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对图书馆评价的研究，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压力和多学科渗透的良好借鉴。由于科学技术的变革、网络的发展、各机构对资金的争夺不断加剧，这给图书馆的管理带来了压力，迫使对图书馆效益进行研究；此外，管理学、市场营销学等学科理论和方法成功应用于其他领域，这也为对图书馆效益进行有效评价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和良好的借鉴。

基于社会发展需要，西方发达国家十分关注图书馆的投入产出问题，对图书馆投入产出效益评价的相关研究比较深入。目前主要有定量评价与定性评价两种观点。定量评价观点认为，如果认识到其局限性，对大多数图书馆的投入产出进行最终量化评价是可能的，即便这个评价不尽完善，但也是有用的，值得注意的是，主观评价需要参照客观评价，运用定量评价工具是对图书馆进行投入产出问题研究的必要条件。而定性评价观点认为，试图将投入产出指标进行量化，会导致性质不同的变量被硬扯到一起，这是不科学的。原因在于一方面图书馆产生的一些主要益处是不可测度的，另一方面，各图书馆都有自己特定的历史、制约因素、用户，进行投入产出绩效评价，应该尊重专业人员的主观判断。其实这两种观点的分歧并没有实质性差别。

效益研究理论的成型阶段。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时代的发展，欧美国家开始对图书馆活动进行研究评价，一些学者提出了若干有价值的理论，这些理论研究成果也被广泛地应用到实际管理中。1973 年，奥尔（R.H.Orr）发表《测度图书馆服务的好坏探讨定量评价的一般框架》一文，奥尔在文中指出，图书馆服务好坏的概念可以通过“价值”和“质量”两个基本问题反映出来。服务的价值必须最终依据经费提供者所认为的通过利用服务而能增加的成效来判断，而服务质量的最终标准是它满足用户需求的能力。这是早期西方图书馆评价研究中影响较为广泛的一个成果，奠定了关于图书馆服务效益问题研究的基础。1982年，奥尔关于图书馆好坏从“质量”和“价值”两个方面作出区分的研究成果得到了进一步的肯定，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巴克兰德（M.K.Bucland）通过大量的数据分析，使用并发展了这两个概念。其不同之处在于，巴克兰德更看重资源，并揭示了图书馆服务的特性。他认为，图书馆在任何时候都要重视资源建设，资源是图书馆安身立命的资本和赢得竞争的砝码，没有资源，就没有图书馆的服务，图书馆也因此失去存在和发展的基础。

1990 年，英国学者莱恩（M.B.Line）发表了“The Concept of  “Library Goodness”：User and Library Perception of Quality and Value”，将“价值”进行了更为深入的分析。他在文中表现了他对“价值”的独到理解：“我们使金钱产生价值是很有用的，特别是，如果我们能证明金钱的少量增加会产生价值的大量增加。”他还在书中引入了成本效益和成本收益理论，经济学上有一个回报递减律：在某一个点之后必须加倍投资，效益才能增加5%和10%，然而这一效应只能在某一水平上起作用，低于该水平反过来才是正确的。结合图书馆本身而言，资源减少10%，效益将会减少，甚至更多。肯定地说，低于某一资源水平，图书馆就不能履行对所属机构所承担的责任，学生、教师和科研人员就无法很好地工作。由上述理论可得出，重视成本效益和成本收益，无论对为图书馆提供资助的上级部门，还是对图书馆自身发展，既是客观要求，也是图书馆管理的重要目标。同年，美国研究者Van  House 出版了《Measuring  academic  library  performance：practical approach》（评价学术图书馆效益：实践步骤）一书，具体阐述了评价图书馆效益的步骤。(www.daowen.com)

理论与实际应用的相互渗透。结合理论研究，图书馆界制定了针对效益评价的重要标准和指导方针，IFLA于1988年颁布了大学图书馆效益的标准，又于1996年颁布了学术图书馆效益评价指导方针。这些标准和方针都是理论应用于实际的典范。

综上所述，从理论的构建到实证研究，从应用管理理论、经济学理论到应用心理学、市场营销学理论，从主观评价到以用户的期望、要求和满意为出发点的客观评价，西方图书馆评价的研究已经经历了不断革新、不断进步、不断完善、不断成熟的过程。但究竟运用什么方法对图书馆进行评价更为合适，并没有产生一致性的结论，或许上述理论并非完善，普遍适用的标准模式根本就不存在。对于我国图书馆来说，这些研究成果具有很多借鉴之处。一方面，我国在进行图书馆管理中，要充分认识到图书馆评价的多重性及重要性，把资源建设作为投入的重点；另一方面，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分析成本收益和成本效益，要更多的关注图书馆资源的利用率及其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