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步入新时代的基督教乡村建设

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战争的节节胜利，人民终于迎来解放，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基督教乡村建设工作者如何看待这个新的时代？如何在工作中处理与政府的关系呢？下面主要就华北和华东地区，简要说明基督教在新时代下的乡村建设。

在华北解放区，基督教乡村工作者最早注意到了共产党的干部和军队，看到穿着粗布制服、每天吃小米、蔬菜的政府要人，看到服务老百姓的军队，也看到解放区说到办到的政策。⁽⁵⁸⁾他们也注意到共产党领导下的乡村工作：“我们在解放区农村中也逐渐看到种种彻底的、基本的改革与建设。”在此种形势下，基督教在新的时代能否对农村建设还有所贡献，很多人持怀疑态度，“有人觉得共产党在搞农村工作，基督教也在搞农村工作，在经济力、人才、时间等各方面，基督教是不如共产党的，所以基督教应当放弃农村工作，还是回到大都市去传道吧！”⁽⁵⁹⁾

这一时期出版的《田家》“言论”申明了基督教乡村建设的立场，它认为这两个说法很容易使人想到两个意思：第一，基督教在农村事业上与共产党竞争；第二，基督教的主要任务是传教，传教以外的各种服务等工作，应该让别人去做。《田家》认为这都是不正确的。理由是：第一，“我们认为真正的基督教与共产党（或现在的当政者）在农村方面不是竞争的，而是合作的，不是重复的，而是互助的。例如，共产党已经做了土改的工作，我们无须再做。而我们要做的，乃是别人尚未做或不能做我们能做的事，如医药服务工作，在乡村各地未能基本展开，我们基督教有医药方面的人才，有药品和医院，我们就可以配合政府的方策，协力医药服务工作”。第二，“基督教是以传道为中心的，但传道却不仅限于口头的宣传，而是要在生活的各方面把基督教的真精神传扬出去。医药工作、农业推广、文字教育都是传道，也只有在这些方面入手，才能把基督教真正灌输给农民。目前的工作是多得很，目前的机会也多得很”。⁽⁶⁰⁾

透过《田家》的“言论”，可以看到，基督教力求在新时代的农村建设中仍能有所贡献，“基督教与一个真正为人民服务的政府的关系，应当是合作的，互相补充的，而不应是互相竞争和对立的”。⁽⁶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当天，《田家》又转发《天风》杂志的文章《中共当局对中国教会的一个号召：下乡》，是董必武在华北区青年会会议的演讲词。董必武肯定了青年会所做的许多事情，是符合中共政策的，也是适合当前社会需要的，因此，他极盼望青年下乡多做些卫生和教育的工作。⁽⁶²⁾这是对基督教乡村工作者的一种肯定，一种鼓舞。

《田家》主编张雪岩在1949年12月15日《田家》发表了《圣诞新解》的文章，他认为这个节日的选择与耶稣出生的实际日期无关，乃是根据一种历史性的济贫救难的神话故事而来的。他认为耶稣在宗教信仰上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他用批评的革命精神驳斥了犹太民族传统的封建的反动的历史观、世界观和人生观”；耶稣“不仅在思想上、理论上是一个革命家，也是一个革命生活的实践者”；“耶稣的宗教信仰是科学”；“耶稣所走的是群众路线”。⁽⁶³⁾通过重新诠释耶稣的形象，部分教会领袖为新时代的乡村建设找到了信仰上的根据。

1949年夏天，张雪岩从美国回国，由于积极支持中国的革命事业，他作为基督教界的代表之一参加了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他在《田家》接连不断的大胆言论以及对美国的严厉批评，在其上级主管机关华北农联看来，显然过于激进。华北农联董事会主席李荣芳多次劝导张雪岩遵守农联章程。张雪岩无法接受，因为《田家》主要靠美国差会津贴出版的，因此，张雪岩筹划创办工艺社，以副业生产来补助办刊经费，谋求自力更生的办法，将《田家》从华北农联分离出去，以保持其独立自主的言论立场。不幸的是，1950年1月28日，他突发脑溢血去世。《田家》因缺乏主编停刊将近两年，直到1951年底由刘龄九接任才复刊。

1949年10月，全国基督教协进会乡村委员会曾召集了一个小型会议，讨论了新形势下的乡建计划，乡村教会在新社会应该有的地位，以及如何更好地服务政府。新中国成立后，华北农村建设联合会基本还是由传教士掌握。1949—1950年，华北农联度过了历史上“决定命运”的一年。它不得不接受政府当局的考验，在它看来，人民政府以严厉也许是怀疑的态度来看待华北农联是正常的。他们很清楚政府对待基督教的态度，“它是人民的鸦片、反动力量还是帝国主义的工具？这都需要仔细地研究、检查和考验。每一个政府不熟悉的机构在被新秩序接纳前都要经过这一程序。我们所做的正是我们所声明的，一群真正的基督徒热心从事着乡村服务”。⁽⁶⁴⁾

