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沈”与陕南渊源考

汉阴三沈研究学会王涛

作为享有国际声誉并对中国文化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的沈士远、沈尹默和沈兼士昆仲，其成就和影响学界早有公论，中外研究者不乏其人，但其身世生平和学养渊源一直少有人专门研究，即使有文论及，也语焉不详，留下许多不解之谜。

1913年2月，应北大代理校长何燏时、预科学长胡仁源的邀请，沈尹默到北京大学预科教中国历史，第二年任国文系教授兼国文门研究所主任，教授汉魏六朝诗文，自此一直在北大任教16年。其弟沈兼士和兄长沈士远亦先后到北京大学任教。沈兼士创办北京大学国学门研究所，任主任，讲授文字学、《说文解字》等课程，后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辅仁大学文学院院长兼文科研究所主任、代理校长等职。沈士远任北大预科教授、庶务部主任，讲授《国故概要》。棠棣三人，各自学有所长，名重京师，时人并称为“三沈”。鲁迅先生夫人许广平在《鲁迅和青年们》一文中写道:“我初到北平时，即听朋友说:‘北平文化界之权威，以三沈二周二马为最著名。’”其他的文献记录还有:“北京大学在全盛时期，都讲之士，多自名家，一般倾慕者流，随喜集其姓氏而并称之，以为美谈，如云:五马、四陈、三沈、二周，等等不一而足。^[1]”“吴兴三沈，都是民初赫赫有大名的学者。^[2]”“民十以后，外人谓北大当政者，有‘三沈三马’之称，后又有‘朱马’之名，实际说来，确够得上是北大的中心人物。三沈者，本科教授沈尹默、沈兼士，预科教授沈士远，本哥仨也。^[3]”

一、三沈出生成长于陕南

现存所能见到的有关“三沈”籍贯的文献资料，大多介绍其为“浙江吴兴人”，沈尹默、沈兼士先生所作诗词落款常署“吴兴尹默”“吴兴兼士”，而“三沈”昆仲同在汉阴出生长大，并且其祖孙几代人在陕西生活了40年的重要史实却鲜为人知。“三沈”之中，仅沈尹默在一些文献资料中，介绍过他的出生地是陕西汉阴，如《蜀中墨迹》，“中国农业大学历任校长简介”(1931年2月，沈尹默出任国立北平大学校长，并于1932年1月至5月兼任农学院院长)、“上海沈尹默先生故居简介”，福寿园“书坛泰斗沈尹默先生纪念馆”简介对其籍贯的介绍。“大先生”沈士远和“三先生”沈兼士的生平文献资料此前尚未发现提及出生地汉阴。

有关介绍“三沈”身世生平的第一手文献资料现在并不多见。戴自中先生2004年提供他收藏的沈尹默先生一九五七年四月四日所撰《自述》^[4](草稿)中说:“我是浙江省吴兴县竹墩村人，但我出生在陕西兴安府属之汉阴厅(一八八三年)，一直到二十四岁才离开陕西，回到故乡来，住了三年。”褚保权在《沈尹默与中共领导人的交往》^[5]一文中提到:“1959年，沈尹默在北京参加第二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和政协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期间，毛主席接见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和尹默一见面就亲切握手，称赞尹默说:‘您工作得很有成绩，人民感谢您。’还说‘听你的口音，不像浙江话。’尹默回答说:‘早年生活在陕南。’”沈尹默1966年1月在《我和北大》^[6]一文中说:“我是浙江吴兴人，因父亲在陕西供职，我于1883年出生在陕西汉阴厅。”褚保权先生在《忆尹默二三事》^[7]中说:“尹默原名君默，祖籍在浙江省吴兴县竹墩村。1883年6月11日出生于陕西省兴安府属汉阴厅——他父亲做官时的住所，尹默的父亲和祖父都擅长书法，也喜爱收藏些古书、字帖。”

