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基督教对中国乡村建设运动的贡献

基督教乡村建设作为中国近代乡村建设运动的一部分，它的贡献是多方面的。这里主要提及三点。

第一，基督教会实质上是中国近代乡村建设的先驱。在20世纪初期，来华农业传教士率先开始了乡村服务，他们不仅创办了中国最早的第一流的农业高等教育，而且最早倡导和研究防灾救灾、平民教育、作物改良、农产品展览会、农民夜校、农村妇女教育、家庭教育、电化教育等，并把局部的分割的乡村服务发展成为以村社为中心、关怀身心的综合性乡村建设运动。基督教在中国乡村建设历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其先驱地位不仅常常被当时的人所忽略，在今天也是如此。

第二，基督教学校为中国乡村建设运动输送了大量的优秀人才。很多著名的乡村建设领袖如晏阳初、陶行知、傅葆琛、张福良等都是基督教学校培养出来的。基督教大学在人才输送方面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如金陵大学在农业改良、燕京大学在社会管理、齐鲁大学在乡村卫生、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在妇女训练方面，都为各地的乡村建设（尤其是世俗性的）提供了很多有训练的青年男女。晏阳初所领导的平教会和定县实验很多工作人员来自燕京大学，1948年在南京成立的中国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后迁到台湾省）很多领导人物都是出自基督教学校。还有很多西方传教士也承担了与乡村建设密切相关的非教会机构的领袖，如华洋义赈会的两干事之一、燕京大学教授艾德敷、中国工合领袖艾黎和顾问戴乐仁、农复会畜牧生产组组长亨德等。30年代全国各大银行在提倡乡村合作运动时，通常向教会领袖要求人才合作。美国康乃尔大学农学院教授费尔顿认为，农村生活改进所最急需的是大公无私的领袖，而基督教会就是要“造就一般有基督精神的领袖为国家服务”。⁽¹⁾1943年5月，美国各高等学术机关举行“哥白尼逝世四百年纪念大会”，选举全球十位具有革命性贡献的伟人，晏阳初是其中之一。单就晏阳初一人在中国和世界上的影响而言，基督教的贡献已经很了不起了，也难怪最早培养晏阳初的中国内地会为此备感自豪。⁽²⁾(www.daowen.com)

第三，基督教的乡村建设无论在手段还是目标方面，都更加凸显了道德与宗教信仰的重要性。晏阳初认为中国的乡村问题源于“愚穷弱私”，因此，用四大教育（文艺教育、生计教育、卫生教育、公民教育）来解决；梁漱溟认为中国的乡村问题是“文化失调”，因此，倡导“创造新文化，救活旧农村”。但从基督教的立场来看，他们认为中国的乡村问题，不仅在于“愚穷弱私”和“文化失调”，而是“人们缺乏更高尚的宗教信仰”，⁽³⁾因此，基督教的解决方案就是不仅要使农民在物质上得到完满的生活，也要在性灵上使他们得到丰富的生命，通过主耶稣的信仰而真正“得救”。毕范宇说：“我们都在盼望中国新乡村建设运动能够充满耶稣的理想和他的生命。我们都觉得乡村建设没有宗教的能力在里面，一定得不到完备的结果。我们都觉得乡村建设必须有高尚的信仰作基础。我们信仰的基础，就是爱人的天父，救人的耶稣基督，一个实行公义人道和博爱的天国。”⁽⁴⁾这段话颇能体现基督教乡村建设的深层意义。孙恩三也认为，基督教的灵性运动、人格建设，都是基督教对乡村建设运动最大的贡献。⁽⁵⁾

其实，晏阳初的“四大教育”中的“公民教育”主要就是道德的训练和国族意识的训练，他说“我们所做的工作，不是造制度的工作，乃是造人的工作”；梁漱溟倡导的“创造新文化，救活旧农村”，也包含着道德伦理的重建，深信国民道德的涵养、公心的建设，实在是一切乡村改造工作的基础，所以在他办的乡农学校里，国民精神教育课为人人必修。他们各自的乡建理念立场不同，但都有信仰建设的因素在里面，对道德训练和高尚信仰的追求应该是一致的，只不过基督教的乡村建设更加注重信仰的因素而已。

以上这些有时被教会引以自豪的贡献，虽然很重要，但并非是基督教乡建的主要目标，基督教乡建工作者强调的目标是要“建设基督化的农村社会”，或是“基督教的乡村文明”。⁽⁶⁾这里既有对世俗社会的追求，也有对神圣信仰的追求，用社会福音神学的话语表述即“把天国建在中国的乡村社会”。从本质上讲，基督教乡建运动主要是近代基督教社会福音思潮运动的一种实践，它代表着一种新的宣教理念。因此，从宣教和教会的角度来评论基督教乡建，也许更能准确地把握它对中国基督教运动的意义和影响，同时，透过基督教乡建运动的成败得失，也可以体认社会福音神学理论在中国近代社会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