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影响两地居民自然保护与旅游开发态度的因素

（一）两地居民旅游期望与旅游影响感知对其旅游态度的影响

1.两地居民旅游期望与旅游影响感知比较

国内外关于旅游地居民旅游态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居民的旅游影响感知对居民旅游支持态度的影响及居民旅游态度的影响因素分析上，并基于这种态度将目的地居民类群进行分类研究。目的地社区居民旅游态度的研究结果表明：从宏观层次而言，居民的旅游支持态度受当前的经济、环境意识、文化等多种因素影响；因此，体现在个人、社区或社会等不同层次，其结果会有所区别（Lawson等，1998）。从微观角度角度来说，目的地社区居民的旅游支持度受到居民对旅游业的关注度、对社区的满意度、生态中心价值观、资源基础的使用、旅游发展成本和收益感知、居民社区依恋与地方感等因素的影响（Jurowski et al.，1997；Gursoy et al.，2002；Ko ＆ Stewart，2002；许振晓等，2009）。Murphy（1985）指出影响居民感知和态度的因素包括主客体交往的类型和程度、旅游业对社区的重要程度、个人对旅游依赖以及社区旅游发展的总体程度。McGehee ＆ Andereck（2004）认为，居民的个人属性特征并不能预测其对社区旅游业的支持态度；其他经验研究结果则表明，社区居民的旅游发展态度尤其是旅游影响感知会受到居民的个人属性特征（年龄、性别、收入、教育水平、社区依恋与满意度、个人距离吸引物场所的空间距离和接近程度等）、旅游开发/发展特征（旅游开发的类型、规模、旅游发展阶段等）、社区属性（如社区网络、社区经济、社区对旅游业的依赖、社区对环境问题的态度等）因素的影响（Um ＆ Crompton，1987；McCool ＆ Martin，1994；Gursoy等，2002；Ko ＆ Stewart，2002；Mason ＆ Cheyne，2000；Jurowski ＆ Gursoy，2004；McGhee ＆ Andereck，2004）。

总体说来，现有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对目的地居民的旅游影响感知与支持态度的研究，而很少涉及旅游地居民旅游发展期望（许振晓，2009）。期望理论是一个动机的认知过程理论，其基本理论假设是：行为、动机、期望和收益之间存在着联系；行为由个体的期望而产生（Vroom，1964）。期望理论被证实能准确地预测人们对于某些事物如工作的满意度及支持态度。在此基础上，Oliver（1980）提出了期望差异理论，该理论模型经由两个过程构成：首先消费者在欲消费之前已经形成期望，经由期望与知觉绩效间的比较差异产生不同的满意评价与体验。当人们的动机和期望得到满足，即收益（或者知觉绩效）大于或者等于期望时，人们常会觉得满意，并对该事物或者行为持积极的支持态度；反之，则会持消极的不支持态度。Teye（2002）在对加纳两个小镇研究后发现，两镇居民由于旅游发展经济期望与实际收益之间存在着落差，导致旅游地居民和旅游从业人员对当地的旅游发展表现出消极的态度和行为。许振晓（2009）对九寨沟社区居民旅游发展支持度的研究结果表明，居民的旅游发展期望在居民旅游支持度上存在着有效的中介效用。尽管期望理论及相关的各种动机态度理论被证实能准确地预测人们对于某些事物如工作的满意度及支持态度，但这些理论及整个模型的检验比较困难，并存在着显著的文化差异（纳尔逊等，2004）。

人们的行为动机作为一种期望标准，会直接影响到人们的体验质量和满意度。目前，期望理论已经在游客满意度及忠诚度研究中得到应用；很多研究测度游客的期望与实际体验间的差异以及这种差异对游客满意度及忠诚度的影响，但鲜有研究去测试和研究目的地居民的旅游发展期望，将目的地社区居民旅游发展期望及其旅游影响感知进行综合分析，探讨这两个因子对居民旅游态度的专门研究更不多见。同时，现有的关于目的地居民态度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发达国家如美国、澳大利亚、欧洲的乡村地区（Kitnuntaviwat，2008），但对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保护区社区居民的旅游发展期望的研究成果很少；跨文化视角下国家公园社区居民旅游态度比较研究更是十分少见。

