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兼士研究语言文字学的方法

曲靖师范学院中文系　陈　伟

沈兼士(1887—1947)，浙江吴兴人，是我国现代著名的语言文字学家。在训诂、文字、音韵等领域中独有所识，建树颇丰，尤其是为“语根字族”之学的建立奠定了科学的基础。沈先生在研究的过程中非常重视方法的自觉运用，这些方法既继承了传统的语言文字学研究成果，又吸收了国外的语言文字学理论，既立足于传统，又有所突破和创新，在材料和方法上都有了新的内容，因此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如果说沈兼士在功力上不及段玉裁、王念孙等人，但在眼界和研究方法上却与前人大有不同。

尽管学者们对沈先生的研究成果时时援引，但是对他的治学方法进行系统总结和评价的却很少。有的侧重从整体上评价其学术成就，如葛信益《沈兼士传略》，刘又辛《沈兼士先生文字训诂研究述评》^[19]。有的则侧重从语源学的角度阐述其贡献，如许嘉璐《章太炎、沈兼士二氏语源学之比较》。当然也有从方法论的角度论述其成就的，如沈光海《沈兼士先生治语言文字学之方法》^[20]，但是比较粗疏，另外陈保亚在《20世纪中国语言学方法论》^[21]里也有论述，但是仅限于沈先生的“右文说”理论。因此，有必要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沈兼士先生的治学方法作出切实的分析和总结，为今后语言文字学研究提供一些可以参考的资料。

一、研究的精神

沈先生在《文字形义学·叙说》^[22]中提出研究学问应持有的精神，他说:“努力以求真实，这是凡研究一切学问者所必须共具之唯一的精神。”这是符合近代科学历史潮流的，近代科学的目标就是探求真理。沈先生又指出:“一切轻蔑古人和崇拜古人之主观的成见，是万万不可有的，有了，便是对于研究学问失却忠实的道德，不是忠实的研究，其所得结果，亦不过自欺欺人而已，决没有贡献于学问界的价值了。”至于什么是忠实的研究?它的主要条件怎样?他认为有三点:

第一，独立。沈先生说:“自来中国学者最喜盲从古人，或囿于一家之成说，这是学问不易进步的一大阻力。”他不仅有了这个切中时弊的言论，他还进一步指出医治这个时弊的方法。他说:“医治这个毛病，在于抱定超然独立之精神，平心静气的来平等观察各家学说，而究其异同变迁之所以然。”

第二，祛妄。沈先生说:“凡研究一种学问，必须明了此种学问发生之时代的背景。譬如研究文字的形义，决不可忘却古代社会之状况及原人之思想。许慎以汉时学说说解古文;王安石以释老之说傅会以成《字说》;近人更有以自命能以西洋科学哲学之理讲解文字者;要皆不外强古人以从己，故其持论非迂即妄。”他认为整理文字形义学，“尽管可以应用科学的方法，却不能说这种学问中即包含某某科学在内，这也是学者不可不注意的。”因此他提倡必须有祛妄的精神。

第三，实验。上面说的第一点是说研究学问不可囿于古人的成说，自己应该跳出古人所说的范围来看一看，才能见得真确。第二点是说处处务弃陈言，思标新义，就会出现穿凿附会的毛病。那么该怎样呢?这就是第三点他指出的要抱定实验的宗旨。他主张“倘是不抱定实验的宗旨，仍就达不到求真实之目的的。”实验的态度又是怎样的呢?他认为“即如王念孙、王引之参验训诂学的定律，以证明文字意义之本假，非同类之例证确实充分，不敢凭单文孤证下一断语;又如章太炎参验声韵的条贯，以定文字之孳乳，求方言之通转;王国维参验“金文”“卜辞”以求明堂庙寝及古礼器之制度;这都是实验的精神之表现，断非臆说空谈无征不信者所能企及得到的。”他断言只有这样才“可以算得忠实的研究学问，然后可以达到求真实的目的”。

