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沈兼士先生的教育思想
沈兼士先生是中国近代杰出的语言学家、史学家、卓越的教育家。关于沈先生的学术成就及其贡献,前辈先贤已颇有论述,尤其对于沈先生在文字学、训诂学领域的卓越贡献,学界已有公论。而对沈先生的教育思想却少有人论及,这是因为沈先生并未专门著文论述自己的教育思想,所以他的教育思想还未引起应有的重视。但是,纵观沈先生一生的教育实践及其所体现的教育思想,深感在厉行教育改革的今天,总结沈先生的教育思想实有有益当世、启迪后人之处。
一
20世纪初,由于受西方新教育理念的影响和对我国传统封建教育的深刻反思,我国出现了近代以来第一次教育改革,涌现出了很多杰出的教育家,他们纷纷提出了自己的教育思想。比如蔡元培先生在《关于新教育的意见》中首次提出了具有近代意义的教育方针,他的新教育方针包括:军国民教育(军事、体育)、实利主义教育(智育)、公民道德教育(德育)、世界观教育和美学教育等内容。胡适先生则主张教育独立,他认为教育惟有在经济、政治上独立于社会,才不致受经济盛衰、政权更替的冲击,从而保证其保存、传播、创新知识的历史继承性。胡适还认为基础教育是整个教育的基础,并指出必须强调义务教育,因为义务教育又是基础教育的基础。胡适的教育思想突出了实用教育,是实用主义教育思潮的力倡者和首要代表。1946年,他在《请政府注意教育问题》的提案中,明确指出:“教育是立国之本,亦为施行民主政治之基础。”傅斯年先生则痛披当时教育界存在的五大弊端:①层层的过渡教育,一切学校都是为了升学而过渡,导致“教育成了变相的科举,是不能建成近代型国家的”;②教育是游民教育,教育所造出的人,游民多而生产的人很少;③学校教育成了资格教育,对于学生的能力却不管不顾;④教育是阶级教育,有钱有势家占据了很多的优势;⑤现在的教育颇有幻想的成分,办学没有根据社会的需要和社会提供的可能。他也据此提出了一系列的应对措施。
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兴起了近代以来的第二次教育改革。教育者开始反思我国在第一次教育改革以后实行的教育模式,认为我国在西方影响下实行的教育模式是一种工业化的“制造型”教育。它采用的是工业化的制造模式,即“模具制造——批量生产”,其功能在于自上而下地规范学习和规范学习者,使之标准化、模具化,以便批量生产和造就工业化所需的大量人才。体现在教学过程中则是专注于对受教育者的直接塑造和改变,是“以教定学”的教育。因此,以新课程和新课改为表现形式,从基础教育开始,我国兴起了一场自下而上的教育改革,打出了“新教育”的鲜明旗帜。
与第一次教育改革相比,这次的教育改革不再只是教育家的提倡和实践,而是围绕着基础教育这个核心,在全国范围内基本达成了共识,并且逐渐形成了比较统一而且系统的教育思想。新教育改革的主要思想包括:第一,新教育的核心理念是为了一切的人和为了人的一切。人文精神的核心是关注人的生存状态,关注人的发展空间。所以教育不仅要关注教师,还要关注一切的人,帮助校长,帮助家长,帮助社会上所有的人去发展。同时教育要关注人的一切,因为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每一个孩子都是一个独特的个体。最好的教育应该让每个人的潜能、个性得到最大程度的张扬和发挥。第二,新教育的目标是:追求理想,超越自我。第三,新教育要教给学生一生有用的东西。新课程提出要把知识技能走向情感,走向价值观。其潜台词是:教科书对孩子有用,但不是一生的东西。要努力尝试,教一些让学生一辈子真正有用的东西。第四,新教育要重视精神状态,倡导成功体验。要着力培养学生能够不断地感受成功,不断地体验成功,从而能够不断地相信自我,不断地挑战自我。第五,新教育强调个性发展,注重特色教育。第六,让师生与人类崇高精神对话。教育应该对人类的问题,对于人类的命运,对于人类文化的发展延续,对于文明的进程,予以关注。