本部分研究主要基于SPSS16.0的GLM多因子多变量变异数分析和路径分析模块来定量分析两国家公园社区居民旅游发展期望对居民旅游影响感知及旅游开发/自然保护支持度的影响作用。并对分析结果做出定性归因解释。在研究中，居民的旅游发展期望与旅游影响感知（这里，居民的旅游影响感知实际上是一种居民旅游获益感知）均从社会文化、经济及自然环境三个层面来反映（见表4-12）。

表4-12　案例地居民对本国家公园旅游发展期望与旅游影响感知及支持度的均值比较表

表4-12表明，九寨沟居民对当地旅游发展的经济期望最强，其次就是自然境保护期望和社会文化发展期望。NF居民对于当地旅游发展的环保期望值最高，其次是发展社会文化，但对当地的旅游经济发展期望则持无所谓的态度。九寨沟居民比NF居民在社会文化与经济发展两个旅游发展期望尤其是经济发展期望上表现得更为积极和强烈，而在自然保护期望上则不及NF居民强烈。

在旅游影响感知上，九寨沟居民在社会文化、经济及自然保护三个方面的旅游影响感知均较NF居民积极，尤其是旅游的经济影响感知。两地在旅游的环境影响感知上均得分最低；其中九寨沟居民对“旅游开发后社区整体自然环境变好了”的表述持中立态度；而NF居民则直接否认NF的旅游开发促进了当地自然环境保护。需要注意的是，两地居民的旅游影响感知较其旅游发展期望均表现得更消极，反映出其实际旅游收益感知要弱于其旅游发展期望的一种状态。在支持度上，九寨沟居民对于旅游开发的支持度及这种支持态度的差异均明显要较NF居民高；在优先保护自然的态度上，九寨沟居民同样表现出更积极的态度和更小的态度分歧。

2.居民旅游期望＆ 旅游影响感知对旅游态度的影响定量分析

根据期望理论及前人的研究成果，提出探析居民旅游期望与旅游影响感知对目的地居民旅游态度的总研究模型路径关系图如图4-2（a）所示：

图4-2　自然旅游地社区居民旅游发展期望与旅游影响感知及旅游态度路径关系图

注：不标括号的数据为NF案例地的路径系数，括号内为九寨沟数据；＊表示在0.05水平下显著。

利用SPSS的多元回归分析——强迫进入法分别对两国家公园社区居民的旅游发展期望、旅游影响感知及旅游态度（模型1）及旅游发展期望感知与旅游影响感知（模型2）进行“同时方程式检验模式”检验，可得两地的模型检验结果表及模型参数表（见表4-13和表4-14）：

表4-13　模型检验结果摘要表

注：模型1中，Predictors是（Constant），旅游影响，旅游期望；因变量是旅游开发支持度；模型2中，Predictors是（Constant），旅游期望感知；因变量是旅游影响感知。

由表4-13可知，模型1中，NF和九寨沟的决定系数R²分别为0.446和0.286；则由残差系数与决定系数间的关系可计算其残差系数应分别为0.744和0.845。以旅游开发支持度为因变量，以旅游发展期望和旅游影响感知为自变量，NF和九寨沟的模型标准化回归系数分别为0.689、-0.055和0.543及-0.018。同样的方法可以获得以旅游影响感知为因变量，以旅游发展期望感知为自变量的决定系数、残差系数及标准化回归系数，并可获得两地居民旅游态度路径关系型图（见图4-2b）。

由表4-13可知，作为一个整体模型，在居民旅游期望及影响感知对旅游支持度的影响模型中，NF和九寨沟居民的旅游发展期望与旅游影响感知对其旅游态度的解释能力分别达到44.6%和28.6%；因子间关联强度系数ω²的（ω²＝调整后的R²）值分别为43.7%和26.8%。根据Cohen（1988）所提标准，关联强度系数（ω²）在6%以下者，显示变量间关系微弱；在6%以上且在16%以下者，显示变量间属中度关系；在16%以上者，显示自变量与因变量间具强度关系。由此可知，两案例地居民旅游期望及旅游影响感知与旅游支持度之间具有高度强度关联。两案例地居民的旅游期望感知与旅游获益感知间也具有高强度关联（ω²值分别为0.163和0.185）。根据自变量共线性判断标准，容忍值越小，越可能存在共线性问题；CI值如果在15以上，表示可能有共线性问题；CI值如果在30以上，则表示有严重的共线性问题；CI值越大，越有共线性问题（Tacq，1997）。在本研究中，其容忍度值均比较高甚至达到1.000，CI值均在15以下，表明此模型不存在共线性问题，模型可以接受（见表4-14）。

