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我国企业家的环境研究

如第五章中所调查论证的，企业家的人格特质并不是统一的，而学历、年龄、性别等与企业家特质并不相关。现在问题的关键不是要将谁制造成企业家，而是要建立一个能够生成企业家的环境和土壤，让企业家自己胜出。由此，我们的视野也就转变为研究是什么限制了我国企业家的成长，如何建立一个适合企业家生长发育的环境的问题了。

企业家环境是指企业家借以在其中进行企业经营活动并使自身得到成长的外部条件。本章首先从理论上分析企业家环境的构成及企业家职能对环境的要求，再通过四个案例来分析中国企业家环境的现状与问题，最后，提出改进和完善中国企业家环境的一些建议。

一、企业家环境构成

企业家环境是指企业家借以在其中进行企业经营活动并使自身得到成长的外部条件。如果说，企业家特质或素质是企业家成长的内在条件，那么，环境则是企业家成长的外部条件。

为了更好地理解企业家环境构成，我们在这里首先要区分企业环境和企业家环境这两个容易混淆的概念。我们认为，它们是相互联系又不完全相同的两个概念。企业环境是指影响企业生存和发展的企业外部条件，而企业家环境是指企业家借以在其中进行企业经营活动并使自身得到成长的外部条件。从概念的内涵上看，企业环境以企业法人为主体，而企业家环境则以企业家个人为主体；从二者概念的外延上来区分，由于企业家环境是站在企业家的角度，因而企业本身的内部条件属于企业家环境的一个部分，但却不属于企业环境。

为了理论分析的方便，我们在这里将企业家环境分为企业家微观环境和企业家宏观环境。当然，现实生活中企业家环境的这两个部分是密切相关的。企业家微观环境主要指影响企业家从事企业经营活动和成长的企业制度条件，如企业制度、企业家激励约束机制，等等；而企业家宏观环境则主要指影响企业家从事经营活动和成长的社会经济政治条件，如经济体制环境、政治体制环境、社会文化环境，等等。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市场环境是一个影响企业家经营和自身成长的重要的、综合性环境因素，这一环境因素可以称之为企业家中观环境。由于这一环境因素的特殊性，我们将另作探讨（详见本书第七章）。

二、企业家职能对企业家环境的要求

（一）企业家职能

对环境的要求取决于企业家的职能。企业家的职能是什么？

在现代社会里，经营者职业化是现代企业制度的重要标志。作为经营者的企业家，他们担负着维护企业正常运行和发展的重要任务。他们位于企业管理层级的最高层，作为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决策者，直接面对不确定的市场环境，寻求企业发展机会。

所以，从微观上看即从某一企业、某一企业家个体来看，企业家的职能就是经营企业。经营就是指策划、谋略，其实就是高级的管理。

但从宏观上看即从全社会、全部企业家阶层的角度来看，企业家事实上履行的是市场供求矛盾调节人的职能。整个企业家阶层承受着市场结构的全部重压，他们在市场价格机制的引导下配置社会资源，创造社会财富。

（二）企业家职能对环境的要求

如上所述，企业家的职能可以从两方面来看，一方面，从企业家在企业中的地位和作用看，企业家履行的是经营职能，即决策和规划职能。另一方面，从全社会、全部企业家阶层来看，企业家履行的是市场调节人的职能。

1．经营决策职能

为了履行经营决策职能，就需要在企业内部赋予企业家特殊的地位和相应的权责利，这就需要现代的企业制度环境与之相适应。从理论上说，作为经营者的企业家不是企业物质资本的所有者，但他们为企业的生产与经营提供特殊的人力资本，这种人力资本是一种相对独立的生产要素、也是企业发展最稀缺的资源。正因为如此，在两权分离的现代企业制度下，经营者实际上掌握了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控制权。这种控制权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制定和组织实施企业长远发展规划和投资方案。②制定和组织实施企业的利润分配方案。③决定企业内部管理机构的设置。④制定和组织实施公司的基本管理制度，等等。在现代企业制度下，经营者的责任是与其权利对称的，经营者担负着资本增值的重任，对企业股东负责。他们必须遵守公司章程，忠实履行职务，维护公司利益。经营者的利益也是与其权、责对称的。由于经营者提供了特殊的人力资本，实际掌握着企业生产经营的控制权，担负着资本增值的责任，其所得的利益也不同于一般的劳动者，这不仅表现在他们的薪水远远高于一般的劳动者报酬，更主要的是表现在经营者要参与企业剩余的分配，即参与利润分红。