据“三沈”的几位至亲后人介绍，“三沈”为人处世极其低调，在世时很少言及身世。陕南少数有心人士以往也仅仅知道沈尹默生长于汉阴，其他便难以知晓。2001年上海举办沈尹默先生逝世三十周年纪念活动，曾发函邀请汉阴派人参加。携论文代表陕西与会的西安美院茹桂、李青等教授在省市报刊发表《沈尹默在陕西》和《沈尹默在汉阴》等文章，引起人们的关注。遵领导嘱咐，本人经多方联系并与有关人士一道，走访“三沈”的至亲好友和弟子，在陕南首次获悉一重要史实:“三沈”昆仲是亲兄弟，其兄弟姊妹同在陕南汉阴出生长大。此后，本人因与王友根、王兴友等人倡议并参与负责筹建“三沈纪念馆”，由是产生探究“三沈”的身世生平的兴趣。因为了解“三沈”的祖父和父亲在陕南任职安家情况及其家学渊源，对了解“三沈”的思想品格、文化结构及性格气质等的形成至关重要。

2002年4月30日，经“三沈”亲友联系，笔者有幸在何乃英教授等人的指引下，在北师大红楼拜访了“三沈”的世交、当代国学泰斗启功先生，在请启功先生题写三沈纪念馆馆名时，启功先生告诉我:“过去实行异地任职，‘三沈’三代人，有两代在陕南为官，家室安在汉阴。按现制算，(该)是陕西籍汉阴人，但他们遵祖制，一直(署)用的吴兴(籍)。如果有机会，将把这些(情况)用小字写在匾额上。”启功先生说，“三沈”出生在一个充满中国传统翰墨书香的家庭，兄弟姊妹和其母亲俱能吟诗填词，写一手好字。他还说“二先生(沈尹默)还是在汉阴成的家。^[8]”

西安美术学院谌北新教授是沈尹默先生的外孙，年少时曾长期生活在“三沈”身边，他也是“三沈”亲友中受“三沈”影响最大、最了解“三沈”的著名学者。他在《回忆外公沈尹默》^[9]中写道:“1953年，我从中央美院毕业到西安工作，他(沈尹默)知道后很高兴，因为他的青少年时代是在陕西度过的，那时他的父亲在陕西汉阴做官，他与长兄士远先生，三弟兼士先生经常背着包袱从陕南越秦岭出子午谷到西安来。他说，对我所在学校的杜曲、樊川一带是熟悉的。有一次他写了两把扇面给我，其中一把上面写着:‘稠酒熏人意兴佳，秦川风土尽堪夸，依前杜曲通韦曲，别是杨家接李家。开广陌，走香车，长安市上旧繁华，欲从何事谈天宝，万古残阳噪乱鸦。’”沈尹默晚年曾作《西江月》^[10]一词，回忆当年兄弟结伴往返于西安汉阴间的这段难忘时光:(序云)“感忆儿时并南山晨出子午谷口豁然见朝日于天地之际。”其词云:“子午谷前日出，居然平视瞳瞳。牛车历尘地天通，未觉风尘澒洞。五十年来人事，催教老却儿童。金鸟来去已匆匆，莫更峰头迎送。”词中对儿时生活的怀念之情跃然纸上。

谌教授近年应邀两次赴汉阴考察时，穿行于月河两岸，泛舟在碧绿的汉江上，曾多次感慨说:“汉阴是典型的中国山水，这里真是世外桃源，人间仙境。‘三沈’兄弟姊妹当年常常跋涉在陕南青山秀水间，是这方水土养育了他们。汉阴质朴的民风在他们身上体现得很鲜明，汉阴厚重的人文环境铸就了他们的沉稳个性，包容万象的学养。现在很多研究者不清楚‘三沈’的学问是从哪里来的，‘三沈’的思想是从哪里来的，这是一个值得认真研究的大课题。其实，‘三沈’的学问、思想、为人、性格乃至衣食习惯等等都是从汉阴来的，是汉水文化养育出来的，是严格的家教熏陶出来的，是多年的‘童子功’练出来的。没有在汉阴多年练下的‘童子功’，‘沈天下’(沈士远)、沈尹默和沈兼士一入北大就讲历史，讲哲学，讲文学，一讲一学期，滔滔不绝地讲了一二十年，那能现蒸现卖吗?……^[11]”

二、三沈祖父、父亲为官于陕南

据沈尹默《自述》记载:“我的曾祖父玉池公是前清副贡生……祖父拣泉公是前清解元，潘世恩、何凌汉的门生……后随左宗棠到陕西，即未他往，曾任汉中府属之定远厅同知，有遗墨赏桂长篇古诗在城外正教寺壁上。后来我父斋公亦官定远，前后连任十年。”