表4-14 案例地居民旅游期望与旅游影响感知对旅游态度影响参数表

（续表）

研究发现，两国家公园社区居民旅游开发态度的影响路径中，只有两条显著路径：即旅游发展期望感知→旅游影响感知→旅游支持度和旅游影响感知→旅游支持度。也就是说，居民的旅游影响感知会直接影响居民的旅游发展支持度；而旅游发展期望并不直接影响居民的旅游态度；旅游发展期望对居民旅游开发态度的影响要经由旅游影响感知这一中介变量，间接影响居民的旅游支持度。

MANOVA双因子变异数分析结果（见表4-15）同样表明，对于两案例地来说，居民的旅游获益感知会影响着其旅游支持态度（FNF＝3.567，PNF＝0.002；F九寨沟＝2.082，P九寨沟＝0.058）；居民的旅游期望感知不会影响其旅游支持态度（FNF＝0.756，PNF＝0.748；F九寨沟＝1.030，P九寨沟＝0.451）。

表4-15　案例地社区居民旅游影响及旅游期望感知与旅游支持度双因子变异数分析结果表

注：模型的自变量为“支持本国家公园继续发展旅游业”；Computed using alpha＝0.05。

3.居民旅游期望＆ 旅游影响感知对旅游态度的影响研究结论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得到如下4个基本的研究结论：

（1）总体上而言，目的地居民都对本地的旅游开发持正面积极的发展期望，包括社会文化发展期望、经济发展期望和自然保护期望；但是两地居民的旅游发展期望存在差异。九寨沟居民旅游发展的经济期望最强烈，其次是自然保护期望，最后是社会文化发展期望；而NF居民的自然保护期望最强，最弱的是经济发展期望。

两地居民旅游发展期望的差异可能与两地经济发展基础、居民的旅游经济依赖程度和国家公园建立目标有关。中国国家公园建立的主要目的就在于自然保护与旅游开发的同步实现。在九寨沟，由于自然条件所限，旅游业是当地少有的几个适宜产业中的最佳选择，旅游经济是当地社区居民最为重要的甚至是唯一的收入来源；近80%的九寨沟受访居民本人或者有家庭成员从事旅游相关工作。因此，九寨沟居民非常重视旅游开发赖以存在的自然环境系统，并希望旅游开发能够为九寨沟的自然保护做出贡献。NF国家公园建立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更好地保护本地独特的自然景观和文化传统。在NF，农林牧业和旅游业同步发展，旅游经济只是NF地方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只有约三分之一的NF居民本人或者有家庭成员从事旅游业相关工作，NF受访居民及NF居民总体对旅游经济的依赖性要远远弱于九寨沟居民。所以，NF居民对于当地经济发展的期望整体上比较无所谓；但是对于事关每一个居民生活质量的自然环境保护期望，则表现得较九寨沟居民更为强烈和直接。而对于九寨沟居民来说，更重视本保护区旅游开发的经济和自然保护期望就很能理解了。

（2）九寨沟居民对本地旅游开发的经济获益感知强烈，但是对于旅游的社会文化及自然环境促进作用感知虽然认同，却并不强烈。与九寨沟类似，尽管NF居民对于旅游的经济促进影响感知最为强烈，但也只有一半居民持此立场。至于NF旅游开发的社会文化及自然环境影响，则多持中立和否认态度。这与国内外其他学者的研究结论基本一致，即目的地居民对旅游的经济影响感知明显要强于对环境与社会文化影响的感知，居民的经济影响感知也要较社会文化和自然保护影响感知要正面和强烈（Liu et al.，1987）。