2．市场调节人的职能

从企业家的社会职能来看，全部企业家阶层履行的是市场供求调节人的职能，为了保障企业家更好地履行这一职能，以使企业家更好地配置社会资源和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就需要全社会有一个良好的市场结构和社会经济政治体制环境，要防止任何超市场的力量对企业家行为的影响。从市场结构来看，要造就公平的竞争环境，防止垄断。从社会经济政治体制方面来看，体制上要保证企业家宽松的、自由的环境，以利于其进行各种创新活动和冒险活动，因为创新和冒险是企业家行为的本质所在。

三、企业家环境现状的案例分析

以下我们先对几个典型案例进行解剖分析，从中得到关于中国企业家环境现状的一些感性认识，然后再从理论上来高度概括产生这一环境的根本原因。对民营企业家的分析主要参看本书的第十章，在本章中，集中论述和分析国有企业的“企业家”的成长障碍。

（一）企业家环境分析

（1）企业家环境案例分析之一：从于志安叛逃事件看企业监督机制的不健全和经济体制的畸形化。

于志安，中国长江动力集团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兼总经理，首届全国优秀企业家之一、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武汉市经委主任，1995年4月出逃菲律宾，爆出当年中国企业界最大新闻。

据查实，此前于志安早已将长江动力集团在菲律宾投资兴建的注册资金5000万美元、年收入1000万美元的电厂从一开始就以个人名义注册，并作了处心积虑的“合法性”设计。于志安一到菲律宾就以个人名义“合理合法”地将该厂据为己有，致使中国政府一时无法将其引渡回国。

1981年10月，于志安任武汉汽轮发电机厂厂长，当时该厂亏损240万元，是同行业中的亏损大户。在于志安领导下，企业在开发新产品上下工夫，向市场要效益，仅仅用了五年的时间，企业利润就突破1000万元。继而又以汽轮发动机厂为依托，组建跨地区、跨行业的中国长江动力集团公司。于志安任集团公司总经理后，兼并了连续亏损多年的武汉照相机厂及武汉市建材局所属的30多家企业，不到两年时间，这些企业全都起死回生。长江动力集团就这样迅速壮大，成为横跨10大行业、20多个省市、拥有200多家单位的集团公司，10年间利税以年均10多倍的速度增长，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成为国家计委50家计划单列企业之一。

随着长动集团的发展，于志安个人的政治声誉也越来越高。企业的权力特别是财务资金等重大权力高度集中在于志安一人手中。一方面，企业的职代会、董事会形同虚设；另一方面，政府作为国有资产的代表也缺乏对其的监管，长动集团本归属于武汉市机械局管理，但于身兼市经委副主任一职，根本不把市机械局放在眼里，这样，企业内外部都失去了对于的监督和制衡。于志安出国总是独来独往，为他掠夺国有资产创造了条件。

于志安携巨款出逃虽然是个别现象，但却反映出中国国有企业治理结构方面的严重缺陷，即在权利高度集中于企业家个人时，缺乏严格的监督和制约机制。特别是，企业家身兼政府官员身份，更使监督制约机制失灵，这充分反映出我国经济体制的畸形化特征。

（2）企业家环境案例分析之二：从“中国烟草大王”褚时健的堕落看企业激励约束机制的不健全和经济体制的畸形化。

1998年，中国企业界最为轰动的事件是“中国烟草大王”褚时健的堕落，这是又一位中国优秀企业家的悲剧性终结。

褚时健，1979年出任玉溪卷烟厂厂长，直到1995年东窗事发，总共担任卷烟厂厂长17年。人们不能讳言，玉溪卷烟厂能有今天的辉煌，褚时健功不可没。烟草是云南省的主要经济支柱，在褚时健任厂长的17年间，玉溪卷烟厂从1978年的几千万元发展到70个亿，平均每年创利税近200亿元，玉溪真正成了带动云南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柱。为此，褚时健本人也先后获得各种荣誉：省劳动模范、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全国优秀企业家，等等。

然而，就在他即将离任之际，褚时健终究没能经受住金钱的考验，终究未能保住晚节。

据查实，褚时健利用职权和职务之便，主谋贪污私分公款300多万美元，其中他个人贪污170多万美元；为他人批烟谋利，其女儿索要和收受3630万元人民币、100万元港币、30万美元，妻子和其他亲属共收受140多万元人民币、8万美元、3万元港币和大量贵重物品。

