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前后的沈尹默

安康学院中文系　周龙田

沈尹默被认为是“五四”运动的幕后组织者，起源于他自己的一次谈话。“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下半天，无甚事做，有点烦闷，便约了一两位朋友到什刹海会贤堂面湖的楼上吃茶谈天。记得我和一位朋友说，我们在这里偷闲，这个当儿说不定有一件甚么大事发生。即席便作了一首减兰小词赠他。词是这样写着:‘会贤堂上，闲坐闲吟闲眺望。高柳低荷，解愠风来向晚多。冰盘小饮，旧事逢君须记省。流水年光，莫道闲人有底忙。’后来这首词被人看见，以为“五四”运动我必曾参与其间，至少亦在事前知道。其实并不如此，只能说是偶尔瞎猜猜着有着这么一回事而已。”^[26]从此以后，许多人都认为沈尹默是“五四”运动的组织者，不相信沈尹默的解释。周谷城说:“他不认为自己是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的战士，不过是一名卫士角色。这是谦虚之辞。他是早期白话诗倡导人之一，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名战士。”^[27]实事求是地说，沈尹默的解释是完全可以相信的。但也不能据此否定沈尹默的历史地位。只要看看沈尹默在“五四”前后走过的道路，就能更具体地看到沈尹默对北大的重要贡献，看到沈尹默在中国现代历史上做出的重大贡献和历史价值。

沈尹默是在1903年，因为父亲的辞世，全家离开陕南的汉阴来到古城西安的。此时正是国家处于大变革之际，沈尹默感受到了社会思潮的涌动，毫不迟疑地踏入了时代变革的潮流之中，寻求救国救民的思想和道路。1905年他和三弟沈兼士决定自费到日本去留学。当时因为父亲的辞世，使这个本不富裕的家庭生活变得十分的拮据，并没有足够的钱让他们兄弟去国外留学。但是青年人对远大理想的憧憬，对国家民族命运的担忧，对国家民族的献身精神，使他们不怕任何困难，毅然决定去留学。可是终因家境困难，沈尹默在日本只留学了不到一年时间就被迫回国。但九个月的留学经历对他开阔眼界，解放思想，树立新的人生观念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他在《孤愤》中写道:

南北东西足苦吟，

楼高天远望沉沉。

独怜乌鹊群飞意，

谁挽江河日下心。

孤愤终朝成抵几，

故情从古惜忘簪。

穷途穷律犹非是，(www.daowen.com)

对酒当歌已不禁。

诗中流露出面对动荡不定的社会，内心充满了焦虑苦闷。虽然自己有一颗救国救民的雄心，但是却找不到施展才能建功立业的途径。可见他也是一位时代意识强烈的新青年。

留日归来后，沈尹默在自己的家乡浙江以教书为生。1913年因为北大校长严复的辞职，工科学长何燏时代理校长，预科学长是吴兴人胡仁源。此二人都是沈尹默的好友许炳堃的朋友。因此许炳堃向何、胡二人推荐沈尹默，沈尹默由此进入北大，开始了长达16年的北大生活。当时的北大是由前清的京师大学堂改制而来，还不能算现代的大学，许多教师是由政府官员担任，他们并不能给学生传授新知识新观念，只是应付差事而已。而学生们多是官宦人家的子弟，来到学校最大的兴趣是结识这些官员，为以后仕途的发达积累政治资源，营造一张官场运转的网络。作为留学归国的现代知识分子沈尹默，当然不满足这种现状。一方面恪尽教师的职责，积极地传播新思想新知识。另一方面从提倡新的生活方式入手，改变人们落后的生活习惯，形成良好的科学意识。如1918年1月16日，由沈尹默、周作人、陈独秀等十四人提议“制定教员学生制服”议案。他们列举了三条制作统一校服的理由:“1.整齐形式。2.使学生有尊从大学制服之观念，于行检上加以精神管束。3.表示本大学已进入世界各大学之列。”这一提案被评议会教员一致通过。此事虽小，但是可以看出沈尹默反对守旧封闭，力图向世界大学看齐的开放创新的远大眼光，改变许多学生还穿着长袍马褂上学的旧习。^[28]当时北大治校采取教授治校，于1917年6月设立评议会。评议会是北大校长之下的校务管理机构，学校的一切事务都要经过评议会的研究通过后，才能予以执行。评议会的委员一年一选。沈尹默在1918年10月23日就以24票当选文科预科的评议会委员。随后在1918年、1919年、1920年、1923年、1924年、1925年、1926年担任评议会的委员，参与北大的学校建设，为北大的改革发展做出了极大的贡献。^[29]如1919年8月12日，北大评议会开会，会上委员提议修正“职员任用及薪俸规程”，大家推举马幼渔、黄伯希、俞星枢、胡适之、沈尹默五人负责修正。当时北大的教师由部分外国人、本校教师、外聘教师组成，一些人还在校外担任兼职，教师之间薪俸不公，意见较大。特别是一些外国教员，教学能力低下，工作不负责任，却仗着西方列强的背景，领着高薪。这次改革降低了这些教师的薪酬，辞退了一些能力低下的教员。为此一些英国教员把此事告到英国驻中国大使馆，引起了一场外交风波。在蔡元培和沈尹默等人的坚持下，这项改革最终得以施行。随后北大在沈尹默等人的支持下，大力延揽人才，引进许多新派人士，形成了周作人、沈尹默、沈士远、沈兼士、钱玄同、刘半农、陈独秀、胡适等坚持改革开放的强大势力。为北大的改革开放和向现代大学的转型提供了根本的保证。为新文化新思想的传播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正因为沈尹默在北大的发展中做出了显著的贡献，所以北大教育当局呈请北京政府教育部对北大办学有功的人员予以奖励。1919年4月，《国务总理呈大总统核议教育总长请奖办理学务有劳绩人员夏元瑮等勋章文并指令》中，沈尹默被授予“五等嘉禾章”。^[30]当时共有19人获此荣誉(奖项因人不同)。沈尹默获得奖励，既是对他为北大建设出谋划策的肯定，也显示了沈尹默在北大德高望重的地位。这就是蔡元培改革北大时，向沈尹默请教的根本原因。