（3）两案例地居民的旅游获益感知会直接地影响着其旅游态度，这与现有的绝大多数研究结论是一致的；居民的旅游发展期望尽管会直接正向影响居民的旅游影响感知，但是对于居民的旅游态度却没有直接的影响，而是经由旅游影响感知间接发生作用。在这里，居民旅游影响感知在居民旅游期望及其旅游态度之间发挥着中介作用。此研究结论对于中英两个不同的案例地来说具有跨样本跨文化的一致性。两地居民旅游发展期望与旅游影响感知对其旅游态度的影响路径上尽管基本一致，但在具体的影响程度上存在着局部的差异：九寨沟居民的旅游发展期望对其旅游获益感知的影响明显要较NF居民强；但是其旅游获益感知差异对其旅游态度差异的解释力却要较NF居民差；NF居民的旅游态度更多地是由其旅游影响感知决定，而不是旅游发展期望决定。

（4）两目的地居民的旅游获益感知较其旅游发展期望均表现得更消极，表明目的地居民实际旅游收益感知要弱于其旅游发展期望；但是九寨沟居民仍然对当地进行旅游开发保持了较高的支持率，而NF居民则对此保持中立态度。

尽管本研究证明了两地社区居民的旅游发展期望及旅游影响（获益）感知对其旅游态度的影响作用路径及因子间关系存在着跨样本跨文化的一致性；并也尝试着对两地居民旅游发展期望感知、旅游获益感知及其对旅游态度的作用程度间的差异进行解释。但是仍然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根据Oliver（1980）的期望差异理论，当人们的动机和期望得到满足，即收益（或者知觉绩效）大于或者等于期望时，人们常会觉得满意，并对该事物或者行为持积极的支持态度；反之，则会持消极的不支持态度。但是在九寨沟和NF两个研究案例中，两地居民在旅游开发的期望感知与实际获益感知之间均存在着较大落差，居民的旅游影响（获益）感知要弱于其旅游发展期望，但两地居民的旅游态度并没有表现出鲜明的反对态度：九寨沟居民表现为鲜明的支持当地继续发展旅游和进行自然保护的积极态度；而NF居民对自然保护表现出强烈的支持意愿，而对当地继续进行旅游开发持中立无所谓的态度。简言之，尽管旅游发展期望与旅游影响感知会影响到居民的旅游态度；但作为一个整体，适用于游客或普通消费者的期望差异——态度理论并不完全适用于保护区居民的旅游态度形成机制分析，它们只能解释居民旅游态度差异的44.6%和26.8%。

（二）影响两地居民自然保护态度的因素分析

自然环境系统可以为人类提供生命支撑和旅游娱乐等重要功能（Gössling，2002）；自然环境已经成为许多旅游目的地尤其是自然旅游目的地的主要旅游资源，也是旅游产品和旅游体验的的重要背景（Dolnicar ＆ Leisch，2008；Holden，2003）；更是国家公园旅游发展的最为重要的旅游吸引物和载体。保护自然生态系统，保持生态系统的完整性不仅是一个基本的人类目标（Gössling，2002），也是自然旅游地可持续存在和发展的一个必然要求（Obua，1997），更是国家公园的首要管理目标，它与国家公园旅游发展相辅相成，密不可分。目的地旅游利益相关者必须评估和摆正他们与大自然的关系与位置，将旅游目的地的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作为目的地管理的重要任务，通过一系列的管理行为来保护和保存自然资源和自然环境（Holden，2003；Williams ＆ Ponsford，2009）。自然保护已经成为自然旅游目的地管理的重要内容，居民的自然保护态度对目的地环境保护与旅游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但目前对目的地居民的环境态度进行研究和解释的文献却很少。

作为行为及行为目的的一个重要指针，态度可用以解释个人的行为（Ajzen，1988）。环境态度是一种通过对自然环境进行评估并表达赞成或不赞成的心理倾向（Milfont ＆ Duckitt，2010）。态度与行为的关系激发了人们对环境态度作为基于环境的行为及参与决策指标的研究兴趣（Matthew ＆ Stephen，2000）。许多学者研究了环境态度与政治参与之间（Kim et al.，2007）、环境态度和娱乐行为选择（Luzar et al.，1995）、环境态度与保护行为（Steel et al.，1996）、环境态度与行为修正意愿（Torgler ＆ Garca-Vali1as，2007）之间的关系。对旅游环境影响的研究成果很丰富（Briassoulis，2002；Holden，2009）；目的地居民的旅游感知及旅游态度研究也不断出现（许振晓等，2009；Ko ＆ Stewart，2002；McGhee ＆ Andereck，2004）；但很少有研究对目的地居民的环境态度进行研究和解释（Bestard ＆ Nadala，2007）。

