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我国企业家百年沉浮及成长历史^[1]

研究企业家成长的历史，最有价值的莫过于改革开放的这20多年，尤其是最近10年，但为了把问题看得更清楚，让我们放开眼界看它的百年历史。

纵观19世纪末的清朝末年到21世纪初这10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企业家的成长经历了一个曲折反复的过程，我们认为大致是经过了四个大的阶段形成了四代企业家的历程：第一个阶段是清朝末年的洋务运动；第二个阶段是从中华民国建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1956年的“公私合营”；第三个阶段从1956年“公私合营”到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第四个阶段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即我国实行经济体制改革、对外开放政策至今。尽管我们还可以更为详尽的细分每一个阶段，但这四个大的阶段，就足以反映出不同的时代背景特点下企业家成长的发展脉络和心路历程。

一、萌芽期：清朝末年的洋务运动到辛亥革命阶段

19世纪60年代，清朝封建统治集团中具有资本主义倾向的官僚士绅，发起了一个学习西方、谋求富强的运动即洋务运动。虽然洋务运动不是封建制度向资本主义制度的全面彻底的改革，而只是在封建社会的体制中融入一点资本主义的内容，但是在推进中国的近代化、市场化发展方面功绩是显著的。通过“对外开放”，洋务运动引进了大量的先进技术，创办了一系列的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训练新式海陆军，设立新式学堂，翻译西方的学术著作等等，这样中国开始出现了第一批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近代工业，也催生了一大批近代的企业家，经元善、陈启源、郑观应、张謇等等就是当时涌现出的开拓者与创新者，其中尤以陈启源、张謇为杰出代表。

我国第一家由民族资本经营的近代机器缫丝厂——继昌隆就是由陈启源所创立，这是中国第一个民族资本。陈启源经营继昌隆的成功主要归结为卓越的管理才能。投产以后陈启源马上建立和健全一系列管理制度，设置了完善的监督管理体系：在工资制度方面，确定了缫丝工人按件计算工资、职员杂工按时计算工资的制度；在质量管理方面，明确规定了合格产品的标准，设置了巡行员，以防止违反操作规程的事情发生，保证产品质量；工厂还规定了按季度给工人分红，借以培养工人对工厂的感情，把自身命运与工厂联系在一起。正是这些管理措施，促使缫丝厂蓬勃发展。然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作为一种新鲜事物，受到自给自足的封建制度下人们传统价值观念的排斥，遭受到封建行会的报复与打击，同时又得不到政府应有的保护，生存是异常艰难的。

状元企业家张謇顺应当时时代的潮流，逐步与封建士大夫的传统道路决裂，走向振兴实业之路。在整个创业过程中，张謇表现出强烈的事业心、百折不挠的进取精神和踏踏实实的办事作风。“天下事不可看得太难，看难了就畏缩不前，没有勇进之心；也不可看得太易，看易了立志不坚定，一试不得法便丢失了，都是不对的”，“一个人办一县事，要有一省的眼光；办一省事，要有一国的眼光；办一国事，要有世界的眼光。”这些可以说是张謇创业精神及战略思想的真实反映。张謇从经营管理入手，制定了厂规厂约，对厂内各级人员的职责分工作了明确的规定，并落实到每个人。张謇的成功归结为他所拥有的创业精神、战略观念和全面的经营管理能力。但由于政治体制仍是封建社会，封建性和官僚性必然限制企业家的成长。

早期企业家在封建势力、帝国主义的夹缝中苦苦挣扎，社会上政治、经济、舆论、法律都给企业家的成长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因此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启示：尽管帝国主义坚船利炮和西方的先进技术促使了中国一批务实的先知先觉者走上了实业报国的企业家道路，但毕竟封建社会的政治体制和文化观念是窒息企业家的环境。

二、成长期：中华民国建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完成

中华民国建立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为中国现代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进口贸易和外资竞争的减弱，推动了民族工业的发展；国外对原材料和食品的需求也刺激着出口贸易的增长；而世界市场白银价格的上涨，更是为中国货币购买力的提高创造了客观条件。这时，产生了一大批著名的企业，培育了无数成功的企业家。从1919年起，全国各地兴起了创办棉纺织厂的热潮，从1914～1918年期间，只建立了8家纱厂，1919年创办4家，1920年有9家，1922年达到49家。^[2]这一时期更是人才辈出，涌现出穆藕初、荣宗敬、荣德生、刘鸿生、范旭东、卢作孚、陈光甫等等杰出的企业家。

