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教育 中国基督教乡村建设运动的遗产

中国基督教乡村建设运动的遗产

时间:2023-11-28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这至少体现两个方面,一是中国乡村教会的建设。尽管如此,中外基督徒以及众多的基督教团体以“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勇气,通过参与乡村建设,向世人昭示了基督的博爱精神,树立了关怀下层民众疾苦的标杆。

中国基督教乡村建设运动的遗产

四、中国基督教乡村建设的遗产

不论成功和失败,中国基督教的乡村建设运动还是留下一笔珍贵的遗产,值得后人思考。这至少体现两个方面,一是中国乡村教会的建设。如前面所述,基督教乡建运动中理想与实践之间存在很大的距离,天国与人间、属灵与世俗、宗教政治等并不能完美地统合在一起,两者之间都还存在很大的张力,特别是乡建中的宗教层面,受教会的批评最多,因此,如何消除他们之间的种种紧张,在神圣与世俗间找到一个支点,如何建设一个乡村教会,是基督教乡村工作者迫切思考的一个问题。

在基督教乡建运动后期,一些乡建领袖,尤其是以金陵学院为中心的乡村教会工作者,他们开始强调福音在乡村建设运动中的地位问题。余牧人至迟在1942年时的想法已经把乡建的重点转向福音方面,“各地的乡村教会,今后当然都要参加乡村建设运动,从事各种社会服务工作;但教会从事各种社会服务工作的目的,乃是要借此宣传福音,领人归主,得到基督的生命和力量”。他又说:“乡村教会必须以培养信徒的精神生活,为一切工作的中心工作。即使教会的一切社会服务工作都停止,但培养人类精神生活的工作依然不会停止;因为基督唯一的使命及其对人类社会最大的贡献,并不在继续办理任何社会事业,而是在领人认识及信靠耶稣基督,并继续培养其信德与精神生活,使其生命日新,能力日富,且能够成为有力的基督徒,遵循主道,借着一切服务工作,以建立基督化的人生与基督化的社会。”(22)余牧人根据他的经验和观察,提出了另外一条建设乡村教会的新路,即从建设“家庭教会”开始。

中国以往的乡村教会大多是任一公会在一乡一镇或一村庄所设立的一个布道所、福音堂而已,是城市教会的附庸或推广区,余牧人认为这个自上而下的办法必须改良,一个正常健全的乡村教会的建设程序,应当先有可做教会磐石的信徒,而家庭是中国社会的单位与根基,因此当由家庭教会开始,然后由家庭教会联合组成村会,再由五个或十个以上的村会组成牧区教会。每个牧区教会,有各村教会公聘的牧师和女传道员,负实施宗教教育、培养信徒灵性生活、训练义工以及指导推进各村会与各家庭教会一切事工的责任。这个牧区教会,就是乡村教会的中心组织。(23)这个组织系统其实和美国包德斐提出的“乡村牧区”概念很相似。华北地区基督教乡建工作者在1939年确立了一个新的政策,即“(乡村建设)计划以教会为中心,教会以村庄为中心,宗教以家庭为中心”。(24)这些都说明到了后期,基督教乡村工作者都强调了家庭在乡村教会建设中的重要性。这一理念虽然在实践上并未取得多大成就,但对中国基督教运动而言,是一大创造,也是对世界基督教运动的一个贡献,至少在理论上。

第二,基督教乡建运动对我们解决中国今日的乡村问题,仍有借鉴和启发的价值。我们今天已能认识到,乡村建设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它需要政府作为建设的主体,需要有充裕的财政投入和社会全面动员,需要和平的社会环境,而这些在近代中国都可望不可及,即便在今天,要从根本上解决中国农村问题,也并非轻而易举,更不用说当时各种资源都匮乏的基督教团体了。尽管如此,中外基督徒以及众多的基督教团体以“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勇气,通过参与乡村建设,向世人昭示了基督的博爱精神,树立了关怀下层民众疾苦的标杆。基督教在乡建运动中虽然力求一整套的乡村社会改造方案,但都从自身实际出发,从点点滴滴做起。正如乌江实验区的主持人孙友农说:“农村问题之严重,已成普遍之火灾,滴滴之水,无济于事;然尽力一分,即减少良心一分的诃责,成功不以为荣耀,失败亦不以为耻辱。”(25)教会在自己能力范围内的事情则尽力去做好,如识字运动,教会就普遍做得很成功,而其他工作则由政府或更擅长的组织去做,或联合其他机构进行。这也是一种值得提倡的脚踏实地的工作作风