作为一个重要的旅游利益相关者，当地社区居民通常被认为是愿意对其周围的自然环境实施环境保护政策的。事实上，“21世纪议程”的一个潜在基本原则就是，旅游目的地社区居民必然支持当地自然保护政策和行动。然而，由于社区的概念包含利益经常相互冲突的不同群体，所以，很难假定作为一个整体的地方社区必然会支持自然保护；当目的地社区感到有一种产业能够替代旅游业，并能提供更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机会时，情况更是如此（Holden，2003）。

国内外关于保护区居民自然保护态度影响因素的研究成果并不是很多，研究结论各不一致；跨国跨文化的自然旅游地居民自然保护态度的研究及其解释的研究成果更是少见。现有的研究结论表明，保护区居民自然保护态度的影响因子有：自然保护成本及（自然）旅游收益状况（Nagothu Udaya Sekhar，2003；Walpole ＆ Goodwin，2001）、居民的地方依恋情感因素（唐文跃等，2008）、居民的人口属性特征（性别、年龄、受教育状况及是否为保护区工作等）（Tomicevic，2010）。Tomicevic（2010）的研究发现，居民的自然资源保护态度与其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等因素相关，而高礼安和陈世军对贵州都匀市斗篷山生态旅游区的研究表明，当地居民的文化程度和其环境保护态度没有关系（高礼安，陈世军，2005）。在苏格兰的Aviemore，由于当地居民从旅游发展中受惠；所以，当WWF及英国皇室护鸟协会出于自然保护目的反对当地为游客建立缆车而采取行动时，大部分当地居民却反对WWF及皇室护鸟协会的自然保护行为（Holden，2000）。此外，McGregor（1994）对南非Natal圣卢西亚公园的研究表明：由于采矿公司相较于公园管理局能给社区居民提供更多的经济社会收益；所以，尽管发展生态旅游更有利于当地环境保护及经济发展的持续性，但当地居民更支持矿业开发而不是生态旅游发展。李正玲等（2009）对西双版纳社区村民对亚洲象保护廊道建设的认知与态度研究表明，影响村民支持意愿的因素包括村民的文化程度、人均年收入以及村民就亚洲象保护、人象关系、廊道利用方式和受益群体的认知。对国内外现有的相关研究文献进行梳理，就不难发现，旅游目的地居民并不必然地会支持在本区进行自然保护管理，影响居民自然保护态度的影响因子与影响方式有着许多的不确定性。到底有哪些因素在以什么样的方式在影响着目的地居民的自然保护态度呢？如何对其进行解释？这种态度影响因素之间存在着跨文化的差异性吗？这正是本部分研究所要解决的问题。

1.两地居民自然保护态度比较

运用卡方检验分析时，需要有80%以上的单元格期望值要大于5，否则卡方检验的结果偏差即非常明显（邱皓政，2009）。在本研究中，由于居民对自然保护持反对意见的观察数和比例较低；故将受访居民的自然保护态度由原来的五级合并为“支持（含强烈支持和支持）”和“不支持（含中立、反对和强烈反对）”两级。对两案例地居民的人口属性变量与其自然保护支持态度变量进行相关分析与卡方检验，可得如下结果（见表4-16）：

表4-16　两案例地居民人口属性特征与其自然保护支持度的卡方检验结果表

(www.daowen.com)