华北农联的乡建服务仍继续进行，举办了农产品展览会和培训班，作物改良、畜牧和推广也都正常进行。1948年关闭的电化部也逐渐恢复工作。当地政府甚至委托他们训练120名年轻人，用于河北省的农业推广。华北农联有15亩农场，一开始被划为“富农”，课以重税，后来他们争辩说这些土地是用于服务农民，税收应和其他土地一样，政府同意了他们的请求。1950年，华北农联在人事方面重新改组，以前都是传教士担任总干事，现在由保定同仁中学校长杨绳武担任，他们努力向新政府表明，这个服务农民的基督教组织可以为国家建设做出贡献。⁽⁶⁵⁾华北农联通过自办的报纸《华北农联通讯》向政府和世人传递合作、友好的信心，称：“把握为人民服务的时机，农联迈上了新的阶段”；“中国人民今日已走入新民主的时代，为人民群众服务的基督教会，也毫无疑义地要和人民站在一起，共同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我们认为，教会应把握为人民服务的机会，深入人民生活里面，发扬服务的精神。这个认识加重了我们服务的热忱勇敢。我们深以今日教会事工的正确路线应当配合新时代解放的事业，发扬博爱的真理。”⁽⁶⁶⁾

《华北农联通讯》

金陵神学院乡村教会科也表达了同样的态度，在其出版的《乡村教会》季刊发表社论《教会怎样应付现时代的挑战》，号召教会不必逃避现实，要“借现实鼓励教会前进”，希望信徒以服务人为目的，“我们的服务牺牲一定要比别人更彻底更纯洁，我们才能领导这时代的人归主。我们的信仰与行为要一致，理论与实践要合一才有价值”。⁽⁶⁷⁾乡村教会科号召各乡村教会积极拥护土地改革政策，“现在教会拥护土改，不光是喊口号，凑热闹，乃是要我们表现出真诚的爱国家爱人民的实际行动”。⁽⁶⁸⁾1950年的教会和基督徒表现出了对新时代、新社会的热情，学着用革命的话语来表达、解释基督教的服务理念，“人民”、“为人民服务”、“新民主主义革命”等词汇开始在与“上帝”、“博爱”“牺牲”等惯用的教义词汇紧密结合起来，并逐渐在教会界流行开来。

1950年2月27日到3月4日，苏皖基督教农村服务联合会在金陵大学开会，与会人员有来自39个乡村教会的71名代表。34个教会的代表报告说，他们的教会人员、平信徒或牧师在新政治体制下仍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有的担任村长，有的担任村政府某部门的主管，或任农会会长，或任某个人民组织的委员；乡村基督徒不但没有受歧视，反而很快融进当地建设之中。⁽⁶⁹⁾

福州协和中学复员后，乡建工作恢复，并于1948年11月正式成立福州西郊基督教乡村服务区，1949年8月福州解放以后，服务区向市军管会备案，在人民政府指导下仍继续兴办各种事业。其秉持的目标仍是“本博爱、服务精神，实施提高农民生活之方法，建设乡村社会”。采取的方针，是用“教育方法，配合政治，以宗教、农业、保健为工作中心，就家庭单位着手，建设乡村社会”。⁽⁷⁰⁾虽然困难很多，但对服务区仍有信心，因为看到“人民政府对建设农村事业，改革人民生活，促进农工生产等项工作，尤表积极”。⁽⁷¹⁾

全国基督教协进会乡村事业部还新创办了《乡村教会通讯》，除了报道全国各地教会的乡村建设情况外，更注重宣传共产党的宗教政策，强调为人民服务和基督教是相通的，“虽然基督教是有神的，共产党是不信神的，但也可以统一的，神学问题可以撇开不谈，为人民服务是可以站在一条线上的。你们看共产党所实行的，哪一样不合《圣经》呢？……基督教应该向苏联东正教看齐，与政府打成一片”。⁽⁷²⁾全国基督教协进会乡村干事汪锡鹏，自称“一向喜欢在乡村工作”，解放后即奔走南北，考察全国各地的乡村教会。在乡村教会工作中一向不被提起的山东耶稣家庭，由于汪的发现和极力宣扬，已成为中国建设自养自立的乡村教会的典范，引来众多参观学习者。⁽⁷³⁾

1950年5月2日，华北农联、苏皖基督教服务协会、福建农联、江西农联、江浙农联举行联席会议，检讨过去，确定将来的工作方针，如何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将基督服务爱平民的精神与目前的国策打成一片。会议通过的主要决议是，基督教乡村服务应配合政府全盘建设的计划；加强宗教信仰上的崇拜为工作上的实践；协助乡村信徒为劳动英雄，协助各地教会自立自养；举办慈善事业，先与地方政府洽商妥当，以免冲突、破坏全盘计划。⁽⁷⁴⁾