“三沈”之祖父沈揀泉和父亲沈祖颐除在定远厅(今镇巴县)任职外，在汉阴等兴安府属地是否任职，为何将家室安于汉阴，沈尹默在《自述》中并没有提及。经人指点，2004年7月9日，我与姚荣文老师在汉阴县史志档案局查阅民国版《汉阴县志》^[12]，在第三卷第二十四页《汉阴历代行政官吏一览表》中，发现了“三沈”之父沈祖颐在汉阴任职的情况，揭开了尘封已久的一段历史。该文献记载:沈祖颐，临安人，监生，光绪八年(1882)四月任汉阴厅抚民通判，光绪九年五月离任;又于光绪十七年(1891)八月再任汉阴厅抚民通判，光绪十八年(1892)五月离任，升汉中府定远厅同知。县志评介曰:“政尚简易，不事矜张。”该文献还记载:“清乾隆17年(1752)，陕西巡抚毕沅奏升兴安州为府，以汉阴知县移作附廓安康县，所留旧治，添设盐捕通判一员。清乾隆54年(1789)，陕西巡抚以安康知县难管兴安、汉阴两州县之地，奏请改盐捕通判为附民通判。一切仓库学校皆仍归旧治。添设训导、巡检各一员，兼管石泉、紫阳、平利三县水利、捕盗事务。”据以上史料可知，沈祖颐所任抚民通判为当时汉阴最高行政长官。清朝在新开发的地区和军事要塞设置厅，与州县同为基层政权机构，其长官为同知或通判。直隶厅与直隶于省的州平行，直隶于省;散厅与散州和县平行，属于府。定远为直隶厅，嘉庆七年(1802)始设，汉阴、砖坪为散厅^[13]。所以，沈祖颐以汉阴抚民通判改任汉中府定远厅同知，是为升迁。

笔者曾请镇巴县政府办公室同志帮助查询“三沈”的祖父和父亲在镇巴县(当时为定远厅)任职的情况，《定远厅志》所载“三沈”之父沈祖颐到镇巴任职情况与《汉阴县志》所载时间吻合，所不同者，定远厅志载其籍贯为浙江归安。笔者曾与谌北新教授等人专程去西安三兆公墓，探寻1925年于右任书丹、沈尹默撰文的彭仲翔将军碑文，沈尹默在碑文前所署的正是“归安沈尹默”。经查有关史料，方知临安、归安、吴兴和湖州历史上确曾有过隶属关系。安康地方文史研究者陈平、张正生、巫其祥等人，是较早注意到沈尹默先生生平的有心人，陈平曾在《沈尹默先生在陕南》一文中推测:“曾署任砖坪厅抚民通判、安康县知县、汉阴厅抚民通判”的“沈祖颐可能就是沈尹默的父亲^[14]”。(www.daowen.com)

据《重续兴安府志校注》^[15]第四卷“职官志”“汉阴厅抚民通判”录载:“沈祖颐，浙江归安县人，进士，光绪八年(1882)四月署，十年十一月卸任。”“光绪十七年(1891)八月任，十八年(1892)五月卸任”。“砖坪厅抚民通判”录载:“沈祖颐，浙江归安县人，进士，光绪五年(1879)署任。”又载“沈祖颐，光绪九年复任。”“安康县知县”录载:“沈祖颐，浙江归安县人，进士，光绪元年(1875)以砖坪厅(今岚皋县)通判署任，八年仍回本任。”另据《岚皋县志》“政权志”通判名录载:“沈祖颐，号贻仲，籍贯浙江绍兴府，1887年(光绪十三年)任(砖坪厅)抚民通判”。《重续兴安府志校注》第五卷“学校志”“名宦祠(在戟门东)中祠”载“清兴安砖坪厅抚民通判调署安康知县沈公祖颐”。第十一卷“名宦志”和第二十一卷“金石志”中，载有沈公政绩:“沈祖颐，字贻仲，浙江归安县进士。光绪庚辰(1880)秋，以别驾署安康县事。下车后，凡保甲仓储诸政，次第修举，尤拳拳以兴学育才为急务……”从目前已查阅史料看，“三沈”之父沈祖颐自清光绪元年(1875)至光绪十八年(1892)五月在陕南兴安府(今安康市)砖坪厅、汉阴厅、安康县三地任职达18年以上，在汉中府(今汉中市)定远厅(今镇巴县)连续任职10年。任内兴学育才，为官清廉，造福一方，颇有口碑。