中国基督教乡建运动虽然在20世纪50年代终结了,但农业传教作为一场世界性运动继续在亚洲、拉丁美洲、非洲等很多地区进行,曾参与中国乡建的著名传教士芮思娄、费尔顿在离开中国后仍在世界各地从事乡村活动。(26)著名乡建领导人张福良在50年代去了美国,在白瑞学院(Berea College)仍在教授和研究乡村建设,和他的连襟晏阳初一样,直到生命最后从未停止对乡村建设的关怀。(27)值得注意的是,在近代很少参与乡村建设的天主教,1970年罗马也成立了名为“农业传教”的机构,是一个专门为服务于农村地区的世界各地传教士、司铎和平信徒们建立的机构,“农业传教”也为世界各地的小型农业发展计划提供援助和支持。2000年11月11日是千禧年农业日,梵蒂冈举行了隆重集会,教宗若望·保禄二世亲临会场,他发表讲话特别指出“农业领域的珍贵价值,特别是其中显著的宗教价值”。目前,世界农业传教活动主要集中在非洲、拉丁美洲等第三世界国家。(28)

包括基督教在内的中国近代乡建运动没能解决的乡村问题留给了后人。在革命取得成功之后,阻碍乡建成功的政治问题得以解决,在中国乡村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三十年后,农村生产力和社会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我们也不得不正视这样一个现实,即中国大部分农村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与城市相比明显滞后,大部分农民仍徘徊在小康社会的边缘,少部分地区甚至连温饱还未解决。尽管现在中国已面临着所谓“后现代”的很多问题,然而,对于那些还未从根本上摆脱贫困的中国农民来说,现代化仍是他们在新世纪的梦想。农村仍然是中国全面实现现代化的关键

近些年来,日趋严重的农村问题、农民问题和农业问题(所谓“三农”)已成为全国上下关注的焦点。我们仍需全力应对乡村的挑战。一方面,政府要承担起发展农村的主导作用,制定一系列促进、保障农村社会经济健康发展的优惠政策,加大财政支持的力度;另一方面,农村的发展,并不仅仅关乎政府和农民的事,也需要全社会的参与。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的参与对建设农村显得更为重要。1995年由政府倡导,全社会参与的“三下乡”(科技文化、卫生)活动,在普及农业、卫生常识、帮助农民提高致富能力方面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在今天,仍需要有一批像当年晏阳初、张福良那样具有奉献、牺牲精神的知识分子,“到民间去”,和农民一道,改造农村。

半个多世纪以前,晏阳初、梁漱溟等领导的乡建运动虽声势浩大,但最后结果还是“号称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如何让农民自己“动起来”一直是当年乡建领袖们的一大难题。(29)当年的难题今天依然是难题,但今天的“乡建知识分子们”有了更多新的理论武器,其中有一套新的理论来自海外,名为PRA(Participatory Rural Appraisal),即“参与式农村评估”,它源于参与发展理论,强调来自农户、依靠农户、与农户一道学习、了解农村、发展农村。PRA是当今世界上乡村建设的主流模式,近年来,贵州农科院在加拿大国际发展研究中心的支持下,在贵州最落后的一些村庄开始了实验。PRA的基本工作原则是,主张向当地人学习,尊重当地人的知识,外来者不讲课、不指示,在项目中只扮演协助者,强调参与、讨论,分享知识、经验和角色,启发当地人自信和自治。据报道,在贵州的凯佐、草海等参与PRA实验的村庄,农民有了“更多的收入、更民主的管理、更有尊严的生存、更持续的发展”。(30)2003年,著名的“三农”学者温铁军在河北定州发起创办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以“人民生计为本,多元文化为根,合作互助为纲”为行动原则,推动中国乡村的可持续发展。晏阳初、梁漱溟、陶行知等先辈的平民教育理想与乡村建设精神,在这里得到了传承与发扬。

本书定稿之时,正值全国人大十届四次会议正式批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规划》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并把新农村建设的目标和要求概括为“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31)这一政策体现了农村全面发展的要求,也是巩固和加强农业基础地位、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举措,表明我国的农村建设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无疑是一个艰巨和长期的任务,如何制定科学规划,注重因地制宜,从实际出发,尊重农民意愿,防止形式主义和强迫命令,扎实稳步地推进,尚需全国上下进一步的探索。近代中国的乡村建设,无论其成功或失败的经验,或许都能给今天的新农村建设一些有益的启示,这也算是本项研究的一点现实意义或期盼。

【注释】

(1)费尔顿著,杨昌栋、杨振泰译:《基督教与远东乡村建设》,广学会,1940年,第348、359页。

(2)出自Sherwood Eddy,Pathfinders of the World Missionary Crusade(NewYork:Abingdon-Cokesbury,1945),p.199.晏阳初认为“三C”影响了他的一生,“三C”即孔夫子(Confucius)、基督(Christ)和苦力(Coolies)。1919年,他就在法国手创的《华工周报》上撰文《革心》一文,第一次公开披露他一生努力的目标,并首次把“三C”结合在一起。见吴相湘:《晏阳初传——为全球乡村改造奋斗六十年》,岳麓书社,2001年,第24—25页。