从这两次教育改革的核心思想可以看出来,从总体上来说,第一次教育改革时期的教育家在反对封建传统教育、建立新的教育体制和确立新内容方面有着明显的进步性,并且都是教育、科学救国的实践者,都注重教育的目的,想通过教育的功能提高国民素质,促使国家强盛、社会进步。所以他们的教育思想主要是从宏观的角度来反思和改革教育。第二次教育改革时期,人们对学习活动本身,对教育的功能,对教育者和学习者的关系,都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如果说第一次教育改革更多地关注了教育的宏观层面,那么第二次教育改革则更多地关注了教育的中观层面。而从教育的微观层面,从教与学的关系、教学过程的具体实施、教师在教学中扮演的角色、如何培养优秀的教育工作者等角度来探讨如何进行教育改革的却不多。无论教育观念如何改变,学习始终是教育的核心,教育思想依然需要体现在学习活动过程中,所以恰恰是教育的微观层面才是教育活动应该始终关注的层面。虽然宏观的理论导向很重要,但是宏观要靠微观来实现,否则宏观的理论就会沦为空谈。并且,两次教育改革都没有关注高等教育的改革问题。
沈兼士先生正处于第一次教育改革时期,当时社会上兴起了讨论改变教育、科学救国的热潮。沈先生作为学者、作为卓越的教育家却并未专门著文论述自己的教育思想,而沈先生执教一生,不可能没有自己的教育思想。这或许从侧面反映了沈先生的观点,教育固然需要理论的指导,但教育切忌空谈,教育要落实到具体的教学环节中。根据沈先生的弟子们回忆恩师的片断记载,我们从沈先生的教育实践中,体会到了如何成为优秀的教育者,并看到了沈先生对教与学的关系、教学过程的具体实施、教师在教学中扮演的角色等微观问题的看法。
二
概括地说,沈兼士先生的教育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www.daowen.com)
第一,教师应在教学中运用多种手段激发学生的兴趣。沈先生给学生讲授文字学,在上课之前,很多学生以为这门课会繁难枯燥,但沈先生却深入浅出,联系生活中的具体问题来讲解知识,解决了学生的畏难情绪,使学生觉得原本枯燥的知识鲜活有趣,同时,也启示了学生如何运用知识解决生活中遇到的具体问题。如叶世芙的《回忆沈兼士老师片断》中就提到“沈先生教授文字学特点之一,就是每每在课堂上叫学生起立读课文,总是关照同学用自己出生地本乡本土的方言朗诵,也就是说,我是广东人就得讲广东话,你是上海人就得讲上海话……然后再由沈师根据各地方言的读音来解释说文解字。”沈先生还注意到因材施教,情景教学,运用多种方法引发学生的兴趣,使学生乐在其中。张秀亚在《记恩师沈兼士先生》中说“大一的时候,他教我文字学,这门课程我原以为是枯燥乏味的,而由他娓娓讲来,我们感到兴趣盎然。记得有一天他讲‘剗’字,他说这个字的本意是赤裸的意思,并举古籍中的剗马为例,他说那即是没有鞍辔的马。同时,他更引用了李后主的词句,来显示这个字的意义:‘剗袜步香阶,手提金缕鞋。’他将一个字解释得富于诗情画意,使学生都爱上了这门功课。”以诗句来注解文字,使枯燥的文字变的诗情画意、生动鲜活,这样的课学生怎么会不爱听呢?
那么,沈先生何以能做到这一点呢,关键是因为沈先生学识渊博、精研渊览、贯通古今,所以才能左右逢源、信手拈来。王栋岑《怀念沈兼士先生》里讲沈先生上课时“布衣长衫,蔼然可亲。讲起课来,旁征博引,内容十分丰富。”这也是高等教育与基础教育不同之处,从传授知识的广度与深度而言,基础教育的要求显然要远远低于高等教育。因此同样是利用情景教学激发学生兴趣,二者所使用的方法却不同,侧重点也不同,基础教育更偏重于利用各种教学手段帮助学生理解所要学习的知识,而高等教育则偏重于拓宽学生知识的深度与广度,解决学生的疑惑,启发学生发现问题并努力解决问题。所以对教师的要求当然也不同,对高校教师而言,首先自己要能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要有既博又精的知识,要能够由博返约,然后在此基础上注重授课技巧、利用教学手段,激发学生兴趣。这一点在其他辅仁名师身上也充分体现了出来,马英林《德操垂万事文章传千古——忆恩师余嘉锡先生》中提到余嘉锡先生唐朝以前的书全读过,唐朝以后的书读了三分之二,所以上课时旁征博引、滔滔不绝。柴德赓《陈垣先生的史学研究》中提到陈先生年轻的时候就熟读《四库全书提要》与《书目答问》,后来又全翻了《四库全书》。李瑚《国历史考证学与陈垣先生对它的贡献》里说“《史源学实习》这门课,本来是一门枯燥无味的课,但在先生的教导下,同学们都感到很有兴趣。”正是因为有这样一批杰出的教师,辅仁才在当时那样动荡的环境里,那样艰难的条件下,培养出一批大师级的人物来。
