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黎川踏上政治之途

黎川实验区东山民校

黎川的工作跟全国其他地方的基督教乡村建设比并无特别之处，也是包括农业改良、乡村工业、教育、卫生、合作、家政、娱乐、宗教等几个方面，方法也基本没什么两样。但黎川与经委会和省政府举办的乡村建设一比，就有很大的区别，经委会在江西的11个农村服务处是政府行为，行政命令和行政干预是其主要的工作方法，利用的是从上到下的政治方式；而黎川作为教会与政府合作的产物，采取的是协进会当初确定的“合作的独立”政策。黎川实验区从一开始就得到上至蒋介石夫妇、江西省主席，下至黎川县县长的支持，本也可以利用一些政治势力，但黎川究竟该用何种方式，让主持者们颇费思量，因为最后讨论的结果是用自下而上的社会方式，保持私立的、基督教的社会事业性质，但同时对于政治势力也要“取得相当联络，并加以相当运用，否则种种计划必有窒碍难通之处”。所以实验区确定“以社会工作的精神，去运用政治的力量”。⁽¹¹³⁾但黎川在开办近两年之后，这种情形又发生了变化。

黎川实验区举行升旗礼

黎川实验区手工班

徐宝谦在接手黎川工作之后，其中一个目标就是要把各种工作的单位从村一级进到区级或者县级。很显然，要达到这个目标，必须要靠政治权力，打通政治路线。1935年10月，徐宝谦借去无锡参加第三届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之便，在南昌见到省主席熊式辉，谈到这问题时熊曾主动提议，让他们保荐人做区长。这下给徐宝谦和江西基督教农村服务联合会带来了新的难题。董事会认为，如果由他们任命区长，就意味着直接卷入江西的政治，远离当初定下的“合作的独立”政策。尽管犹豫不定，但董事会最后还是倾向推荐一名工作人员做黎川第四区区长。不过，徐宝谦也考虑到取得政权后的难处：区的范围太小了，如果县的政治不清明，必导致处处陷入困境；政治力量如果不能善用，必致增加民众痛苦。⁽¹¹⁴⁾

但黎川方面一直到12月都没有任何行动，熊式辉有些不耐烦了，因为这时他正在考虑如何将全省各类乡建工作纳入一个统一的轨道。这时牧恩波已从美国回到南昌，熊责备基督教害怕应付政治腐败，让牧解释为什么基督教徒愿意去做令人高兴的社会服务工作，却拒绝去处理罪恶、腐败这样的事呢？牧无言以对。牧和教会一样也处于矛盾、犹豫之中：社会福音要求多少政治参与呢？基督教的信仰允许多大程度的政治参与？⁽¹¹⁵⁾这对整个教会来说一直都是难以回答的问题。

在省主席的坚决要求下，江西基督教农村服务联合会同意任命负责宗教组的陈兆恩为区长，这就标志着教会决心参与当地的政治。这个消息在教会界引起了不小的波动，这对置身其中的人来说同样也不是容易接受的事。牧恩波引用中国成语“骑虎难下”表明他的感受：“如果现在下来，我们将如何走？如果坚持骑在虎上，老虎会把我们带到何方？我们决定继续走下去。”⁽¹¹⁶⁾走下去的结果即是黎川实验区完全被纳入了省政府统一的架构中。1936年2月，为简化、统一江西的农村工作，熊召集本省14个农村工作团体开会，包括黎川实验区，会议产生了“江西省农村改进事业委员会”，熊亲自担任委员会主席。每个乡建单位包括一个区，区长由其中的一名工作人员担任。陈兆恩也正式被省政府委任为黎川第四区区长，实验区开始被纳入省政府所颁布的“管、教、养、卫”三年计划。⁽¹¹⁷⁾

从“合作的独立”到完全走向政治，这样的结局毕竟不是江西基督教乡村建设设计者的初衷，招致了教会同人的不少批评。而作为黎川实验区的主持人徐宝谦，面对批评也有他自己的苦衷和理由，从他的思想变化上可以找到这一转变的脉络。(www.daowen.com)

