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黎川实验区的成立与初期工作

江西基督教农村服务联合会聘请的总干事牧恩波，1894年生于新西兰，1917年被基要派的普利茅斯兄弟会派到中国，1925转到公理会，一直在福建邵武地区的建宁从事传教工作。协进会和蒋介石选中他领导江西基督教的乡村建设，后来又被蒋任命为新生活运动的顾问，与政府的关系极为密切，当时被媒体称之为蒋核心层中最受信任的美国人，仅次于澳大利亚人端纳（W.H.Donald），是宋美龄最亲密的白人合作者。⁽¹⁰²⁾牧之所以被选中到江西从事乡村建设，和他在福建与共产党的遭遇有关，在当时教会人士中，没有人比他对共产党有更多的接触和了解。

靠近江西的闽西一带从1931年成为红军革命根据地，牧恩波被迫几次逃到福州沿海地区，在这段时间里他开始思考共产党与基督教之间的关系问题。在他回到从共产党手中收复的建宁后，看到县城由于军事斗争造成的一片狼藉，但也听见农民和工人坦率地讲共产党是穷人的朋友。他在1932年9月的一封信中谈道：“共产主义作为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方法，仍能引起很多学生的严肃思考。基督教能提出消灭社会罪恶的方法吗？这是很多人想知道的问题。”⁽¹⁰³⁾共产党给牧恩波留下了深刻而又矛盾的感受：一方面，他恨共产党对教会的“侵犯”，不喜欢共产党的学说；但另一方面，他又羡慕共产党的成功，佩服共产党的不屈不挠，赞同他们的很多目标。在他眼里，共产党才构成对教会真正的挑战。⁽¹⁰⁴⁾共产党在福建的成功使牧恩波对农村在教会中的位置产生微妙的影响。虽然他仍然关注乡村的福音工作，但农村经济和社会需要成为他考虑的首要问题。包德斐博士访华带来的基督教乡村建设浪潮给了他很多启示，给了他一种“新视野”。1933年春天他去定县参加乡村建设会议，更是深受感染。定县之行使他转变成为一个乡村建设的积极分子。回到福建后，他把在华北学到的平民教育和包德斐的乡村牧区结合在一起，在洋口地区开始了乡村实验。

牧恩波跟着蒋的军队到达江西内陆。他认为闽赣交界处、靠近邵武的黎川正是合适的地点，实验区中心定在第四区的文林郎，但工作人员还没有一个。他在《教务杂志》发表文章，介绍黎川乡村实验区，希望能招到一个6人或7人的工作小组，最好是受过农业、医药卫生、乡村工业、组织和宗教教育方面的人才，要求小组人员应完全是基督徒或有着基督教的目的。⁽¹⁰⁵⁾他亲自到南京、北平的教会大学和神学校招募工作人员。他认为理想的人才是“体格健壮、能吃苦耐劳、耶稣的好战士，为团队工作而牺牲个人志趣，为农民利益而奉献一切”，但没有高工资，只有艰苦的工作和一点生活补贴（每月大约有30元）。招募工作并不容易，但金陵大学、金陵女子大学、金陵神学院、燕京大学等基督教教育机构都准备承担某一方面的责任。在定县，晏阳初和他的同事仔细研究了黎川计划，答应在平民教育方面提供帮助。⁽¹⁰⁶⁾

与此同时，国民政府在江西举办的乡村建设也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划。经济委员会利用美国棉麦借款，准备在江西建设十个农村服务中心。1934年4月，经济委员会请求协进会，借调张福良到江西办理乡村建设计划。张福良是教会界最有活力的乡村工作者，他的调动对牧恩波来讲失去了一个很好的合作伙伴，对整个教会来说，也失去一名杰出的乡村工作领袖，但协进会更看重与政府的友好合作，最后批准张的调动，黎川计划主要由牧恩波主持设计。

1934年9月，工作人员基本到齐，一共男9人，大学毕业的4人；女5人，大学毕业的3人，文化程度很高。他们分别来自燕京大学、齐鲁大学和金陵女子大学、福州协和中学等。各公私机构包括省、县政府也给予密切合作，南昌医院协助卫生工作，经济委员会给予5000元用于购置基本设备，平教会派了4名工作人员帮助启动教育事业，黎川乡建工作正式开始。⁽¹⁰⁷⁾

