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兼士“义同换读”学说述评

安康学院中文系　张德新

一、引言

“义同换读”是沈兼士文字学研究的重大发现，它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文字产生异读的原因。这个重大发现为文字学研究、训诂学研究、校勘学研究开辟了新途径。

什么是义同换读?沈兼士说:“汉人注音，不仅言同音通用且以明异音同用。非如后世之反切但识读音而已。通用者义异而音通，即假借之一种，人习知之，同用者，辞异而义同，音虽各别，亦可换读。此例自来学者均未注意及之。”

“缘初期注音，往往随文义之便而设，多含有不固定性，后世韵书概目为一成不变之读法，古义浸失矣。又以言语为本位而言，未有韵书以前文字仅注意表示某种语意，而非必代表某个语词之音。换言之，即同一文字常能表示数个同义异音之语词，故其音切往往纷歧，不必合于后世所谓音规者。可以假定古代初期文字之形音义多属游离而少凝固性。意符字固无论矣，即形声字偶亦尚存有此类遗迹。”^[10]

这段话里的“通用者”就是字形不同，字义不同，但字音相同或相近的一种通假字。而“同用者”则是两字字形不同，字音不同，但在一定的语言环境中字义相同从而可以换读的现象。

裘锡圭给这种现象下了一个定义:“同义换读指用一个字表示意义跟它原来所代表的词相同或相近的另一个词，这两个词的音可以截然不同，现代学者中注意到这种现象的有沈兼士、李荣、吕叔湘。”“我们采用沈氏‘义同换读’的说法，只是为了通俗起见，把‘义同’改成了‘同义’。”^[11]

沈兼士研究义同换读现象的论文主要有《吴著经籍旧音辨证发墨》《汉字义读法之一例》《汉魏注音中义同换读例发凡》。于省吾评价说:“阐述两字义通，音虽睽隔，亦可换读，发前人未发之秘。”^[12]

二、义同换读实例

“义同换读”是沈兼士创造的一个文字学新概念，目的在于揭示古书音义中学者向来认为不合惯例的注音现象。本文分类列举沈兼士揭示的义同换读例证。

(一)两字义通，音虽睽隔，亦可换读例(出现换读字)

沴换读为戾。“《汉书·五行志》:‘唯金沴木’。如淳曰:‘沴音拂戾之戾，义亦同。’又《孔光传》引《洪范五行传》:‘六沴之作。’颜注:‘沴恶气也，音戾’。《说文》:‘沴，水不利也，从水声。《五行传》曰，若其沴作。’大徐本郎计切。《广韵》只收霁韵，《集韵》收先霁两韵。徐锴《说文系传》云:‘沴非声，传写误也。’段玉裁《说文注》:‘按沴声本音当在十二部，郑训沴为殄是也。今音郎计切者，依如淳音拂戾之戾也’。孔广居《说文疑疑》云:‘若音郎计切便与之忍切之沴不谐。’吴承仕《辨证》以为真脂对转。按诸家皆以沴声不合音戾而致疑。不知此为汉人义同换读之特例，故如淳云尔。盖如淳之‘沴音戾’，为以注音示义，郑玄之‘沴殄也’，为以训词示音。乃汉魏音义家注音之贯习。”

引文中，“沴”字本义“水不利也”，本音待显切(tiǎn)，或之忍切(zhěn)，“古无舌上音”，“待显切”与“之忍实”为同音。但“沴”字在作“拂戾”讲或“恶气”讲时换读为“戾”，郎计切(lì)。

诇换读为侦。“《汉书·淮南王安传》:‘有女陵，慧有口，王爱陵，多予金钱，为中诇长安。’孟康曰:‘诇音侦，西方人以反问为诇，王使其女为侦于中也。’……按此亦汉人以注音方式表示两字同义换读之例。”即:诇本音朽政切(xiòng)，在“为中诇长安”句中换读为侦(zhēn)。

龟换读为皲。“《庄子逍遥游》‘宋人有善为不龟手之药者。’司马彪云:‘手坼如龟文也。’徐仙民音举伦反(jūn)”。沈兼士认为“诸家只知从声韵上求解释，故不得不枝叶其词，”而从“义同换读”上求解释便可真相大白。

“义同换读”其他的例子还有:琢(zhuó)换读为篆(zhuàn)。“《礼记·礼器》:‘大圭不琢。’《释文》琢音篆，本作瑑。”

