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淳化镇乡村教会实验区

淳化镇在南京东南40里，以前是南京通往杭州的要道，1934年京湖路（南京—湖州）开通，交通更为便利。根据金陵大学1930年调查，淳化镇方圆150多里，有57个村庄，17578人。村庄大小不等，小的只有30人，大的有1231人，每户平均人口为5.77。人口中一个很大的特点是客民（移民）很多，要占全部人口的70％，来自河南、湖北、山东及江苏北部，有的已好几代，有的只几年。客籍人民与当地人的语言、生活习惯、心理等多有不同。⁽⁴⁹⁾淳化镇原属江宁县第五区，是区政治中心，有公安局、区公所。1933年12月11日，江宁县改为自治实验县，由省政府聘任委员组成县政委员会，中央政治学校的梅思平教授任县长。江宁改制后，淳化镇改为第一区所属。淳化镇设立警察派出所和镇公所，有一所完全小学，淳化镇是个典型的中国乡村社会。⁽⁵⁰⁾

早在1892年，长老会就在淳化镇开创了布道工作，1912年买下一家大烟馆，改造成了福音堂。此后，金陵大学农学院创办人裴义理曾在该镇服务，他看见从山东和江苏江北来的穷人和难民，生活困难，就约同当地士绅，在淳化镇东北乡，划出荒地数千亩，招募难民去开垦。以后，农学院推广系在这里推广改良棉种、麦种，森林系办理造林用的苗圃等事业，经济系做社会调查。因此，金陵神学院准备在淳化开展乡村教会实验时，这里算是已有一点基础。⁽⁵¹⁾1931年12月，中华基督教会南京区会（以前的长老会）请朱敬一到淳化服务，负责实验区的教会工作。朱出身农家，中学时就献身乡村工作，毕业于之江大学及金陵神学院，曾在浙江任乡村牧师六年，有着比较丰富的经验和学识。淳化镇的实验工作正式从1932年开始，到1937年11月29日，因战争爆发工作被迫停顿。整个实验工作由毕范宇负责人才方面，朱敬一负责教会，余牧人、杨占一等协助。⁽⁵²⁾

他们确定的实验原则是：在教会本身方面，主张自力更生，自始至终要作为一个独立的教会，而不是金陵神学院的一部分，经济完全享受区会普通乡村教会的待遇，神学院不用经济来扶助它，只有乡村教会科的人才帮忙，目的是为了求得解决中国一般教会经济困难的经验。在教会服务工作方面，主张传福音的时候，不忘记服务；服务的时候，不忘记传福音：“使天国整个的工作，像火车一样在这两条钢轨上进行着”；服务工作所需要的财力和人力，不主张教会包办的方式，“因为教会的力量是有限的，而社会服务的需要是无限的，所以要利用合作的方法，用生活无限的力量，去供应社会无限的需要”。因此，要同城里各机关和本地的民众和机关，采取合作的态度。总之，他们的原则和理想，是“要领引不认识主耶稣的人，归信主耶稣；使已信主耶稣的人，更深切的认识主耶稣，更爱主，更爱国家，更爱人类。随意我们所渴求的，所求祷的是在一个更健全的社会里造成一个圣洁的，属灵的、前进的、现代化的乡村教会”。⁽⁵³⁾其进行的步骤从整顿老教友入手，因为如果教会内部种种问题，没有相当解决，去向外大声疾呼叫人进教，或建设新事工，不但困难，而且危机四伏。朱敬一所看重的是灵性的工作，“如果轻看了这一点，而偏重其他，如知识、经济、服务等工作，那是非常危险而必失败的尝试”。⁽⁵⁴⁾

从这些原则和步骤看，淳化镇的实验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以乡村教会为中心的实验。它和樊家庄的实验从性质上讲并无差异，但组织形式不同，一个是以市镇教会为中心，一个以村庄为中心，一个从整顿教会入手，一个先从村庄建设入手（樊家庄开始没有教友）。下面将根据具体的实验过程和结果，对该实验的计划和原则做一番检讨。为了叙述的方便，把实验工作分为两个部分：宗教层面（教会工作）和世俗层面（经济、社会服务工作）。⁽⁵⁵⁾