1917年1月，蔡培元接受北京政府的邀请，担任北大校长。从此北大开始了历史的新篇章。蔡元培是一位留学法德的教育家，对西方现代教育制度非常了解，他力争把北大办成一所现代化的大学。因此他提倡“循思想自由之道，取兼容并包之法”，容许各种各样的学说自由发展，使北大呈现一派新气象。这其中与沈尹默等许多老教员的大力支持分不开。蔡元培到校之初，即去拜访了沈尹默。沈尹默向蔡元培提出三项建议:“第一北大办学经费要有保障。第二按北大的章程设立教师组织评议会。第三规定每隔一定年限，派教员和学生到国外留学。”沈尹默的提议与蔡元培的开放教育思想不谋而合，蔡元培当即答应。沈尹默虽为传统的文人，但绝不是保守狭隘的顽固派。而是具有世界眼光的教育家，对于如何办好北大一定是经过深思熟虑，否则不会立即提出这些建议，并被蔡元培立即接受。蔡元培对北大的学科设置进行了大胆的改革，把北大的工、理、文、法、预五科，改为只办文、理、预三科，把工科划到北洋大学(天津)，废止法科。后来又增设教育系。此举引发守旧势力和部分学生的极力反对，形成了一次风潮。但是由于沈尹默等人的大力支持，使蔡元培的改革最终能够实现。

此时社会变革的浪潮席卷了中国大地，“民主”和“科学”的思想广为传播，封建主义和封建思想受到人们强烈的批判。人们借用“文学革命”的手段，坚决否定了封建的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以此来开启民智，启蒙民众，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北京大学的广大知识分子，群起响应，纷纷参加了新文化的传播。沈尹默就是此时积极战斗的新战士。他参加了《新青年》编辑部的编辑工作，虽然他因为眼病没有具体参加编辑事务，但是他的参与本身就是对新文化阵营的大力支持。同时他勇敢地拿起笔，开始写作白话诗的试验，是我国最早的白话诗的作者之一。在《月夜》集中，他留下了十八首白话诗，不仅为“文学革命”做出了极大的贡献，更为重要的是达到了古典文学与新文学的对接，开创了现代新诗的象征主义的道路。把古典文学的音韵、对仗等手法融入新诗的创作，为新诗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新的路径，受到周作人和胡适的高度赞扬。

1919年5月初，北大学生准备在5月7日纪念“国耻日”。然而此时远在法国巴黎的凡尔赛却发生了一件事关中国前途命运的大事。1919年4月29日到30日，中国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参加巴黎和谈，英美法三国竟然答应日本，把德国占领的山东青岛政治权归中国，经济权转让给日本。此前梁启超从巴黎通电全国就说，要警告政府和国民，严责各全权代表，万勿署名，以示决心。5月1日，中国谈判代表，外交总长陆宗舆致电北京政府，要求签字。遭到了外交委员会(总统外交事务智囊机构)的强烈反对。5月2日，北京政府不顾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密电在巴黎的中国谈判代表可以签字。消息传出，举国哗然。外交委员会事务长林长民在《晨报》《国民公报》上撰文说:“山东亡矣，国将不国，愿四万万众誓死图之”5月3日，北京各界紧急磋商对策。当晚北大学生在北河沿北大法科礼堂召开学生大会，并约请北京13所中等以上学校代表参加，大会决定于4日(星期天)举行示威游行，地点:天安门。5月4日就爆发了以北京学生为主体的大规模的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爱国运动。