徐宝谦在接手黎川后对农村建设是否应利用政治力量，一开始是很谨慎的。他说：“有人认为农村建设，要达到目的，必须利用政治势力。这种主张，未始没有相当理由。不过，我对这种主张，仍然不能不怀疑。政治力量，固然可以利用，然而利用政治势力，流弊也非常之多。”他所谓的流弊是指，第一，用政治力量去改革，见效虽速，往往仅达表面，人民隐情，反而不能上达，所以，政治的改革，必须依靠社会运动家的辅佐，才能彻底；第二，运用政治力量的人，其自身并不是完全的，如果运用者不得其人，则古人所谓“操刀必割”，反足以祸国病民。因此，徐宝谦认为“中国的政治，因数千年的积弊，非先经彻头彻尾的改革，政治力量，根本不适用”。所以他认为要利用政治力量改造农村，必须要有两个先决条件：运用政治者必须得人；政治本身必须先经彻底改革。⁽¹¹⁸⁾在1935年10月11日的日记中，他对是否利用政治仍很犹豫，“农村建设，如不用政治力量，则成就异常微小。如用政治力量，则又有几种意想不到之麻烦”。⁽¹¹⁹⁾

然而，黎川实验所得的经验逐渐让他改变了想法，感到没有政治力量，工作不易推广，种种困难使他最终改变了对政治和利用政治的看法。他认为基督教既“以改造整个生活相号召，则政治当然包括在内。不但如此，政治对于人生，处处有关系。设政治不清，则整个人生的改善，殆将成为不可能。根据基督的精神，去澄清政治，并使政治成为建设的势力，正是吾侪基督徒的责任”。⁽¹²⁰⁾他强调黎川实验区的最后目的是在县单位的建设，走入政治途径，是“当然的步骤，应有的手续，决不是什么宗旨的改变”。⁽¹²¹⁾

这时，徐宝谦所确定的实验区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宗教、科学、教育与政治的结合，他解释说：“宗教的精神（博爱服务牺牲）是我们的出发点，也是使我们奋兴前进不灰心不丧胆的原动力。科学是供给我们解决问题之方案及技术的。教育是我们对待民众的态度与方法。我们要在循循善诱及虚心聆教之中，获得民众的同情与合作。同时，我们也要用政治的力量作建设的工具，使贪夫廉懦夫有立志。总之，宗教、科学、教育与政治四者必须合一炉而冶，才能完成我们的使命。”⁽¹²²⁾

另有三个因素也影响他转向政治。一是他注意到当时定县平教会因取得政治势力后（参与县政研究、改革），工作进展很顺利。晏阳初1933年在定县召开的全国基督教农村建设讨论会上曾提到，平教会本来是一个学术研究机关，要想将研究出来的计划，见诸实行，“非要有政治力量不可”。⁽¹²³⁾二是国联技术合作专家的意见。1936年2月2日，徐宝谦在南昌参加经济委员会管理处召集的讨论会上，国联专家司台帕（Stempa，南斯拉夫人）主张乡村建设要有一个全省的组织通盘计划，必须与政治打成一片。⁽¹²⁴⁾时任经济委员会江西管理处专员的张福良对教会参与政治也持肯定的态度，主张教会与政府合作，因为“政治的目的也是谋人民的福利，政府正需要大批热心服务的人到乡间去从事下层工作，以发挥政治的效能，所以教会应该切实与政府合作”。“以政治的力量，去推动各种事业，以宗教的热忱去感化农民。两者互相为用，工作进行就得事半功倍了”。⁽¹²⁵⁾这或许也是张福良本人离开协进会乡村干事位置去政府任职的原因。张福良在江西农村服务管理处的两年从政经历中体会到，有些事情单靠教育、劝说是做不成的，政治上的威权是必须的。他以政府在控制鸦片、种痘和义务教育方面为例，说明政治已显示出它的效率。⁽¹²⁶⁾