教会工作

教会工作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会友栽培，二是教会会务管理，三是教会经济筹划。

会友栽培的内容比较广，包括主日学、崇拜和训练工作。过去乡村教会的主日学不分级，男女老少一起听长老执事讲道，一个故事重复来重复去，方法和材料不能满足需要，朱敬一就设计了“学道班”，类似分级制的“主日学”，分男教友班、女教友班、男慕道友班、女慕道友班、青年班、儿童班、婴儿班等，教友担任各班的领袖。请神学院的一位研究生任总班主任。从最浅的识字班，到训练教友布道讲道。教材用的是朱敬一自己编写的《圣道初学》，青年班用的是《人格课程》，并采用圣经故事作辅助教材。朱敬一强调，各班的教材和教法，要以学员为中心来设计，而不是为教而教。⁽⁵⁶⁾

崇拜方面，中国教牧人员不满意以前太西化的崇拜程序，有的主张用东方宗教化的色彩，如供烛台、焚檀香、设大红桌等，但因恐引起思想较旧的教友或同道的反感，淳化镇教会没有采用，根据朱敬一的说法，并非勇气不够，是不敢违反同环境相适应的原则。他采取折中的方式，自编了一些乡村教会合用的仪式。很多教会的崇拜仪式，主领人说、唱、讲等一件接一件，被称为“走马灯式”的仪式，朱敬一认为缺少了个人自动与神交通的机会，因此，他设计的崇拜仪式增加了默祷、自省等节目。⁽⁵⁷⁾

淳化镇教会很有创造性地设计了“主日特别礼拜”。每月规定有一次特别礼拜，一年中1到12月份的特别礼拜分别是：奉献礼拜、学道节礼拜、植树节礼拜、复活节（清明节）礼拜、农民节礼拜、除毒节礼拜、儿童节礼拜、家庭礼拜、圣经礼拜、感恩节礼拜、识字礼拜、圣诞礼拜。一些新的节期是根据两重理由产生的：一是中国社会原有的有意义的节期，如同清明节、端午节，把他们改为基督化的节期；二是应付教会和社会的需要，如奉献、感恩、农民等节。设主日特别礼拜的理由是，希望农民在这个礼拜天一定前来，因为他们平时很忙，做不到每个礼拜都来教会。⁽⁵⁸⁾

设立清明思亲节礼拜，是因为中国社会一般人的见解都有基督教是“没有祖宗、不孝父母”的误会。淳化镇教会通过从《旧约》里发掘孝亲重祖的教训，认为耶稣基督自己是孝子孝孙的好模范。⁽⁵⁹⁾因此，要提倡教会清明思亲节，纪念祖先。方法是：请会友带来野地的鲜花，或把死去的亲属遗容带来悬挂在礼堂，没有照片就把名字写在纸上，饰以鲜花或纸花。然后一切崇拜、唱诗、讲道都是以纪念祖先、孝敬父母为题。思亲礼拜的本意是纪念追思死去的亲友，提倡孝顺健在的父母亲长。⁽⁶⁰⁾农民节，又称下种节，其意义是使农民知道教会和世人都对他们的辛苦表示同情，看重他们工作价值的高贵；同时，也为他们本年一切庄稼祷告上帝，从撒种到收获，求主祝福他们，亦叫他们知道神是和他们同工的。⁽⁶¹⁾除毒节，是根据中国端午节除五毒而来，用来提倡个人卫生、家庭卫生、社会卫生的卫生教育运动，和屈原“怀石投汨罗以死”已没有任何关系。⁽⁶²⁾

除了主日礼拜外，教会还注重平日的训练工作，这种工作主要是在家庭和福音学校进行。家庭工作内容比较广泛，如提倡家庭改良、家庭礼拜、男孩女孩平等、家庭读物等，建立示范家庭：房子墙壁要用石灰刷白，多开窗户通风，垃圾要放到远的地方，人畜分开居住，脸盆、面巾分开使用，孩子多喝豆浆等；福音学校分高级初级两种，都是趁着农闲的时候，集中训练，连续举办了六年，每次都有二三十人参加。教会还举办识字教育、会友家庭探访、普通常识栽培、儿童工作和青年工作。这些工作都是结合社会服务工作一起进行的。⁽⁶³⁾