纯(chún)换读为全(quán)。“《礼记·投壶》:‘二算为纯。’《释文》:‘纯音全。’”

绾(wǎn)换读为结(jié)。“《庄子·在宥》:‘地气郁结。’《释文》:‘崔本作绾，音结。’”

忮(zhì)换读为坚(jiān)。“《史记·货殖传》:‘人民矜懻忮。’晋灼曰:‘忮音坚。’”

喙(huì)换读为啄(zhuó)。《毛诗音义·曹风侯人》:“咮喙也，虚秽反，又尺税反，又陟角反，鸟口也。”

躬(gōng)换读为身(shēn)。“《诗·大雅·文王》:‘无遏尔躬。’躬读身音，与天为韵。”

鷣(yín)换读为鹞(yào)。“《广韵·侵韵》:‘鷣，鹞之别名，余针切(yín)又音弋照切(yào)即读鹞音’。”

扰(rǎo)换读为训(xùn)。“《同礼音义》‘扰’音寻伦反，示扰，训义通。”

搢(jìn)换读为揷(chǎ)。“《周礼音义》‘搢’音初洽反，示搢、揷义通。”

狸(lí)换读为郁(yù)。“《周礼音义·天官冢宰》:‘鸟鹿色而沙呜狸，音郁，徐於弗反。’兼士按:《周礼》凡郁字均以狸为之。狸、郁二字义通，故《礼民内侧》异文作郁。荀明义通换读之例，则不烦易作缊，而后强以声通之。”

墼(古狄反jī)换读为甓(薄历反pì)。“《周礼音义·丧服经传》:‘垒墼为之，古狄反，刘薄历反。’”按垒墼，就是垒砖。

(二)不出现换读字仅用切音表示之例

铉本音胡畎切(xuàn)换读为古冥切或古莹切(jiōng)。

“《易鼎》:‘黄耳金铉。’《释文》:‘徐又古冥反。一音古莹反。’按《士冠礼》注:‘今文扃为铉。’是古冥古莹反者，犹音扃也。”

辂本音胡格切(hé)，换读为五嫁反(yà)。“《史记·晋世家》:‘辂秦穆公。’服虔曰:‘辂，迎也。’《索隐》:‘辂音五嫁反。’按辂本车棂前横木，引申训迎。五嫁为迎迓字之音切，《说文》作讶，是五嫁反者，犹音迓也。”

滷本音郎古切(lǔ)，换读为昌石切(chì)。“《玉篇》:‘滷，昌石切，苦地也，《书》日海宾广滷，字亦作斥。’又音虏。按《说文》:‘滷，西方碱地也。东方谓之斥，西方谓之滷。’顾氏盖曾见或本作滷，故音昌石切而与斥换读耳。”

(三)因协韵而知其亦为换读者例

用换读为以。“《易·剥象传》以‘用’韵‘载’《易·丰象传》以‘用’韵‘事’。顾炎武《易音》以为不可晓，卢文弨谓‘用’为‘害’之误。王念孙曰:‘用’读为‘以’。实则‘用’‘以’义同，故可换读耳。”

营换读为还。“《诗》:‘子之还兮。’《汉书·地理志》引作‘营’，与下文‘间’‘肩’为韵。按《韩非子》‘自环为私’《说文》引作‘营’。《说文》‘营训币居，即阛阓义。是環营同义，故‘营’可换读为‘还’也。”

(四)本字兼有此音而后人不知例

本字有兼音的字，沈兼士论述缜密;本文只概括要点。螫，矢石反(shì)，兼音呼洛反(hè赫)。“《毛诗音义邶风习习谷风比予于毒》:‘其视我如毒螫。螫，矢石反，何，呼洛反。应玄《音义》:‘螫，舒赤反，《说文》虫行毒也，关西行此音。又呼各反，山东行此音。’”

臼，九六反(jiù)兼音蒲侯反(裒póu)。“《礼记音义·礼运》:杯饮，手掬之也，九六反。本亦作臼，音蒲侯反。《说文》臼大徐音居玉切，而无他读，考《集韵·尤韵》裒或作褒臼。”据此，知臼又为裒之初文，蒲侯反正是裒音。盖臼形代表之语词有二，其义均为聚敛。试以表明之如次:

(五)音义相依之理后世失传例

哀有哀闵哀依二义论音则有哀(āi)依(yǐ)二音，仅分洪细。

“《孝经音义》:‘哭不偯，于岂反，俗作哀，非。《说文》作，云痛声也，音同。臧庸云:‘哀为偯之改，偯为依之讹矣。’吴(承仕)云:‘依偯哀皆脂部字，声纽亦同，’”臧吴都认为“哀”只能读哀痛之哀(乌开切āi)不能读作为依(于岂切yǐ)。兼士按:“藏说非是，吴说亦胡咙其辞，未为中肯之论。盖哀有痛惜义兼有依偎隐蔽之义。其字或增旁作偯，论音则哀、依声同，仅分洪细。”沈氏明确告诉我们“哀”字既有乌开切(āi)洪音的读法，也有于岂切(yǐ)细音的读法，只是后者失传了。

试将哀、依、隐、爱四词之分化义列表比较:

白居易《诗》:醉依桃叶妓。窗间睡足依高枕。自注:依，乌皆切(āi)。王仁裕《题剑门》:李杜常挨托。挨音依。

(六)《说文》重文产生的义通换用例

古书有两字互用为异文者，许慎联系为重文，沈兼士认为这种两字语(音)虽异而义实同的现象也是义通换读的一种又读法。

关于说文重文的定义“昔人以为音义悉同改易殊者。”今以为:许书重文包括形体变易，同音通借，义通换用三种性质，非仅如往者所谓音义悉同形体变易是为重文。下面列举《说文》义通换用型之重文例。

豃与誷及与逮瞋与戌丹与彤会与侩囮与繇录与克诱与循续与賡锐与剡鏦与録

沈兼士共举义通换用之例20个，由于打印字库所限，只能转述上述11个。

三、义同换读的理论基础和思路(www.daowen.com)

沈兼士“义同换读”学说的理论基础是他的“意符字初期之形音义未尝固定。”他说:“余往者为大学诸生讲古文字史，特倡二说:一为文字画，二为意符字之初期之形音义均不固定，继持此论以读经籍旧音，遂明汉魏以来学者注音有义通换读之特例，作《经籍旧音辨证发墨》为研究训诂校勘学者开辟一新途径。”

汉代学者把汉字的构成和使用方式归纳成六种类型，总称六书，许慎为六书加以界说。

清代小学家完全在“六书”范围内研究汉字，不敢越雷池一步，戴震提出四体二用说，小学家无论同意与否，也只在“六书”范围内争来争去，六书文字一般都有固定的音形义，所谓换读就无从谈起。沈氏自己创造了“文字画——意符文字——音符文字”的汉字发展史的理论，他的“意符字初期之形音义未尝固定”的思想正是他的“义同换读”学说的理论基础和思路源泉。沈兼士是《说文解字》问世后一千八百年多年来从汉字发展史思考问题的第一人。有了这个思想，他对文字发展的认识，对文字形音义之间关系的认识就大大超过他同时代的学者如吴承仕，甚至超过了他的老师章太炎。

沈兼士认为文字画是画不是字，“文字画为摹写事物之图象，而非代表言语之符号。”“由文字画蜕化为六书文字，中间有一个过渡时期，逐渐将各直接表示事物之图形，变为间接代表言语之符号，其形音义或由游离变为固定，或由复合变为独立，今姑名之为初期意符字。”“初期意符字形音义之不固定，在形非字书所云重文或体之谓，在义非训诂家所云引申假借之谓，在音非古音家所云声韵通转之谓。而其形其音其义率皆后世认为断断乎不相干者。”例如，“古者夕月同型互用，其义则一表月，二表月出之时(夕)，三表朔望之朔。”又如“《说文》无免字，兔即免也。兔善逃失，借为脱免，字有两音而非两字，汉隶偶省一笔，世人遂区而二之，失其义矣。”“上文所述各例，若本初期意符字假定之原则以求之，则左右逢源，头头是道，而旧说之不可通者，莫不怡然理解。”