褚时健事件当然反映了他本人品质上的问题，但是，一个又一个优秀企业家陷入“59岁”现象的漩涡，这就足以表明我们的企业制度和经济体制上有严重的缺陷：

1）反映出企业激励机制的不健全。褚时健担任玉溪卷烟厂厂长17年间，玉溪卷烟厂平均每年为国家创造利税近200亿元。但云南省对褚本人的奖励每年只有不到10万元，最多时（1995年）也只有20万元。就拿最多的1995年来说，20万元奖金与200亿元利税相比，是10万分之一的比例。这说明我们的激励制度没有充分体现出企业家的价值。在企业家心理痛感不平时，很容易滑向道德的深渊。

2）如果企业的监督约束机制能跟上的话，也能将问题消灭于萌芽状态。褚时健事件反映出玉溪卷烟厂治理结构方面的严重缺陷，即褚时健集厂长、书记大权于一身，使职代会和纪检委的监督流于形式。褚时健的堕落就是导源于这种没有制约的权力。他贪污、侵吞如此巨大的公款，全部来自于违反财经纪律私设的小金库。

3）反映出了我们经济体制的严重缺陷。褚时健既是烟草专卖局局长，又是烟草公司经理、卷烟厂厂长，集产烟、销烟和管烟的权力于一身。除以贪污私分巨额公款外，褚时健经济犯罪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借他人批烟，其女儿索要和收受财物多达3000多万元人民币。褚时健事件充分说明了高度集权的经济体制的严重危害。

（3）企业家环境案例分析之三：从徐有泮官场挂印看中国经济体制中企业家“企而优则仕”的职业定位缺陷。

徐有泮，原沈阳电缆厂厂长，中国首届优秀企业家。1991年3月，59岁的徐有泮接受上级命令调离沈阳电缆厂，任沈阳机械局局长。将一个59岁高龄的企业家提拔为机械局局长，市委市政府此举的指导思想是，“让能够支配资源的人去支配更多的资源”。

诚然，政府的初衷是良好的，但是，对于这种升迁，徐有泮有他自己的看法，他认为，这与一个生产科长提拔去当厂长完全不一样，这是让一个企业的厂长去做政府职能部门的局长，非但工作范围变化了，工作性质也完全变了。在企业实行的是厂长负责制，中层领导干部的任免厂长可以说了算，但机械局虽说也是局长负责制，但局属企业厂长的任免，决定权在政府的组织和人事部门手中。徐有泮的担心不无道理，事实上，他被宣布退休就是以大规模更换局属企业厂长受阻为背景的。

从1991年3月上任当局长到1995年3月被宣布退休，短短的四年从政时间，他只来得及做“选好厂长”和“用活厂长”这两件事，还没来得及实施紧随其后的“搞活企业”就被宣布退休。这不仅是一个短期从政的企业家个人的无奈，也是我们经济体制的悲剧。

在“选好厂长”方面，徐有泮提出选好现代企业厂长的“两个条件”和“五种能力”。“两个条件”是：①要有干大事业的魄力。②要在改革和经营中有超前思维能力。“五种能力”就是决策能力、创新能力、应变能力、组织能力和社交能力。

在“用活厂长”方面，徐有泮提出“帮、促、逼、压”措施。“帮”，就是权力交给厂长后，对其进行帮助；“促”，就是充分发挥政策导向作用，采取经济措施以激励干部；“逼”就是逼厂长根据企业的具体情况拿出一些切实可行的搞活办法和措施；“压”，就是给厂长加压力，使厂长不断增强危机感和紧迫感。

徐有泮在任期间，沈阳机械局共调整了46个企业领导班子，提拔任用了128名企业领导干部，此外，还免职71名，交流114名，沈阳机械局也因此当年就扭转了困难局面。接下来，徐有泮正要实施他的“改组一批、嫁接一批、租卖一批、兼并合并一批、破产一批”的“搞活企业”设想，无奈来自各方面的阻力太大，1995年3月接受上级让其退休的决定。

徐有泮职业企业家的梦想未能在国企实现，为实现自己做一回真正企业家的抱负，退休后他拒绝了众多国企的邀请，而接受了沈阳物业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的邀请。

从徐有泮官场挂印的现象可以透射出我们经济体制的弊端。一个优秀企业家他的职业定位不应该是“企而优则仕”，企业家本身就是一个职业，当一个企业家具备这个职业所需的难能可贵的特质时，就应该让其在这个领域充分施展他的才华。企业家的命运应该由市场来决定，而不是由政府来决定。可以说，徐有泮的悲剧在很大程度上是企业家未能职业化造成的。

（4）企业家环境案例分析之四：从首届20名全国优秀企业家的分化看中国企业家的“短命土壤”。

历经十多年的风雨变化（1987～1997），首届20名全国优秀企业家产生了严重的分化，因升迁、离退休、辞职、免职和叛逃而“各奔前程”，最后原企业只剩下冯根生、陈祥兴、汪海、朱毅四人继续留在企业。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分化？