穆藕初出生于上海的棉业世家，在美国获得农学硕士学位，主攻肥皂制造、植棉和纺织，同时系统学习泰罗的科学管理理论，这为其回国创办实业在专业技术领域和管理方面做了充分准备。穆藕初所创建的德大纱厂因注重科学管理，与同行业竞争者相比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他把在美国所学到的科学管理方法运用到德大纱厂的管理中，他所设计的生产报表被各纱厂所采用，穆藕初在管理中的实践一方面使自己的企业连年获利，另一方面也推动了整个纺织业的管理水平的提高。当时中国有四大纺织业集团，而穆藕初由于作为一名学习科学管理的留美硕士，在企业管理上因引进了泰罗的科学管理而比他们高出一筹。他把科学管理法归结为“省时间、精神、物质”三大纲要，并以此作为经营德大纱厂的基本方针，所以能以20万两的资本、八个月的时间，建成如此规模巨大、设备精良的纱厂。在具体管理上，他自己首先以身作则勤于职守。在建厂期间，凡建筑厂房、安排机器、规划督促，一一亲任其劳，每日工作十四五个小时，持续半年之久。一身兼任经理和工程师之职责，白天监督、指挥工人建房装机，晚上规划各车间报表之式样，改变了以往各纺织厂建厂靠工头、生产无报表的传统管理形式。他所设计的报表式样，后来被各纱厂采纳，使整个纺织业的管理水平向前推进了一步。

创办德大纱厂的成功，标志着穆藕初已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纱厂主。与以往从棉纺织业的企业家相比，他是中国近代棉纺织史上第一个受过西方高等教育的企业家，意味着近代中国开始产生了新一代企业家。穆藕初经营德大纱厂的成功，使他在上海纺织界中声名鹊起，不少资本家邀请他协助创办新厂。从1914～1920年，穆藕初仅用六七年的时间接连创办和参与筹建了五家纺织工厂，并经营出色，充分显示了他的创业气魄和经营才能，一跃成为棉纺织业的后起之秀。

穆藕初学科学管理法，用科学管理法，而且讲科学管理法，力图把科学管理法推广到全国各企业的经营管理中去。他首先将自己在美国研读过的泰罗所著《学理的管理法》译成中文版，向中国的工商界广为介绍。在翻译出版了《学理的管理法》之后，穆藕初又于1917年翻译出版了美国学者赖克所著的《日本纱布业》一书，取名《中国花纱布业指南》，力图以日本棉纺织业发展的历史经验推进中国棉纺织业的发展。

穆藕初在引进和推广西方科学管理法中所做出的理论贡献，除了翻译出版了上述两种专著之外，还把“科学管理”的理论原则与自己的时间经验及中国棉纺织业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总结出自己的“科学管理”理论。

（1）他给“科学管理”法作了理论界定。

（2）他把“科学管理”归纳为以下原则：①纪律化。②标准化。它是科学的表现，是正确与精密的基础，从事近代化的大生产，标准化尤其是不可缺少的条件。③专门化。也就是产业上的分工。合理的分工是增进生产效率的必备条件。④简单化。

（3）他提出了贯彻“科学管理”原则的途径。他认为要把科学管理的原则贯彻于企业之中，最重要的是要有合适的管理人才，因为法律是死的，人是活的，纵有良法，若无良才，亦是枉然。

穆藕初为在中国推行“科学管理”法而奋斗终身，从引进西方理论到中西结合提出自己的理论，从宣传提倡到身体力行，无不孜孜以求。他的贡献在中国企业管理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被人称之为“中国科学管理之父”。^[3]