由于沈兼士有“初期意符字形音义皆不固定”的理论，所以他的思路与前代学者、当代学者迥然不同，从而能够“发前人未发的秘密”。例如吴承仕认为“《集韵》噣喙咮注四字同列，失之。”而沈兼士认为“《集韵》噣喙咮注四字同列，正是宋人保存旧书音义之珍迹，吴氏反讥之。”同一个问题，吴沈两人看法为何如此天壤之别呢?因为吴氏墨守六书文字一字(词)一符一音一义的规范，拘于《说文》“喙，口也”“啄，鸟食也。”认为两字读音绝不相近。沈氏认为“喙者啄之体，啄者喙之用”两字义同(都可以表示“鸟嘴”这个词义)，也可以表“鸟食”这个词义，可以换读。“啄”竹角切(zhuó)，鸟用嘴取食，又陟救切(zhòu)，鸟嘴。“喙”许秽切(huì)，鸟嘴，换读为陟角切(zhuó)，鸟食。(与啄同音。)“噣”陟救切(zhòu)，鸟嘴，通“咮”，又竹角切(zhuó)，鸟啄，通“啄”。“咮”陟救切(zhòu)，鸟嘴，通“噣”，咮也可换读为竹角切(zhuó)，鸟啄，“注”《集韵》陟救切(zhòu)，鸟嘴，同“咮”“噣”，当然也可换读为竹角切zhuó。

这样“噣喙咮注”四字字义同为鸟嘴，字音同为舌音，故可同列。

沈兼士发现“义同换读”现象(1940—1947)之后，李荣也注意到这种现象，称之为“同义字互相替代”或“同义替代”，吕叔湘也注意到这种现象，指出义同换读现象的性质接近于日本人所说的“训读”，裘锡圭也充分肯定了“义同换读”这种现象，为了通俗，改名“同义换读”，在他的《文字学概要》一书中作了专章论述，认为同义换读跟假借和形借一样，也是一种文字借用现象。裘氏还为“同义换读”下了一个科学的定义:“同义换读指用一个字表示意义跟它原来所代表的词相同或相近的另一个词，这两个词的音可以截然不同。现代学者中注意到这种现象的有沈兼士、李荣、吕叔湘。揭示这种现象，对于了解文字异读产生的原因很有帮助。”^[13]

沈兼士这种坚持走自己的路，不迷信任何成说和权威的治学精神为后人树立了光辉榜样。

四、义同换读理论的应用

沈兼士在发现“义同换读”现象的时候，也为这种理论找到了应用的地方。

(一)“义同换读”用于汉字异读成因的研究

沈氏强调“义同换读”，“端在摘发古书音义中向来学人目为不合惯例者”，而不是讨论大家习惯的“六书转借之轨”和“声韵通转之说”。

(1)由于“义同换读”，有些字汉魏时代已经产生了异读，而《广韵》没有采用(记录)这个异读音，以至《辞源》也没有异读音。反之《广韵》采用了古代异读，《辞源》也继承了这些异读。

例如“沴”，汉魏注音就已经有“待显反”(中古之忍切)和郎计切两读，而《广韵》只收霁韵郎计切一个音，因而《辞源》也只收郎计切(lì)一个音，而《集韵》收先霁两韵(待显切(tiǎn)郎计切(lì)两音)，所以沈兼士批评“《广韵》本如淳而不收待显切之音，疏矣。”再如“喙”《毛诗音义·曹风候人》已经有虚秽反(huì)，又陟角反(zhuó)两个音，《广韵》只收许秽切，因而《辞源》也只收许秽切(huì)一个音。再如“龟”《广韵》只收脂韵居追切(guī)，而《集韵》除收了脂韵，还收了淳韵俱伦切(《庄子逍遥游》:“宋人有善为不龟手之药者。”换读为“皲”)，还收了尤韵祛尤切龟(qiū)兹。《辞源》也收了这三个音。

当然《广韵》也收录了许多异读字，从而成为现代异读字的源泉。

(2)改变声调以记录汉字异读。沈兼士认为，一字数音为研究中国文字学之一重要题目，声调变动，为汉语单音字最易发生之必然现象，用四声来区别字义，其目的叫人明了词性。例如，雨，天泽也，玉矩切(yù)。这是把上声变为去声，以表明名词之变为动词。社会俗人口语却用另外的办法改变词性，即在“雨”字前加“下”字，变为“下雨”这个复音词，“雨”的声调不变。“雨(yù)”与“下雨(yǔ)”意思相同，读音却不一样，这也是“义同换读”。^[14]

