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日战争对基督教乡村建设的影响

中国大规模的乡村建设运动兴起于30年代初期，其时日本已经侵占东三省。全国主要的乡建团体并没有发表抗日救国的通电、宣言等，仍在那里埋头实验，这并非是他们没有爱国的热情，而是他们另有看问题的角度。不论是晏阳初、梁漱溟还是基督教会人士，他们都认为乡村建设是国家建设的一项重要工作，更是救国根本之途。晏阳初认为抵御外侮也须得通盘打算，“但其根本要图，则仍在建设，仍在以教育推进建设”。⁽¹⁾庐广绵认为当时的国难是结果而不是原因，他主张要从问题的症结上去根究去摸索，而乡村建设就是他们深思反省的结果，“虽然心中有无限的凄楚，但觉着这却是解决中国问题之必由途径。中国问题的严重，远过于摆在我们眼前的一些事实，乡村建设很显然的是一条迂阔而缓慢的路，但还有比这更迅速更敏捷的路吗”？⁽²⁾

七七事变后，华北地区的乡建运动便首当其冲受到影响。1937年9月24日定县沦陷，平教会的实验被迫停止。12月底日军占领山东，梁漱溟领导的乡村建设也告停顿，华北最著名的两个乡建实验就这样随着日军入侵而告一段落。他们的工作都已转向华中和西南地区。抗战以前，中国基督教教会若干有生气的乡村建设项目，由于地方沦陷，或因经济、人才的匮乏，交通阻塞等原因，暂时停顿或被迫放弃者很多。如战前颇有成就的华北基督教农村服务联合会，在战时工作几乎完全停顿，只有个别传教士因为英美国籍的庇护还能勉强工作。珍珠港事件之后，他们也被抓进监狱或被迫逃离，乡村工作完全停顿。太平洋关系学会美国委员会在战争开始后不久，就着手调查战争对美国在华教育和慈善事业的影响，并于1939年11月油印出版了只限内部传阅的报告。该报告分为五章，其中第五章是关于战争对基督教乡村建设的影响，由金大农学院前任院长芮思娄执笔。⁽³⁾这篇报告描述了从战争开始到1939年10月间，基督教在全国乡建活动的大体情况。

华北各个地区由于日军深入程度不同，乡村建设所受影响也有差别。河北通县潞河乡村服务部每年秋收后都要举行农业展览会，已连续十年，但由于1937战事影响而不得不停办。1938年10月，服务部决定在复兴庄举办一次展览会，日期选在中秋节，碰巧也邻近10月10日“双十建国节”。潞河中学职业班特别准备了林木与园艺展览。展览会的主要特色还是农产品和家庭手工业品的竞赛，从北平和通州邀请的专家为获胜者颁奖，潞河乡村服务部还为改良的牲畜、果树和作物种子颁发证书。这次展览会和以往相比算不上很成功，但在战争带来的恐惧和无望的气氛之下，这个展览会在占领区算得上很大的成功，甚至是独一无二的活动。⁽⁴⁾1939年展览会又停办。1940年，乡村服务部联合潞河中学和富育女中在潞河中学校园举办了一次农业展览会。和以往展览会不同的是，展品规模很小，只有112个品种，而以往都有上千种，最多时曾达到三千种；观众也不同，农民很少，主要是附近的学生，包括三所公立学校甚至北平的学生。⁽⁵⁾服务部的冬季农民学校仍能成功进行，到1940年已连续举行了13届，有学员54人。⁽⁶⁾

北戴河美以美会园艺试验站、河南安阳加拿大合一会的农业试验站比较幸运，都没有遭受战争的严重影响，但模范村由于有日军占领，工作被迫停顿，灌溉计划也被毁掉，原计划创办的华北乡村神学院被迫推迟。胡本德夫妇经营了三年的保定樊家庄实验，曾被教会认为是最有希望的实验，由于日军经过该村，很多房屋被毁，人们逃离家园，实验完全中断。齐鲁大学虽然大部迁到成都，但乡村服务社成员（大部分为外籍人士）仍留在济南坚持工作，龙山服务社成为一个以教会为中心的自立实验牧区。

华北基督教农村事业促进会文字部主办的《田家半月报》1937年9月先迁到长沙，1938年又迁重庆，最后迁成都。多次的迁移使其本来不多的经费更为紧张，订户也急剧下降，最低只有3500户，⁽⁷⁾但到1940年订数又上升到7000户，大部分是西南地区的新订户。⁽⁸⁾战前战时的十年间，《田家》发表了大量唤醒民众抗日救国的言论，张雪岩本人就撰写了《九一八》、《多难兴邦》、《华北问题与民族自救》、《九一八又到了》、《已到了毁家纾难的时期了》、《中华民族不可动摇的自尊自信》、《正义之声》、《军事第一与士气民气》、《国内战局与国人信念》、《纪念抗战五周年》等文章，向农民宣传抗战救国，号召全国团结，一致对外。(www.daowen.com)