范旭东出身于一个下层的知识家族，自幼丧父，靠母亲和教书的兄长，进私塾读书，从小充满对知识的渴求。而且他的兄长又是推动“戊戌变法”的思想家梁启超的得意弟子。后因“戊戌变法”失败，其长兄赴日本避祸，18岁的范旭东也跟随到了日本。范旭东以优异成绩考入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化学系，确立了科学和实业救国的人生道路。他从帝国大学毕业后，适逢中华民国成立，便踏上归途。从日本一回国，又被国家派往欧洲考察欧洲的化学工业，回国后便开始了中国基础化学工业的创业历程。回国后，范旭东一方面组建大精盐公司，一方面凭借其留学时学到的精深的理论知识和丰富的实践经验，研制出纯度高、色泽好的精盐。由于经济效益显著，范旭东赢得广大股东的信任，吸引资金越来越多，陆续创建了永利制碱公司和硫酸铵厂，为中国化工业的建立与发展并跻身于世界之林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此外，范旭东还注意高素质人才的培养，他所创建的黄海化学工业研究所培育了一大批高科技人才，其中许多成为新中国化学工业的栋梁之材。毛泽东对范旭东发展民族工业的巨大贡献给予了高度评价，称之为“工业先导，功在中华”。

以穆藕初、范旭东等为代表的一大批优秀企业家的涌现既因为这批人才通过到美、日、欧留学，开阔视野，掌握西方先进技术和科学管理理论，更得益于“辛亥革命”后推翻封建帝制，为企业家成长提供了比较良好的社会土壤。当时有一个典型例子，1912年即“辛亥革命”第二年，北京即举办了全国工商联大会，许多企业家欢欣鼓舞，参与议政，如荣毅仁的父亲荣德生，北上参会，并提交三大重要提案。^[4]由此可见，“辛亥革命”确实解放了企业家的生产力。当然他们又处于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的挤压，他们的成长受到很大限制。

因此，这一阶段的企业家带给我们的启示是：正是辛亥革命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使企业家得以解放，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开阔了企业家的视野，使企业家如虎添翼。

三、沉寂期：1956～1978年改革开放前

这一阶段中国企业家的成长停滞，乃至企业家阶层和企业家现象不复存在。这一状况是很容易从我国当时的政治、经济体制得到解释的。我国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后，市场机制不再发挥资源配置的作用，企业成为政府机构的附属物，企业的生产、财务计划都是国家计划的具体延伸与执行，企业的管理者也成了政府官员的延伸——准官员或企业官员。市场机制的取消使中国在某种意义上不存在真正的企业，“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市场体制中的企业家也不会存在。这是中国企业家在成长中的沉寂与冬眠时期。

准确地讲，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战争时期是必要的，但对于企业家的成长非常不利，因为计划经济不需要创新，不需要敢冒风险的企业家，计划经济是企业家成长的桎梏。

四、快速成长期：1978年改革开放后

这是中国企业家从冬眠中苏醒，破土而出，茁壮成长发展的时期。从今天的眼光来看，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开放就是一个不断引入市场机制、不断扩大市场机制的作用并最终由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的过程。就是在这个大的时代背景下，中国企业家出现了冬眠苏醒，破土而出，快速成长，又快速分化的形势。从时间的继起性来看，这一阶段的企业家可以分为早期与当代企业家两大部分。20世纪80年代为第一阶段的早期企业家；20世纪90年代的企业家则为逐渐成熟的当代企业家。

冲破僵化计划体制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十一届三中全会，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实行，迅速产生了一批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应运而生的企业改革者和风云人物。典型代表是步鑫生、马胜利、周冠五、于志安、褚时健、禹作敏等一批企业的改革先锋。这一阶段产生的企业家快速崛起，又快速分化，当时说企业家“一年崛起，二年衰退，三年分化”。研究20世纪80年代的企业家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让我们以1987年首届20位全国优秀企业家的变迁和心路为案例剖析一下20世纪80年代企业家分化和去向。详细情况整理成表4－1。

表4－1　 1987年首届全国优秀企业家的现在去向和分化类别

续表

这20位优秀企业家的现在去向大致分为以下五类：

第一类：坚守岗位。经历过风风雨雨，现在依然在企业的领导岗位上，比如说汪海、冯根生和朱毅。

第二类：升迁。离开了企业领导岗位，被提拔为政府官员，比如有陈清泰、徐有泮、霍荣华、尚海涛和黄春萼。

第三类：犯罪落马入狱。从受人尊敬的企业家因贪污变成了人民的罪人，有于志安和应治邦。

第四类：过劳致死。在工作中因劳累过度而过世，有齐心荣。

第五类：黯然离场。被免职或被强制提前退休，有马胜利、周冠五、孟祥海、杨其华、邢起富、陈祥兴、邹凤楼、李华忠、殷国茂等九人。

通过对20位优秀企业家的案例分析，至少可以发现以下几个问题：

（一）半企业家是20世纪80年代企业家的独有特征

这些“改革企业家”的特征是：他们是过渡期企业家，具有新旧体制的“两面性”。要突破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需要一批改革先锋，他们有素质、有勇气进行改革，但毕竟是从旧体制出来，不可避免地带有新旧体制的“两面性”，因此严格来说他们只能算“半企业家”。为说明企业家同体制的关系和过渡期的企业家特征，如图4－1。