这种“分化”说明中国不存在企业家生存的良好土壤。

首届20名全国优秀企业家中的有些人得到了升迁。在中国现在的情况下，这大概算是最好的结局。姑且不论他们现在的情形如何，也不论他们得以升迁的背景怎样，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面对升迁他们都没有拒绝，或者很少有人明确表示拒绝。事实上，将企业作为晋升的阶梯，对企业家来说，也是一个最好的选择。

客观地讲，我们体制内企业的经营者，与其说是企业家，倒不如说是另一种形式的行政官员：①他们每一个人都身担行政级别——科级，处级，局级以至部级。②在他们之上，都有一个人、财、物、产、供、销无一不管的企业主管部门。③他们都捧着“铁饭碗”，干不好，上级还可以为他们换一个地方，到另一个企业或行政部门去做厂长、经理或者部门领导。正因为这三点，体制内企业经营者的目标、动机和行为方式，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企业家相比，具有本质的区别。国有企业厂长经理的目标、动机和行为方式往往都在自觉或者不自觉地以能否得到升迁作为自己的价值取向。所以，在中国政企不分的体制下，以升迁的方式从企业家队伍中分化出来不但很好理解，而且也是企业家本人自觉自愿的选择。

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是“政企分开”，只要政企还没有真正分开，企业经营者还没有彻底从行政级别中剥离出来，企业家的升迁就不可能从根本上得到遏止。

首届优秀企业家的分化中还存在严重的“出逃现象”。无疑，出逃者的道德品质肯定存在问题，众多媒体据此认定于志安过去“伪装”得不错，带领企业创造利税上亿元同时拥有局级干部身份的于志安，住的是一套很简陋的房子，酷暑却坐着一辆没有空调的旧伏尔加汽车。但是，这些一度在国有企业改革舞台上成就显赫叱咤风云的一些人，为什么能肆意侵吞国有资产？这种明目张胆地侵吞国有资产的行为为什么能一再发生而得不到有效遏制？出逃者们的行为给国有资产造成重大损失为什么没有人负责（仅仅是一些媒体对出逃者的谴责）？这无疑应该引起我们对体制本身进行深思。在实行国有资产委托—代理经营的体制下，企业家事实上掌握了对企业的控制权，而作为所有者即委托人的国家则不直接经营企业，游离于企业日常运作之外，代理人作为理性的“经济人”，必然谋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同时，因为企业经营是一种高度专业化、复杂化的活动，委托人难以事无巨细对代理人的日常经营行为进行监督控制，代理人很容易在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时损害委托人的权利。这时，如果没有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原则建立起监督约束机制，则代理人损害委托人利益是不可避免的。

到点退休也是致使一些优秀企业家“短命”的重要分化渠道。在国外，由于职业企业家被视为社会的特殊人力资源，一般很少有到点退休现象。而在我国，由于企业家人事制度完全照搬行政模式，企业家与行政人员一样实行到点退休，这无疑是对企业家资源的重大浪费。

通过以上对首届优秀企业家“分化”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在中国企业家“短命”的背后，更多的是体制的弊端和适合企业家生长的土壤的欠缺。

（5）理论分析：中国企业家的性质到底是什么？

凡勃仑认为，企业家的动机是金钱上的动机，吸引他的是对他个人或他所属企业的经济利益的扩张。熊彼特则认为，企业家必须能够不断创新，只有当他实际上“实现新组合”时才是一个企业家。企业家具有为自己的事业献身的精神，他们永不满足，典型的企业家只有当他精力耗尽时才退出舞台。

在典型的市场经济中，企业家应是企业的灵魂所在，有了这种灵魂的存在，才有了生机勃勃的企业。他们虽没有行政级别，但却与企业荣辱与共。支撑这一切的，既有企业家的职业道德，更有科学合理的企业家体制环境。

如果以此来对照中国企业家的特点，就会发现，中国企业家在更大程度上像政府行政官吏。官吏的基本特征在于：①有行政级别，由上级主管任命。②上级选拔行政官员的标准是特有的，且首当其冲的是政治标准。③对上级负责是行政官员的基本目标函数，因为只有通过对上级负责才能达到自我升迁的目的。

对照以上标准，我们可以看出，社会主义国有企业的经营者，在更大的程度上是官吏，而不是企业家。他们都有行政级别，都有上级行政主管部门，干得再好只要上级不满意（甚至个别人不满意）就很难再干下去；干得不好，即使企业倒闭，也可以换个单位继续做官。所有这些，使社会主义企业的经营者很难成为真正的企业家。

