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英国家公园管理背景异同

（一）制度异同

产权制度安排是制度体系的基础与核心，具有激励约束功能、资源配置功能、外部性内在化功能（卢现祥，朱巧玲，2007）。不同的产权制度安排必然导致不同的经济行为和资源配置绩效。自然资源及土地产权制度是影响不同国家公园保护和开发管理模式的重要制度背景。当然，不管是私有化还是社会主义土地公有制（在国家公园管理上），都存在着成功或者失败的可能（Penn ＆ Mysterud，2005）。

前已述及，国家公园公益性公共资源的性质决定了国家公园管理制度在理论上必然表现为一种公共管理制度。这种公共管理制度在不同所有制国家的制度、历史及文化传统背景下必然会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和管理模式。

世界各国国家公园管理制度因国情不同而存在差异。IUCN的保护区治理模式包括：社区管理（包括本土居民管理和地方社区管理）、政府管理（包括中央或者省级部门、机构和地方/都市级部门、机构两类）、私人或者私人代表管理（包括个体企业主管理管理、NGO/基金会管理和研究机构/大学管理）及多利益相关者管理四种类型（Tariq Banuri，2002）。1992年，IUCN第四届国家公园与保护区世界大会明确将国家公园旅游管理及其制度选择作为国家公园面临的一项主要管理问题（IUCN，1996）。基于制度与文化差异的国家公园旅游开发管理与模式及绩效研究，也必将成为保护区可持续发展跨文化交流与比较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中国国家公园的管理模式是一种政府管理模式：政府拥有保护区的土地及资源的全部所有权、控制权和监督权，由政府设置管理机构，政府拥有保护区的管理责任与义务，政府机构决定保护区保护目标。在设立保护区或者制定保护区管理政策时，政府或许有或许没有法律义务通告或者咨询其他利益相关者。而英国的国家公园则更多地表现为一种共管保护区治理模式：基于制度安排，国家及地方政府机构、当地社区代表、保护区使用者协会、私人企业及土地所有者各利益相关者都认识到他们在保护区管理中的合法性，共同分享保护区的管理权力与责任，并使其权利义务服从于一致达成的保护区保护目标，协作管理保护区。两国对国家公园自然保护与旅游娱乐机会的供给走的是两条不同的管理路径，这是由两国不同的制度安排和文化传统所决定的。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在实行公有制度的中国，旅游学界和业界围绕着国家级风景区的风景名胜资源的利用出现了“产权化”和“市场化”的声音和大量实践；许多风景区管理机构以各种形式和名义将本应属于全民所有的风景名胜资源的部分甚至全部产权变相公司化、产权化，走上了实际私有化、市场化的道路。而在实行私有制的英国，基于国家公园环境及娱乐旅游机会作为全民福利和公共产品的理念，政府机构和一些非营利NGO组织通过购买国家公园内部分私人土地和对公园区内土地利用进行规划控制和协议管理，实现部分土地的共有和娱乐游憩机会的福利性免费供给。基于政府公共选择的市场化引进和市场机制基础上的政府干预，两个不同制度的国家围绕着国家公园的自然保护和资源利用、娱乐产品提供在管理模式上有相互借鉴之嫌。

（二）文化背景差异

严格说来，制度也是文化的一部分。这里，我们将制度与文化剥离开来，分别论述其对两国两地国家公园自然旅游发展模式的影响。Greif（1994）对中世纪晚期热那亚和马格里布不同社会发展路径的研究证实，东西方不同的文化信仰决定了两个社会的制度性结构差异的历史形成以及现实差距：以热那亚为代表的个人主义文化信仰下的西方世界，建立了解决社会大规模交易的匿名市场交易机制；而以马格里布为代表的集体主义文化信仰下的穆斯林世界和东方儒教国家在此方面却很失败。

