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基督教乡村建设对中国基督教运动的贡献与影响

从本书前面论述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基督教所从事的乡建运动对中国近代基督教运动的影响，具体有四个方面：

第一，把基督教教义应用于乡村社会，体现基督教对社会下层实际生活的关怀。近代大部分中国教会的观念还是比较狭窄，“人生犹如苦海，社会无法改善，但求灵魂得救，早上天堂，人生任务已了”，在此种出世的基督教思想之下，是不可能产生任何改造社会动机，也不会产生基督教乡村建设运动的。⁽⁷⁾

第二，改变了基督教以往实际重城市的传教战略，开始重视乡村和下层民众，教会认识到占中国80％人口的乡村对实现“中华归主”的重要性。

第三，它开创了新的宣教方法，农业成为继布道、医疗、教育之后的又一重要宣教方法，被称为基督教事业的“第四维”（the fourth dimension）；乡村工作不同于以往“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单一宣教模式，它既要拯救个人灵魂，也关怀个人所生活的社区的福利，追求个人和社区的全面基督化。

第四，乡建运动促进了中国教会本色化的实践历程。基督教乡建运动的主要领袖之一孙恩三在1940年时把乡村建设运动与中国教会本身的关系作了如下表述：“基督教尽管在中国传播已一百多年——如果把天主教也考虑进去就是几百年，但基督教还没有融入中国人的生活。乡村运动现在认识到教会是这次运动本身所必需的一个部分，也是实现这次运动的目标不可缺少的一个因素。这是第一次把教会从中国国民生活的边缘拉向中心的本土化的运动（It is the first indigenous movement to draw the Church from the margin toward the center of China’s national life）。”⁽⁸⁾中国基督教乡建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解决乡村教会的自立自养问题，试图把乡村建设与教会建设紧密结合一起，为中国乡村教会的本色化寻求一条可行之路，是一次主动积极的尝试。

但我们也必须看到，基督教乡建运动的理念与实践之间存在着很大差距，如果以乡建运动所取得的实际成绩与所宣称的目标相比，可以说基督教乡建运动是失败的，即使在小范围区域内的实验，其成功的例子也不多见，尤其是在“基督化乡村社会”的目标方面。当然，有很多原因可以解释。(www.daowen.com)

首先，基督教会和全国其他乡建组织一样，面临着恶劣的社会外部环境。中国近代农村问题，从根本上讲是一个政治问题，如土地制度的不合理，政府的苛捐杂税，社会动荡以及外敌入侵等，而包括基督教在内的所有乡建工作者虽然能认识到这些政治制度方面的问题，如1936徐宝谦在总结黎川基督教农村建设实验区经验时就谈道：“同人等深觉，农村建设，必须与大规模的政治改革双管齐下，始能真正彻底。如土地制度的改革，实为农村建设的先决问题。”⁽⁹⁾费尔顿也谈到中国“需要有服务精神和诚实的政府”作乡村改造的基础。⁽¹⁰⁾但这些在当时的政治条件下都是完全不可能的。因此，仅这一点就注定当时所有的乡建运动不太可能取得真正的成功。

其次，对教会而言，它本身亦存在着很多问题。其中最大的问题是，教会拥有的资源并不能胜任乡村建设这样庞大的社会改造工程。这里所谓的“资源”主要是指教会的经济和人才。基督教乡村建设是以改造整个中国乡村社会为目标，从作物改良到农民合作，从识字教育到医疗卫生服务，从公民意识到宗教教育，内容是综合性的、全盘性的，需要充分的经济和人才准备，而中国教会在这些方面不仅没有优势，恰恰是它的弱点。早在30年代乡建初期，农业传教士贾尔森就敏锐地觉察到，在教会对乡建兴趣增长的同时，也面临一个危险：用不充分的资源从事着复杂的建设计划。⁽¹¹⁾大部分乡村教会是靠着西方差会的津贴维持，自立自养一直是长期困扰教会的难题，因此，大部分乡村教会在实施乡建计划时都颇感困难，除非得到差会的特别资助，而经费一旦断绝，建设也往往自动终止。

至于人才的贫乏，在教会看来更是基督教乡建的障碍。乡村教牧人员所受教育往往很低，能讲解四福音书、会组织崇拜、祷告就算不错了，但要让他们领导全局性的乡村建设就勉为其难了，因此，尽管教会从20年代就注重对教会乡村人才的培养，基督教的大中学和神学院也确实为此做过不少努力，但总体上讲，基层教会乡建人才的匮乏是个不争事实。

还有一个问题，在教会学校和神学院受过中高等教育的人才，毕业后却很少能回乡服务，出现了“教会的人提倡到民间去呼声是最高的，可是真心要去实行的人只是寥寥无几”的见怪不怪的现象。⁽¹²⁾黎川实验区就是个典型例子，它是在基督教的所有教会及团体内实行动员，但在两年半的时间里找不到一个大学生来负责农业工作，也没能找到一个愿意奉献的医生。⁽¹³⁾这不仅是专业技术的问题，人们不禁要问：作为基督徒的“爱心”和“牺牲”精神在哪里？因此，作为基督徒的庐广绵曾对乡村工作者提出最低限度的素质要求：一是具有耐心，二是埋头苦干、任劳任怨，三是信仰民众。他对基督徒青年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就是要背负“十字架”和“牺牲服务”的精神，否则，“眼前的这个高唱入云的运动，不久会像过去盛行一时的社会运动的命运一样，昙花一现而已”。⁽¹⁴⁾因此，基督教乡村建设领袖对教会大学学生的培养非常重视。徐宝谦认为，如果基督教高等教育不能造就一群愿意为中国85％的人口服务的青年男女，那么现在就应该对其进行一番彻底的定位和重组（re－orientation and reorganization），“基督教高等教育的重组，目标应该在灌输给学生服务的精神，健康的体魄，训练他们合作的精神”。⁽¹⁵⁾

乡村教会人才短缺，在教会高层也不例外，全国基督教协进会乡村干事张福良和孙恩三等相继离职后，居然再找不到合适能干的人来替代。1935年之后协进会再也没有召开过一次全国性的乡村工作会议，在协调已有的乡建工作方面没有什么积极作为。

另外，教会宗派林立，基督教协进会缺乏有效的动员能力和机制，使本来就不充裕的资源得不到充分利用。徐宝谦到达黎川工作的第一年就因为工作人员所潜藏的宗派意识而不能顺利开展。所有这些，不仅大大制约了基督教在建设中国乡村的世俗层面有更多的贡献，同时直接影响到教会实现自立自养的目标，所谓“基督化乡村社会”也就成为空谈，从而让乡建可能具有的对中国基督教运动的意义打了折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