那么，产生这些差异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以为，国有企业的企业家之所以不具备企业家的基本特征，之所以会政企不分，其根本原因在于经济体制：真正的企业家产生于市场经济的体制之下，而官吏性的厂长经理则产生于计划经济的体制之下。

市场经济的机制不仅为企业家的产生造就了供给与需求机制，而且为保证和提高企业家的素质和质量提供了必要的制度保证，具体表现为企业家是在多重制约下工作的。首先，企业家是应聘于董事会的，必须接受董事会的行政监督；其次，由于存在着经理市场，企业家承受着经理市场的制约，即存在着潜在经理人员取代其职位的压力；最后，企业家领导的企业必须面对商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检验。所以，我们说企业家诞生于市场经济体制，也只有市场经济体制才能诞生真正的企业家。

（二）不适宜企业家生成的因素

虽然在目前的体制转轨时期，企业家不再像单纯的行政官吏而是具有了企业家的一些行为特点，例如，企业面对市场组织生产，把盈利放到了相当重要的地位，具有一定的开拓进取精神。然而，这些行为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他们官吏的身份。他们依然存在着行政等级，依然承受着行政管理，他们的去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上级主管部门，甚至个别领导。他们依然像昔日的行政官吏一样为了政绩辉煌而存在着盲目的扩张行为。

因此，中国的企业家环境在政治体制环境、社会文化环境、企业制度环境上都存在着不适宜企业家生成的因素，这表现在：(www.daowen.com)

（1）政治体制环境和传统计划体制环境的惯性障碍。由于旧体制运行多年，存在着巨大的惯性，使企业仍然受到行政指令为特征的旧体制的约束，使企业家身上存在三个不对称。

1）承担的风险与所得的利益不对称，得到的收入与付出的劳动不成比例。企业家的劳动不仅是复杂劳动，而且经营中还存在着一定的风险，但他们的收入既不高，又没有制度保障。

2）所起的作用与所处的地位不对称。企业家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是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结合部”，是发展经济的一线指挥员，但他们所处的社会地位偏低。发达国家的企业家的地位都比较高。日本的名人，多数是企业家。

3）承担的责任与拥有的权力不对称。目前我国国有企业的负责人大都由垂直的上级行政机构领导，具有行政官员、经营人员的双重身份。这种体制使他们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升迁与否由上级决定，自己随时有被免职的可能。

上述三个不对称，严重影响了企业家阶层的形成。三个不相称的问题不解决，中国企业家阶层难以真正形成，厂长官员化时代向企业家时代的转化就会成为一句空话。

（2）中国传统文化的障碍。中国传统文化中诸如“官本位”思想、“中庸”思想及“重政治轻经济”、“重义轻利”、“重群体轻个体”、“重人治轻法治”等观念给现代企业家的成长设置了种种障碍。正如在第四章中所分析的，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中庸”，有优秀成分，但往往不偏不倚，成了“折中文化”和“骑墙文化”，也不利创新，再加上平均主义的“红眼病文化”，更不利于企业家成长。这种潜规则对于企业家的追求和企业家资源的配置有决定性的影响，从根本上制约企业家的成长，必须试图去改变这种文化，建立一种新的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文化。虽然这些文化的制约和转变将是长期的，将长期伴随着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和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过程之中，这也就给我国的国企改革的内容又添加了一项新的改革内容——构建与现代企业制度相对应的企业家文化。

（3）企业治理结构的不完善以及对企业家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尚未建立。我国的国有企业改革一直沿袭“放”的思路。在向企业放权的过程中，由于公司治理结构没有进行实质性的改革，因而造成了在来自外部主管部门约束弱化的同时，经营者无来自其他方面的约束，这自然的造成了严重的“内部人控制”。在外部制度约束尚待构建的情况下，企业内部的约束制度，亦即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将比任何时候更为重要。

而且在改革的过程中一直忽视企业家的激励和约束机制的建立，总是强调企业家或者经营者的自我约束和自我激励。事实上，从人的需求的角度来看，企业家也是需要激励的。企业家的激励可以说是多方面的，但目前看来，第一位的是经济利益激励，这是企业家激励机制中的起码内容和最低限度。它包括企业家个人收入的最大化和自身人力资本（包括知识、才能、社会地位）的增值。随着我国企业制度的逐步完善，应逐步地建立和健全对企业家的激励机制。当然，除了正面的激励，还应当有负激励，即约束机制。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阻碍中国企业家成长的主要因素在于中国政企不分的体制，而从深层次看，政企不分又源于市场经济体制的不发达。从企业家队伍的建设来说，市场经济体制的发达不仅要求商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发达，而且要求企业家市场的发达。只有建立发达的企业家市场，企业的经营者真正流动起来，有一个流动机制和竞争机制，他们才能按照市场标准提高自己的经营能力，就接近了企业家的应有行为。