第二,教师应为学生指示做学问的门径,启发并引导学生自主性学习、探索性学习,从而锻炼学生的学习能力和创造能力。沈先生在教学中注重教会学生自己去探索知识的本原,探求知识的归宿,使学生由被动接受变为主动探索,并在探索的过程中获得能力,也就是说要让学生学会学习。阎贵森在《谈我如何受沈师学术观点的启示》中所说“先生平易近人,在教学中善于启发学生自己动手研讨问题,不做填鸭式讲授……受业弟子莫不深受启迪……先生讲授《说文解字》课是以段玉裁《说文注》为教本。先生命我们通读,并把‘全书中发凡启例之论,最而录之’……先生命我们这样做,是教给我们入门之法,同时也使我们从中领会一些治学的途径。”沈先生还特别为学生开阅读书目,以指导学生读书。周祖谟的《怀念尊敬的恩师沈兼士先生》中也写到“每次上课,他抒发己见,对于文字的起源和发展以及前代有关文字学的书籍都提出个人的看法,以启迪学生进行思考,勿为旧说所宥;同时拈出问题,指导学生如何学习,如何进行研究,举一反三,这是最可宝贵的知识。”可见,沈先生的教学绝不拘于书本,而是以自己的思考启发学生,以问题启发学生。李维棻《风流儒雅忆吾师》“至于先生讲课方式,则非常简易,仅为提示门径,令其自行钻研,并令各视学力所及,不可躐等旁骛,以免徒劳无功。”可见沈先生教学为学生指示了门径,提出了问题,教导了方法,所以不同学力的学生都能有收获。要做到这一点,运用启发式教学方法是一个方面,但前提是教师自己要知门径、有问题、会方法,否则以己之昏昏,焉能使人昭昭。
第三,尊重学生,倾听学生的看法,师生平等。沈先生是誉满天下的名师,但是沈先生在教学中并不搞一言堂,而是与学生平等对话。马英林的《邪正古来观大节,是非死后有公言》就写到“沈师讲课,音调缓和,语言清晰,如谈家常。课后,总是和和气气,从无疾言厉色。沈师课上,有时我竟插话,不但未被斥责,还得到过先生的赞同……沈先生也是一位‘望之俨然,即之也温’的良师。”沈先生的其他弟子们也都提到沈先生上课时亲切和蔼,谦抑为怀,所以沈先生的课堂上课堂气氛非常好。倾听学生的发言,塑造良好的课堂氛围是教学环节中非常重要的一环,这是传统教学容易忽略的地方。教师往往想让学生多多发言,而学生从小被鼓励要积极发言,所以学生常常在没有听清教师的话语后就急急发表自己的看法,发言结束后学生如释重负,对于别人的发言充耳不闻。教师则经常在听学生发言时,心不在焉地想着“下一步该怎么办”,于是便希望学生的回答和自己的考虑是一致的,而出现异向的回答时,教师会从容请他再作思考,请其他同学回答。所以这种对话是没有倾听、急于表现的“虚假”对话,是流于形式的,是肤浅的,教学双方都缺乏真正的倾听和思考。实际上,互相倾听是互相学习的基础,不仅学生需要倾听,倾听对于教师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仔细地倾听每个学生的发言,在此基础上开展指导,远远比形式上的对话更重要。而做到尊重学生,倾听学生的看法的前提是谦抑为怀。唯有谦抑为怀,才能不断拓展知识,才能真正做到尊重每个学生。
第四,不要将考试仅仅作为区别学生分数高低的手段,而是通过考试启发学生深入思考。如叶世芙在《回忆沈兼士老师片断》中提到的那样,“沈先生授课的另一特点是,每逢考试他仅在黑板上写下颇难捉摸的难题,便回到自己的院长办公室做自己的研究工作去了,偶然回教室看望同学答卷情况时,总会有人要求他再度讲解试题,甚至要求给予若干暗示。那种时候,沈先生往往笑答:‘在考试时间问我,未免晚了点吧!图书馆近在咫尺,同学们何不去找找参考书,准许在图书馆内作答,时间不够的话,明天交卷也可以。’”可见对于考试的目的、方式,沈先生是有自己看法的,考试不是为了分出学生的优劣,而是督促学生学习的手段;考试的方式尽可以灵活多样,考试可一不分时间、地点,而要以是否达到考试的目的来衡量考试组织得成功与否。回过头再来看我们今天教育中所存在的问题,为什么会有学生因为考试成绩不好自杀,会有学生因为考试成绩而作弊?关键原因是我们至今对考试的目的没有正确的认识,教育制度和教师、家长的观念上都把考试作为分化学生优劣等级的手段。所以沈先生的思想是否应该引起我们的反思呢?