以上这些方面是就文字形义学说的，实际上研究其他的文字训诂问题时也是循此而行的。

二、历史的研究

沈先生指出:“凡学名一家，必各具有历史，其递变演进之迹之表现于外者易知，至于受他种潮流之影响，潜移默化以成此递变之迹之故则难晓。学者于此苟不覃思深索其所以然之故，则于时代之精神，与夫今日对之所应取之态度，未有不矇然者。”很多学者的研究存在不足，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他们没有把“其所以然之故”弄清楚，缺乏历史的眼光。沈先生批评诸家“右文说”说:“自来诸家所论，多不知从此种学说之历史上着眼观察其作者何代，述者何人。徒凭一己一时之见到，腾诸口说，诩为发明……若夫具历史的眼光，用科学的方法，以为综合归纳之研究者，殊不多觏。”批评高本汉也指出:“惟高氏为外国学者，故其选字注义，于古今正俗之分，变易孳乳之例，尚嫌未能得其鳃理，而乏历史的认识。”因此，他主张:“社会上无论何事，我们如果想要对于他除弊改良，必须用历史的眼光，把他过去的远因和近果研究得清清楚楚，才能够用对症的药去救济他。”沈先生研究问题总是先考察其历史，然后结合此种问题发生之时代背景找出别人研究中的得与失，再进行客观、公允地评价，进而申述自己的观点。这样就把历史的研究和理论的阐发结合起来了，与简单地叙述历史发展之迹很不一样。

在《国语问题之历史的研究》一文中，沈先生认为要想“统一国语”就应该注意这样一个问题:中国文字和语言数千年来的关系是怎么样的?其所以致弊的原因又在什么地方?因此文章先说文字的源流变迁和它与语言的关系，然后再说在这个情况之下自然发生的几种弊病，而后再说补救的方法。

在《今后研究方言之新趋势》一文中，沈先生提出:“我们要决定今后研究方言的新趋势，第一不能不考察前人研究方言的历史。”考察了历史，又说:“倘是单据这些已往的陈迹，来决定现在应该取的新趋势，却还是汗漫无归的;所以下面还须把方言何以发生的原因，推寻出来，作个取择新趋势的标准。”分析了原因，然后提出今后研究方言的新趋势要从“纵横两方面来调查和研究”，最后总结今后研究方言之新趋势与旧日的不同点。

研究“右文说”，沈先生也是先叙述右文说之导源及历史，把自宋代以来诸家右文之说作了详尽的考察，然后在此基础上进行客观的评价，进而略推阐其理论，即右文之一般公式，最后讲应用，即应用右文以比较字义、应用右文以探寻语根。

研究声训，也是先叙述声训之源流和诸家之学说，然后利用前人对声训义类的分类提出自己的分类方法，并且归纳成一般公式，最后提出七条“审辨声训义类法”，以此来判明什么是真正的声训。

总之，沈先生作每一项研究都是以研究其历史为着眼点，在叙述历史中又有所阐发，多所创获，这就避免了前人就事论事、人云亦云的毛病。

三、材料与方法并重

沈先生说:“凡研究一种学问，第一要紧的就是材料，倘是没有精确完备的材料，就是有好方法，也是研究不出圆满的结果来的。”“大凡整理一种学问，欲得真实圆满之效果，首在以精密之方法，搜集可供研究之确实材料。”可见沈先生非常重视材料的搜集，认为这是研究的基础。

沈先生对材料的搜集有要求，表现在三个方面:(1)材料要充分详尽;(2)材料要精审;(3)看重一些只言片语的零星材料。

先说第一个方面，材料要充分详尽。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得出的结论就可能以偏概全。以从“非”声的形声字为例。龚自珍述段玉裁论《说文》“以声为义”^[23]一条说:“从非声者，定是赤义。”沈先生不赞同，他说:“我们倘加以精密的研究，觉得段氏所说不足以概括从‘非’声之字的意义。按从‘非’声的半音符字，有‘音符兼义’与‘意符无义’的两种。”“音符兼义”又分为“音符兼义而非其语根者”与“音符兼义且即为其语根者”两种。而从“非”声之字有赤义只是其中“音符兼义而非其语根者”这一种。可见，材料是否充分，直接影响了结论的可靠与否。