三、陕南山居生活对三沈的影响

从“三沈”祖父1867年随左宗棠自京入陕，赴陕南任职将家室安居汉阴，到1902年沈尹默在汉阴与朱云(四川人，父亲在陕南为官)结婚，至次年沈父沈祖颐在任内去世，“三沈”举家迁离汉阴移居西安，1907年返居吴兴、杭州，“三沈”几代人在陕西整整生活40年，其中在陕南生活了37年。这段时期正是中国近代史上新旧交替、内忧外患的关口，而“三沈”兄弟姊妹在远离尘嚣、优美宁静的陕南汉阴山城出生长大，度过了美好的青少年时光。“三沈”自离开陕西后，虽未再回到汉阴，但从沈尹默晚年回忆平生时惜墨如金的1400余字《自述》中，竟有1100余字是在满怀深情地讲述如何在陕南度过的青少年时光，从中不难体会到陕南时期的生活对他们一生的重要影响。

沈尹默在《自述》中说:“我五岁上学，发蒙的李老师是一位年过七十的不第秀才，他却爱好诗歌，时常喜欢念几遍《千家诗》中的名句，如‘将谓偷闲学少年’之类给我们听。”“后来另请了一位湖南宁乡吴老夫子。这位老夫子自己虽然不作诗，但教我们读《古诗源》、蘅塘退士所选的《唐诗三百首》，我觉得很好。这位先生教人很严厉。我自小就没有记忆力，十四岁那一年，因为背不过书，急得生了病，在家中修养了一个时期，颇感轻松自在。于是乎一连读了几遍《红楼梦》。又看了一些小仓山房的著作，以及李、杜、韩、白诸唐人的诗选，其中尤其喜读香山的作品，这样，就引起了对于诗歌浓厚的兴趣。”“我十五岁时，已略知书字，因命我将祖父题壁诗钩摹一通藏之。父亲亦喜吟咏，但矜慎不苟作，书字参合欧、赵，中年喜北碑，为人书字，稍不称意，必改为之。公余时读两汉书，尤爱范史。我幼年在家塾读书，父亲虽忙于公事，但于无形中受到熏育。”“定远原是僻邑，而官廨后园依城为墙，内有池亭花木，登高远望，则山野在目，河流湍急有声，境实静寂。每当课余，即往游览，徘徊不能去。春秋佳日，别无朋好可与往还，只同兄弟姊妹聚集，学作韵语，篇成呈请父亲，为评定甲乙。”“因早岁僻居陕南，既无良师，可以请益，且以远处外省，又不能回故里应科举考试，以资摩练，入学校肄业，更不可能。所以新旧学问，皆无根底，只以自己兴趣所在是诗词与书法，因而不断暗中摸索。偶遇有人谈诗论字，即从旁注意听取，归而参之旧说，加以思考，信合于理，然后敢从其言，至今学习，犹循着这一途径。”沈尹默自己对陕南时期的评价是:“山居生活，印象至深，几乎规定了我一生的性格。”

褚保权先生说沈尹默“出生于陕西省兴安府属汉阴厅——他父亲做官时的住所”，其家应是在县城内。至于究竟在城内何处，笔者曾多次问过沈兑、谌北新、褚家玑和戴自中等“三沈”亲属弟子，他们仔细回忆过，均称未曾听“三沈”亲自言及。有邑人考证现在汉阴县城民主街颇具江南民居风格的111号大院，即是“三沈”在汉阴的故居。笔者曾去信美国请教该宅院原住户汪浩然先生，汪先生说不记得该宅院在他家迁居之前是否住过沈氏人家。倒是该宅院西厢房门楣上所刻“宽厚”二字(据屋主人说，已拆的东厢房曾刻有“平和”二字)仍依稀可见，很有几分尹默遵从的二王书风。

据沈兼士先生女儿沈兑教授介绍，沈祖颐在汉阴育有三子三女，“三沈”昆仲大姐名沈星联，大妹沈雅君，小妹早故。“由于家学渊源，儿女自幼即受熏陶，喜爱文学与书法。父亲深解子女爱好，因材施教。长子士远，学批公文，以承父业;次子尹默独爱诗词书法;三子兼士则攻文字学。^[16]”其姊妹三人，亦颇有才学。据戴自中先生介绍，“三沈”之姊沈星联少时与弟妹联吟的诗句“烹茶双鬓湿，攀竹一襟风”等也曾获其父好评，尹默先生晚年还曾提起。