(3)训读音是汉字产生异读的一个原因。沈兼士认为，汉字同一个字常能表示数个意义相同而读音不同的语词，故其音切往往纷歧，不必仅拿后世之音来规范，这种情况与和文一字而具有音训两读颇相似。日本和文之训读音亦多源于汉字义读法。他说:“日本和文每字有音读及训读二种，世人习知其音读本于中国，不知训读亦多源于汉字义读之法。例如纸之训读kami为简音之换读，船之训读fune为盆音之换读，因古今音略有转变，世人多不审谛耳。”

李荣也有相同的看法，他说:“同义字互相代替就是训读，日本使用汉字，有音读有训读，训读是很常见的现象。福建省、台湾省、广东省也有一些训读字，如‘田’训读为‘塍’(《说文》:‘塍，稻田畦也。’)，‘黑’训读为‘乌’，‘香’训读为‘芳’之类，其他地区很少使用训读字，同义字互相替代，有时减少字数，付出的代价是增加多音字。”^[15]

吕叔湘也认为义同换读这种现象接近日本人所说的“训读”即“借用汉字代表日语的字眼，不取汉字的音而用原有字眼的音来读，例如写‘人’可是读hito，写‘山’可是读yama。”^[16]

裘锡圭认为“同义换读就是我们自己使用汉字时的训读。”他举了“俛、頫换读为俯”、“圩换读为围”“石换读为担”“腊换读臘”“骰子(tóu zi)换读为色子(shǎn zi)”等例子。^[17]

(4)义同换读用于指导方言研究。我们在方言研究中常常为有音无字而苦恼，记音的时候通常画一个方框来替代这个字。例如安康人说“［pa²¹］柿子”意思是柿子熟透了，很软，在字典里却找不出表达这个意思又与方言同音的字来，只好用方框(□)表示。这个问题，沈兼士给我们作了示范，他在《一封论歌谣的信》中说，研究方言里的俗字，“不应该以形体为唯一目的”，“应该以意义为唯一目的。”例如“书童‘担’扫灵前座的‘担’字，意思是拂去灰尘，用个‘担’字来依声托事就可以，不必用不通俗的‘胆’字来替代那通俗的‘担’字”。我们知道，这是“义同换读”的具体应用。“担”可训读为上声，义同‘掸’。同样我们可以把安康话的“［pa²¹］柿子”写作‘软’柿子，“软”字的音读是普通话的［uan²¹⁴］，训读是安康方言的［pa²¹］。安康话“［pfa³⁵］了一身雨”，可写作“淋了一身雨”，“淋”字的音读是普通话的［lin³⁵］，训读是安康话的［pfa³⁵］;“一［pfa²¹］葡萄”，可写作“一串葡萄”“串”字音读是［t

uan⁵¹］，训读是［pfa²¹］，“桃”［xuar³⁵］，可写作“桃核”，“核”的音读是［xa³⁵］，训读是［xuar³⁵］。

安康市汉阴话把不平，凸起叫［ku?53］，“脑壳上长疖子ku?53ku?53包包”，可写作“凸凸包包”，［ku?53］是“凸”的训读音。汉阴方言，“凹”口语只有［ua⁴⁴］一个音，也可看作训读音。在“杯子里刚倒了开水，滚烫，莫摸，小心烫着了。”这句话里汉阴方言训读音:“滚烫”［lai²¹⁴］，“莫摸”［lai⁴⁴］“烫着”［lai⁴⁴］［tau⁵³］。“烫”字作形容词与作动词，方言音都不同。上面记录方言汉阴方言那几个训读字完全能代表方言的词义。

(二)义同换读用于研究简化汉字

沈兼士早就有汉字改革的设想，他认为应规定一种有规则的简笔写法作为拼音文字的过渡。他说:“日本世界文库刊行会新译的《世界国民读本丛书》所用汉字，就是拿简笔铅字排印的，这也是一个先例。我从前对于国民小学《国文读本》第一册上的用字，起了一种感想:比方因为‘鼻’字笔画太多了，便不用他，因为‘足’字比‘脚’的笔画简单，便拿‘足’来代‘脚’之类，‘鼻’固然太难写了，‘足’字虽然比‘脚’字容易写些，声音却与口语不合，当时以何妨把‘鼻’字换作‘自’字(自字就是古鼻字)。旁边却注了‘ㄅㄧ’的声音，‘足’字还可以省作‘止’旁边注了‘ㄐㄧㄛ’的声音(按，沈氏注了“脚”的方言音)，庶几既便于写，又和口语相合。至于其他‘自己’‘自作自受’等词，则仍注‘ㄗ’音。以此类推，‘眼’字便可用‘目’字来代，‘嘴’字便可用‘口’字来代，‘牙齿’便可只写个‘牙’字，而注‘ㄧㄚㄔ’的复音于旁。今字无简笔者，则取古字代之，如上面所说的‘辨’‘乖’‘稽’‘迅’便可用‘采’‘ㄚ’‘禾’‘丸’来代他，如此活用简笔的汉字，也是形式补救之一法。”