四、改善中国企业家环境

（一）从根本上克服政企不分，企业家队伍完全与政府官员脱钩

我国企业家的成长问题，不仅仅是个素质问题，更是个制度问题。制度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制度的游戏规则从根本上决定了人们行为的途径、手段和空间，从而决定了社会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的效果。中国的国有企业企业家都有与官员相对应的行政级别，从股级、科级、处级、厅级乃至部级，他们享受着同级官员的政治待遇和工作待遇，似官非官，企业家的官帽成了国企改革进程中的敏感难点。要改革官本位，构建企业家职业本位机制。

1．必须改变企业家的行政配置方式，建立起职业企业家制度

要促使官员化企业家走向职业化、市场化，企业家终身以经营企业为职业，使企业家的价值与企业经营业绩相联系、企业家的命运与企业的命运紧紧地联在一起。如果企业家不能将自己的生命全部投入到企业，而只是以企业为跳板，终身奋斗目标是谋求到政府的职位，那么政企分离就是一句空话，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就没有到位。

2．建立规范的企业家选聘制度

如何使最具经营能力的人成为企业家，是保证企业有效运作的核心所在。于是，实施科学的企业家选聘制度，成为现代企业管理的重要内容。企业家的选聘不仅要由完整的人事晋升制度来规范，而且更加重要的是把选拔后继企业家列为现任企业家的重要职责和核心工作。在企业家职业能力中最为重要的是包括统率、组织、决策、协调能力。对职业条件的强调，为企业家的选择提供了标准，又为培养潜在的企业家指明了方向。

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对待国有企业企业家的选聘管理上，政府所要充当的只能是红娘角色而不是管家角色。企业家的市场化有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要逐渐从少数企业家进入市场、多数企业家为政府聘任，转向多数企业家进入市场、少数企业家为政府聘任。现有的组织人事部门对进入市场的企业家首先考察其政治素质；专业部门（包括社会的会计事务所、审计事务所等）对企业家的能力、实绩考核分析，包括以往的经营状况，如企业的资产保值增值、盈利水平、投资改造情况及产品在市场中的占有率。评估机构对企业家的基本知识、基本能力包括经营思想和经营能力的评估。综合上述情况后，供企业择优录用。同时，企业家也有权对有关部门和社会机构提供的企业资料分析比较，选择最有利于发挥自己才华的企业，作为进入对象。

3．废除首席企业家60岁退休制度

对于经营业绩好的首席企业家，可延长其退休年龄，甚至对经营业绩一直很好的著名企业家可不设立退休制度。废除首席企业家的行政级别及其享受的相应待遇，同时实行经理人员高额退休金计划，解决其后顾之忧。

（二）建立完善的企业家约束机制

1．建立所有者约束机制

企业所有者也即企业的股东，来自于所有者的约束就主要表现为公司董事会对经营者的直接约束，这一约束机制不仅表现在经营者的行为受到董事会授权范围的约束，表现为经营者的行为需要接受董事会的评判和监督，而且更重要地表现在经营者若经营不善没有实现董事会预定目标，则可以解聘经营者。另外，来自于所有者的监督还应该包括监事会对经理的直接监督与约束。

2．市场约束

市场竞争主要包括产品市场、经营者市场和资本市场三大市场的竞争，所以，对经营者的市场竞争约束也主要包括来自这三种市场的竞争机制的约束。

（1）产品市场竞争的约束。企业在产品市场上的占有率是衡量经营者经营效率的重要依据，同时也是对经营者经营管理能力的重要检验标准。除此之外，利润也是对企业经营效果的最终反映，也是产品市场竞争中用于衡量经营者业绩的重要指标。要充分发挥产品市场竞争机制对企业经营者的约束作用，就必须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和完善的市场价格机制，所以，我国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在培育产品市场竞争环境和完善市场机制方面任务还很重。

（2）经理市场竞争的约束。经营者市场竞争约束的主要精神就是，利用职业经理市场对经理晋升任免的作用机制，给在位的经理施加较强的外部竞争压力，鞭策他们努力工作和自觉维护企业所有者利益，否则随时都有被人替代的可能。经理的名誉、地位和前途都取决于他在经理市场中的竞争实力。