自从黎川加入政府通盘计划后，主持者徐宝谦对利用政治势力更多的是为其辩护：“本区自董事会议决，不拟采用政治方式，现今走入政治途径，并非放弃原来采用教育方法之主张，实因实际经验之昭示，有兼学政治方式之必要。按基督教传统思想，对于政治，每认为污浊。实则政治影响人生非常之大。设政治不清明，则整个建设也无从谈起。故本区进行过程之中，必须经过取得政权之阶段。至于本区同人，素无政治经验，一旦加入政治生活，能否胜任愉快，只好凭着信仰，努力做去耳。”⁽¹²⁷⁾

没有政治势力，工作不好开展，有了政治势力，工作效果又如何呢？据一位基督教人士在1936年11月21日《字林西报》报道说，“结果双方皆得利益，政府方面各机关行政效率有明显的进步，而实验区的成绩，亦有良好的结果。”⁽¹²⁸⁾这样的报道未免过于乐观，新任区长陈兆恩反映说，区署没有经费，命令不行，态度很是消极。⁽¹²⁹⁾区长虽然官衔不大，但也是一级政府，要负责行政、税收、交通、电报、教育、卫生、自卫、铲除土匪、腐败等种种政府职责。⁽¹³⁰⁾而实验区的同工一旦涉足政府管理，就发现问题很多。当地警察把不送孩子上学的父母抓起来关进祠堂，实验区牧师非常反对，不得不一次次给区长打电话，抗议这种不人道的做法。⁽¹³¹⁾据牧恩波的观察，区政府里充满了腐败，警察每月只有8块钱的工资，必须要靠压榨别人才能生存下去。“中国四千年的经验教会了他们如何作弊，任何书都不可能写出这些细节”。他发现区行政中根本没有审计可言。税收、罚款、学校捐献及政府开支，从来没有给任何人一个准确的报告，更不用说给农民知道了。⁽¹³²⁾一个孤零零的基督教徒区长要冲破陋习缠身的官僚体制，实在是太难。

和政治问题密切相关的是土地问题，我们从中也可以看到黎川乡建工作者们更加尴尬之处。基督教协进会早在酝酿黎川项目时就曾讨论过土地问题，认为这是要首先解决的。在1934年5月，江西的传教士认为，任何重建计划都必须面对土地问题，“在共产主义下，土地是作为共同利益存在的，中国最需要的就是土地”。⁽¹³³⁾当年访问江西的三名国联顾问也得出结论，认为造成农村形势动乱的主要原因是土地制度，只有土地问题先解决了，农民的生活才会很快有改善。他们为国民政府提供了一套改革方案。国民政府中也有人热衷于解决土地问题。但当1934年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失败，被迫长征后，国民党感到共产党的威胁消失了，顿时失去了土地改革的迫切动力，连那些热心的官员现在也变得冷漠了。前面提到国民政府经委会在江西的乡村建设中，采纳了国联顾问除土地问题外的所有建议。

工作人员对黎川地区的部分调查显示，在共产党来之前，25％的人占有75％的土地。在共产党的统治下，这些地主被驱逐，土地被重新分配。国民党来后，他们又恢复了原来的土地。胡本德等人当时认为，这正是设计一个比较理想的土地分配方案的好机会，并因此给蒋介石建议。一位西方观察家乔治·泰勒（George E.Taylor）在1935年访问江西后，警告国民政府在土地问题上的不作为，“这样的忽视意味着引起共产主义的真正原因还没有触及”，他认为国民政府害怕土地改革会疏离绅士阶层。泰勒认为这样做是很危险的，“一个农业国家如果不为千百万不能果腹的农民提供土地，那么，共产主义，虽然可能没有希望，但引起共产主义的原因却很难消失”。⁽¹³⁴⁾负责经委会农村服务处的张福良从另外一个角度解释不能进行土改的原因。他提出一个很特别的理由：土地改革之前必须先进行测量，而这需要一笔很大的经费，全省需要1100万，而这在当时是无法支付的。⁽¹³⁵⁾土地问题从根本上是个政治问题，虽然黎川实验区的领导人意识到其重要性，也得到一些政治势力，但如果没有政府的支持，教会显然没有能力解决土地问题。这一点连牧恩波也有些灰心，“没有最高权威在土地方面的支持，我们无法做更多。我们经常问，我们还能持续多久”？⁽¹³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