华东地区主要是金陵大学农学院，其损失主要是房子和一些设备，大多被战火毁坏。1937年12月金大西迁至成都，南京仍留有少数职员，一方面保护财产，另一方面照顾周围的几块农场。他们还组织了一个短期的“农民之子”培训班。农学院去了华西后，虽然学生入学受到一些影响，但推行的教学计划仍是很完整的，研究和实验都很快和当地需要结合起来，也比以前更紧密地把自己的计划与全国性问题联结起来。金陵神学院在淳化镇的乡村工作实习处一再被军队占用，房屋被严重毁坏，果园、树木砍伐殆尽，鸡场、牛场、猪圈等设备完全一空。⁽⁹⁾金陵神学院乡村教会科也迁到成都，和华西协和神学院的工作基本合并进行，战时主要帮助各区推进乡村教会工作（详下）。

1939年早些时候，福州协和中学迁到内陆城市，没有实验农场用做学生实习，就和附近的农民签订协议，到庄稼地里实习。福建协和大学在1936年秋天成立了农学院，1938年大学整个迁往闽西的邵武，战争并未影响大学的乡建工作，而且邵武的环境比福州更适合乡村工作，大学在这里继续着福州时的研究和实验，并有更多的机会为周边乡村服务。⁽¹⁰⁾

战争对江西黎川实验区的影响到1939年才变得严重起来，在经费和人事方面都遇到了困难，包括总干事在内的一批工作人员辞职。这年10月在赣县张福良的家里召开了董事会议，一致通过决议，必须想尽一切办法让黎川实验区继续下去，任命邓述堃为实验区总干事。邓本是中华圣公会安庆教区的牧师，这时刚从美国回来，该区主教韩仁敦（D.T.Huntington）准许邓带薪去黎川工作。邓从中华圣公会又召集了8名工作人员，在美以美会传教士力宣德主教（Carleton Lacy）的帮助下，在上海找到了两位医生来负责黎川的卫生工作，其中一位是美国安息浸礼会的女传教士康兰德（Grace Crandall）。康兰德曾多年在江苏六合差会医院服务，这时已70岁，志愿到黎川服务。战前一直是实验区软肋的宗教教育，这时才得到加强，有了专职宗教干事。在村长的支持下，一处宗祠被改造成为礼拜堂。⁽¹¹⁾战时黎川实验区除了能勉力维持各项乡村建设工作外，又有新的发展。一是救助战争难民，组织男性难民开垦抛荒地，组织妇女纺织，都能自食其力；二是建立孤儿之家。1940年春天开办时有五十多个孩子，也为他们提供初级教育，六年中有4个毕业班，每班有10～20个学生。由于董事会的一些会员单位不能及时提供经费，实验区在经费方面困难很大，工作只能勉强进行。⁽¹²⁾

“珍珠港事件”发生前，传教士特别是美国传教士处于中立地位，因此，他们在沦陷区主持的乡建活动还能维持下去。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大部分外籍传教士被日军羁押或驱逐，沦陷区的乡建活动基本停止，少部分人员转移到后方继续进行。各地的乡村教会也由于受到日本的威胁，活动基本停止，如美以美华北大会澜县的27家乡村教会，有22家已停顿，敦化教区的22家中有19家也告停顿。虽然教会的数目有所减少，但整体上乡村基督徒的数目却是增加的。⁽¹³⁾毕范宇根据他所调查的材料，推论全国10000家乡村教会中至少有25％遭受了严重的财产损失。教牧人员的损失也无可估量，很多被杀、受伤及被疾病夺走了生命，很多因为教会经济困难而离开了教会。全国基督教协进会在1946年的调查显示：在研究的777家教会中（包括城市和乡村），有15％的教牧人员在战争年代离开了岗位，其中43％的人是因为经济原因。⁽¹⁴⁾特别是珍珠港事件后，从美国差会来的款项不能及时供给，教会顿感困难，人员维持都很困难，乡村建设也无从谈起。

大后方的基督教乡村建设在战时却得到了加强。很多教牧人员从沿海省份流亡到华西，连同很多的教育机构及神学院，特别是金陵神学院，它在四川、云南、陕西、华中开展了人才培训和教会推广活动。抗战期间，四川还多次举办乡村工作者会议。⁽¹⁵⁾战前，乡村建设在经济方面首先注重农业，战时由于很多工厂被毁，为了救济这些工人，也为了增加国家生产军品和民品的能力，在后方农村普遍兴起了一种乡村轻工业，有些大点的企业是私人投资，有些是工人自己拥有和经营。孙恩三认为从乡村建设的角度来看，这一新发展不仅对中国经济的贡献意义重大，而且预示着新的经济秩序，即工业并不从农业中分离，而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这为战后重建打下基础。⁽¹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