再说第二个方面，材料要精审。这是就材料的可靠性而言的。材料不可靠，得出的结论肯定不正确。以如何对待《说文》中的材料为例。沈先生说:“自来学者对于许慎《说文》之态度，约分两派:尊之者谓其得颉诵真传，其字，本字也，其义，本义也。悬之国门，殆若勿能一字增减。斯说之不当，今已知之矣……毁之者谓其为‘向壁虚造’。如欲‘观古人之象’，则有传世之甲骨卜辞鼎彝刻铭在，此直以之覆酱瓿可耳。余谓为此说者，其不知《说文》之真价值，不能利用其材料以研究文字训诂变迁之消息，亦与前说等耳。”在沈先生看来，既不能墨守《说文》，也不能过分的贬斥它。《说文》中解释有误的，应该舍弃，对于合理的部分是应该采纳的。因此，“今日之研究小学，应以《说文》始，以金文卜辞终，”应该以《说文》为正材料，以“钟鼎”“甲骨”刻辞及经传所载记之文字形义为副材料，而副材料之选择，尤比正材料为要紧。

另外，沈先生对一些只言片语的材料从不轻易丢弃。他说:“考证之事，时期愈早，材料愈稀，吉光片羽，弥足珍贵。学者倘拘于单文孤证不足取信之说，而弃置不顾，致使通篇失其重心。譬犹匠人之制器然，缺一小楔，是以大杌，莫之能固。”例如《谷梁传·桓公八年》“己卯烝”，范宁《集解》本《公羊传》何休之说，谓“无牲而祭曰荐，荐而加牲曰祭，礼各异也”。即“祭”与“荐”有散言对言之别。沈先生指出“此为‘祭’之古义仅存者”，正好可以证明“祭”的语根与杀有关。

材料重要，方法也重要。沈先生说:“研究学问的要件，材料与方法，必须并重，而搜集材料的方法，尤须精密，盖不如此则不能得真确完备的材料;没有真确完备的材料，则研究所得的结果决计是不能美满的。”沈先生认为材料具备了，还必须用一定的方法综合抽绎之以成一有系统之学说，也就是于“比较正确的材料之中，类集一切同样的例，分析比较，以假定各种通则”。否则也只是资料的汇编而已，不能“著为通论，明谕后学以范畴也”。他评论清代学者的研究说:“清代学者之疏证小学各书，如王氏之于《广雅》，郝氏(懿行)之于《尔雅》，钱氏(绎)之于《方言》，均能‘以精义古音贯串证发’。然究拘于体裁，只能随文释义，不能别具训诂学之系统，由今视之，要是长编性质之训诂材料。”沈先生则不一样，总是善于把一些具体的材料加工，使之成为普遍适用的法则。例如对训诂方法的分类:“夫训诂之法有客观的与主观的区别。前者为以凡通语释古语或方言，如《尔雅》《方言》之属是也。后者为训诂家本个人之观察，用声训之法，以一音近之字抽绎某一事物之义象，如《白虎通》《释名》之属是也(《说文》则二法并用)。”这与“清儒恒谓《说文》为体，《尔雅》、《方言》、《释名》为用，视《释名》与《尔雅》、《方言》同为讲转注假借之书，而不知其不同科也”相比，要科学多了。

又如《联绵词音变略例》里，把联绵词可能出现的音变现象，概括成清晰明了的公式，这与简单地列举一个一个的词例相比，可谓高明了许多。前代学者往往缺少这种综合和概括，正如沈先生所说:“从前讲六书论形体的，都是就一字说一字，所以总免不了汗漫支离的毛病。”(www.daowen.com)

沈先生说:“语言之声音，文字之形态，千变万易，学者贵能归纳之为简易之定律，以阐明其不易之定理。《易》曰‘至赜而不可乱’，其此之谓欤?”他在研究中善于运用方法，总结规律，因此他的文章总给人一种高屋建瓴的气势。

四、归纳法、演绎法

沈先生在研究中非常重视归纳法和演绎法的运用。至于什么是归纳法，什么是演绎法?竺可桢说:“从个别推论到普遍。如说这物有重量，那物也有重量，就推论到所有物件统有重量，这称归纳法。从普遍推论到个别。假如我们断定凡物统有重量，就推论到某一物亦必有重量，这称演绎法。”并且指出:“科学方法可说只限于归纳法与演绎法。”^[24]