第五,要善于鼓励学生。沈先生爱表扬自己的学生是出了名的。周祖谟的《怀念尊敬的恩师沈兼士先生》中也写到“先生对后学期望甚殷,每每谈到大兴朱筠之爱士。在课堂上不断鼓励学生。常称北大从来就具有优良传统,三年准出一人才。前有魏建功,后有丁声树云云。”李维棻《风流儒雅忆吾师》“诸生中有望而却步,亦有废然知返者,至勤奋之辈,则更困勉以求,四年之后,亦稍有成就,先生于结业时,则常加以慰勉之词,令之欣喜。盖平日虽不督责,对其成绩仍甚关切,每次考后,必报最佳者名字,与其他教授交谈间,亦乐此不倦。”启功《上大学》亦云“沈先生平生最慕朱筠,提拔寒畯,乐道后学之长,甚至于不避夸张。”今天,新教育也大力倡导赏识教育,发掘学生的闪光点。但赏识教育和鼓励教育还不同,赏识教育主要强调发现学生的优点,而鼓励教育则是通过鼓励培养学生的优点,孰优孰劣,高下立现。我们已经注意到赏识教育,但还没有注意鼓励教育,很多老师吝于鼓励学生。这主要是因为一则没有充分认识到鼓励对学生所起的巨大作用,再则不了解学生,因为鼓励不等于吹捧,鼓励要恰到好处才能起到作用。而现在很多教师,尤其是高校教师是上课铃响进教室,下课就走,不了解学生,不关心学生,如何能谈得上恰如其分的鼓励呢?所以善于鼓励学生的前提是真心关怀学生。著名学者叶嘉莹在辅仁大学上学期间,得遇学贯古今、融会中西的顾随,眼界大开,而她处呈习作,即得顾师的褒奖和珍爱,称赞她“作诗是诗,填词是词,青年有清才若此,当善自护持。”并期望她能别有开发,自成建树“成为南岳下之马祖,而不愿足下成为孔门之曾参也。”这样真切的关怀、殷切的鼓励怎能不让学生铭记在心呢。真正的教育家一定是重视并善于鼓励教育的。
从沈先生的弟子们的诸多记载中可以看出来,沈先生真是个成功的教育家,他用自身的学品、师品、人品打动了学生,以自身的综合魅力感染了学生,正如李维棻《风流儒雅忆吾师》中所提到的“自古风流蕴籍,最擅佳名,惟世间究有几人如是,殊难言之,虽然,先生固真名士。凡举止仪态,迥异乎常辈,其礼貌伟岸,而举步轻微,行时道履飘逸,摇曳生姿,高迈神彩,左右流转。”沈先生虽从未专门著文论述教育,但他确实将教育思想贯穿到了教学过程中,他在教育微观层面各个环节的成功实践实在值得我们学习,他的经验在今天看来也毫不过时,并且依然具有指导意义,依然值得我们学习并努力实践。
正因为辅仁大学有一批沈先生那样的大家、教育家,辅仁大学培养出了各个领域内的大家,培养出了许多杰出的人才。与当时的辅仁相比,今天的许多高校都比当时的辅仁大学硬件条件好、教授人数多,可是以培养出来的人才而论,有几个高校能跟辅仁相比?大学毕业生素质差、能力低的事件也屡屡见诸报端,面对这样的现状,我们的高等教育是否也该反思一下呢?追其原因,教育制度是一个方面,教师的因素也不可忽视。
在教育活动中,教育者和学习者始终是主角,无论教育者和学习者的关系如何定位,教育者的行为都会决定教学活动的成败。所以要想有成功的教育,必须先有成功的教育者,必须关注教育者如何在具体教学中扮演好角色,如何处理好教学中的微观环节。无论是哪种教育理念,都需要教育者在教学活动中体现,所以,要有成功的教育必须培养成功的教育者。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第二次教育改革至今方兴未艾。虽然这次改革是从基础教育开始的,并且讨论的热点至今还是主要集中于基础教育,但是这场改革最终必然会延伸到高等教育的领域里来,尤其是师范院校会成为高校当中最先被波及的对象。因为能否培养出优秀的教育者是最后决定这场教育改革成功与否的关键一环。那么,怎么培养出优秀的教育者,怎么成为优秀的教育者,沈先生堪称我们学习的楷模,沈先生的思想正可值得我们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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