这就是历史上的“五四”运动。它是在新文化运动的大背景下发生的，因巴黎和会中国的外交失败而突然引发的，是具有强烈民族色彩的，以学生为主的，反对卖国政府，反对列强凌辱的一场爱国运动。它并没有受制于某人，也不是什么党派的暗中操纵。所以沈尹默的解释是完全可以相信的。然而在接下来的事件中，沈尹默的作为令人赞叹不已，显示了一位具有强烈正义感的爱国知识分子的高尚情怀。5月7日，在北大校长蔡元培积极奔走，大力呼吁下，终于使被捕的学生被释放。5月9日，蔡元培突然留下辞职书，离京出走。北大顿时陷入混乱。当时《晨报》报道说:“自前日群众运动出现后，外间遂发生种种风说，有云解散大学者，有云焚毁大学者。昨据某方面消息，又有人提议更迭北大校长，欲以旧派中之马其昶代蔡元培。该派运动颇力，唯当局恐因此又生风潮，甚不以为然云。”^[31]其实蔡元培的辞职一是他走以后，当局可以从轻处罚学生。二是避免当局认为他在暗中支持学生运动，缓解北大与当局的激烈矛盾。三是蔡元培不主张学生参加社会运动，认为共和时代，应办超政治的教育，学生应以神圣之学术为根本。因此认为自己治校不力，应引咎辞职。但是蔡元培的作法却使北大面临非常危险的局面。当时北京当局根本不重视教育，认为北大可有可无，他们早就不想办大学了。所以蔡元培的出走，不仅仅是北大面临分裂的可能，甚至北大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机。5月13日，北大评议会和教授会18人联合召开会议，商讨北大的时局问题。会上，大家决定“以挽回蔡校长为本校共同目的，而以维持大学为挽回校长之唯一方法。”于是大家推举张大椿教授，胡适教授，黄右昌教授，俞同奎教授，沈尹默教授一同协助温宗禹教授(蔡元培临时委托之人)共同处理校务。最后大家认为:“两会同人之意以为蔡校长此时虽不在校，而蔡校长之精神犹在。蔡校长年来苦心创建之种种组织犹在，若此时遽行瓦解，不特蔡校长数年心血弃于一旦，而去吾人希望蔡校长返校就职之目的更远矣。是以两会同人希望本校教职员工及同学诸君竭力维持大学，务期校中秩序不乱，外间奸人无隙可乘，一方面与京内各学校一致努力进行，务求达到目的而后已。”^[32]可见沈尹默此时坚决地站在蔡校长的一边，不顾个人的安危，维护北大的团结和生存，反对旧派人士对北大的分裂活动，反对卖国政府对北大及学生的迫害。这既是对蔡校长改革的大力支持，也是一种强烈的爱国思想的体现。虽然他不是站在爱国运动的最前沿，但同样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这种胆识和高尚的人品光照日月，成为我们后人学习的宝贵精神资源。随后沈尹默和马幼渔、徐森玉、狄膺(学生代表)受评议会的委托，南下杭州去游说蔡元培回校。在全国各界人士的共同努力下，蔡元培最终答应回校继任校长。“五四”运动遂告一段落。当时全国新文化新思想的大本营也得以留存，为中国现代革命保存了珍贵的种子。沈尹默也因为自己的革命行为名垂青史。

