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基督教乡村建设：世俗与宗教之间

基督教乡建运动的神学基础是社会福音，但它并不为基督教内保守的福音派（基要派，宣扬个人福音为主）所认同，因此乡村建设运动一直受到福音派的质疑。福音派认为教会在世的唯一使命就是传福音，反对从事任何社会改良，更不赞成社会福音派“在地上建立天国”理论，他们认为在世俗社会永远不可能建立天国，如王明道所言：“我们不相信在一日比一日坏的世界凭人力能使理想的社会实现。我们信神在基督复临以后要建立他的国。我们不提倡人须努力改良社会好使天国实现的臆说，我们宣称基督再来，用铁杖治理万民，除尽罪恶，建立天国的福音。”⁽¹⁶⁾福音派基督徒只追求个体属灵的幸福和对永生的盼望，对现实社会的改良毫无兴趣，神圣与世俗在他们的世界里是不可混淆的，他们批评社会福音派把基督“降为改良社会的工具”，教会成为改良社会的团体，削弱了本应传扬福音的功能。福音派的批评暗含着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即“基督教对社会、国家的贡献究竟应该是什么”？或用当时的话讲“什么才是基督教独家出卖的东西”？⁽¹⁷⁾对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是福音派和社会福音派之间对立的原因之一，也是基督教乡建必须面对的问题。

在福音派看来，只有耶稣基督的福音才是特殊的，拯救失丧的一个个灵魂才是基督教对中国有可能的“特殊贡献”，社会福音派虽从未声言放弃对个人拯救和“中华归主”的终极关怀，但它更看重社会与国家的集体拯救。有教会人士曾问孙中山先生，“基督教怎样才能对中国尽其最大的贡献？”中山先生回答：“中国各地的基督徒倘能建设强有力的基督化社会，这便是基督教对中国的最大贡献。”⁽¹⁸⁾这个回答颇能代表社会福音派信徒的一般思想，他们把福音与改造社会的美好理想紧密结合在一起，把神圣价值与世俗价值统一在“基督化社会”的理念之中。

虽然社会福音派在理论上尚能自圆其说，但在实际事工中却往往难以实现，对此，乡建领袖徐宝谦深有体会，他说：“冶宗教与科学于一炉，在理论上已非易事，今想于农村改造实际的经验中，证明宗教与科学联合之可能性，更属谈何容易？”⁽¹⁹⁾基督教乡建工作者深信通过对农民和社区的服务，便能基督化乡村社会，但基督教的乡建活动怎么能保证一定会吸引并能皈依农民，或者加深他们的信仰理解呢？这一点连最早在中国提倡乡村建设的前金陵大学农林科科长芮思娄1947年远东之行后，也感到是个难题：“我们怎样才能把农村改良和宗教意识的培育、礼拜统合在一起呢？很多农民是基督徒，但有多少基督徒农民能够理解，他们的农耕生活都是上帝之手在做工呢？又有多少农民在日常生活中的经验能把他们引向理解、体验上帝的存在呢？”⁽²⁰⁾毕范宇在一篇文章中曾流露出这种怀疑：“社区服务真的能满足社区需要吗？它有教育和宗教价值吗？”他在思考究竟“什么是基督教对乡村建设的特殊贡献？”他试图在教会与社区计划两方面取得平衡，但发现围绕人和上帝两个焦点来发展，实际上非常困难。⁽²¹⁾的确，在乡建历史过程中，我们不难发现，大部分的乡村建设实验都没有明确的宗教工作计划，或虽有明确的宗教计划，但在社会需要或政治环境的压力下，或缺乏人才，福音事工往往被忽略，除个别案例（如樊家庄、淳化镇）外，也看不出基督教乡建运动在推进“乡村归主”方面的明显贡献。而且，在技术层面上，基督教所有乡建工作，除宗教事工外，都可由政府或其他组织来完成，因此，基督教对中国乡村和农业的贡献也就称不上是“特殊贡献”，基督教真正能为中国作出“特殊贡献”的地方就只剩下信仰和道德领域，而这正是基督教乡建最有可能作出贡献的方面。徐宝谦多次强调，基督教乡村建设的贡献主要是道德方面的。然而，黎川实验区的不尽如人意，让他的结论大打折扣。因此，从对中国的“特殊贡献”这个意义上讲，福音派的质疑也不是没有道理。(www.daowen.com)

福音派与社会福音派的争论由来已久，一直延续到现在，甚至也影响到学术研究的方法，学者在这个问题上的不同立场倾向自然会导致对基督教事业的不同评价。笔者无意为某一派辩护，但是，如果考虑到中国近代社会救亡图存的时代处境，一批忧国忧民的基督徒力图效仿耶稣的榜样，满足国家与社会的迫切需要，从基督教中寻索救亡和国家重建的方案，那么，社会福音派的立场不仅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应该肯定的。具体到基督教的乡建运动，基督教面对中国乡村的衰蔽和农民的困苦，他们试图把信仰和福音落实在改善农民生活的实践当中，运用科学的方法来全面改造乡村社会，同时也希望能够实现“把天国建在地上”的理想，以此而论，乡建的正当性也不应该被怀疑，而这也恰是耶稣救人救世精神的体现，这总比把信仰和福音局限在口头上，只注重个人灵魂拯救上天堂，而漠视周围食不果腹的农民要更慈善、更人道，至少在中国更适合农民注重实际的文化传统。

因此，可以说基督教乡建运动中的真正问题并不在于它的正当性，而在于这项事业超出了它的承担能力，但在近代中国救亡图存、政府无力的背景下，它又不得不背负部分重任；同时，在乡建运动的实践中，它无法缓解福音传扬与社会重建之间的张力，这两个主要问题，使中国近代基督教乡建运动陷入一种非常尴尬的两难困境。在一定程度上，基督教乡建的困境也代表了社会福音派在近代中国所遇到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