图4－1　企业家与经济体制的关系和企业家成长曲线

从图4－1看出，横轴是体制类型，依次是计划经济——转型期——市场经济三种类型；纵轴是反映具备企业家性质的程度，即“企业家度”，“企业家度”的概念，如同衡量黄金的足色程度，使用18K、24K那样，按照横轴自左往右，企业家度也从0到10分的“足色”。图中的斜线就是由“企业官员”成长为企业家的“成长曲线”，实际上这条斜线不可能是直线，而只能是受政治、法律、社会等环境变化所影响的不规则曲线。以斜线为界，左上方是企业官员型，右下方是企业家型。计划经济时期，企业领导是10分的官员（10G），而典型市场经济时期，企业领导则是10分的企业家（10Q），而在中间过渡时期，则是半官半商（5Q5G），所以改革开放前10年，国企的领导几乎都是这种一只眼看着市场，一只眼盯着市长，今天当局长，明天当厂长，半官半商的“半企业家”。所以，他们的思维特征和行为特征都具有这种两面性，他们的走向和结果也在政府官员和企业经营者之间具有极大的随机性和互换性。这也是20世纪80年代企业家快速分化的重要原因。

（二）“企而优则仕”是其主流价值观

这是企业家之所以会去作官的原因。其实政界、企业界和舆论界都有这种观念：好的企业家就应当官，企业搞好了就一定会升官，于是我国出现了一大批“官员企业家”，导致了他们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不是真正的企业家，而是屁股坐在企业，心里想着政府，一只眼看市场，另一只眼盯市长。他们的行为依据取决于政府，而且导致了企业家队伍的分化。其根本原因是封建社会和计划经济时期，社会的主流价值观是官贵，商贱没地位。企业家毫无政治地位。

（三）企业家的“59岁现象”

在既无激励又无约束的过渡体制中，企业家的“59岁现象”是难以避免的选择。这20位企业家中就有两位经济犯罪而倒台的，其中典型代表是于志安和应治邦。于志安由于领导长江动力集团十年，创造了骄人的业绩和效益而成为全国劳模和优秀企业家，临近退休却携巨款外逃，由功臣沦为罪人。(www.daowen.com)

褚时健更是一位在17年间塑造了中国第一品牌“红塔山”、并创下了800亿元利税、贡献巨大的企业家，在退休前因贪污腐败而身败名裂，被判处无期徒刑。类似案件还有很多，像北钢党委书记管志诚、京城第一个被枪决的全国劳模、北京动力公司总经理陈铭都是敬业一生，却在五十八九岁临近退休前贪污受贿而身败名裂。在为他们的个人道德晚节不保扼腕叹息之余，痛感这种既无激励，又无约束的企业家体制弊端导致了过渡期企业家的一场悲剧。

（四）走和留都充满着对体制的无奈

有句歌词“其实不想走，其实我想留”，准确地反映了20世纪80年代免职和退休的企业家心态。这20位企业家中，走者或被免职，或被提前退休，或按干部到点即退休，都是黯然离场，充满着对体制的怨恨和无奈，仍留在原企业领导岗位的企业家，也对体制的掣肘和困难的处境深表不满。刘东华主编的《研究失败》一书，这样记录了首届优秀企业家马胜利在58岁时被莫名其妙地告知提前退休时他同记者的对话：“到底犯了什么错误？”“没人和我谈！”“是不是造纸集团受了影响？”“说不好。”“每月工资多少？”“200元。”“怎么这么少？”“人家就给我这么多……”