在会务治理方面，中国和西方会友对教会的责任心有所不同，中国会友“吃饼”心态较重，愿意为教会奉献者很少，教会自立很难。朱敬一认为，这主要是宗教教育的原因，只要用创造的精神去栽培教友对于教会有一种真正合理的感念，中国教会自立自养是不算难的。为此，淳化镇教会组织了“教务管理委员会”，使人人都有直接为教会服务的机会，还可以训练更多的平信徒义务工作人员。委员会分灵训、财务、事务、社会服务四股。⁽⁶⁴⁾灵训股负责主日礼拜、布道、学道班、福音学校等一切会友栽培的工作；财务股负责一切经济出入、预算、募捐等事，还负责教友小本储蓄借贷；事务股负责礼拜堂的日常管理、接待等；社会服务包括医药卫生、农民生计、平民教育、修路栽树等。⁽⁶⁵⁾

改善教会经济是这次实验的重点。教会自立自养在中国教会界已喊了多年，但并没有什么实际行动。因为西差会受经济萧条影响要断绝津贴，中国教会才被迫寻找自立自养的道路。淳化镇教会的做法是：在新年的第一个礼拜举行奉献礼拜，教友在一张“淳化镇中华基督教会会友奉献会志愿书”上填写他一年中对于教会的一切献捐和心愿，项目有现洋、捐工、捐土特产、代教会饲养牛羊猪、捐不动产等。此志愿书一式两份，会友保存一张，提醒自己在这一年内要尽可能地实现这些应诺，教会存一张。和以前不同的是，捐献种类并不局限于银钱。另外，在一年丰收后的感恩节礼拜时还举行特别奉献，效果也不错。⁽⁶⁶⁾

关于教会置产问题，西差会一向反对置产业维持教会，担心教会有产业后，教友就不努力捐献。但在朱敬一看来，其更大危险在于，一是容易叫人认为“教会有资本家剥削社会的嫌疑”，二是引起教会内部纷争。因此，淳化镇教会在置产方面非常慎重，有四个条件的限制：一是所置田地等不动产，是以会友捐工代做为目的；二是不置收租性的产业；三是教会产业委托区会管理；四是产主名称用淳化镇中华基督教会等代表，代表就是代表，不能成为主人。淳化镇教会按照这些原则置下四块田产，每年收入可达150元之多。⁽⁶⁷⁾淳化镇教会自立自养资金的来源有：本堂储蓄、西差会友人捐助的自立基金、银行贷款及金陵神学院乡村教会科主办的中国乡村教会复兴基金委员会。

社会服务工作

包括生计、社会、卫生和民众教育等工作，由金陵神学院淳化镇实习处、淳化镇中华基督教会及当地公私机关合作完成。

实习处为实验乡村教会如何协助农业及经济而设立的机构。为改进农民生计，特设农场，购置山地水田约50亩，并请金陵大学农学院指导，与中央大学农学院、中央农业实验所、中国银行等合作，以推进农业与合作事业。金陵大学小麦2905号、中大改良帽子头稻种、金大黄豆C332、棉花等试种都取得了成功，产量比当地品种高出很多。农业推广工作是把各村农民组成农业改进会，到1937年有15处，会员有300多人，通过该会传授农业知识。1934年起开始帮助农友组织合作社，到1936年已经成立了8家合作社，各社单独向中国银行借款。为推广金大2905号小麦，1937年成立了淳化区合作社联合办事处，以后又成立了稻麦生产合作社联合社，有15社加入。实习处在1933年、1936年举办农产比赛会，参加者踊跃，借此推广农业知识。⁽⁶⁸⁾(www.daowen.com)