影响两国及两国家公园旅游发展模式的不仅有制度原因，文化背景差异也是重要原因。在这里，国家公园旅游发展模式的文化背景主要是指不同文化的人地关系哲学及环境取向。环境取向是指与宗教、价值观和主要思维模式有关的环境方面的观点。各种文化的环境取向差异很大。不同的文化以非常不同的方式看待物质环境，更会形成对于人类作用自然环境行为的不同的态度和观点。人们的环境取向与对环境的态度与文化和历史的观点有关。图3-5是文化与环境关系的框架图。

不同的文化把它们自己与自然环境的关系看作是从属的或者是支配性的；人们对不同的场所，如山脉和海洋，会有各种不同的态度、感觉和认识。一般地，人类对自然环境的取向有三种，即人类屈从于自然、人类凌驾于自然之上以及人类是自然固有的一部分。某些社会可能在某种程度上三种取向的成分部有，只是其中某一种取向更突出。人们及不同的文化对环境的态度和取向一般受环境自身的特性、宗教的和社会的价值观以及技术等因素组成的一个影响网络的共同影响（骆林生，王静，1991）。

(www.daowen.com)

图3-5　文化与环境关系框架图

资料来源：奥尔特曼，切默斯.《文化与环境》.1991.

1.中国传统的人地关系思想及环境哲学

在东方的哲学和宗教中，自然界的一切都是神圣的，不可被人不适当地加以利用；此外，人的生活，包括他们的心境和感情，是同自然缠绕在一起的。任何人不能把自己强加于自然，而必须与它一起流动，成为它的一部分，理解它的变迁方式，并去适应各种自然现象（骆林生，王静，1991）。这里并没有被动和屈从的意思，而是说要理解自然的流动和变迁并在其界限内活动。这一人地哲学思想最本质的内容是：人不是自然界的中心，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必须与自然融合为一体并对自然负责。

天人关系是中国传统文化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概括。中国文化历来重视人与自然的关系，“学不际天人，不足以谓之学”（邵雍）。因此，关于天人关系的思想是中国文化的重要内容，其中占主导的是“天人合一”的观念。这里“天”就是指包括四时运行、万物生长在内的自然界。老子提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他所强调的也是人要尊重自然规律，以崇尚自然、效法天地作为人类的基本准则。中国的天人合一观念有着丰富的内涵。儒家主要从道德的角度来解释天人合一的内涵，认为“天人一体”、“天人合德”等；同时，对自然山水则往往以比德的方式来比附其道德意义，如孔子所说：“仁者乐山，智者乐水”（《论语·雍也》）。道家思想则主要从顺应自然、合人于天的角度来揭示自然万物的意义，如庄子认为：“天地也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在天人合一观念的丰富内涵中，人与自然的和谐是其基本内容。天人合一观念是中国古代解决人与自然关系问题的基本思路，也是中华文明区别于天人对立的西方文明的基本标志，是较为公认的中国古代解决人与自然关系问题的基本观念和人地哲学思想。正是在这种天人合一思想的指导下，中国人因此具有保护自然的历史和文化传统（柳向阳，2005）。

事实上，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的保护自然的观念就作为一种“基本国策”而存在了；至少也算是政府提倡的一种行为规范。《国语·鲁语》记载，鲁宣公夏天在泗水撒网捕鱼，大臣里革听说后跑过去撕破了他的渔网，并根据夏朝时代祖先制定的制度和古训——“春三月，山林不登斧斤，以成草木之长；夏三月，川泽不入网略，以成鱼鳖之长”——对鲁宣公的错误行为进行制止。它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观念的实践表现。此后很长一段时期，除了某些特殊的非正常时刻，“天人合一”的人地关系生态哲学一直规范和指导着中国人对于大自然的改造利用的全部过程^[9]。