（续表）

对两地居民的人口属性变量与其自然保护态度变量进行独立性卡方检验。检验结果发现：NF居民的年龄、性别、居住年限、受教育水平及旅游业参与情况与其自然保护支持态度的卡方检验χ2值分别为6.793，0.065，4.564，1.576和0.653，其P值均大于0.1，表明NF居民各人口属性特征变量与其自然保护态度之间没有统计学意义上的关联，居民的人口属性对其自然保护态度没有影响。研究同时发现，九寨沟居民的自然保护支持度只与居民的性别及是否参与旅游业变量间存在显著的关联，其相应的卡方值分别为χ2＝5.720（P＝0.017＜0.05）和χ2＝7.365（P＝0.007＜0.05）；与其他变量则没有关联。其中，女性九寨沟居民比男性的自然保护支持度明显要高一些；参与旅游业的九寨沟居民其自然保护支持度也明显高于没有参与旅游业的居民。此前的许多类似研究结论也表明，女性相较于男性而言，更有可能对保护区旅游地的自然保护政策持支持态度（Arjunan et al.，2006）。

2.居民旅游环境期望及旅游环境影响感知对自然保护态度的影响

人们对某一事物或者行为持支持或者反对的态度取决于人们对这一事物的偏好或者这一行为所致的成本和收益的评估结果。

表4-17表明，在旅游环保期望上，NF居民的旅游环保期望更高，期望差异也更大；在旅游的自然环境影响感知上，两地居民均不认同本地的旅游开发使本区自然环境变好了；但是，九寨沟居民的旅游环境影响感知更正向和积极，其居民态度分歧也更大。在自然保护态度上，尽管两地居民整体上而言都支持对本区进行自然保护，但九寨沟居民的支持度明显要更积极、态度也更为一致。

表4-17　案例地居民旅游发展环保期望＆ 旅游环境影响感知及自然保护支持度的均值比较表

注：表中，旅游环境影响和旅游发展环保期望感知分别通过居民对于表述“旅游开发后本保护区整体自然环境变好了”和“（本区发展旅游的目的是）保护自然与文化景观系统”的反应来测度。括号中的数据为其标准差值。

运用SPSS双因子变异数MANOVA分析模块对两地居民的自然保护态度、旅游环保期望、旅游影响感知进行分析，可得表4-18。该表表明，在效验值P＝0.10水平上，九寨沟居民的旅游环境影响感知会影响到其自然保护态度（F九寨沟＝3.237，P九寨沟＝0.017），而九寨沟居民的旅游环保期望对其自然保护态度没有影响（F九寨沟＝0.686，P九寨沟＝0.563）；与此相反，NF居民的旅游发展环保期望影响着他们的自然保护态度（FNF＝2.222，PNF＝0.071），但其旅游环境影响感知则对自然保护态度差异没有显著影响（FNF＝1.240，PNF＝0.298）。

表4-18　两地居民旅游环境影响＆ 旅游环保期望感知与自然保护支持度模型参数表

注：Computed using alpha＝0.05。

对两地居民的旅游环保期望、旅游环境影响感知及自然保护态度的Spearman roh等级相关分析结果进一步证明，NF居民的自然保护态度与其旅游环保期望呈正向弱相关，而与旅游环境影响感知不相关；九寨沟居民的自然保护态度则与其旅游环境影响感知负向弱相关，但与其旅游环保期望无相关。与MANOVA分析结果一致（见表4-19）。

表4-19　居民自然保护态度、旅游环保期望及旅游影响感知的Spearman’s rho相关分析结果表

注：括号中的数字为相应相关系数值所对应的P值。

综上所述，NF居民的旅游环保期望越高，就越支持对NF进行自然保护；九寨沟居民的旅游环境影响感知越消极，就越支持对九寨沟进行自然保护。

3.案例地居民旅游环境伦理观对其自然保护态度的影响

现有的环境态度研究形成了以实用主义环境伦理观和保护主义环境伦理观为特征的二维模型。保护主义环境伦理观从利他无私的角度强调对自然环境进行保护；而实用主义则强调从人类中心价值角度对自然资源和自然环境进行利用（Kaiser et al.，2007）。当然，两者之间并不是绝对的非此即彼的关系，某些社会可能在某种程度上两种取向的成分部有，虽然其中某一种取向可能更突出（骆林生，王静，1991）。环保主义者比实用主义者更有支持各种环境保护政策和行为（Spash，1997）。人们的环境态度与其对环境的伦理信仰相关；目前，旅游环境伦理研究的基础十分薄弱（Fennell，1999）。旅游业的成功有赖于对自然环境的利用，所以，就有必要评估旅游开发的利益相关者对于自然环境的伦理态度，以确认旅游业是否需要新的“环境伦理”（Holden，2003）。