社会工作方面：1934—1935年连续遭受旱灾，由淳化镇教会发起，邀请当地绅商各界人士参加，组织淳化镇社会事业促进会，办理救济工作。用以工代赈方法，借款购粮，贷给农民，为修塘堰之用。又向华洋义赈会借款5000元，组织各村借款修筑水利工程委员会，隶属于社会事业促进会。此次工赈历时两个月，修理大水堰二座，修理及挖深水塘240个，修筑沟渠51处，得益农民有1046户，2146人。此次水利工程基本达到预期目标，事后借款也都还清。社会事业促进会还用该会名义向本镇旅外商人通信募捐，得款用工赈方法，修筑道路和修理更楼。⁽⁶⁹⁾

卫生工作开始于1932年，起初在教堂后面的小屋内，只是准备一些简单的药品，由牧师为乡民治疗普通疾病。1933年1月，由实习处和教会发起，邀请当地领袖，共同讨论组织诊疗所的方法，结果产生了淳化卫生事业促进会。朱敬一牧师被选为第一任主席。教会的一位长老，慨捐基地一方，经费来自实验县县长梅思平、实习处和各界的捐助。当江宁自治实验县开始推行卫生计划时，淳化镇卫生事业促进会即向政府备案，由县政府每月津贴卫生所经费10元，从1935年7月增加到50元。县政府以此卫生分所为县卫生事业系统内之一，改名为“江宁自治实验县淳化镇卫生事业促进会设立淳化镇卫生分所”。县政府负卫生分所全部责任，促进会负卫生设计方面的责任。1936年年诊疗病人多达12942人次，1935—1936年为村民接种牛痘2800多人次，注射霍乱疫苗近500人。此外，组织环境卫生清洁、健康婴儿比赛、卫生展览会等。⁽⁷⁰⁾

民众教育工作方面：成立耕读互助团，其意是“耕田读书，互相帮助”。1933年冬季开始，先从一个村子着手，然后推广到12个村庄。其实验原则是，以乡村教会为中心，以基督教的信仰为基础，把民众教育与宗教教育打成一片，成为宣传福音领人归主的工具。具体步骤是，先在该村选出一两个教友，该教友识字已在1000以上，由传道人给予训练，然后征求团员，团舍。耕读互助团本身也是一个社会动员机构，如提倡团员的社会服务工作，农业改良，合作社、公益事业。⁽⁷¹⁾

以上是淳化镇乡村教会实验的大概。现在来看，这个为期六年的实验究竟结果如何？他们定下的原则和目标达到了吗？先看看实验主持人朱敬一自己的看法：“淳化镇的实验，经历了多少次的失败，才得到不过是一个极幼稚的雏形。不敢说有了什么成功，与其说有了什么成功，不如说失败，不过，只相信我们的原则——中国乡村教会要自立自养，就要自力更生，就是要男女老幼全体会友一起参加动员是对的。”⁽⁷²⁾朱敬一虽然有些谦虚，但从其话语中仍不难体会出他自己还是很满意的，特别是关于教会自立自养原则的实施。下面这些图表也许可以更好地证明这一点。

表5－1　淳化镇教会教友和捐献数目（1930—1936）⁽⁷³⁾（单位：元）

表5－2　淳化镇教会历年教友人数（1931—1937）⁽⁷⁴⁾

表5－3　每年主日平均参加人数⁽⁷⁵⁾

表5－4　淳化镇教会历年收入表（1931—1937）⁽⁷⁶⁾单位：元

这些表格中的绝对数字也许不能令实验者完全满意，但每一年比上一年的进步却是很明显的，从整体上讲，实验是成功的。布朗的论文对该实验区的评价也是肯定的，他说：“无论从社会服务、组织还是基督徒的增长和有价值的训练等方面，都不可否认所取得的成绩。在很多方面，淳化镇实验是教会面对中国乡村的一个新方法。”⁽⁷⁷⁾实验者的理想“在一个更健全的社会里造成一个圣洁的、属灵的、前进的、现代化的乡村社会”显然是太高远了，但其“抱定自力更生的原则”，“多得些解决中国一般乡村教会困难的经验”的目标，笔者认为也是初步达到的。教会的自立、自养、自治基本实现，教会的组织、崇拜礼仪、宗教节日、宗教教育都正逐步摆脱西方传统模式，根据中国人（农民）的需要来修订，一切都朝着中国本土化的方向发展，笔者认为这才是该实验区的最大特色，反映出实验者的勇气和创造性，也是对基督教乡建的最大贡献。

