第三，前人只作证明《说文》的工作，如段玉裁、桂馥皆是，我却三十年来一直做批判接受的工作。第四，段氏于《说文》以外，博涉经传，所以成绩最高，其余的人大都在文字本身中兜圈子。我于传注以外，凡现代语言及其他一切皆取之做我的材料，故所涉较广。第五，古韵部分大明，甲文金文大出，我尽量地利用他们。第六，继承《仓颉篇》及《说文》以来形义密合的方法，死死抓紧不放。以上六项，可以说是我研究方法的总纲。”

六项之中，前两项指接受外来影响，摆脱历史羁绊;后四项是具体的研究方法。概括地说，杨先生治语源学，“大率抽绎许书，广综经典，稽诸金石以究其源，推之声韵以尽其变，于许氏一家之学，不敢率为异说，亦不肯苟为雷同。每树一义，按之字例而合，验之声韵而准，证之经典旧文而无乎不洽，六通四闢，周帀旁皇，直令读者有涣然冰释、怡然理顺之乐。”

综上，沈、杨二位研究汉语语源学的方法既有相同之处也各有侧重。相同之处:(一)以《说文》为本，但是不迷信《说文》;(二)突破字形束缚，以语音为线索，充分利用古音研究的成果;(三)充分利用卜辞、金文材料;(四)注意利用其他学科的知识，比如历史学、文化学、比较语言学、数理知识等;(五)主要以形声字作为研究对象;(六)注意形、音、义三者互证。不同之处:(一)沈先生偏重于字族归纳，即系联同源词，而杨先生偏重于求单个词的语源;(二)沈先生偏重于理论思考，而杨先生偏重于具体实践。

今之视昔，犹昔之视昔，对于他们的研究成果，有些要继承，有些还需要深入研究，比如声训的整理，赵振铎先生指出:“按照沈兼士先生所提出的七条方法来审辨声训，更非一朝一夕能够完成。因此，这个规划提出已经快半个世纪，这项工作还没有取得多少成绩。”^[30]我们应该在继承和创新中把汉语语源研究向前推进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