与政府打成一片，为人民服务，是基督教会面对新的时代条件所做的一种处境化反应。基督教的乡村建设工作者大多秉持自由主义式的神学，强调对时代处境的适应，满足社会的需要，因此，这一顺应潮流的处境化反应是很自然的，可以理解的，尽管遭到教内部分信徒的反对。同时，这时期的基督教乡村建设运动，受群众运动的影响而普遍政治化，建设教会的目标和属灵需要被自觉或不自觉地淡化。我们可以看到，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间里，基督教乡村建设已融入社会主义建设之中，最初意义的“基督教乡村建设运动”也就此终结。

【注释】

(1)宋恩荣编：《晏阳初全集（一）》，第219页。

(2)庐广绵：《乡村建设》，载徐宝谦编《农村工作经验谈》，上海：青年协会书局，1936年，第1页。

(3)John H.Reisner，The Effects of the Sino－Japanese Conflicton American Educational and Philanthropic Enterprise in China：V.Rural Reconstruction（American Council，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1939）.

(4)James A.Hunter，“Rural Fairin Fu Hsing Chuang－1938”，The Chinese Recorder，Vol.69（December 1938），pp.670－672.

(5)“The Luo Ho Rural Service Center”，The Chinese Recorder，Vol.72（January 1941），pp.45－47.

(6)James A.Hunter，“The Lu Ho Rural Service Center”（correspondence），The Chinese Recorder，Vol.72（June 1941），pp.324－325.

(7)前引John H.Reisner，pp.5－8.

(8)T.H.Sun，“The Churchin China’s Rural Reconstruction”，The Chinese Recorder，Vol.71（August 1940），p.496.

(9)John H.Reisner，The Effects of the Sino－Japanese Conflict on American Educational and Philanthropic Enterprise in China：V.Rural Reconstruction（American Council，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1939），p.3；朱敬一：《金陵神学院乡村教会科本年工作报告》，载《乡村教会》第九期（1947年6月），第10页。

(10)Ibid，pp.9－10.

(11)Kimber H.K.Don，“The Lichwan Service Center，Kiangsi Christian Rural Service Union”，p.3.RG08－40.

(12)Ibid.，pp.4－6.

(13)Frank Wilson Price，The Rural Church in China：A Survey（Agricultural Missions，Inc.NewY ork，1948），p.230.

(14)Ibid，pp.229－230.

(15)Ibid，pp.232－233.

(16)T.H.Sun，“The Churchin China’s Rural Reconstruction”，The Chinese Recorder，Vol.71（August，1940），pp.495－496.

(17)牧人译：《玛德拉斯大会关于乡村教会的提案与问题》，载金陵神学院乡村教会科编：《乡村教会》第二期（1941年7月），第16—17页。

(18)见《乡村教会》（创刊号），第3页。1947年6月出版九期后，改为季刊。

(19)杨昌栋：《福建区乡村教会推广工作概况》，载《乡村教会》第二期（1941年7月），第19—20页。

(20)以上报道均见《全国乡村教会推广工作近讯》，《乡村教会》第一期（1940年12月），第22—24页；潘钧祥辑：《乡村教会推广事工近况》，载《乡村教会》第三期（1942年12月），第17—18页。

(21)冯家棂：《云贵区昭通乡村教会实验区工作报告》，载《金陵神学院华西特刊》第24—26页。

(22)“Kiangsi Christian Rural Service Union，Lichuan，Kiangsi”，The Chinese Recorder，Vol.72（January 1941），pp.44－45.

(23)朱敬一：《中国乡村教会当前之急务》，载《乡村教会》第八期（1946年12月），第10页。

(24)朱敬一：《战后中国乡村教会事工建议》，载《金陵神学院华西特刊》（1945年8月），第6—8页。

(25)Annual Report of the College of Public Affairs for the Academic Year 1937—1938.RG11－303－4711.

(26)Annual Report of the College of Public Affairs for the Academic Year 1938—1939.RG11－303－4711.

(27)Annual Report of the College of Public Affairs for the Academic Year 1939—1940.RG11－303－4711.

(28)《教育系乡建工作》，见《燕京新闻》1941年5月24日，第四版。

(29)Annual Report of the College of Public Affairs for the Academic Year 1939—1940.RG11－303－4711.(www.daowen.com)

(30)John H.Reisner，The Effect of the Sino－Japanese Conflict on American Education and Philanthropic Enterprises in China（V.Rural Reconstruction），American Council，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1939，p.8.

(31)Tsinan Institute，Annual Report（1940.12），RG11－244－4004.

(32)Cheeloo University Rural Institute，Homemaking Department，1940.RG11－244－4004.