人们对环境的认知和环境伦理会影响着他们对于大自然的态度和行为。在本研究中，居民的旅游环境伦理观通过对两个题项“旅游的经济利益超过大自然的环境利益”及“旅游的经济利益超过大自然的经济利益”来进行测试。这两个题项也可以归并为一个题项——即“旅游的经济利益超过大自然的利益”——来进行分析。则以居民的旅游环境伦理观为自变量，利用SPSS单因子变异数分析来探究两案例地居民的旅游环境伦理观对其自然保护支持态度的差异分析结果可见表4-20。

表4-20　居民不同旅游环境伦理观下的自然保护态度ANOVA分析结果表

注：因变量是“和旅游相比，应该优先保护自然环境”。

分析结果表明，九寨沟居民在自然保护态度上不存在统计学意义上的差异。绝大多数九寨沟居民基本都支持对九寨沟进行自然保护，持环保主义环境伦理观。事实上，98%的九寨沟居民支持对本区进行自然保护，91.6%的九寨沟居民更认为“和旅游相比，应优先保护自然”。

相反地，在NF，只有83.3%的居民支持在NF进行自然保护；不同旅游环境伦理观下的NF居民对自然保护态度存在明显的组间差异（FNF＝5.295，PNF＝0.006）；Scheffe法事后检验结果表明，对“旅游的经济利益超过大自然的经济利益”和“旅游的经济利益超过大自然的环境利益”持否定立场的倾环保主义者更支持在NF进行自然保护；而对“旅游的经济利益超过大自然的经济利益”和“旅游的经济利益超过大自然的环境利益”持中立和认同态度的倾功利主义者对自然保护多持中立或反对态度。

4.研究结论和发现

通过对两案例地的实证分析及研究发现，我们可以得到以下研究结论：

（1）自然旅游地居民的自然保护态度受到不同因子的影响；同一因子对不同目的地居民的自然保护态度影响性质与影响方式也会有差异。

（2）英国NF国家公园社区居民的人口属性特征不影响他们对本区进行自然保护的态度；但性别、旅游业参与情况则会影响到九寨沟居民的自然保护态度。女性九寨沟居民及本人或者家人参与旅游业的九寨沟居民对九寨沟自然保护的支持比例明显要高于男性及没有参与旅游业的居民。

（3）NF居民的自然保护态度受其旅游环保期望及旅游环境伦理观的影响：NF居民对本地旅游开发的环保期望越高，越支持对NF进行自然保护；对“旅游的经济利益超过环境利益”越持否定立场的居民越支持在NF进行自然保护。九寨沟居民的自然保护态度主要受其旅游环境影响感知的影响；旅游环保期望及旅游环境伦理观对九寨沟居民的自然保护态度没有影响：九寨沟居民的环境获益感知越消极，居民的自然保护态度越强烈。

如果不考虑各案例地具体的研究结论差异，则可以认为，居民的人口属性特征（尤其是旅游业参与状况）、居民的旅游环保发展期望、旅游环境影响感知及旅游环境伦理观均会影响到居民对于在本区进行自然保护的态度。但是由于各案例地即旅游目的地发展情况及背景的差异，这些因子并非全部同等地影响于所有的旅游目的地居民的自然保护态度。

通常，人们及不同的文化对环境的态度和取向一般受环境自身的特性，宗教的和社会的价值观以及技术等因素组成一个影响网络的共同影响（骆林生，王静，1991）。

从环境自身的特性来说，九寨沟地处中国西南高山峡谷地区。不便的交通、脆弱的环境、稀缺的人才决定了发展旅游是当地环境保护、资源利用的最佳方式；九寨沟30多年的旅游发展实践表明：发展基于严格自然保护的生态旅游是促进该地区发展的重要手段（章小平等，2009）。几近40%的九寨沟居民认同本保护区的旅游经济利益；但本地自然属性的客观现实及对可持续旅游经济的严重依赖也让他们明白，必须保护好本地的自然生态环境，通过生态旅游发展模式才能维持社区的发展。而NF的自然属性使得其在产业选择和旅游承载力上较具优势，农、林、牧业始终是NF地区经济的重要基础；NF实际上更像是一个自然景观与生活、工作景观并存的区域。这也许可以解释为NF居民更强烈的旅游环保期望及相对较弱的自然保护支持态度的原因。

