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兼士先生与汉字构形研究

陕西师范大学国际汉学院　赵学清

一

传统文字学兼有形、音、义研究，它把汉字作为研究对象，而汉字又是形、音、义的综合体，所以文字学包含音义研究是很正常的。20世纪初，随着学术的发展，学者们逐渐认识到文字学应当把汉字形体作为独立研究对象。较早提出这种看法的有唐兰、沈兼士等学者。唐兰先生说:“文字学本来就是字形学，不应该包括训诂和声韵。一个字的音和义虽然和字形有关系，但在本质上它们是属于语言的。”^[1]沈兼士先生也提出应对文字形体进行独立研究。他说:“文字学‘形体’，向来还没有人拿有系统的合于科学的方法来研究过他。”^[2]他发表了一些文章，提出自己的一些研究设想。文字学研究对象应以“形”为主的看法逐渐得到学术界的认同。从此，文字学研究重点放在“形”这一方面，文字学和训诂学、音韵学有了明确分工。

随着汉字研究的发展和深入，有的学者建议将文字学称为“汉字学”。汉字学研究的内容相当丰富，王宁先生概括为汉字构形学、汉字字体学、汉字字源学和汉字文化学四个分支。汉字学这四个分支的内容互相联系、密不可分，而汉字构形学则是其他三个分支的基础和枢纽。汉字的音义是从所记录的词那里承继而来的，只有字形是汉字的本体。不论研究汉字的字源、字用、风格还是汉字所携带的文化信息，都须首先把汉字的构形规律搞清楚。^[3]

汉字构形学作为汉字学的重要分支，近年来刚刚建立，它不是凭空产生的，其学术思想和基本理论构想早在20世纪初就由沈兼士先生提出来了。沈兼士先生早年对汉字构形研究的天才设想为今天汉字学的进展指明了方向。

二

沈兼士先生在《文字学之革新研究(字形部)》《研究文字学“形”和“义”的几个方法》等文章里提出他对过去的文字学研究情况不满意，并提出了汉字形体可以进行系统研究的思想。他认为数以万计的汉字本体应当是可以拆分和归纳的，他提出要进行“字体最小分子的研究”。他说:“这个问题，我想把各字体解剖到独立的极小部分，再用归纳法来判定他们的作用和分类。”^[4]沈先生的这个设想明确了汉字构形的系统性观点。他进一步说:“凡文字，皆系应用象形、指事、会意、形声等法，以·、一、凵、口、十，……诸简单符号组合而成。前者谓之造字之元则;后者谓之字体之最小分子。”“本以上定义以施研究之法，其术有二:(a)分析各字体，以定各最小分子之作用及其分类。(b)综合各最小分子，以观各元则之应用。”^[5]这里沈先生既提出了汉字构造的原则，也指出了汉字构造的基本单位。在具体操作时，先对具体汉字形体加以拆分，确定其最小的构形单位，然后加以归纳，看这些构形单位的作用、功能以及如何组合成字。

他的这些观点对汉字研究很有启发。遗憾的是，在他提出汉字构形研究设想后的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并没有学者认真关注他的观点。这种情况出现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政治原因影响到人们对汉字的认识和研究。曾经一度，汉字走拼音化道路和汉字改革成了汉字研究的主导方向。在这样的情况下，就根本谈不上对汉字的科学认识和研究了。这种现状持续到20世纪八十年代才有了转变。

新时期的汉字学研究逐渐摆脱政治干扰，走向科学研究的道路。在汉字结构的研究上，王宁先生提出的“汉字构形学”的理论。她在小篆的研究中，发现了汉字构形的系统属性，并把这一理论运用到古文字研究。“多次的《说文》系联使我看到字与字之间有序的联系，认识到汉字作为一种信息载体，一种被社会创建又被社会共同使用的符号，不可能是散乱无章的，在构形上必然以系统的形式存在。”^[6]汉字构形学的基本思路源于六、七十年前沈先生的理论设想，并把这一设想转化为现实，取得了汉字研究的新成就。

汉字构形学的任务是“探讨汉字的形体依一定的理据构成和演变的规律。包括个体字符的构形方式和汉字构形的总体系统中所包含的规律。就汉字的发展历史来说，不同阶段的汉字构形具有各自的特色。而汉字构形学要能涵盖各阶段汉字构形的诸多现象，为研究各阶段汉字提供基础理论和基本方法。”^[7]首先，每一阶段的汉字都是由一批基础构形元素构成的，可以称之为“形位”，如小篆9353个字可以拆分归纳成367个形位;其次，各阶段汉字的组合都是按一定层次有序地进行的;再次，各阶段汉字的构形组合都是有固定模式的，每种不同功能的组合都可归纳为一种构形模式。汉字的体系性就可以描写出来了。它不仅适合于小篆，而且适合于更早的甲骨文及隶变后的汉字。“汉字构形学”理论是汉字“六书”理论的升华与提高，是汉字本体研究在二十世纪的重要进展。该理论坚持了系统论的观点，提出了描写汉字这个符号系统的具体操作模式与量化标准，使汉字研究与现代科学的研究方法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同时，它还有助于教师正确指导学生学习汉字，有助于社会上规范使用汉字，有助于科学地拆分汉字、进行汉字编码，因而这一理论也有很高的实用价值。(www.daowen.com)