若论陕南及汉阴地域文化对“三沈”的影响，可仅据有限资料略陈一二。陕南处在中国内陆南北分野的交汇地带，地理上的原因及属楚归秦的历史，使荆楚文化、巴蜀文化、秦陇文化在这里交融发展。秦巴山区作为中国道家文化的重要发源地之一，不仅道观众多，老庄思想更是大行其道。受老庄思想的浸润，汉阴人勤劳质朴，待人忠厚。沈士远从小专攻古文，精研老庄。新文化运动前，沈士远先在浙江高师教国文，后入北大讲授《国故概要》，成为享誉京华的“沈天下”。周作人晚年著文回忆“三沈”时说:“沈大先生沈士远，他的名气都没有两个兄弟的大，人却顶是直爽，有北方人的气概;他们虽然本籍吴兴，可是都是在陕西长大的。^[17]”教育和环境对其性格气质的影响可见一斑。

据《安康地区志》等史志记载，今藏汉中市汉台博物馆被誉为汉隶翘楚的《石门颂》，其书写者王戎、韩朗即生长于西城县。汉唐以降，汉阴乃至陕南爱书习书相沿成习。“南宋安康书法甚为活跃，尤以碑版书法为盛。”“明、清时期，安康书法受宋元影响，行、草、隶、篆俱全。名家辈出，各具特色，是安康书法发展兴盛时期。清朝早期，以帖学为宗;至中期，碑学兴起;晚期，则盛行碑学。且传世书法作品颇多，精裱卷轴书法作品大量存世。一大批书法家活跃在安康书坛。^[18]”各家流派中欧字最受推崇。“从汉阴历代存留下来的牌匾、碑文亦可看出很重的欧体书法风格^[19]”。同时，陕南自古诗风、文风亦盛，传唱至今的民歌经久不衰，更有历代官吏的大量诗文留存，迁客骚人也多会于此，览物咏怀的诗文流传甚广。既是“安康首邑”，汉阴的文化积淀尤为深厚，编于上世纪四十年代的《汉阴县志》，仅“艺文志”就有数十卷。这样的人文环境对“三沈”的成长不无裨益。其父沈祖颐喜吟诗文，书宗欧阳询，兼涉赵松雪，中年尤喜北碑。沈尹默从小即受父亲熏陶，喜爱文学与书法。五岁入家塾读书，读《千家诗》《古诗源》《唐诗三百首》等。十二岁始习书法，从欧阳询《醴泉铭》《皇甫诞碑》入手，对叶蔗田所刻《耕霞馆帖》最为欣赏。塾师崇拜黄自元的字，要他临黄自元《醴泉铭》书帖。他遵师命，依样画葫芦。一次父亲见他临帖，便在仿纸上写了临欧阳询《醴泉铭》的字。他看见父亲写的方严整饬，和自己临帖一比，立见雅俗，于是弃黄自元而学欧阳询，兼习篆隶^[20]。虽然后来沈尹默曾认为早年学书走过弯路，但在陕南汉阴时期培养的诗词和书法的浓厚兴趣，却决定了他一生的追求，并几乎规定了他一生的性格。汉阴乃至陕南南北交融的文化氛围，加之家学渊源带给他的传统文化和江浙文化基因，深深地影响着沈尹默兼容并包之文化精神的形成。这种文化精神不仅在沈尹默先生的书法与文学创作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学术价值，也在他的教育思想和人生价值取向上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台湾学者陈玉玲评价其文学主张时即指出“沈尹默乃是新旧文化、文学冲突中的典型调和派文人，即以‘不薄今人爱古人’的中庸观点，兼善新旧文学。^[21]”“沈尹默先生早年习古典诗词，后来也作新诗，而最终以古典诗词作品最有成就，而无论新诗、旧诗，风格神韵尚一以贯之。他的书法亦是如此，即使临习北碑，亦无霸悍之气，流露出含蓄中合的趣味。他对生活及学术上某些是非的争论抱有超然之态，这都是他早年生活环境和家学遗传形成的精神气质和文化品格所致。^[22]”