先说归纳法的运用。沈先生论方言学研究时说:“先须用表式来征集方言……然后用归纳的法子整理起来，把研究所得的分类编录成一种《尔雅》式字书。”论右文推语源时说:“惟右文须综合一组同声母字，而抽绎其具有最大公约数性之意义，以为诸字之共训。”他批评段玉裁说:“盖其缺点在于仅随意举例，往往以偏概全，尚少归纳之精神耳。”凡此种种，皆反复申说归纳者。

实际上，不管是某一个字族谱系的得出，还是某一个抽象公式的得出，都是运用归纳法的结果。例如“右文之一般公式”就是归纳法的多次使用，即先由众多实例(如从“斯”声的字，从“农”的字等)归纳而得出字族谱系;再由众多字族谱系归纳而得出类型规律(如本义分化式，借音分化式等);最后由众多类型规律归纳而得出一般规律，即“右文之一般公式”。他如“鬼”字之字族，“盧”字之字族，“旦”字之字族等也都是运用了归纳法。

另外，沈先生还经常使用图表法。把研究的结果归纳成图表的形式，这样可以使脉络清晰，观者一目了然。例如“中国文字发达统系表”(原为纵式，今改为横式):

此表可以清楚地看到文字画与六书文字之间的关系。

沈先生推崇归纳法，但也不忽视演绎法的运用。比如排列组合法。这种方法的优点在于能够穷尽所有可能的情况，使研究不出现遗漏。在《研究文字学“形”和“义”的几个方法》的第二节“‘造字原则’应用法的研究”中，沈先生说:“这个问题，我想拿数学的组合法来解决它。”在《文字学之革新研究(字形部)》中，他就是这样做的:假称四元则(象形、指事、会意、形声)为1、2、3、4，以排列组合法得出构字法15式:应用一个原则者4式，应用二个原则者6式，应用3个原则者4式，应用四个原则者1式。他指出:“其中虽或有性质彼此近于重复者，或无字以当之者，要之造字之式，则尽网罗于此范围之内，固无疑义。”

还有，沈先生经常用列公式的方式来表示较为复杂的内容，这也是在运用演绎法。在《联绵词音变略例》一文中，他首先指出:“联绵词大别之可分为三类，一为两字异音者，一为双声叠韵语，一为叠字连语。”然后“设有一联绵词，两字异音，今以a，b表示异纽，以x，y表示异韵，其式为ax+by。”接着就可以根据语音的同化作用来表示联绵词的音变现象:一、异音复词中一字韵变而为叠韵连语，其式为ax+ by→ax+bx或ax+by→ay+by;二、异音复词中一字声变而为双声连语，其式为ax+by→ax+ay;三、异音复词或叠韵连语中一字韵变或声变而为叠字连语，其中异音复词之变式为ax+by→ax+bx→ax+ax，即一变而为叠韵语，再变而为叠语矣;叠韵连语之变式为ax+by(疑为bx)→ax+ax。

实际上要使研究结果达到圆满，往往需要两种方法综合运用。因此沈先生在《中国文字之史学的研究》一节中说:“应先拿《说文》、‘钟鼎’、‘龟甲’中诸文字参校订正，然后假定某字的‘形’‘义’和当时社会思想事物的关系。这个假定不能就算是正确的。必须博考周秦诸书。看他有无佐证，然后再应用社会学原则判断他的当否。照这样子做去，方能够免于傅会穿凿的弊病。”其研究顺序为:搜集归纳——假说演绎——验证判断。这里既有归纳法，也有演绎法。这是科学研究的一般的步骤，沈先生也是循此而行的。以字族研究而言，考察字与字之间的孳乳、变易关系这是运用演绎法，由右文就各形声字归纳出义类这是运用归纳法。两种方法都用到了。

沈先生又指出:“演绎法，其弊易流于傅会”，“似不若右文就各形声字之义归纳之以推测古代之形(表)与语义(里)为较合理”，也就是说归纳法比演绎法优越一些。事实上，归纳法也有不足，用归纳法得出的结论具有或然性，即其真实性是不可靠的;演绎法也有优点，用演绎法得出的结论具有必然性，只要出发点是真实的，所得结论就必然真实。并非像沈先生所说的那样。因此，我们应该根据具体问题恰当地运用这两种方法。