沈兼士关于简化汉字的设想便是“义同换读”的具体运用，“止”与“脚”义同，便可换读为(jiǎo)而代“脚”字，“自”与“鼻”义同便可换读为(bí)而代“鼻”字。同时又可以保留它的本音本义。这也可以让我们明白汉字产生异读的原因。沈氏这个设想为新中国成立后大规模简化汉字和规范汉字读音作出了示范。例如“石”字本义是石头，字音是(shí)，当它表示容量时10斗为石读(shí)，当表重量120斤时义同“担”，就读(dàn)了，现代“石”表容量重量都读(dàn)，“腊”字本义是干肉，《易·噬嗑》:“噬腊肉遇毒。”引申为晒干，《捕蛇者说》:“然得而腊之以为饵。”这时“腊”读为“思积切”(xī)，因为它跟“臘”字的本义近似，“臘”字本义是冬季腌制的肉类，读音是卢盍切(là)，“腊”字就成了“臘”字的简化字，具有“臘”字的音切，这时“腊”就读卢盍切(là)，相应的“蜡”“猎”也简化出来了。

“趕、桿”的音符“旱”与“干”(干燥)义同，就换用“干”作声符。“喆”字间化为“哲”是意符字变音符字。“禮”简化为“礼”是换声旁。

(三)纠正训诂学史上古人错误解释

沈兼士说，义同换读可为研究训诂学、校勘学者辟一新途径。“如王引之《经义述闻》云，貣与贰相似而误读为贰。其实，贰是不一，忒训差爽，《说文》:‘差，贰也。’《广雅》:‘忒，差也。’义既相通，自可互用。故《毛诗》‘其仪不忒’，《释文》:‘不忒，他得反，本或作贰。’是忒、贰义通互用之证，不必如王氏所云‘士贰其行’，‘贰’当为‘貣’，强定忒是本字，貣是借字，贰是讹字，以通其说。盖王氏重于形似之讹，音近之借，不知义通者音异亦可互用，固为古书异文之习例也。”

沈兼士明确地指出了王引之对“士贰其行”的错误解释，并且指出“义通换读”是“古书异文之习例”。这个见解写在《文字义读法之一例》一文中，发表于1941年。可惜的是现代诠释家并没有重视并应用沈氏这个理论，而是继续默守清儒陈说。例如，朱东润主编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氓》:‘士贰其行’注释:‘贰，当为貣的误字。貣即忒的假借字。忒，差失，过错。”郭锡良、唐作藩、何九盈等编著的《古代汉语》:“《天论》‘修道而不贰’注释:据王念孙考证，贰应是‘貣＇(tè)之误。‘貣’同‘忒’，差错。”解惠全主编的《古代汉语教程》:“《天论》修道而不贰注释:‘贰’当作‘貣’(tè)，差。(依王念孙说。)”张世祿、严修主编的《古代汉语教程》:“《天论》:循道而不忒，注释:‘循道而不忒(tè):《荀子》原文作‘修道而不贰’，这里据王念孙校勘改。此语的意思是，依看规律去做而没有差错。”

沈兼士“忒、贰义既通自可互用”之说是有道理有证据的，现代学者，尤其是高校教材编著者似乎不愿采纳沈兼士这个观点，继续墨守王念孙、王引之父子成说，不敢越雷池一步。而沈兼士在1941年就批评过这种保守现象:“清代学者墨守本字本义之说，不足与之语古也。近人考订古文字之通用，于音读之不可通者，必强辞以解之，亦未足与之语古也。”

五、义同换读与《广韵》反切

《广韵》一书，承袭隋陆法言《切韵》及唐诸家韵书而作，为现存韵书中最完备的一种，它记载了大量一字数音(即异读字，又音字)的现象，例如，下平声二仙“乾，天也君也坚也，渠焉切(qián)，又音干。”上平声二十五寒“乾，字样云，本音虔，今借为乾(干)湿字，古寒切(gān)。”上平声十阳“汤，式羊切(shāng)，汤汤，流皃，本音他郎切(tāng)。”上平声十一“汤，热水吐郎切。”(他郎切同吐郎切)。去声七志“識，職史切(zhì)标志，见礼，本音式(shì)。”