陕南特别是安康因明清以来的以闽赣皖和湖广为主体的大规模移民迁来定居，至今仍是“十里不同音，五里不同俗”。大家信奉“宁舍祖宗田，不舍祖宗言”，这里便有了南腔北调的众多“方言岛”独特景观。数省方言汇聚一地，和而不同异彩纷呈，这里成了研究我国方言和音韵的一方宝地。沈兼士在此生活了18年，他1905年自陕西留学日本，先入铁道学校，毕业于东京物理专科学校，终生志趣却在“小学”，并以无人能匹的文字学、训诂学成就独步20世纪中国汉语言文字学界，这固然与他留日时师从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不无关系，但少时成长环境的影响以及由此产生的研究兴趣无疑是最好的老师。沈兼士先生在任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主任期间，“他作了多方面的学术发展计划。如成立编辑室，成立清内阁大库档案会，成立考古学研究室以及风俗调查会，成立歌谣研究会，并且注意到国内各地的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的调查工作……他所提倡的各方面的学术研究工作对后来学术界的影响极大。^[23]”这些“开风气之先，而且终成蔚为大观之学术流派”的重大举措，不能说与他少时的生长环境没有关系。

现在所有能读到的有关沈兼士先生的文章，从未有人提及陕南对他的影响。倒是沈兼士先生自己写的一首回忆儿时陕南生活的小诗可帮助我们叩开他的心扉。尽管这是管窥蠡测，但仍可窥一斑而见全貌。这首诗是目前仅见的沈兼士先生写陕南的诗文;“童年随宦汉中，山城花事极盛，与诸兄姊家塾放学，颇饶嬉春之乐。夏浅春深，徜徉绿荫庭院，尤爱听鸠妇呼雨之声。丧乱之余，旧游重记，偶闻鸣鸠，不胜逝水之感。”(诗云)“漠漠轻阴欲雨天，海棠开罢柳吹绵。鸣鸠有意惊春梦，唤起童心五十年。^[24]”此诗为1944年季春，沈兼士先生为躲避日伪搜捕自京南下途经陕南入蜀所作。沈兼士先生作此诗时已57岁，童年与诸兄姊自汉阴去汉中定远厅探望父亲的嬉春之乐如在眼前。2007年沈兑教授和沈兼士先生门婿王葆圣先生生前都曾告诉笔者，沈兼士先生平常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但与兄弟姊妹交谈时，带有较重的陕南乡音。安康学院张德新先生发现，沈兼士在给“脚”字注音时，采用了汉阴等地的方言。谌北新教授和上海沈尹默故居褚家玑馆长介绍说，与弟沈兼士不同的是，沈尹默先生一生不仅保留了在汉阴养成的生活习惯，甚至到老也未改浓厚的陕南乡音。

“三沈”兄妹众多，相处融洽。他们在汉阴读书习字，赋诗作文。课余之时，或登文峰塔远眺百里山川，或访庙宇碑楼寄情于山水。每当春秋佳日，兄弟姊妹，或翻凤凰山过汉江，前往定远同游，或越秦岭沿子午古道至西安造访师友。在陕南秀丽的山水中，在汉阴宁静的山城中，在严格的庭训中，在融洽的亲情中，“三沈”兄弟姊妹受到良好的诗词、古文和书法等传统文化熏陶。

“三沈”在陕南生活时期，远离了烽火外患的侵扰，严格的家学熏陶和多年的冷板凳练就的“童子功”，为“三沈”打下了扎实深厚的国学功底，温馨融洽的骨肉亲情和南北交融的文化氛围，使“三沈”养成了不激不励的个性特征、兼容并蓄的文化品格。诚如北京大学新闻发言人、校党委宣传部部长赵为民教授所言:“任何文化现象都不是孤立的。像‘三沈’这样一门昆仲三大师的现象，离不开故乡特定人文环境的滋养。当我们置身于‘三沈’出生和生活了20多年的汉阴县，我们似乎能够体悟到‘三沈’奇观出现的文化之谜。”“在汉阴的生活和成长经历，对‘三沈’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严格的家教，使他们打下了很好的国学功底;质朴的民风，形成了他们沉稳、包容的个性和学养;移民的生活艰辛和顽强奋斗，使他们了解社会现实、体会民间疾苦、立志奋发图强。汉阴养育了‘三沈’，‘三沈’也为汉阴赢得了风采，可以说是‘两不相负’^[25]”。

2008年6月至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