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教会反应与实验区的酝酿

长孙维廉很快把这个消息传达给美以美会在上海的主教，建议教会立即要严肃对待，并尽快作出反应，否则，宋的兴趣会逐渐消失或转移。⁽⁸⁹⁾之后不久，他又收到宋美龄的一封信，对他有兴趣改善江西农业表示赞赏，并说，“蒋委员长和我对乡村建设都很感兴趣，如果您能仔细研究教会如何才能帮助政府这项工作，我们将会非常高兴，因为我们都相信，教会一定能对江西的乡村建设有明确的贡献。如果有可能，你应该去南京和无锡，研究一下那里的农业实验站的情况，然后做一个报告，我们可能会帮助你在江西建立一个农业研究中心”。⁽⁹⁰⁾长孙威廉从这信中看到保存豫章学校的希望，他立即动身去南京和华北考察乡村工作和共产主义的问题。

这时在牯岭休假的传教士正在史迈士（Lewis S.C.Smythe，金陵大学社会学教授）家举行一个讨论会，接着1932年的议题，讨论“基督教应如何才能如共产主义有号召当代青年的力量？”与会者得知了宋美龄的建议，讨论会邀请蒋介石夫妇在8月13日参加一次特别讨论。蒋介石因有公务不能出席，宋在谈话中认为，江西共产党曾占领的地区对基督教会构成了真正的挑战，教会应该尽最大努力，做好重建工作，她说政府欢迎教会对这些地区提出有实质性的计划，建议会议考虑她的请求。⁽⁹¹⁾

8月18日，会议临时决定，此消息将通过汉口吴德施主教（Bishop Logan Roots）传到上海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8月19日，吴德施和史迈士及米尔士（W.P.Mills）在牯岭会见了宋美龄，宋点了江西和福建之间的一个县，认为教会可以在这里开展工作，虽然还仍在共产党控制之下，但很快会被收复。宋再一次要求教会承担建设工作，她说：“如果我们的基督教是充满活力的，就应该担负起这个服务。”同时，她也答应催促政府进行土地调查。至于服务组织的结构，她建议在南昌组织一个委员会，她和蒋都会做其中的委员；管理机构将包括协进会的乡村委员会。⁽⁹²⁾

长孙维廉为了完成宋美龄交给的研究计划，奔走大江南北，参观了很多试验区，包括教会和非教会组织举办的，如南京金陵神学院淳化镇试验区、江苏省政府在徐州办的试验区、齐鲁大学龙山镇试验区、燕京大学在清河镇试验区、平教会定县试验区等。到1933年9月，他拿出了一份乡村建设计划。该计划包括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建立一个农业实验站，二是通过一组专家对某个地区进行短期的精深的农村改良，三是通过对当地领袖的训练把这种服务推广到更广泛的地区。⁽⁹³⁾长孙维廉在计划中区分了政府和教会不同的职能：政府应在这个领域担负主要的责任，如交通、土地租佃制度和捐税方面；教会的活动只能是政府行为的一个补充，不能与政府或其任何一个部门竞争，教会只是以服务他人的精神加入，一旦政府可以接收，教会应随时准备放弃全部或部分工作。⁽⁹⁴⁾(www.daowen.com)

长孙维廉的计划引起长时间的讨论，一个主要问题是经费，估计预算为每年20万，连续三年。这对遭受经济危机的教会来讲是个庞大的数字，教会必须寻求与宋美龄合作。8月26日，协进会执委会讨论了宋美龄的建议，考虑了经费、人员、教会和政府关系等一些重要问题后，同意由吴德施和协进会主席给宋写一封信，表示对这些建议很感兴趣，并将由协进会采取正式步骤来实施。为慎重起见，在随后两周里，协进会的副总干事罗炳生北上济南和北平，同那里的教会团体协商。罗发现济南和北平的意见一致，都认为“此邀请是一个不能忽视的挑战”，同时也考虑了两个随之而来的危险：一是基督教团体可能会和政府关系太密切；第二，教会可能会表现为南京政府经济理论的代表。华北各代表中，燕京大学司徒雷登和齐鲁大学张伯怀最热心，而华北基督教农村事业促进会的重要人物，也是富有乡村建设经验的胡本德却最为审慎。⁽⁹⁵⁾

到9月19日，协进会临时委员会讨论了宋的建议和长孙维廉的计划，最后形成8条意见：应该做这件事；应由独立的机构来实施；应保持浓厚的基督教气氛；如有可能，不用政府的补贴；要有确定的人员；要事先筹募经费；严格限定范围；计划一开始不要太大。⁽⁹⁶⁾但仍有一个主要问题没有解决，即如何处理教会与政府的关系，似乎让协进会感到颇为棘手：如果教会接受政府的资助，福音工作是否会受到影响；如果不接受资助，教会能否有能力支持这个项目。更有趣的是，协进会还非常担心另外一个问题，“用什么样的方法，才能防止人们把教会的立场与共产主义的经济理论联系起来呢？”最后，吴德施提出教会与政府之间应实行“合作式的独立”（cooperative independence）政策，在和谐的工作关系中教会应保持主动权和行动自由。⁽⁹⁷⁾

随后协进会邀请福建公理会传教士牧恩波（G.W.Shepherd）和张福良到南昌进行为期两周的调查。10月31日，基督教协进会在南昌开会，蒋介石夫妇和一些省里官员参加，会议成立“江西基督教农村服务联合会”，成员有美以美会江西大会、皖赣教区中华圣公会、南昌青年会、美以美女部会、中华基督教会闽北大会，由长孙维廉担任联合会主席。原拟聘安庆圣公会陈见真会长为总干事，但后来陈未能赴任，由牧恩波担任总干事。会议要求协进会支持新成立的联合会，发起一个乡村建设项目，如果可能，可以安排在曾由共产党统治过的地区，建议项目限制地区范围，可能只在一个县的一个区进行。蒋和宋在这次会上答应认捐一半经费。⁽⁹⁸⁾

至此，从宋美龄对长孙维廉的请求开始，协进会费了将近四个月的时间总算作出明确的回应，才开始具体的组织运作，教会反应的时间不可谓不长。究其原因，主要是政府的邀请对教会而言是不曾预料到的。协进会对如何摆正教会和政府关系，颇费不少斟酌，虽然从一开始就不可避免和政治沾边，但教会还是觉得远离政治为好，采取所谓“合作的独立”模式，尽可能保持它是基督教的事业。另外，教会对自己是否有能力发起这样一个规模的项目有很多保留。⁽⁹⁹⁾教会从事乡建工作虽然至少已有十年历史，但也体会到工作的艰巨性。罗炳生就说，如果认为教会现在可以从事一项大规模的乡建工作是非常愚蠢的。⁽¹⁰⁰⁾很显然，教会非常清楚自己的局限，但政府的热情邀请也是不可拒绝的，因为这将影响到将来两者之间的关系，更何况这个邀请也给了教会一个难得的机遇，如同张福良在1933年圣诞信中所说：“对这个挑战的成功回应将振兴我们的基督宗教，而且也为充满理想、冒险和爱国精神的年轻人指明了服务国家的方向；同时希望在乡村建设中，教会能找到应对共产主义挑战的明确具体的答案。”⁽¹⁰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