九寨沟是一个传统藏区，宗教在人们的生活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影响着人们的人生观、价值观和道德观。九寨沟藏族文化以藏族的原始宗教苯波教文化为基础，以佛教文化为主体。其主要特点表现为：重来世、淡现实，重宗教、轻凡人，重灵性、轻形体，重道德、轻权力，重宗教义理、轻科学技术，乐天吃苦、沉静纯厚等。九寨沟居民大多信奉苯波教，崇奉天地山林水泽等自然的神鬼精灵。所以，九寨沟居民天然地具有一种尊崇自然、追求与自然和谐共存的思想；在九寨沟内，居民不分性别、年龄、文化教育水平及居住年限等差异，几乎都主张或者同意在本区保护自然景观与野生物，并将其列入旅游发展之先。当然，由于九寨沟所处的偏僻位置和脆弱敏感的自然生态环境系统特征，九寨沟居民已经习惯和接受了现实的自然旅游开发方式；所以，从现实生活需求来看，九寨沟居民非常强调以人类为主导价值判断的自然旅游持续发展和对风景资源的旅游开发利用，又从精神和文化层面基于对山林水泽的自然崇拜而非常注重自然保护。九寨沟藏区的这种文化特质决定了当地居民天然地追求一种人与自然和谐的旅游发展模式，而这非常有利于管理局将自然保护与社区发展结合起来，推动保护区进行一种“保护型开发、效益型发展”的自然旅游发展模式。

2.西方人地关系思想及环境哲学

与东方文化和九寨沟地区文化崇奉自然、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文化态度根本不同，犹太基督教价值观和现代西方社会所持的是一种天人对立的线性生命观。传统的西方哲学对于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是持二元论的，即他们将人类与自然环境相互分离，认为人类有权开发、利用环境。西方社会考虑得更多的是发展、进步和以长远的目光期待充满美好或痛苦的未来（取决于其行动），其价值观是他们必须为一个遥远、长期的目标奋斗。这一价值体系使他们有可能作用于自然和征服自然、控制自然和改变自然，因为这样做符合争取最美好的未来的思想，这种未来状态取决于改造地球并使地球增殖这一上帝格言的实现。所以，西方基督教文化宣扬人是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的，在万物中居于最高地位，人类代表着上帝对自然进行主宰。在西方文明看来，人独立于自然，高于自然，并有权乃至有责任去控制环境，使之服从人的需要。这种取向在西方文化中占主导地位，这种观点在其生活的许多方面都有体现：食物生产、自然资源的利用、土地的利用以及对大地的开发。在《创世纪》第l章第28节中有记载如下：“上帝对人的第一诫说：人类应该繁衍、征服地球并支配一切生灵”。所以，西方文明对于人地关系更多地持一种“人类凌驾于自然之上”的环境取向，对于自然环境的态度更容易走向以人类为中心的实用主义（奥尔特曼，切默斯，1991）。这一观念直到最近才成为批评的对象并发生变化（Mannion ＆ Bowlby，1992）。直到20世纪80年代，西方社会才逐渐接受了“人是自然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不是一个独立实体，人类应该保护好自然环境”的观念。

当然，由于工业革命及西方社会对大自然没有节制的改造引起的诸多的社会和环境问题，西方社会也早已开始反思自然与人的关系；并努力寻求在发展和满足人类需求的同时保护自然环境的必要。但是他们的这种保护思想是出于人类可持续发展的考虑，而不是自身的文化属性使然。西方国家近年兴起的野营和背囊旅行可能是反映了西方国家民众想要体验与自然的密切联系的愿望，他们开始认识到他们是自然环境的一部分，而不是独立于自然。所有这一切是不是反映了一种要改变长期存在的人凌驾于自然之上的西方价值观的尝试，奥尔特曼和切默斯（1991）对此表示怀疑。

两国国家公园产权制度和保护区管理体制差异很大，其对国家公园及其娱乐旅游产品公共管理方式的差异从根本上决定了两地自然旅游发展模式和路径的不同，是两种旅游发展模式差异形成的宏观机制；而两地两国的文化差异则是影响和规范两国家公园社区居民及游客观念、态度和行为规则的另一个重要的背景因素，同样也是两国两地国家公园旅游发展模式差异形成的宏观因子和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