(33)Educational News，“Fukien Christian University”，The Chinese Recorder，Vol.70（June 1939），pp.342－343.

(34)罗德里克·斯科特著，陈建明、姜源译：《福建协和大学》，珠海出版社，1999，第105—106页。

(35)南京大学高教研究所编：《金陵大学史料集》，南京大学出版社，1989，第220—221页；张宪文主编：《金陵大学史》，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第388—392页。

(36)Mr.＆Mrs.B.A.Slocum，Annual Report of University of Nanking（1940），pp.2－3.RG11－238－3934.

(37)B.A.Slocum，1939 Annual Report，College of Agriculture，University of Nanking，March 1940，p.1.RG11－200－3429.

(38)Nanking Station Report，1941，p.26.RG11－237－3922.

(39)Mr.＆ Mrs.B.A.Slocum，Annual Report of University of Nanking（1941），p.2.RG11－238－3934.

(40)University of Nanking News letter，Number 1，January，1944，p.2.RG11－238－3934.

(41)Mr.＆ Mrs.B.A.Slocum，Annual Report of University of Nanking（1941），p.2.RG11－238－3934.

(42)Excerpts from Letters from President WuYi－fang（1938.6.6），p.6.RG11－148－2912.

(43)Alice Chang，Volunteer Service in the Jenshow Rural Center（1940），pp.1－2.RG11－159－3008.

(44)The Rural Service Programat Ginling College，pp.1－2.RG11－159－3008.

(45)B.A.Garsideedited，The Effects of Sino－Japanese Conflictson American Education and Philanthropic Enterprises in China（Higher Education），American Council，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p.11.

(46)Minutes of the Enlarged Meeting of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of the University of Shanghai（1939.4.10），p.1.RG11－240－3948.

(47)《边疆服务部委员会第五届年会孔副会长致词》，载中华基督教会边疆服务部编：《边疆服务》第五期（1943年2月1日），第2页。

(48)W.B.Diang，“An Oasison A Vast Human Desert”，in Chest S.Miao，ed.，Christian Voicein China（New York，Friendship Press，1948），pp.181－182.

(49)关于中华基督教会的边疆服务，近年已有专门的研究计划，如四川大学杨天宏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华基督教会边疆服务研究》，论文有邓杰：《中华基督教会边疆服务研究》，四川师范大学历史系硕士论文，2004。

(50)A.R.Crouch，“A New Age for Christian Missions in China”，in Papers of the Border Service Department of the Church of Christin China，RG.17，pp.4－5.

(51)Frank Wilson Price，The Rural Churchin China：A Survey，pp.237，239.

(52)John Reisner，China Report：Recommendations for China，pp.3－7.耶鲁大学神学院藏档，HR1000－9.

(53)海珥玛著，何慈洪译：《基督教会的乡村工作》，第68—69页。

(54)朱敬一：《金陵神学院乡村教会科本年工作报告》，载《乡村教会》第九期（1947年6月），第10—11页。

(55)傅葆琛：《华大乡建系概况》，载《华西乡建》创刊号（1947年1月1日），第4页。

(56)《〈华西乡建〉创刊旨趣》，载《华西乡建》创刊号（1947年1月1日），第1页。

(57)《1947年齐大校长报告》（中文译文），山东档案馆，J109－01－568，第1页。

(58)“言论”，《基督徒应当虚心学习》，《田家》第十五卷第二十一期（1949年6月1日），封面。

(59)“言论”，《基督教的农村工作》，《田家》第十五卷第二十三期（1949年7月1日），封面。

(60)同上。

(61)同上。

(62)《田家》第十六卷第五期（1949年10月1日），第9页。

(63)《田家》第十六卷第十期（1949年12月15日），第8页。

(64)“Testing Days：Report of the North China Christian Rural Service Union”，p.1，James A.Hunter’s Paper，RG8－100－14.

(65)“Testing Days：Report of the North China Christian Rural Service Union”，pp.1－2.，James A.Hunter’s Paper，RG8－100－14.

(66)华北基督教农村服务联合会：《华北农联通讯》（无期号，无时间，应是创刊号，1950年），第1页。

(67)“社论”，《乡村教会》，第三卷第二期（1950年6月）。

(68)“社论”，《乡村教会》，第三卷第三期（1950年9月）。

(69)“Rural Christians in Kiangsuand Anhui”，N.C.C.News（April，1950），vii.

(70)《福州西郊基督教乡村服务区报告书》（小册子，1949年10月），第1—2页。上海档案馆，编号123－资料－42。

(71)同上，第23页。

(72)《乡村教会通讯》第二十二期（1950年11月1日），第1页。

(73)详见陶飞亚：《中国的基督教乌托邦：耶稣家庭（1921－1952）》，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4，第213—218页。

(74)《协进会汪锡鹏谈乡村服务方针》，载《乡村教会通讯》第十二期，第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