构建发达完善的经理市场是充分发挥这一市场对经营者行为约束机制的前提，而我国的经理市场尚处于起步阶段，还需要一个较长的发育完善过程。从当前来说，彻底改革传统的企业干部任免制度，尽快建立职业经营者市场是首选之策。

（3）资本市场竞争的约束。资本市场竞争的实质就是对企业控制权的竞争，其典型形式就是接管。接管是防止经营者损害股东利益的最后武器。资本市场竞争约束的机理是：企业经营者经营管理能力和效率低下最终必将反映为公司股票价格下跌，达到一定程度企业就会面临被收购的威胁，对方一旦收购成功就可以接管该企业，从而撤换现任经理。

目前，我国资本市场才刚刚起步，其市场规模小，市场机制不完善（例如股票价格不能较真实地反映公司业绩），资本市场上的竞争还远未构成对企业经营者的有效约束，所以，要充分发挥资本市场对企业家的约束作用，就必须建立健全资本市场。

3．国家法律约束

从历史上看，企业家适宜在法制环境中生存和成长。市场经济就是法制经济，企业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自由有序的展开竞争。在法制的大前提下，企业可以预知其他经济主体的经济行为倾向，避免信息的不对称，这样企业家就可以放开手脚进行决策。相反，如果主要靠行政手段控制企业行为，行政行为具有不确定性、不平等性和不公开性，从而抑制了企业家精神的发挥。

而且，我国的职业经理人阶层从一开始就是一个不稳定、缺乏保障的阶层，实际上处于相当脆弱的地位，缺乏法律的保护。经理人在企业经营活动中的合法地位、权利和义务、责任仍然处于模糊的状态。因此，要依靠法律来构建经营者活动的外部框架，并同时辅之以一定的政府监管的经济体系。所以，有关的法律特别是经济法律体系就成了规范经理行为的重要约束机制。

完善的法律体系是市场经济正常有序运行的重要保障，也是约束经理行为的强有力的行为规范。约束经理行为的法律主要有：公司法、税收法、合同法、证券法、银行法、会计法、统计法、计量法、专利法、商标法、知识产权法、环境保护法、劳动法等方面。

除此之外，还应针对企业家制定专门的法律进行约束。比如：①以法的形式规定企业经营者的职责权力。②用法律规范约束经营者不得滥用权力和侵害企业财产。③设立专门的机构来监督经营者的行为。④对于破产倒闭的公司和企业，必须依法调查是否有经营者发生渎职行为，并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就我国而言，在适当的时机出台一部《企业家法》，可以在保护企业家合法权益的同时，合理规范企业家的职责行为。

（三）建立企业家长期激励机制

借鉴国外经理股票期权计划的经验，对促进我国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具有积极意义，它有助于把国有企业管理者的个人利益与国有企业长远发展利益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更有助于培养职业企业家阶层，有助于解决“59岁现象”问题。

我国率先实行经理股票期权计划的国有企业是上海仪电控股（集团）公司（1997年）。上海仪电控股（集团）公司下属五个上市公司，其中，上海贝岭（现最大股东变更为华虹集团）是实施经理股票期权的重点单位。

上海贝岭的做法自称为“虚拟股票期权计划”。其实施原则为：①股票期权是一种设定条件的激励方式，只有在满足约定条件的情况下才可以兑现。②股票期权以上海贝岭股票的形态出现，采用内部结算的办法进行操作。期权授予时，以股数计量，并以签约时的实际价格计算；期权兑现时，也以股数计量，并以兑现时的实际价格计算。③对象：符合条件的全体在职员工，特别是公司关键和骨干员工。

公司对经理股票期权的管理规定主要是：①资金预算：根据上年奖励基金预算情况，将董事会批准的上年度结余奖励基金，用于股票期权专用基金。②公司成立专项管理委员会负责股票期权的评定、授予及兑现工作。③按财务会计制度建立相应的工作制度。

上海贝岭的“虚拟期权”意即并不授予员工购买真正股票的权利，而是建立登记账户以记录员工所获认股权的数量和执行价格，期满兑现时则按届时的股票市场价格与执行价格的差价和所持期权数量，计算员工股票期权应得的收益，然后，由股票期权专用基金开支兑付。这样就解决了期权执行时股票的来源问题。

除了国有企业认股权计划实践外，一些民营企业，特别是一些高科技企业的在港子公司，更是实施了与国外较为接近的经理股票期权计划。如联想集团拥有68%股权的联想香港公司，在1994年1月就已经按照国际规范制定了经理股票期权计划，公司于1998年9月30日授予6位执行董事在未来10年内以每股1．122港元的执行价购买总共达820万股的认股权。方正（香港）有限公司作为在香港上市的红筹股公司也制定了经理股票期权计划。

