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　述

沈尹默

我是浙江省无兴县竹墩村人，但我出生在陕西兴安府属之汉阴厅(一八八三年)，一直到二十四岁才离开陕西，回到故乡来，住了三年。

我的曾祖父玉池公是前清副贡生，终身清苦，课徒为生，冬夏一床席，无钱置书，常手抄经籍，授子侄辈诵习，幼年犹得见其所写小楷《尔雅》。祖父拣泉公是前清解元，潘世恩、何凌汉的门生，在北京时，常为潘代笔。他的诗思敏捷，酒酣辄手不停挥，顷刻成章，书法颜、董，有求之者必应，毫不吝惜，后随左宗棠到陕西，即未他往，曾任汉中府属之定远厅同知，有遗墨赏桂长篇古诗在城外正教寺壁上。后来我父斋公亦官定远，前后连任十年。我十五岁时，已略知书字，因命我将祖父题壁诗钩摹一通藏之。父亲亦喜吟咏，但矜慎不苟作，书字参合欧、赵，中年喜北碑，为人书字，稍不称意，必改为之。公余时读两汉书，尤爱范史。我幼年在家塾读书，父亲虽忙于公事，但于无形中受到薰育。定远原是僻邑，而官廨后园依城为墙，内有池亭花木，登高远望，则山野在目，河流湍急有声，境实静寂。每当课余，即往游览，徘徊不能去。春秋佳日，别无朋好可与往还，只同兄弟姊妹聚集，学作韵语，篇成呈请父亲，为评定甲乙。山居生活，印象至深，几乎规定了我一生的性格。直至二十一岁，父亲见背，始离山城返居长安，不久，即赴日本留学，未及一年，以旅费不继，归国，遂奉母回吴兴。偶有所作，被同乡俞寰澄看到，游扬于盐商周湘舲，蒋孟频之前，遂被延聘至杭州，为作文字。因早岁僻居陕南，既无良师，可以请益，且以远处外省，又不能回故里应科举考试，以资摩练，入学校肄业，更不可能。所以新旧学问，皆无根底，只以自己兴趣所在是诗词与书法，因而不断暗中摸索。偶遇有人谈诗论字，即从旁注意听取，归而参之旧说，加以思考，信合于理，然后敢从其言，至今学习，犹循着这一途径。

我五岁上学，发蒙的李老师是一位年过七十的不第秀才，他却爱好诗歌，时常喜欢念几遍《千家诗》中的名句，如“将谓偷闲学少年”之类给我们听。记得有一次要我作一首菊花诗，你想，让一个才会了几句“人之初”的顽童咏菊，是不是在开玩笑吗?结果，老师替我作了一首了事。后来另请了一位湖南宁乡吴老夫子。这位老夫子自己虽然不作诗，但教我们读《古诗源》、蘅塘退士所选的《唐诗三百首》，我觉得很好。这位先生教人很严厉。我自小就没有记忆力，十四岁那一年，因为背不过书，急得生了病，在家中修养了一个时期，颇感到轻松自在。于是乎一连读了几遍《红楼梦》。又看了一些小仓山房的著作，以及李、杜、韩、白诸唐人的诗选，其中尤其喜读香山的作品，这样，就引起了对于诗歌浓厚的兴趣。后来觉得袁子才不十分高明，就把他搁置不观。《红楼梦》却一直是我当时处世接物的指导。五四时代，有人嘲笑我为“红老之学”，就是因为我时常要引用这两部书的缘故。到了北京后，对于老杜、义山、牧之等人的集子，认真地研习了一下。宋人诗、山谷、后山是后来才读懂的。开始只爱好陈简斋诗，放翁所作，不尽爱好，诚斋集却以为是非仔细阅读一过不可。我最不能领会的要算是梅宛陵的，它太声希味淡了。也许再过几年去读，会懂得一星半点吧。我最爱南唐后主及冯、欧、二晏、山谷、简斋诸人的小令，慢词本不甚注意。直到六十以后，才学会作四声长调。柳、秦、苏、辛，皆所欢喜。至于《山中白云词》则与《剑南诗》等视之。曲子也写过，亦止写过一些小令，没有继续去用功。(www.daowen.com)

五四前后，曾作过许多白话诗，只是尝试而已，毫无成绩可言。前期所作，阿英同志为搜集抄成一册见赠。后期在一九二一年左右，旅居日本西京时所作，未曾发表过，抗日战争时，悉数遗失了。

旧体诗稿存荚中者尚有数百篇，前后印行者只其中之一部分。

一九五七年四月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