这反映了此时期企业家的心声。双星集团公司总裁汪海为使社会承认企业家的价值，专门在人民大会堂组织了“企业家价值研讨会”，为抵制企业家按国家干部到点退休的僵化做法，由企业职工代表大会通过了他“终身总裁”的决定。不管有无不妥之处，但至少反映了企业和企业家对体制的抗争和改革要求。

通过分析，我们可以看出20世纪80年代企业家有如下一些特点：

（1）由于政企不分，过渡期企业家“经营企业”和“经营政治”二者并举，国有企业经营者本身也是政府官员，企业家尚未形成独立的职业阶层。在传统体制下，国有企业经营者可以调离担任政府的领导工作，政府官员也可以根据人事制度的安排担任厂长、经理。在新旧体制交替之际，一大批当时优秀的企业经营者被调离厂长、经理的岗位而担任政府行政职务，造成企业家队伍的“流失”。

（2）由于企业经营者具有官员的身份，其离职必然也要遵循政府官员的退休制度。企业家、企业经营者有其自身的新陈代谢的规律，按照国家公务人员60岁退休的制度让所有的企业经营者都在60岁离开领导岗位，不利于企业家在企业经营管理过程中充分发挥他们的特殊人力资本的作用。

（3）企业制度不完善，企业管理中存在的问题是导致企业经营者非正常离职的重要原因。承包制一方面促成了马胜利在改革初期的迅速崛起，另一方面也是承包制的固有缺陷导致马胜利辉煌业绩的泯灭。而能够顺应时代的要求，抓住改革机遇的汪海和冯根生，通过建立完善的现代企业制度和加强管理发展壮大了企业，而自身仍然是掌管企业的“舵手”。

（4）由于企业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都很缺乏，企业经营者又忽视自身的道德修养，很多人走上经济犯罪的道路。

20世纪80年代是体制转换的第一阶段，企业家必然带有旧体制更深的烙印，因而崛起得很快，分化更快，正所谓“掌声还没响起，大幕已经落下”，许多人物便退出了历史舞台，但他们为改革而冲锋陷阵，披荆斩棘，做出的历史性贡献，人们不应忘记。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经过十几年的改革实践与经验的积累，我国企业家的数量、质量大为增加，初步形成一支企业家队伍，特别是邓小平南巡讲话后，涌现出一批素质比较高的企业管理者和经营者，像倪润峰、张瑞敏、刘汉章、柳传志、周厚健、汪海、刘永好、鲁冠球、荣智健等。这些企业家处于从短缺经济向相对过剩经济转化，由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转变，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的时代。他们的特点是：①多是专家型企业家，精通生产技术、产供销流程。②多是独裁性的领导者，企业经营活动中事无巨细、事必躬亲。③从整体上看企业家在社会经济活动中所起的作用显著，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

20世纪90年代企业家成长的特点是：

（1）企业家的体制环境大有改善，企业制度有了重大变革。

（2）企业家面临市场激烈竞争的时代。

（3）企业家开始向职业化、专家化、国际化过渡。

（4）企业家在社会经济中作用显著，社会地位大大提高。

五、历史的启示

从清朝的洋务运动开始到21世纪的今天，中国的企业家的成长经历了曲折迂回的发展道路，无论是从早期的民族企业家还是从当今企业家的成长，我们不难看出，在中国的社会企业家能茁壮成长的关键因素主要有两个，一个是是否具备企业家的素质，另一个是客观的环境。

（一）企业家本身的素质

每一个企业家都有着不同的成功理由，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就是这些成功的企业家都是以自身素质为前提的，从不同阶段的企业家身上，我们找寻出一些具有共性的素质、能力。

（1）具有敢冒风险的能力。成功的企业家富有冒险精神，不怕失败。青岛双星的汪海鲜明地提出“敢为天下先”的口号，坚持“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在经营中先行一步，占尽先机。企业家在创业及经营过程中的决策往往都是在不确定的条件下做出的，充满着风险性和不可预测性，但风险中又蕴含着机会与利润，而且往往是风险越大所获得的利润也越大。如果事事求稳，不敢冒风险，那也就意味着失掉创业与发展的机遇。卢作孚敢于以一只仅有70吨位的客船挑战实力雄厚的外资轮船公司，如果没有这种冒风险的精神，就不会有后来的民生企业及一代船王。