由于黎川实验区特殊的背景，其工作引起政府教会界的密切关注，政府、教会各机关以及各文化机关和大学都注目此地的活动。开办不久，江西省教育厅长和一些著名中外教会人士戴乐仁（J.B.Tayler）、艾迪、梁小初、尚爱物等就来参观。外界的关注虽然给实验区带来不少帮助和鼓励，但同时也是很大压力。负责实验区教育工作的林肇文，在给母校燕京大学宗教学院徐宝谦教授的信中写道：“他们每次来时都给我们许多鼓励，增加了我们向前的勇气，同时使我们也感觉到我们这几个青年男女所负的责任，实在太大了。有时想起整个事工的前途我们更提心吊胆，不敢稍存疏忽之心。我们也觉得，设使这一次再跌倒，那整个教会的根基也要跟着动摇。因此，我是负着好几层的重责和使命，我的失败就是你们的失败，我的成功也是你们的成功，所以，我也希望本院的教职员和同学多给我个人指导与鼓励。”⁽¹⁰⁸⁾(www.daowen.com)

这时公理会认为牧恩波受的教育不足以领导乡村建设（牧的专业是医学），希望他去康乃尔大学农学院学习一年。牧在黎川工作启动四个月后很不情愿地回美学习。在1934年12月到1935年10月他离开江西期间，实验区先由狄尔耐代理总干事，2月他回南昌，又请保定公理会牧师胡本德代理。这期间黎川乡建组织不断发生变化，先是按照定县平教会的办法，设总务处、研究委员会、推广部，并以村单位推进实验工作，每村组织一个建设委员会。胡本德主持工作后，感到现有组织不完全，对工作目标及原则又重新厘定，决定以“基督博爱互助精神，研究与实验建设农村具体的方法，联络同志唤起民众，共谋农民精神与物质生活的建设”为目标；工作原则方面，特别强调要埋头苦干，不要夸大宣传。⁽¹⁰⁹⁾

从1935年8月，总干事改由燕京大学宗教学院徐宝谦担任。徐1915年毕业于北京税务学校，因受基督教影响而抛弃海关的优裕生活，进北京基督教青年会服务，担任学生事业，后赴美留学，1924年回国后一直在燕京大学教书。1935年3月，实验区去信邀请他任总干事，代理总干事胡本德也亲自出面邀请。徐虽有服务农村的志愿，但并未立即答应，而是做了很长时间的考量，特别是关于学校和家庭的问题。学校关于他能否使用一笔外来基金存在分歧，这与他的去留密切相关，而他也不得不考虑生活待遇问题，因为黎川每月只有30元工资，而徐家每月至少要开支170元。犹豫再三，5月15日他决志赴黎工作。⁽¹¹⁰⁾他自叙他从事农业工作的动机不只是救国，“救国自然是一个纯正高尚的动机，然而，我的动机，与其说是爱国的，毋宁说是宗教的”。徐解释所谓“宗教的动机”，不外眼见世人的痛苦而引起内心的恻隐及自慊的心理。⁽¹¹¹⁾

1935年8月，徐宝谦正式到黎川主持工作，首先开始三项工作：一是奋兴内部的团契，从个人及团体的修养入手，因为很多同工都是刚出学校的年轻人，性情训练背景志趣各不相同，不太容易完全打成一片，有时不免分宗派，闹意见；二是加强内部的组织，成立四组三部，即教育、生计、保健、宗教四组，总务、妇女、研究三部；三是讨论下半年工作计划，并讨论实验区三年计划。⁽¹¹²⁾徐接手的时间，正是黎川实验区第二年的开始。第一年由于人事变更太多，工作进展不顺，因此，徐到任后即着手和同工商讨制定实验区的目标、计划和步骤。徐的到来使黎川有了一个稳定的核心，各项工作开始有序进行。

黎川实验区

黎川实验区建设委员会

黎川实验区同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