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中英两国国家公园管理制度比较

“制度是重要的”（诺斯，1991）。制度不仅规范和约束着个体的行为，并通过与个体的博弈实现对社会的有序管理。为了理解特定的制度安排在某特定国家演化生成的原因，单单囿于（利益相关者）博弈论框架本身是不够的，必须依赖比较和历史的知识（Greif，1999）。通常，人们对制度的研究和理解主要是探讨市场与政府在管理中的作用与机制。

自从Garrett Hardin于1968年发表《公地的悲剧》以来，因个体理性导致集体非理性的“公地悲剧”成了一个众所周知的问题。集体行动存在着困境，个人理性并不能保证集体理性，集体行动未必能导致集体利益或公共利益；在存在共同利益的情况下，理性的个体不会为共同利益采取合作性的集体行动。个人自私的行为也不一定能够而且在许多情况下显然不能够在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指引下产生最佳的社会共同结果。(www.daowen.com)

公共事务管理是一种典型的“集体行动”形式。因此，公共管理危机的出现似乎在所难免。公共管理危机的克服有赖于行动个体的行为自主性，但更多地依赖于制度的安排；因为制度是长期迭演博弈所选择的均衡结果，它是行动个体由不合作走向合作的路径依赖。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奥尔森认为，集体的共同利益实际上可以等同或类似一种公共物品，任何公共物品都具有供应的相连性与非排他性两个特性。公共物品的两个特点决定集团成员在公共物品的消费和供给上存在搭便车的动机，因为公共物品的消费并不排斥不承担成本者的消费。集体行动如果没有很好地进行组织结构的设计和组织制度的建构，那么“自利性”就会腐蚀“公共性”（奥尔森，1995）。在哈丁前后，许多人都提出过解决公地问题的方法。一种方法是界定产权，即产权私有界定。另一种方法是政府强制，即中央政府对绝大多数自然资源进行控制。上述两种方法的共同特点在于都要求政府发挥作用。

在旅游学界，Hall（1995，2000）曾将旅游作为一种权力关系结构进行了探讨；Hiwasaki（2006）对日本国家公园的案例研究表明，日本国家公园社区旅游发展成功的四个要素就是制度安排、与国家公园保护相关的自我规范、较高的环境意识及合作。Ryan则认为，不管是否喜欢，在旅游开发中，政府无所作为或者放任自由的政策都不能产生中立的结果（Ryan，2002）。Marino（2001）分析了旅游业在多大程度上可以通过市场驱动自由发展。但是所有这些讨论都是在必须保护自然区域的情况下进行的。根据Pearce（1993）和McIntosh等（1995）的观点，可持续发展是一个政治概念；因此，旅游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严重依赖于社会政治制度和权力的分配。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由于制度与文化的差异，造成国家公园旅游发展管理模式及其绩效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