五、纵横两方面研究

沈先生说:“从来讲训诂的不外两派:一派是《经籍纂诂》式的专尚胪列，没有系统之可言。一派是《通训定声》式的系统尽管是有，但是古典的，旧文学的……就理论上讲起来，实在仍是偏而不全的办法……我以为必须注重纵横双方的研究。”“自来训诂学家只注重纵面求是的考证意义和声音之本相，而无视横面致用的“约定俗成”之原则，这是我们应该力矫其弊的。”“向来只是片断的考证，现在须用有系统的方法实行历史的研究和比较的研究，以求得古今方言流变之派别，分布之状况。”

以上反映了沈先生治语言文字学注重纵横两方面的研究。推究其原因有两点:就语言而言，“语言之变迁，时间方面有‘古今语’的差异，空间方面有‘方言’的不同”;就文字而言，一方面文字是语言之符，语言变化了，文字就不能无训诂，另一方面文字“非作于一时一人之手，应具有纵横两面之演化”。

纵的方面是指“根据古籍来探寻历代文语蜕禅的轨迹”，注重语词之间的历史衍变，即古今语言的联系。横的方面包括:

(一)学科内部各个分支之间的综合研究，在这一点上他提倡段玉裁注《说文》所采用的形体、声音、训诂三者互相求证的作法。他说:“余窃以为今日之研究小学，应以《说文》始，以金文卜辞终，其间贯串证发之事，则仍当本段氏《说文注》三者一贯之法以求之，开来继往，舍此莫由。”

(二)不同学科之间的交叉研究，沈先生说:“向来只是孤立的研究，现在须利用与之有直接或间接关系之发音学、言语学、文字学、心理学、人类学、历史学、民俗学等，以为建设新研究的基础。”“考证文字之作，多流于破碎支离。即能以精义古音贯串证发之，犹嫌未足。必也于当字形音义演变之原委，语文表里交流分化之形势，及其与古代文化史之关系，三者具有综合一贯之见解，方为合作。”沈先生对此是身体力行的。例如《、杀、祭古语同原考》一文，为了使系联的字族准确可靠，就征诸古代祭祀制度，然后得出:“然则祭之与杀，考诸字形音义之源流既如彼，征诸历史制度之沿革复如此，祭之语根权舆于杀，又何疑乎。”

又如，他认为在研究古文字时不能忽视古文字的史学价值，因为“应用‘象形’‘会意’两原则的文字，大都直接的或间接的传示古代道德风俗服饰器物……等的印象，到现在人的心目中。简直就说他是最古的史，也不为错。”而且“文字里面无意中表现的事实，可以算得有客观的，直写的，裸体的价值，可以算得没有参过水的古史材料，你看这是何等可贵!”

另外，沈先生还注意跟外国文化的比照。他在《造字原则发展之程叙说》一文中，就拿德国一位文化史学家“所拟人类思想发达之各阶段，比例以观中国造字原则发达之次第”。

(三)方言流变状况的研究，这是就现代方言学说的，主要是“耳治的研究现代各地方语言流变的状况，这个研究先须用表式来征集方言”，其中最重要的是“调查语汇”。

实际上纵横两方面是一个整体，是不能分开的。如果割裂开来只进行某一方面的研究，那么结论就不会圆满。因此沈先生说:“探检字义之原，亦须于古文献及古文字中披沙检金，细心搜讨。文献方面应直接观察其历史情形，玩味其文句解释，文字方面应从形音义三方面贯串证发其当然之义类。苟意图省事，蔽于后世训诂家之所说，将不易达到比较圆满之结果。”

沈先生总是力求避免片面地、孤立地研究问题，而注重从纵横两方面进行系统而全面的研究，因此他的结论既有深度又翔实可靠。

总之，沈先生本着求真实的精神，在治学的过程中既注重历史的研究，又注重理论的探讨;既注重材料的搜集和整理，又注重方法的综合运用。这些方面贯串于沈先生学术研究的始终。尽管有些方法虽然不是什么很新颖的方法，但是像沈先生这样运用得如此娴熟，却是一门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