在改革的过渡时期，应对企业家实行“分离制管理”即新人新办法，老人老办法，通过一段时间的磨合，最后都过渡到新办法中。新办法的核心是严格按市场经济原则来选择、评价和管理企业家。

1．新任企业家不再定行政级别

原来有级别的国有企业家可暂时以某种形式予以保留；而对新任用的企业家则一律不再定行政级别。

2．建立国有企业首席企业家的风险约束机制

在不改变主管部门任命首席企业家的制度的前提下，尝试针对上级领导建立选择国有企业首席企业家的风险约束机制。高层经理选择得好，经营业绩优秀，给予直接领导或相关决策者一定经济奖励；高层经理选择不当，国有资产流失，企业破产，要追究直接领导或相关决策者的政治责任、经济责任，后果严重的甚至追究法律责任。

3．统一制定任职资格行为规范和业绩标准

国家有关部门应统一制定国有企业企业家的任职资格行为规范和业绩标准，以及任职及流动程序等。在此基础上，组织人事部门要进一步转变职能，从对国有企业家实行任命和调动的直接管理，转变为制定原则和政策的间接管理。

4．减少国有企业内部行政机构

国有企业机构过于庞大，干部数量过多，是造成国有企业普遍效益低下、竞争力弱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下岗分流、减员增效是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内容，但如果减少的都是企业的普通职工，减员增效的作用就非常有限。目前企业也像党政机关一样相应设置宣传、组织、纪检、监察等机构，似乎这样政府就加强了对国有企业及其领导人的监督管理，实则不然，企业内部的这些监督机构有些不仅作用甚微，有的还成了有些企业领导人违法乱纪的保护伞。

5．建立企业家业绩审计和离任审计制度

业绩审计又可分为年度业绩审计和任期业绩审计，而离任审计就是在企业家离开任职岗位时对他进行的审计。

（四）社会文化环境的完善

硅谷的成功经验表明，创新活动离不开鼓励冒险、宽容失败、崇尚竞争、平等开放、讲究合作、以人为本的良好的文化社会环境。正是在这种环境里，硅谷凝聚了一大批富有企业家精神的创新人才，推动了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的优势结合，从而极大地促进了高新技术产业化，引发了新经济的诞生。中国企业家的成长呼唤着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呼唤着人的思想观念的现代化。企业家文化环境必须从以下方面加以重构：

1．摒弃“求同型”的思维传统，鼓励探讨、鼓励创新

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对任何价值理想在未获得实践之前，都不应盲目信奉。要根据民主文化原则来判断这种价值理想是否来源于人们的真实愿望，根据现实条件来判断这种价值理想是否具有现实的可行性，根据历史经验来判断这种价值理想的实践结果是否与人们的初衷相吻合，允许试验，允许人们持不同的信仰和观念，允许人们追求不同的生活方式。

2．提倡树立机会观念、竞争观念、效率观念

鼓励人们不满足于现状，反对无过便是功、因循守旧的思想；鼓励人们利用机会、创造机会，反对无所作为的懒汉思想；提倡一切活动要讲效益和效率，珍惜时间，珍惜人才；鼓励和允许人们在同等机会的条件下进行竞争。

3．抛弃“重义轻利”的价值取向，承认利义并重的价值观念

承认正当、合法的个人利益，肯定对个人利益追求的正当性，为追求收入、追求利润正名，提倡和树立能者多得的新的公平观。一切有助于市场经济发展的动机和行为都应当加以肯定和鼓励。

4．推崇“强者型人格”理想，在道德结构中注入以创造为特征的进取性道德的内容

应当在舆论上支持勇于进取的人们，不反对个人奋斗，提倡竞争，鼓励开拓，鼓励冒尖，既为成功者唱赞歌，也为永不言败的失败者唱赞歌。

5．提倡“企业家”职业化

市场经济是企业家职业化的体制保证。科学的界定企业家的经济地位、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是企业家彻底的从政治官员系列中脱离出来，成为一种独立的职业，没有行政级别，只有企业家的技术级别。这样，使得企业家和政府官员都有自己的职业追求的目标和归宿。政治家要为企业家服务，为企业家经营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同样，企业家也要为政治家谋利，为政治家治理国家奠定一个丰厚的物质基础。企业家应成为社会中一个令人尊敬的职业，企业家把干好企业当作终身的追求。而且这种职业是不受年龄限制的，有的是企业的选择机制和市场的淘汰机制作用下的“退休”，因此这种职业也和其他的职业一样是终身的，值得为此付出终身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