1922年，沈尹默应邀到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担任教授。这是他对女性教育的大力支持，也是女性解放和社会进步的表现，体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功劳。然而此时封建思想意识并不甘心自己的失败，时刻进行着反扑。1924年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许寿裳因积极支持女师大学生的进步爱国活动，支持学生宣传新思想新文化的活动，在封建势力的压迫下，被迫辞职。教育总长章士钊派杨荫榆女士担任女师大校长。杨荫榆虽然留学日本，但是思想守旧，坚决反对新文化新思想。她上任以后，严厉压制学生的爱国进步活动，反对学生传播新文化新思想，激起了学生们强烈的反对。为了打击学生的革命行动，她先是开除学生自治会的六名学生干部，打压学生运动。学生们团结起来一致反抗杨荫榆的倒行逆施，坚决地进行爱国进步的活动。杨荫榆采取提前放假，强行驱离学生离校，瓦解学生斗志的阴险手段。然而学生们坚持不离开学校，与杨荫榆抗争。杨荫榆竟然采用雇佣流氓打手冲进校园追打学生的卑鄙手段，迫害学生，镇压学生。这就是历史上的“女师大事件”。在这一事件中沈尹默始终站在爱国进步的学生一边，坚决地支持学生的正义行动。1925年5月26日，沈尹默、马幼渔、周树人、李泰叶、钱玄同、沈兼士、周作人等教授在《京报》上发表《关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公开支持女师大的学生的正义斗争。北京大学在女师大事件发生后，也给予大力的支持。这也与沈尹默的努力是分不开的。1925年8月18日9时，北大评议会在李煜瀛的召集下开会，共15人参加会议，沈尹默是其中一员。会上大家商讨如何支持女师大。“李煜瀛提议章士钊摧残女师大，实为教育界的罪人，学生既反对章士钊，君侪亦应十二分援助，北京大学宜与教育部宣告脱离关系，一致驱章云云。”^[33]这个提议一出，有人反对。认为评议会一是无此权力，二是教育不应卷入政治漩涡。但是以李煜瀛、沈尹默等六人坚决支持，加上主持会议的主席顾孟馀的同意，以七票对六票通过了这个提案。8月23日胡适、陶孟和、燕树棠、陈源、颜任光等十七人联名发表宣言，反对评议会的提议。认为“(一)本校应该早日脱离一般的政潮与学潮，努力向学问的路上走，为国家一个研究学术的机关。(二)本校同人要做学校以外的活动的，应该以个人的名义出去活动，不要牵动学校。(三)本校评议会今后应该用其大部分精力去谋求学校内部的改革，不当轻易干预其权力以外的事集。”^[34]就在此时教育总长章士钊，公开支持杨荫榆，趁此机会压制北大的爱国进步运动，意欲铲除北大而后快。竟然断绝北大的办学经费，胁迫北大屈服就范。北大爱国进步的教职员工奋起反抗，决不屈服。8月28日上午9时，以李煜瀛、沈尹默为首与以胡适等人为首两派人马在北大二院开会，讨论北大脱离教育部，反对章士钊任教育总长的问题。胡适等人坚决反对北大脱离教育部，反对不让章士钊任教育总长的提议。双方争论激烈，会议开了四个半小时。李煜瀛和沈尹默等人发表宣言，认为:“章士钊思想陈腐，行为卑鄙。他作为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的第一着，就是接二连三的训令各校，禁止学生开会纪念国耻。第二着就是提倡荒谬绝伦的复古运动，压迫新思想，抹杀时代精神，以固宠而保禄位。……自从他卷土重来，借整顿学风名目，行摧残教育的计划。对于女师大的风潮，不用公允的办法去解决，竟用武装警察强迫解散学校。又用巡警老妈子强迫拉出女生，直接压迫女师大，间接示威于教育界。并且可借此压倒种种的爱国运动，达到他一网打尽的目的。因为上列缘故，所以今天我们要出来抵抗他，反对他为教育长官。”^[35]这次联名支持的教员共有42人，沈士远、沈尹默、沈兼士、周树人、周作人、马幼渔等都签字，支持这一决议。北大校长蒋梦麟只好执行这一决议。宣布与教育部脱离关系，反对章士钊任教育总长。章士钊在北洋政府的支持下，先是不给北大拨款，并且通告银行界不得向北大通融。随后9月5日“教长章士钊抱定整顿学风，认国内一切学潮之策源地为北大，北大在国内具有众星拱晨之慨。”因此“请合肥(当时政府内支持章士钊的皖系军阀势力——作者注)提出国务会议，为形式上之通过，下解散北大令。”^[36]北大处于风口浪尖上，生死存亡的关口。沈尹默与北大许多具有正义感和爱国进步精神的知识分子，奋起反抗，坚守民族的良心，保卫北大来之不易的改革成果。反抗守旧势力的分裂活动，反抗腐败政府和一切黑暗势力对北大进步力量的压迫。最终取得了斗争的胜利。

总之，沈尹默在“五四”运动前后，始终站在时代的前列，用一种开放的眼光，参与北大的改革和建设，使北大由一种官僚习气沉重的学校，变成一所世界性的现代化的大学。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沈尹默最早响应，用自己的新诗创作实践，为中国新诗探索发展开辟一条新路。在中华民族走向新生之际，勇敢地站在民主正义的一边，坚决地反抗各种黑暗势力的压迫和迫害，支持爱国进步的青年学生的反抗行为，为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而操劳，在中国现代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