（2）在特定领域能将深厚的专业知识与科学的管理知识结合起来。特别早期的创业者，这一特点表现得更加明显。穆藕初出身于棉业世家，拥有美国农学硕士学位，主攻肥皂制造、植棉和纺织，同时系统学习泰罗的科学管理理论；范旭东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化学系；联想的柳传志本身既是计算机专家，又有非凡的经营才干。

（3）具有创新能力。根据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创新是指企业家实行对生产要素的新的组合，创造性的破坏，创新是企业家的本质。范旭东根据苏维尔制碱工艺流程，在寓所内自己设计装置了一套小型制碱试验设备，经过科学钻研，终于制成纯碱，以后又在化工专家的帮助下，终于建成当时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永利碱厂，突破了国外厂商的技术垄断。

（4）远见卓识，具有战略性眼光。优秀企业家往往具有常人所没有的战略眼光。他们能够从纷繁芜杂的经济现象中总结出事物的本质，把握住经济活动的规律，形成自身的管理哲学、理想信念和领导风格。状元企业家张謇在创业中有一套独立的构思和长期战略，他的目标不仅只是创立纱厂，而是要建立门类齐全、体系完整的实业集团。这样建立通海垦牧公司等企业是实现其战略思想的一个环节，都是围绕着建立实业集团展开的。

（5）良好的人际沟通能力。在中国这个讲究“人和”的国度中，良好的人际关系是企业家成功的重要因素，尤其是当政府及官员能够随意插手经济事务，在整个经济运行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时，与政府及官员的关系是决定成功的关键变量。卢作孚之所以成为一代船王，与其非凡的才干是分不开的，但他能够兼并其他航运公司，统一川江华轮航运业也是和他与当地政府及官员的良好关系，及其自身的官员身份分不开的。

关于企业家特质的研究详见第五章。

（二）企业家成长的客观环境

企业家成长的客观环境可以概括为三大环境：宏观环境、微观环境和文化环境。

1．宏观环境

宏观环境是决定有无企业家、企业家成长快慢、企业家成熟与否的关键。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传统文化受到西方文明的强烈冲击，从此中国社会被迫开始现代化与工业化的进程。

宏观环境还包括政治制度、法律制度、经济体制，特别是企业与政府的关系和市场环境的竞争性程度，这是决定企业家成长的关键变量。在此进程的开始阶段，创业者们的前所未有的事业，受到社会传统价值观念体系的排斥，遭受到经济、政治体制的阻挠，受到各种封建行会的打击，创业中的艰辛是令人难以想像的。陈启源“继昌隆”的失败很重要的原因源于体制。而一旦市场取向的改革得以深入，也会变革经济与政治体制及市场环境，逐步演变的社会传统价值观念、经济与政治体制，尤其是竞争性的市场环境，会促进企业家的迅速成长。这一点能够从民国建立，特别是一战时期各种企业的蓬勃发展和企业家的迅速成长得以体现。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实行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体制，这种计划经济体制是与市场机制格格不入的，在这种经济体制下企业家顺理成章地从社会经济生活中完全销声匿迹了。因而企业家的价值更无从谈起。究其原因，因为计划经济是指令性的“纵向经济”，而市场经济则是等价交换的“横向经济”。特将两种体制加以比较，如图4－2所示。

图4－2　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本质特征比较

在计划经济体制中，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再到基层企业，是一条纵向的高度集权，层层指令，垂直下达的“指令性计划链”，链的上端是政府，下端是企业，链的最顶端是国务院和国家计委的部、司、处，中间还有各级地方政府的局、处、科，链的最底层、最末梢就是企业。纵向经济的本质特征就是政府下达指令，企业服从指令的关系。企业的职能就是接受和执行政府的指令性生产计划，企业就成了政府的附属机构或“派出机构”，按照政府的指令指标，使用政府批拨的原料、资金、劳动力，进行定量的生产，这样的企业实际最多只不过是一个“生产车间”而已。在这种体制下，企业只有服从，而不需要经营，更不需要开拓创新，所以不需要，也不可能产生企业家。沿着纵向指令性链，再向下延伸的话，在企业的下层则是千百万消费者——用户，在短缺经济中，用户是处于整个国民经济的最底层的一个环节。政府—企业—用户，这就是纵向经济的内在关系。而转为市场经济后，企业和企业，企业和用户，甚至企业和政府各自都是一个个独立主体之间相互平等、等价交换的横向经济关系，企业成了独立法人，也形成了激烈市场竞争和种种不确定性，只有敢冒风险，善于创新的企业才能赢得用户，才能立于不败。于是企业家的作用就至关重要。有意思的是，同计划经济体制中纵向经济关系相反，原来的政府决定企业，企业决定用户的关系发生了180°的倒置，即变成了用户决定企业，企业决定政府，政府服务企业，企业评价甚至选择政府的相反关系。用户作为至高无上而又十分苛刻的“上帝”，无形中给企业和企业家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企业家如果不能不停顿地创新和开拓的话，就要被淘汰出局。