汉字构形学今天的发展与沈兼士先生早年的设想是分不开的。沈先生在传统语言文字学上造诣深厚，文献功底扎实，知识广博，视野开阔，接受了新的学术理论和方法，使他成为一代语言文字学的大师。早在20世纪初期发表的有关汉字形体研究的设想，充分表现出其理论的前瞻性。虽然他没能进一步对如何拆分汉字、汉字最小单位的性质、汉字构形单位的归纳等再做更详细的说明，但他所确立的基本原则和设想已经给汉字构形学奠定基础。

三

汉字构形学认为，汉字作为一种信息载体，一种被社会创建又被社会共同使用的符号，在构形上必然是以系统的形式存在的。为了揭示汉字的系统性，认识汉字的真正面貌，需要进行单字整理、梳理字际关系、进行认同别异等工作。对此，沈兼士先生也有精彩说法:“施行前法，有三难点，足以为进行之障碍，研究者当先注意之。(1)古籀小篆不出于一人之手，其为例多有不一致处;兼之书板传刻，时有舛误。(2)《说文》多采小篆，而小篆改易古文，失其造字之元形元意者颇复不少。(3)金、甲之文，固为极有力量之参考品，惟刻工往往逞刀锋之便，增损笔画，以图美观，遂致字形亦多歧异。今须先用精密工夫钩稽爬梳，以解决上列之三难点，然后前法乃可以告成就。”^[8]

沈先生谈到的第一个难点是，字形可能由于造字者、用字者不同出现一字异体现象;同时由于传抄刻印，一定会有一些文字讹误。他谈到的第三个难点是，甲骨文和金文字体由于刻写之故，有增损笔画的现象，这些都可能造成字形歧异。“增损笔画”即“异写字”的表现之一。在汉字使用过程中，由于各种书写因素的影响，书写时会使一个字的形体有较大的随意性，包括笔画数量的多少、笔画形态差异以及书写工具和载体造成的各种形体差异。由于书写造成的差异体现在笔画层次上，故其对汉字的构造意图不会产生根本影响。在分析汉字构形时，必须对上面提到的汉字的异体现象和异写现象进行研究，也就是进行认同别异的工作。这样可以排除文字使用过程中的非本质现象的干扰，突出能展现汉字内在规律的构形属性的测查。

他说到的第二个难点是，汉字发展到小篆，其形体较之造字之初已经有了很大变化。许慎认为最古的汉字，其字形结构保存了造字的笔画意图，叫“笔意”。而汉字在不断发展变化过程中，笔画日趋简约，加以书法取姿，致使原来的笔意漫漶不明，已不能分析其点画结构有什么意义了，这是“笔势”。在《说文解字》中，有的正篆下对字形没有作出任何解释和分析，仅说明“从古文之象”“从古字之象”“象古文之形”“从古文省”等等。这是许慎认为这类篆文已经成为笔势，如果要寻找其造字意图，必须追溯到古文。沈兼士先生对此有清醒认识，特别提到在做汉字构形分析的时候，对于小篆中那些已经失去笔意的字应该“用精密工夫钩稽爬梳”，才能做好汉字构形的分析和研究工作。

汉字构形理论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归纳构形模式。许慎曾经用六书分析汉字构形，唐兰、陈梦家和裘锡圭等先生都提出过不同的“三书说”。王宁先生则提出了适合不同阶段汉字构形分析的十种模式。沈兼士先生在这方面也有贡献。他不满意自古以来解释“六书”条例的说法，认为“独、合、纯、变、兼”等说法产生混乱。他提出:“凡文字，皆系应用一个或一个以上之元则组合而成。”^[9]他还列表说明汉字造字有使用一个、两个，甚至三个、四个造字原则的不同情况。

他的这一看法涉及汉字构形的层次问题。只应用一个造字原则的字基本是一个层次。如象形字“日、月、人、马、牛、山、水”等;如指事字“刃、朱、亦”等;如会意字“名”从口从夕，“取”从耳从又等;如形声字桃、菲、河等，都是一个层次，不能进行二度拆分。而运用两个以上原则造字的大多是两个以上的层次。如“颢”可以进行二度拆分，由形声和象形两种造字法组合起来。其中日、页作为基础构件是象形字，而“景”是形声字，从日，京声;“颢”是形声字，从页，景声。如“楚”可以说运用了象形、会意、形声三原则，可以进行二度拆分。但这三个原则并不是同时使用的。象形造字法表现在“木”和“疋”两个基础构件上;会意造字法体现在“林”字上;而形声则体现在“楚”第一层次的拆分上，即从林、疋声。

沈兼士先生的这些设想说明他不仅提出汉字构形研究的理论设想，而且还提出具体的分析与操作方法。今天，他的设想逐渐实现，充分表现出其理论见解的可行性。

总的看来，沈兼士先生的这些设想还比较简略和粗疏，有一些看法也有一定的局限。如从他的文章看，他对汉字构形的分析似乎只限定在小篆。如他在汉字形体的拆分上，只说拆分到汉字的最小分子，而没有进一步阐明其性质。但是，沈先生对汉字构形研究的理论设想和具体思路具有开创之功，筚路蓝缕，存在问题在所难免。任何学术都是在继承基础上才有发展，汉字构形学的建立也不例外。沈先生为汉字构形学的创立奠定了理论基础，其功绩不可磨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