从文化角度而言，九寨沟是传统藏区，居民大多信奉苯波教，崇奉天地山林水泽等自然的神鬼精灵。所以，九寨沟居民多天然地具有一种尊崇自然、追求与自然和谐共存的思想，这也许可以解释九寨沟内居民几乎都程度不同地主张或者同意在本区进行自然保护的原因。与此相反，西方基督教宣扬人在万物中居于最高地位，人类代表着上帝对自然进行主宰。所以，西方文明对于自然环境的态度更容易走向实用功利主义。宗教文化的差异造成了居民环境伦理观的差异，并最终影响居民对自然保护的态度。在集体行动的决策面前，英国人难免会因为个体的自私而忽视这种出于可持续社会和人类发展而必需的自然保护需要。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受访NF居民都抱怨过多的游客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多不便，但他们又坚决反对采取收取进入费或者暂停/关闭停车场的方式来对游客规模进行控制的原因。宗教文化的差异造成了居民环境伦理观的差异，并最终影响居民的自然资源利用及自然保护态度。

此外，九寨沟居民对于当地旅游经济的高度依赖也是造成九寨沟居民普遍支持在本区进行自然保护的重要原因。在九寨沟，高达78.2%的受访居民参与旅游业经营；而实际上整个九寨沟沟内社区居民基本上都从事旅游及环保支持工作，对旅游经济的依赖性其实更高。正是由于九寨沟居民对于旅游经济的高度依赖，所以他们对于本地旅游经济发展赖以进行的自然生态系统的保护愿望就会更强烈、保护态度也会更积极。这与Nagothu Udaya Sekhar的研究结论是一致的。而在NF，只有约30%的当地居民受益于旅游开发，更多的居民则是当地自然环境的日常使用者，较低的旅游依赖和便利的使用条件，使他们更多地关注到自己对NF公园的使用权利而不是自然保护上面。

总之，现在相关研究的重点不应是寻求更多的人类活动对环境负面影响的证据，而是寻求人类应如何对待自然环境的共识（Robinson，1999）。要想理解旅游利益相关者对大自然的行为，就要充分了解他们对大自然的概念与认知；弄清其环境态度的影响因子及作用方式。通过评估旅游利益相关者对于自然环境的伦理态度，以确认旅游业是否需要新的“环境伦理”（Holden，2003）。

综上所述，两地居民在本保护区旅游发展期望与动机、旅游影响感知、保护区产业选择、自然保护与旅游管理态度上存在着异同。居民旅游感知与态度的差异不仅影响着两保护区管理者的管理决策，也不同程度地影响着两地保护区的管理模式及自然旅游发展模式。

两案例地居民旅游感知与态度比较研究的总结论如表4-21所示。

表4-21　两案例地居民旅游感知与态度研究的结论比较表

（续表）

旅游是自然资源的一种利用方式，其在全球的重要性将会日益增加（UNWTO，2007）。旅游存在的理由就在于它与大自然的文化服务功能联系密切；旅游从根本上依赖于生态系统的供应服务功能、调节服务功能和支持功能，如果生态系统的功能质量有所下降的话，生态系统的娱乐收益是不太可能获得的。旅游与环境的关系是一种互惠关系：旅游影响着环境福利，环境福利也会反过来影响着旅游的特性和质量（Millennium Ecosystem Assessment，2005）。另外，旅游可以从根本上改变目的地地区个人与社会和自然的关系；并使居民与游客在保护区保护与旅游开发区的态度与感知上存在着共性与差异（Gössling，2002）。两案例地居民与游客对所在保护区的产业活动选择、自然保护及旅游开发管理措施上的异同反映了文化与制度差异下，与社会和自然存在着不同关系联结的保护区利益相关者的感知与态度差异；它既有自然环境要素的原因，也有制度、经济与文化上的原因。

【注释】

[1]National Parks of the United Kingdom 2004.Produced by the Association of National Park Authorities in the UK using funds from the Countryside Agency and the Countryside Council for Wal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