这就是从计划经济转为市场经济，各主体相互关系发生的质的变化，也回答了为什么企业家产生于横向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原因。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中国的经济体制、社会价值观念发生着悄然的变化。市场体系、竞争性的市场结构也逐步建立，市场机制在经济生活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企业成为市场经济的主体，在这种适宜的“土壤”之下，中国的企业家也在茁壮成长。

2．微观环境

微观环境主要是指企业制度，即企业产权制度和企业组织制度。企业制度的完善与否直接关系到企业家的成败。现代企业制度是指适应社会化大生产、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以规范和完善的企业法人制度为主体，以有限责任制度为核心的新型企业制度。企业制度之所以越来越重要，原因是由于所有者与经营者的分离，早期的所有者与经营者合一的企业家逐渐为职业经理阶层所代替这一趋势所造成的。企业所有者——股东承担经营风险和取得经营利润，而从事经营管理的职责主要落在职业经理身上。两权分离导致职业经理阶层的出现，需要资本所有者去设计一套新的制度，让不是所有者的职业经理阶层在企业运营过程中，同样受到利益的驱使及产权的约束。完善的现代企业制度会给予企业家一个良好的制度环境，特别是科学地解决了企业家的选择机制和激励约束机制，保障企业家的健康成长。

3．文化环境

文化环境是指文化观念、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它既同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社会习惯密切相关，又受该地区、该民族的历史文化积淀的深刻影响。过去百年中国企业家没有茁壮成长，没成气候，改革开放后的20世纪80年代，虽有一批企业家快速成长，但又快速分化，快速衰败，说明企业家成长的土壤是“板结”的，需要改良土壤，这个土壤的“板结”，除有宏观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和企业体制原因之外还有不可忽视的文化环境。各国文化不同，有的利于企业家成长和创新，有的不利。美国文化，尤其是硅谷文化，是鼓励创新和激励创业，其中包括宽容失败，鼓励闯，从创业意愿抽样调查也可看出，美国人的创业意愿最高为8．4%，而芬兰人的创业意愿最低，仅为1．2%（本书第二章《国外企业家理论》）。对美国这种敢闯、敢创业的文化精神，不妨称之为“牛仔文化”。而日本文化只能叫“鞠躬文化”，长幼有序，男尊女卑，百依百顺，不利创新。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中庸”，有优秀成分，但往往不偏不倚，成了“折中文化”和“骑墙文化”，也不利创新，再加上平均主义的“红眼病文化”，更不利于企业家成长。北京有很优秀、很灿烂的一面，也有落后和阻碍企业家成长的文化，这就是我两年前在北京经济论坛上讲过的，在中上层的“官本位”文化和市民基层的“京爷文化”，干好企业去当官，“企而优则仕”，怎么成为企业家？自以为是“天子脚下，高人一等”，是“北京爷”，这样只受人服务，不愿服务于人的“京爷文化”，只能是一种落后的八旗遗风，是同现代服务文化格格不入的。现代服务文化，是把整个社会的成员都包括在内，人人都是要为别人服务，人人都能受别人服务，形成一个可循环的服务链圈。而“京爷文化”则信奉的是只受人服务，不肯服务于人。因而“京爷文化”是对现代服务文化的反动，怎么又能产生企业家？这恐怕是北京企业家少，有了也命不长的原因之一。

【注释】

[1]本章关于企业家成长的历史参考和使用了很多学者，特别是辛向阳和肖彦登两位学者各自专著的文献资料，谨致谢忱。

[2]肖彦登：《中国没有企业家》，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3]肖彦登：《中国没有企业家》，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4]肖彦登：《中国没有企业家》，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