杨念群的研究对此另有看法。他认为淳化镇教会对清明思亲礼拜、农民节礼拜等宗教节日的改进“背离了传统基督教的仪规”，“偏离对纯粹宗教灵性的培育”，认为礼拜仪式的本土化改造“只是起到了新瓶装陈酒的形式作用，而无法最终改变中国人实际崇拜过程中的功利心理”。⁽⁷⁸⁾杨没能说明究竟何为“纯粹宗教灵性”。基督教的“纯粹宗教灵性”是什么？笔者认为很难界定，其实杨的说法是把基督教的所谓“宗教灵性”抽象化了，认为“传统的仪规”也是不能背离的，这就意味着基督教礼仪的任何革新都是不应该的，这也不符合历史。果真如此，那应该怎么去解说从创立起就开始不断变革的基督教运动呢？至于崇拜过程中的功利心理，其实中外一样，天下心同此理，这并不能成为教会不能改进礼仪的理由。笔者认为，这个问题还是应该放到当时礼仪改革的历史过程中解释。从朱敬一的著作里，至少可以得出结论说，对传统宗教礼仪的改进，是因为中国农民教友不喜欢、不接受，而革新后的礼仪却能得到教友的认可和欢迎，这就足够了。从中国基督教运动的大脉络分析，对从西方传来的基督教进行中国化，使其真正合乎中国人民的需要，这一直是包括西方传教士在内的中国教牧人员的追求，如余牧人所言：“西方教会传来的主耶稣的福音，我们当完全接受；但是西方教会传来的一切仪式和制度，我们却无完全接受的必要，应当取其中合用的，去掉其中不合用的，而创制真正适合中国信徒所需要的。……中国的乡村教会若不在这方面注意改进，则乡下人也必永远称基督教为洋教。”⁽⁷⁹⁾淳化镇教会的改革就是使基督教去掉“洋教”丑名的努力。

金陵神学院的经验表明：乡村建设为中国乡村教会的发展开辟了另外一条可能的新路子，教会的功能从传统的宣教，到承担社会服务，改变社区生活，成为基督化社区的中心，从单一变得更加丰富，这被毕范宇总结为“福音、宗教教育和社区发展可以手拉手”。⁽⁸⁰⁾并且，金陵在乡村教会的组织、经济管理及礼仪方面进行改革，大胆实验，可以说，他们真正开始考虑中国教会的处境，把讨论多年的本色化理想付诸实践，并在一定范围内取得了可观的成就。如果不是由于战争爆发使得这场实验和推广计划半途而废，金陵在乡村教会建设方面将可能有更多的经验与成就。

不过应该看到，淳化镇乡村教会实验的成功，有很多有利的条件。首先是人才方面，有一位有学识、有经验的策划者毕范宇，又有一位非常能干的牧师朱敬一，还有神学院乡村教会科的青年学子。其次，在社会支持方面，它的优势就更加明显，当地的大学、银行等公私机构都伸出援手，尤其江宁县政府，正赶上它自己搞自治实验，淳化镇在很多方面得到支持。因此，淳化镇实验的成功并不一定能在其他地方重复，至少从人才方面说，像毕范宇、朱敬一这样能干的教会人才实在是太少了。朱敬一在总结经验时，也特别强调，“这些实验和小小的成绩，是需要相当人才才能达到。在乡村教会改进过程里，人才是最重要的，光有方法和计划，而缺乏人才，是不容易收获理想的”。⁽⁸¹⁾因此，淳化镇的成功即使不算是一个特例，其工作方法也不能直接在各地作为普遍经验来推广，人才成为基督教乡建运动能否成功的重要因素。