(3)余牧人:《基督教与中国乡村建设》,上海,广学会,1948年再版,第34页。

(4)毕范宇:《乡村建设运动与宗教教育之间关系》,载《中华归主》第一百五十三期(1935年2月1日),第8页。

(5)孙恩三:《中国乡村建设运动在呐喊》,载《中华归主》第一百三十八期,识字运动专号(1933年9月1日),第5页。

(6)这个提法在1928年耶路撒冷会议上正式确定下来。徐宝谦在为黎川实验区定下的工作目标,即“以基督教牺牲博爱服务之精神,及近代科学之方法与技术,结合同志,共同努力共同生活,藉以建设基督化的农村社会”。见氏著:《黎川实验区的目标与步骤》,载江西基督教农村服务联合会:《黎川实验区第一年工作报告书》(1934年9月至1935年9月),第22页,藏上海档案馆,123-资料-32。

(7)徐宝谦:《论乡村社会与社会改造》,载《乡村教会》第三期(1942年12月),第4页。

(8)T.H.Sun,“The Churchin China’s Rural Reconstruction”,The Chinese Recorder,Vol.71(August 1940),p.501.

(9)徐宝谦:《黎川实验区的理论与实际》,载《中国基督教会年鉴》第十三期(1934—1936),第102页。

(10)前引费尔顿:《基督教与远东乡村建设》,第359页。

(11)ArthurL.Carson,Agricultural Missions,A Study Based upon the Experience of 236 Missionariesand Other Rural Workers(Cornell University,1933),pp.105-106.(www.daowen.com)

(12)黄彰贤:《对于本校今后的希望》,载《协大青年》(1931年5月),第34页。

(13)P.C.Hsu,“Can the Church Helpin Rural Reconstruction?”The Chinese Recorder,Vol.68(January 1937),p.19.

(14)庐广绵:《乡村建设》,载徐宝谦编《农村工作经验谈》,上海:青年协会书局,1936年,第6—7页。

(15)前引P.C.Hsu,p.20.

(16)王明道:《人能建设天国吗?》,第11页,转引自吴利明:《基督教与中国社会变迁》,香港:基督教文艺出版社,1981,第153页。

(17)语出自王治心:《如何使基督教文字达到社会的中心》,载《文社月刊》第一卷第二册(1925年11月),见邢福增《基督信仰与救国实践——二十世纪前期的个案研究》,香港建道神学院,1997,第400页。

(18)Stanley Lautenschlager,“Shantung Christian University and Rural Education”,Educational Review(Vol.XXI,No.1,January 1929),p.7.

(19)徐宝谦:《我怎样决志参加农村工作》,载氏编《农村工作经验谈》,第75页。

(20)Frank Wilson Price,The Rural Church in China:A Survey(New York,Agricultural Missions,Inc.,1948),p.241.

(21)Frank W.Price,“Training Rural Pastorsand Lay Workers:What We AreLearning from Shunheachen”,Agricultural Missions Foundation,Inc.,Mimeograph Series No.32,p.3.

(22)余牧人:《基督教与中国乡村建设运动》,成都,1943年,第77—78页。

(23)同上,第75—76页。

(24)Ch’I Kuang Tou,The Joint Councilon Extension Service to the Rural Church-North China,Agricultural Missions Foundation,Inc.Mimeograph SeriesNo.103,p.4.

(25)孙友农:《安徽和县乌江乡村建设事业概况》,载乡村工作讨论会编:《乡村建设实验》(第一集),1934年版,收入上海书店《民国丛书》第四编第15册,第115页。

(26)世界基督教乡建的情况可参阅Ralph A.Felton,Hopes Rises from the Land(Friendship Press,Inc.,1955).

(27)可参阅张福良的自传,When East Met West:A Personal Storyof Rural Reconstruction in China(New Haven:Yale University,1972).

(28)此处资料来自http://www.catholic.org/fides/Chinese/2000/4t/c20001117/c20001117.txt.

(29)梁漱溟:《我们的两大难处》,载《梁漱溟全集》(第二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第574—575页。

(30)关于这场实验的具体内容可参阅《南方周末》记者刘天时的报道,题目是《有民主有尊严共谋发展:知识分子乡村实验PRA》,2001年2月1日,总第886期,第一版。

(31)详见温家宝:《关于制定第十一个五年规划建议的说明》,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5-10/19/content_3648236_2.htm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我要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