《广韵》异读字被后世小学家视为正统而宗法之。《广韵》异读字绝大部分也被《辞源》《辞海》《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继承下来。但是汉魏注音家“义同换读”产生的许多异读字，《广韵》并没有采用和记载，以至后人(包括清儒和现代人吴承仕等)对这种注音现象提出种种质疑，沈兼士以及后来的李荣、吕叔湘、裘锡圭对这种现象的态度是:首先承认汉魏注音有“义同换读”现象，其次提出了一个解决办法，把本字本音叫“音读”，把“义同换读”产生的字音叫“训读”。沈兼士还认为日本和文之训读亦多源于汉字义读之法。

汉魏六朝“义同换读”注音，《广韵》也不是全然没有反应。《广韵》一书对“义同换读”有如下处理方式:

①采用本音和义同换读音。

搢，《周礼·司徒》:“搢扑。”《释文》:“搢，一音初洽切(chā)揷。”《广韵》:“搢，即忍切，缙绅之士搢笏而垂绅，又揷也。”

②一个字有三个音，《广韵》采用了两个本音，但最重要的义同换读的义读音仍未采用。

喙，《毛诗音义，曹风候人》:“喙，虚秽反，又尺税反，又陟角反。”

《广韵》:“喙，许秽切(huì)，口喙，又昌芮切。”按，没有采用“陟角切”。

③只采用义同换读音(义读音)而不采用本音。

沴，本音待显切或之忍切(古无舌上音，待显切与之忍切在上古是同类音)。在《汉书·五行志》:“唯金沴木”句中，换读为“戾”(郎计切)。《广韵》只采用了“郎计切”一个读音，没有采用待显切或之忍切的本音。查《辞源》所录，用“”作声旁的形声字，读音有待显切，之忍切这两类:待显切(tiǎn)殄紾;之忍切(zhēn)珍(zhěn)抮畛疹眕紾胗袗轸疹诊(chēn)趁。

“沴”字也从“”取声，同为从“”取声的孳乳字，为什么“沴”的读音格外不同呢?这是因为《广韵》编者确定“沴”字读音时，只采用义读之音“郎计切”，没有采用本音“待显切”“之忍切”。所以沈兼士批评说:“《广韵》本如淳而不收待显切之音，疏矣。”

④只采用本音没有采用义同换读的义读音。

例如:“诇”本音虚政切，汉儒义同换读“侦”(丑政切zhēn)。《广韵》:“诇，休正切。”没有又音。“龟”本音居追切(guī)，义同换读的义读音为举伦切(jūn皲)。《广韵》只采用“居追切”一个音。“辂”本音胡格切(hé)，车当胸横木，在“辂秦穆公”句中，换读为“五嫁切”(yà迓)《索隐》注音。《广韵》只采用“胡格切”。“滷”《说文》:“鹵，碱地也，东方谓之斥，西方谓之鹵。”《广韵》只采用“郎古切”(lǔ)一个音。

为什么《广韵》基本上不采用义同换读的义读音?这大概反映《广韵》编者追求的是一字(词)一符一音一义的规范。有些字必须有异读音，是因为一个符号担任表达两个以上词义的任务，从而有两个以上的读音，例如“乾”既表“乾坤”之“乾”的词义，又表达“乾湿”之“乾”的词义，随之就产生了又音，这种现象是一字借表多词的借形现象。与义同换读产生的又音性质是不同的。

但是“义同换读”是训诂学，校勘学回避不了的事实。于是《广韵》之后的韵书还是采用了一些字的义同换读的义读音。如《集韵》“龟”居逵切(guī)又俱伦切(jūn);“沴”郎计切(lì)又徒典切(tiǎn);“喙”许秽切(huì)又丁候切音斵(zhuó)。“狸”，里之切(lí)又纡勿切(yù)郁。《集韵》记录“义同换读”产生的又音，既弥补了《广韵》的疏漏，也是对汉魏义同换读注音现象的承认，因此，沈兼士说:“《集韵》噣喙咮注同列，正是宋人保存旧书音义之珍跡。”^[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